李大钊史学革新观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李大钊论文,观探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1-108-04
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史学所发生的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以及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最先进的学科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它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健康的发展道路。这一变化的催生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李大钊在认真考察和深入研究中外史学思想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前发展，必须树立史学革新的观念，如此，才有可能摆脱旧史学的窠臼，以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取代旧有的史学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此，他在大力倡导史学革新的同时，对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以及理论取向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形成了他见解独到的全新的史学革新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
李大钊在其史学论著中指出，史学革新具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
其一，必然性。李大钊认为，史学革新是史学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一种变革，这种必然性源于人类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所必然形成的人们对历史的新的解释。他论述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页。）这种生气勃勃的变革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作为史学核心的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从而形成“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3页。）他进一步强调说：“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0页。）这种超越前人的对历史的新的认识，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旧史所纪”的许多内容是“虚伪的”，“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促使人们对旧史学进行“改作”和“重作”（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41页。），从而引发史学的革新，即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所指出的：“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29页。）
在《史学概论》一文中，他列举出衣服器具的发明创造、古代姓氏的起源、金属货币产生的时代等诸多重大史实，分析、论证了中国旧史中有关这些史实的记载和解释许多都是荒诞的和错误的。接着，又以对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等著名历史人物的记述与评价为例说：“从前的孔子观，是从前人的孔子观，不是我们的孔子观。他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亦是他们自己的释迦观、耶稣观，不是我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他们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稣作传，辉煌孔子、释迦、耶稣为亘古仅有天纵的圣人，天生的儿子，说出许多怪诞不经的话。”显然，生活于新时代的史家，不可能因袭这种陈旧、荒诞的记述和错误的观念，必然地要进行史学上的革故鼎新：“我们今日要为他们作传，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何关系等问题”。（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41页。）
通过理论上的阐释以及对实际事例的分析，李大钊告诉人们，旧史中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真实的”记述，“现在我们若拿新的历史眼光来看，知道那些记录完全是荒谬的。”当代史学不可能沿袭旧史的这种“荒谬”，史学革新必不可免。他强调说：“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必须改作重作”；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者，应当“推翻古人的前案，……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9、341页。）肩负起“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的史学革新的使命，这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0页。）
其二，连续性。李大钊指出，史学革新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连续性，史学的革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生生不已的过程。他在《史观》一文中说：“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随着历史观的不断更新，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也“与时俱化”，对于“同一史实”，“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这种伴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着的对历史的“解释”，引发人们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写作，推动着史学的不断革新。正是史学的这种不断的革新，才使原本活泼无比的“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人物”，“永永生动于”人们的“脑际”。（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29～230页。）
在《史学概论》一文中，李大钊强调指出，旧史学中存在着许多记述上和观念上的错误，促使当代史学工作者通过史学革新对其进行“改作重作”。但是，史学革新并非就此为止，“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并不能“断定”就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41页。）可见，任何“改作和重作”都不是史学革新的结束，都会在新的时代被新的改作重作所取代。也就是说，不断更新的历史观念使史学革新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不会终结、停止。
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中，李大钊进一步深入论述道，人们对历史的“解喻”，“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这种“生动无已，随时变迁的”历史“解喻”，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史观进步的结果，“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解喻，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故。”人类对历史“解喻”的这种不断的变化与更新，其具体表现便是人们在历史记述、研究与评论上的不断“重作”与“改作”，也即史学的不断革新。因而，“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2～384页。）
他以中西方史学中的实际事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说，在中国，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看法不同，评价不同。例如，从汉唐到宋明，人们对孔子的认识是不同的。到了现代，与“宋明时代”相比较，人们对孔子的认识“又不同了”。这种不断出现的“不同”，实际上是人们基于史观进步与知识增长而出现的对于历史不断更新同时也是不断趋于正确的解释。它告诉人们，“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而每一次改作后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接着，他将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撰写的《希腊史》与被西方称为“史学之父”的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相比较论述说：“Grote作的《希腊史》，比Herodotus的《希腊史》真确的多，就是这个原故。这不是Grote的天才，比Herodotus的天才高；亦不是Herodotus比Grote爱说谎；时代所限，无可如何。Herodotus在他的时代，他只能作到那个地步，再不能更进了；Grote在他自己的时代，固然算是尽其最善，但亦不能说是作到完全。……历史要随着他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要不断地“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2～384页。）
由上可见，通过对中外史学的认真考察以及对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李大钊反复多次地强调指出：史学革新是需要不断进行的，是具有连续性的。
二 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
在对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进行深入论述的同时，李大钊进一步提出，建立科学的历史学，是史学界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是现代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
李大钊认为，史学是一门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双重性质的学科。他在《史学与哲学》中即明确提出：“史学可分为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的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4页。）此后，在其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史学要论》一书中，李大钊再次提出，历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人类历史“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由这一点，“可说史学到某种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另一方面，史学还要探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这一点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这使史学具备了科学的性质。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说，与其他学科一样，史学的艺术属性并不影响其科学性，二者可以同时并存：“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程度；所以到某程度含有艺术性质的事，亦不独限于史学，即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亦何尝不然？”（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7～388页。）既然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科学性并不因其“某种程度含有艺术性质”而受影响，史学也不会例外。
可见，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在于史学不仅要对人类的历史进行记述，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从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去探讨其因果关系，并进而对人类历史“生成发展的历程”从“历史理论”的角度作出“解释”。李大钊指出，这种从“历史理论”角度所进行的“解释”或“研究”，目的是对人类历史作出“一般的说明”，“明其性质，究其理法。”（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0页。）即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史学的科学性质，是史学之为科学的根本立足点。
但是，在此之前，作为“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在中国旧有的史学中，是不存在的：“中国并不是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攻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0页。）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已不再有任何“疑义”。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史学的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一般人对于历史科学的观念，仍极泛漠。”史学中“认历史是述事物的来历，明其变迁沿革的经过”的陈旧、狭隘的看法仍然普遍存在，“今人一言历史的研究，辄解为沿革的研究”。（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9、388、386页。）显然，“今日史学的现状”，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不相适应的。李大钊指出，要改变史学的这种落后状况，唯一的道路便是进行革新。当今“研究史学的人”，不能再“置一般的理论于史学的范围外，而单以完成记述的历史为务。”必须更进一步，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要“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这是现代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9、390、388页。）
针对有些人认为史学“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等大异其趣”，与其他科学不能“同日而语”，怀疑史学能够成为科学的错误看法，李大钊指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论述道：虽然“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这种不同的特色当然也表现在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上，使作为“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但不能以此便“遽谓史学缺乏一般科学的性质”，更不能因为“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便认为包括史学在内的“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他质疑道：“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他将史学与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学科进行比较后论述说：“且在心性的学问，如心理学及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诸科学，颇极发达，各就其所研究的对象，为一般理论的研究的今日，而犹以人事现象复杂难测为理由，主张就史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之不可能，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他强调指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0～391页。）
李大钊同时指出，要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学，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现代史学工作者进行艰苦的探索，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这种严正的历史科学，实际上今尚未能完成其整齐的系统。……历史科学能否于最近的将来完成他的系统？历史科学一旦成立，果为如何的性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究有若何的关系？其界域若何？其考察法的相异何在？历史科学所当研究的事实为何？这都是治史学者所当加意研考的问题。”他强调说，这些问题的研究要取得进展，“历史学的科学系统”要得以完成，只有依赖史学工作者的“奋勉的努力”与不懈的探索。而这种努力和探索的关键，便是坚持进行史学的革新。要广泛吸收和借鉴“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近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根据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需求，“自辟蹊径”，锐意革新，从新的角度，用与前代史学完全不同的“新方法为新研究”。只要这样“研究下去，历史理论即历史科学，终有完全成立的一日”。这是现代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8、392、393页。）
三 史学革新的理论取向
李大钊认为，进行史学革新，关键在于要“依据进步的史观”去“重作”历史（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0页。），也就是要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的史学研究。在当时，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完成了对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以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上的超越。由此，他通过对中外各种历史理论的精湛研究和深入分析，极具说服力地提出，近代以来，历史理论上最为重大的革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这是史学革新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是历史科学赖以建立的理论依托，也是现代中国进行史学革新的理论取向。
综合李大钊有关史学的论著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作为中国现代史学革新理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先进性和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人们摆脱了旧史学的窠臼，为人们开辟了一条对历史作出正确解释的“新路”。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唯物史观这种新的理论诞生之前，所有的对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全新的、进步的对历史的解释，与旧的“历史的解释方法”“截然不同”、“绝然相反”，它是历史理论上带有根本性的革新，有着极为“重大”的“史学上的价值”。在它的指导之下，可以对历史作出全新的、科学的解释，求得历史的“全部的真实”。（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6～321页。）
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所作的新的解释，具有前所未有的“合理”性，是唯一能揭示“历史真义”的理论。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他强调说：“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24～325页。）
在《史学概论》一文中，李大钊又说，旧的史学、旧的史家，没有给历史以合理的解释，直至“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这种对历史进行合理解释、揭示出历史真谛的理论上的根本革新，可以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李大钊在文中以大部分篇幅，引用众多的事例，反复论述应当“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地改作重作”历史，进行史学上的革新的同时，特别强调“发明历史真义的是马克思”（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341页。），对历史作出最为合理的解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与他此前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历史的正确解释开辟出“一条新路”的观点相呼应，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现代中国史学革新理论取向的不容置疑的地位。
复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指导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并使中国史学最终达于兴盛的唯一的理论选择。在史学理论专著《史学要论》一书中，李大钊于详尽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李大钊译为《〈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时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9～381页。）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后再次强调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5页。）
显然，在李大钊看来，以新的史观对历史进行新的“解喻”，以新的理论对历史进行“改作”和“重作”，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进行史学革新，其理论取向，只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全新的、“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从而为历史学开辟出一个“新纪元”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综上所述，李大钊通过对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和理论取向的深入系统的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学科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真谛。这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史学革新观，有着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长久的生命力，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当前和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