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里程碑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周年论文,郑观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郑观应的研究，从1921年到2001年，出版了文集两部，论著3部，发表了论文160余篇（含澳门版《纪念郑观应学术研讨会文集》所收论文，台湾地区及海外未计）。如果说此80年的论作是“厚积薄发”的话，那么，2002年“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便可谓是花果琳琅、令人欣悦了。
由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7月23-27日在澳门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澳大利亚的110名学者，为研讨会提交论文100篇。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盛会，就会议规模来说，是前3次（1992年8月·澳门·纪念郑观应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澳门·纪念郑观应诞辰15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7月·澳门·纪念郑观应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所提交论文的近3倍。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学科类别有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文化史、教育史、新闻史、宗教史、医学史、社会史、区域史等领域，历史事件涉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民初政争等时段，视角揽括了郑观应身世、家族、思想、信仰、事业、品格、人脉、养生等各个层面。学者的论文，有旧论题的拓新，更多的是新领域的开辟和新史料的研作，可谓涉前人之未涉、发前人之未发，堪称郑观应研究的一次大面积丰收。兹将要点综述如下：
关于郑观应的总体评价
20世纪50-60年代，对郑观应作过评价，认为郑氏是买办，其实买办是个职业，不能算评价。这次讨论会有一个比较认同的看法，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爱国进步的思想家，成功的、卓越的实业家。其“近代化”的内涵为：一、把中国放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从而倡导中国走向开放，融入世界；二、批判、揭露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三、要求触及君主专制制度，第一个提出设议会的主张；四、强调科学、教育、文化的近代化；五、呼吁国家的经济向近代转型，变“以农立国”为“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总体说来，郑氏是与时俱进的，当然也有顿挫，仍背负着较重的“传统”的包袱。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是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著名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他提出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一整套构想，实际上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思潮的全面总括，对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等维新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何给郑观应作具体的历史定位？有学者认为，以往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郑观应被作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定性。如果转换一个视角，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具有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这二者紧密结合，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历史地位。有学者进而指出，启蒙的意义，在于不仅能站在时代前列，对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作出回应，而且能深切关注全民族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沿着科学化、理性化方向全面转换，这正是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者关注的重点。
如何对早期启蒙思想家作公允的评价，学者们认为，需要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他们的思想刚刚从旧营垒中走出来，其身心却还生活在旧营垒中。他们的思想尚有许多地方不成熟；为了继续在旧营垒中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运用一些能被旧营垒认同的传统话语，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郑观应也不例外，这是其著作中常常夹杂若干明显与基调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诚然，这类论述也蕴含着让同时代人方便理解和接受的成分。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者本身也有困惑感。
郑观应晚年的思想是否落伍，事业是否低迷？这是学者们颇为关注的焦点。有学者从家族、家庭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论析，认为，丰厚的商务经验与良好的时代机遇，足可使郑观应创立令人瞩目的个人事业，然其一生却积留了太多的遗憾。传统的社会道德则是造成此遗憾的重要原因。传统道德中的家族、家庭观念赋予的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但他的事业的成功又意味着他将对家族、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因为他是长子。他要“显亲”、“娱亲”光宗耀祖；他要帮助众多的兄弟，一荣俱荣；他还承担有传宗接代的责任等等。过多的家族、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地异化他对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家族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郑观应晚年明显地意识到传统社会的家族、家庭观念枷锁，制约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家族主义的处世立场有悖于国家、公众利益，尤其是对近代事务的破坏性。与此同时，他还意识到个人自主自立的重要价值。他青年时期在近代观念意识的感悟和接受方面，始终是走在社会前列的，而在他晚年作品中出现对家族—国家观念关系和自主自立意识等的关注及强调，表明他直到晚年思想也未落伍。但在行动上他则不可能背弃家族主义立场，他在家族、家庭问题上凸现了理念与行为的矛盾，理性认知基本上无力抗拒现实利益对他的行动趋向的左右。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精英人物难以避免的困扰。
关于政治思想
会议对郑观应的政治思想进行了专题研讨，尤其对郑氏“以设议会而变革政治”的主张作了较全面的探析，内容包括设议会的组织、议会的体制、议会效能的发挥等多个方面。有论者指出，郑观应的议会思想，内容已相当充实，言辞颇见深刻，但为避开当时的禁忌，郑氏不得不将其进行适时“包装”，给人一种“改良”的感觉。就郑观应维新思想在中国早期维新思潮中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他的政治变革思想是为19世纪末叶中国独步一时的进步思维，他强调政治上效法西方进行改革并学习科技，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生命力，可以说郑观应的政治变革思想对中国近代化事业有着独特的贡献。
有学者认为，郑氏改革主张的主体思想是“富强救国”：以大力裁撤机构，淘汰冗员和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内容的政治改革是富强救国的前提；通过倡导“商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和商办工业，以建设发达的近代化经济，是富强救国的保障；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屹立于世界之林，是富强救国的目标。
郑观应的“富强救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不仅倡导大力发展以工商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而且主张改革政治制度，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如何改革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呢？他认为除仿照西方国家“建立宪法”，“开设议院”等外，还应特别强调“治人”。认为天下之难，在于吏治。他的吏治改革思想，可概述为五个重要方面：第一，公举官吏。他批评清廷的“保举”制度，呼吁仿效西方国家的“公举”制选官，确信“公举”的官吏，能“体贴民情”、“安百姓”和“利地方”。第二，高俸养廉。他目睹因俸禄少而引生清朝官吏的腐败现象，提出效法泰西提高官吏俸禄，以防止官吏的贪污徇私弊端。第三，监督官吏。他针对清朝“闭塞言路”和百姓对官吏莫敢谁何的时弊，提出“言官以防壅散”的主张，倡议“广设日报”，“以广言路”，对官吏进行舆论监督，使民情可达于上（皇帝）。第四，裁汰冗员。他根据清朝官民之比1:911的情况，提出裁汰冗员的主张和具体方案。第五，年老让贤。他对清朝官吏年老不肯退休的状况极为不满，提出坚决实行“年老让贤”的退休制度，动议按官职级别高低实行年七十、六十五和五十岁的致仕办法。还有学者提出，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提倡格致，注意新式人才的培养，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在人的近代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学者们特别强调指出，郑观应不是孤立地提出政治现代化，而是把它与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思想观念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等相提并论，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
《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一文，把这个时期郑氏的政治思想定格在“民本与民主之间”，认为郑观应不仅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学说与中国上古三代之治和民本思想相仿佛，而且有意地借鉴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郑氏政治思想表现出的这一特征，既是同光时期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又是时代思潮氤氲化生的必然结果，思维相当深沉。
关于郑观应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学者认为郑氏是洋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洋务运动因应西方侵略而起，郑氏通过洋务的实践，感悟到中国的强盛不能完全局限于器物层面，还应触及制度、教育方面的改革，可见他不仅是变法的提倡者，也是科学（格致）与民主之提倡者。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郑观应乃基于洋务运动反对派的立场，代表初步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新兴阶级的社会理想。并指出，这一思想不单是“文人牢骚”，也远非个别“策论”，更不是“形而上”的哲学沉思，而是以一种初醒资产阶级的自觉与务实态度，提出的社会改良、社会控制、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等系列主张。尽管他不能提及社会革命，但是他具有鲜明社会学品格的思维的综合性、联系性，无疑对其后康、梁全面的社会改革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在主张效法俄日维新方面，学者认为，郑观应是与维新派同调的。所不同的是，他的变法自强思想只是一种建言与企盼，而缺少维新派勇于实践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因而他只是维新思潮中的一位维新论者，而不是维新变法中的一个斗士。
有学者指出，在晚清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郑氏基本持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政治思想，与革命党人所倡导的血雨腥风式的暴动是相悖的。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尽管郑观应生活在革命思潮与行动相对活跃的上海、广东等地，但他与“革命”并没有交谊，更谈不上积极支持，似乎仍沉浸在君主立宪的理想王国中。但是，商人务实的人生观，令他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格。他没有反对辛亥革命，在民国成立伊始写下“人人望共和，唐虞复盛世”的诗句，唯担忧军阀割据给国计民生造成祸害。袁世凯窃国，他斥之为“民生独裁之专制”，并赋诗言志：“古今尧舜华盛顿，择贤禅让名不磨。欲救万世家天下，强秦洪宪今如何？”表明了他尊崇文明、憎厌专制的政治取向。
关于郑观应与修炼仙道，有学者认为，这正是其盛世梦破灭，在失望无奈之时，却富民强国之心犹存，而欲用仙道一统天下。此修与彼修不同，郑氏的修仙与那些因仕途失意而欲入空门，或屡遭挫折而寻求精神寄托的人不同，非为己，仍为众，这虽是荒诞，却也让人犹增几分敬意。
要之，学者们认为应该肯定郑氏政治思想的与时俱进，也不能过分苛求其思想的局限性，郑观应不可能对每一个时代都产生巨大的光和热，他的政治思想能对近代三大政治家（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产生影响，其意义足以非同凡响。
关于商战思想
学者指出，“商战”一语，最初出自曾国藩的笔下，1862年他在《复毛寄云中丞》书中有中国以“耕战”为国、西洋以“商战”为国的话语，并从否定的角度对“商战”作评价。19世纪70年代以后，从肯定意义上评价西方以工商为先而谋富强的言论开始面世，而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加以反复诠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在此次会议前所发表的不下20篇关于郑氏“商战”思想的论文中，有学者给郑氏的“商战”思想作过定性评价，认为“商战”思想，在郑观应的本意看来，就是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十类洋货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决一高下。这次学术讨论会中，学者对“商战”的阐释出现了对峙的观点：一说“商战”的核心问题是“互惠互利”，有助于促进各国的商业发展；一说商战的核心问题，是反对侵略，抵御欺凌，重振国威，并不是互惠互利的问题，商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深刻的涵义在于力主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用以缩小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避免被动挨打，这才是“商战论”的要义。学者们还对“商战”的内涵作了具体阐发，认为郑氏的“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进行“商战”，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商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才之战，不仅需要培养商业人才，士、农、工各行业都应当为“商战”尽力；“商战”，尤需造就一大批现代商业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并能按世界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有的学者还提出，郑观应的商战理念，或可理解为外战、内战两个方面：“外战”指以商抗击外侮；“内战”为解决商战中复杂险恶的人际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郑氏的商战思想涉及到各个方面，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就连他的游历活动也浸润着这一思想。于《盛世危言》“游历”篇，郑氏纵论游历与军国大事、商务利弊、经济开发和文化交流的关系，把“游历”当作一种探险、考察、捕捉商机的载体，从而进行“商战”定位，达到商战胜利的目的。把游历的作用提到“治国强兵”的高度，这种思维颇具新意。
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同样反映了他的“商战”步武“近代化”的理念。郑观应主张漕粮由实物缴纳改为折征银两，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税的进一步货币化。它有助于加强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和刺激国内商品市场的活跃，有利于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商务活动
对郑观应躬身“商战”，促进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学者们均持肯定的态度。有学者对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认为郑观应倡言机器织布，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参与并为之奠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起了示范作用。机器织布所显示的纺纱厚利，诱发华商纷纷投资设厂。六、七年间，华商兴办了华盛、裕原、大生、通久源等11家纱厂，纱绽增至30万枚左右，对外商起了抗衡的作用，无疑推动了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的步伐。
对上海“广东商帮”的研究亦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有学者对郑观应与广东商帮的航运业作了探讨，指出，上海是广东商帮活动的大舞台，以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充当了买办的主角，他们为兴办近代化实业积累了巨大的资本，致力于航运业的近代化。广东商帮对家乡的航运业也相当重视，利用机遇、成本、人力资源等优势，开办广东沿海口岸航运，同时在西商难以涉足的中小河涌，以小轮船推进了航运的近代化。招商局轮船在广东的营运，不但开创了本国近代轮船航运业在广东沿海贸易的新纪元，为广东沿海轮运填补了空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列强在广东的水运扩张。同时，在精神上对广东商帮兴办轮船航运业也起着鼓舞的作用。
“郑观应与中国铁路事业”也是会议的新论题，学者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拓荒者之一。比较而言，对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贡献力度，论工程技术，郑观应不如詹天佑，论提出建设铁路的时间，郑观应不如洪仁玕，但郑观应融铁路建设理论和实践于一体，又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郑观应的铁路建设理论，从商战大局出发，把发展铁路，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直接联系起来，其意义已超越了经济范畴；他曾出任粤汉铁路总办，在收回路权、招集商股、聘请工程师、购买器材、勘测线路等事务中亲力亲为，为近代广东第一条铁路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郑观应商务活动的思想与实践，学者们还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去叩问一些相关问题：郑观应为何未能最终成为完全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家？郑观应所提出的社会改良思想他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了没有？国家、社会、时代、文化的近代变迁中，作为社会精英人物，郑观应有没有使他的家族、家庭去适应或去推动这种变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释疑，将有助于对郑观应认识的深化。
关于外交思想
在这次会议之前，仅见1篇《郑观应外交思想述论》。论者认为，郑氏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曾提出摒弃陈腐的天朝理念及宗藩体制，主张接受《国际公法》，实行以更加平等为原则的外交方式。本次讨论会有3位学者提交了相关论文，《郑观应外交思想散论》一文，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阐释了郑观应所提出的外交斗争的系列主张，强调坚持外交平等的原则，并指出郑观应是使领制度和华侨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以散论的笔调阐析郑观应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文属个案研究—以“使臣的派遣”为切入点，从派遣使臣的重要性、如何慎选领使、使用经费及使臣之使命等方面去探讨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关于郑观应的侨务思想，与会学者亦有所涉及。认为，郑观应的护侨思想受澳门“猪仔华工”之罪恶贸易的刺激而发端，经南洋考察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郑观应为侨请命，反映侨情，为侨呼吁及其设馆、设官护侨的侨务思想，使清政府翻开了华侨政策的新一页；郑氏积极主张利用华侨的经济力量，发展商务筹办海防，引起了张之洞、李鸿章等大臣的共鸣，尽管振兴商务的努力最终失败，但由于振兴商务而重视海外华侨，使清朝政府对华人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也进而间接促成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如严明华工出国章程；禁绝拐贩诱骗、掳掠人民；保护华工等。这对稳定社会治安，平息中外争端及保护华工利益，唤起整个海外华工社会的“内向”之心，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者认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积极意义是巨大的，对中国外交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也不乏局限性。如他对列强抱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指望列强遵守国际公法，放弃强权外交，尊重中国主权，帮助中国改革以致富强。如受传统观念约束，受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制约，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外交的抨击不甚有力，亦掺有幻想。因为他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观念上，与列国列强、与清政府既有尖锐的矛盾，又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进步性夹杂着局限性，这是近代人物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关于法律思想
此前仅见2篇关于郑氏国际法思想的论文。本次提交的3篇论作，均具探索意义。《郑观应与中国法律观念近代化》一文提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张中国加入国际法，通过学习西方法律制度，改革传统法制，取得与西方平等的法律地位；提倡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希望通过修订条约，保护中国经济主权，实现富强救国的目的；重视宪法的作用，把立宪作为臻国家于富强的政治保证，对中国法律观念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又有学者指出，郑氏的法制主张主要见诸：一，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二，效法泰西，开设议院；三，学习西方，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四，学习西方的律师制度，改革中国的书吏制度；五，学习西方，改革刑事诉讼和刑罚制度；六，改革民商法制，保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七，自强自主，与各国平等行使万国公法。学者们认为，郑观应法律思想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一、全面性（涉及到法律的各个门类）；二、务实性（针对实际，解决时弊）；三、求新性（不断提出新措施，对旧制度有所改革）；四、人道性（力主教育、挽救犯人）；五、兼容性（“儒”、“道”、“释”理念与西方学说融为一炉）。不容忽视的是，郑氏的法律思想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其特征表现在：一、具直观性（观照西方，作出反应，功利性较明显）；二、具幻想性（幻想加入“万国公法”，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论者指出，与王韬、薛福成相比，郑观应表现出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更大热情，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更加具体。显然郑氏希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断壁残垣上，通过“修补”的方法去建立理想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厢情愿。诚然，他对待“西学”的积极态度是无可非议的。此外，还有学者对郑观应提倡商法进行了研究。
关于新闻思想
此前未见过专题研究。论者认为郑氏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郑氏的办报思想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他的新闻思想表现于：一、改变近古邸报注重朝廷内外政治新闻的旧习，把报刊作为民主政治的枢纽，强调“日报与议院，公议如秉炬”；二、办报应注重民情，使“民隐悉通、民情悉达”；三、报道视野宜广阔，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不仅注重工商新闻，也要网罗国际新闻，“大报馆为国家耳目”，凡与本国有关的国计民生事，皆须译录，使“足不逾户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四、办报乃为引导舆论，为免西人“诋毁当轴，蛊惑民心”，主张由中国人主持中文笔政；五、建议分门别类创办各种专业报纸，“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六、参照西法，早定报律，让官商各自遵守；七、强调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主张对“君相举动之是非”，大小官员之“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增强自尊自律感，毫无私曲，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论者指出，郑观应新闻思想的形成，既源于他对泰西各国新闻事业的认知，也积淀着他对近代新闻践履的体悟。他不仅参与了近代上海早期报刊的创办和编辑，而且与新闻界的名记者名编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与《循环日报》主笔王韬、《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等人过从甚密。他的新闻思想反映了那一代社会精英对近代报刊的真知灼见，不但与时人如王韬等互为激励，并且给后人许多启迪，在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中都可得窥郑观应的影子。
关于医学和养生思想
对郑观应在医学方面的思想创见，学者们亦有一定的共识。认为，在近代西洋医学文化东渐，国内医界人士多徘徊于坚决抵制与废中引西两个极端间而不能相合之际，郑观应却是较早提出折中思想的先进士人之一。在他辑著的《中外卫生要旨》一书和相关言论中，多次提出中西医结合的见解，立论鲜明，并见效于实践。在比较中医和西医的优劣中，郑氏强调：中西医各有长短，必须互相补充，“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他还主张吸取西方经验，举办新式教育；改进医政管理，提高医疗水准，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倡导中西医合璧的先驱者。
关于郑观应的“养生之道”，有学者认为乃是对中国古代静态养生观的继承和发挥。郑氏的养生之道首重“养心”，儒家的“正心”、道教的“修心”、佛教的“明心”即同此理，目的皆在以“理”胜“欲”。郑观应提出养生必由“修心”始，谓“修心乃入理之本：心有未修，则理无由入，所入者欲也”；“所入者欲，则欲制夫理，虽从事道门，莫能参透玄机”，则不能得养生之真谛。这种以合乎“理”即合于“天道自然”作为修身长寿必经门径的观点，可谓得乎传统静态养生观理论的真传。郑氏在接受道家“虚以养神”的静态养生观的同时，也选择了“吐纳”、“内丹”等静态性养生术，并将它们与自己的“修心入理”的养生学说结合起来，提出“为道者能修心以入理，则烧丹炼汞，近朴可以归真也”。在道家练养的内丹和外丹两途中，郑观应所言外丹不是药石，而是其他；言内外丹系男女人体之物，非为药石烧炼之成为。此一认识，是他的高明之处，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就内丹修炼的三过程，一般都讲得虚无飘渺，无法把握，郑氏却讲得真实可感，具体可行，非亲有体验，不能发此言。可看出他对道教内丹术的深刻体悟。此外，还有学者归结郑观应的养生之道，是以道教养生理论为中心，融入儒家、佛家的养生之术，并吸收西方卫生知识，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而成，其中有不少养生延寿的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借鉴。
关于诗歌创作
以往，对郑氏名著《盛世危言》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其诗歌的研究，除邓景滨辑注《郑观应诗选》和出版《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外，作者寥寥。这次讨论会，对郑氏诗歌作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强调指出：《盛危言言》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弃旧图新的思考和救国救民的热忱。然而，作为一个诗人，郑氏却被人们遗忘了，近百年来编选的各种近代诗选，均未选录他的作品，各种文学史更是不置一词，直到1993年4月出版的《岭南文学史》，才有寥寥数句提到他的诗歌创作。这毕竟是不公正的。郑观应现存诗七百余首，比近代诗坛开山祖龚自珍的六百余首还多，且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情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艺术上虽无明显的创新与突破，却展示了近代诗歌的发展动向和时代风貌。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郑氏诗歌中充满了爱国革新的精神，可与《盛世危言》互相参证，互为补充。《危言》多表现郑氏哲人（思想家）的一面，重理性的发挥；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则披示了郑氏诗人的一面，重感情的抒发。两者相辅相成，更显示郑氏人格的魅力。《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一文从“情”、“志”、“神”三个层面展示郑观应：一、“关怀大局危如许，痛哭陈书泪不禁”—论述郑诗中的忧国忧民之情；二、“我欲飞灵剑，斩尽鲸鲵涛”—论述郑诗中抗敌救国的雄心壮志；三、“求时共发愤，变法尤宜速”—论述郑诗中的改革救国精神。从而认为，郑观应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也不乏浪漫主义，所言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远胜“吟风咏月”者之流多矣。
有学者认为，郑氏爱国爱民的文化激情，在反侵御侮和振兴实业的诗中流露得特别强烈：“中国不自振，晏安中鸩毒。外侮既频仍，内忧又潜伏”，呼吁“救时共发奋，变法尤宜速。上行下必效，明耻以整欲”。指出：郑观应诗歌创作中的民族文化情节的形成，与他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有关，与历代士人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的熏陶相承。诗解郑观应，人们不难感悟到—以诗论诗，郑氏或许还算不上晚清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但是，他秉承着诗教“诗言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直抒胸臆，具有强烈的纪事性质。“非富不能强，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当国宜兼顾”，既纪事又忧时，于今读来，仍振聋发聩。
有学者指出，郑观应诗歌的艺术特点，明显受了当时“诗界革命”的影响。以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等为代表所掀起的“诗界革命”的特征，具有革新图强的思强性、堪称诗史的纪实性、求用于世的功利性、眩人耳目的新奇性、明白易传的通俗性。而《诗草》所折射的思想性、纪实性与功利性，明显与“诗界革命”相合符。其实，就新奇性与通俗性而言，郑观应也是“诗界革命”健将。
与同仁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既重墨对郑观应的思想作个案研究，又着笔对该历史时段思想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从而展示社会思潮的波澜起伏乃至思想火花之间的相互激荡，是这次讨论会的一个亮点。
郑观应与孙中山。学者们认为，郑孙关系呈现“相异”、“相同”和“互动”的特征：19世纪90年代初期，郑观应与孙中山曾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相异”者，谓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出身于兼具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的家族，后者则为“贫困之农家子”；前者长期担任买办商人和洋务企业的主管，又不愧为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后者则从爱国与变革走向掌舵中国民主革命；他们的年龄悬殊。“相同”之处为：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和对外开放的香山；都在青少年时期就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都满怀爱国热忱—中法战争曾给他们以极大的激励；都从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中走向变革，希冀中国迅速臻于富强。孙中山的《致郑藻如书》和郑观应的《救时揭要》与《盛世危言》有许多重要的共识和语言（姑不论《上李鸿章书》与《盛世危言·农功》的关系如何，但其思想是相通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提出“使人尽其才”、“使地尽其用”、“使货畅其流”的主张，与孙中山后来在《上李鸿章书》中揭举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四项要旨相较，确是“其说亦颇切近”。其“互动”作用表现于：郑观应编撰《中外卫生要旨》，有可能得到深谙医学的孙中山的帮助。孙中山早年北上投书李鸿章，郑观应在上书内容及社会关系方面均曾大力协助。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并不长久。孙中山很快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组织了革命团体，策划1895年广州起义，与专制政权决裂。这种自我超越，使得他们拉开了距离。此后，友谊未见持续。
有学者强调指出，《盛世危言》和三民主义所体现的思想含有对未来中国体制的不同方案设计，郑观应和孙中山分别向往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同属资本主义的范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难分高下，都是郑氏和孙氏爱国情怀的体现，理应得到后人的肯定评论。
研究郑孙比较的文章多达4篇。尤为可贵的是，有学者把孙中山的早期著作与郑氏的相关文章比较，查出1万字基本相同，从而解析了孙郑思想的脉承关系。更有一位学者积36年之心得，阐释了孙中山把郑观应“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思想中的“物”分解为“货”与“物”（写成“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乃是孙中山对商业流通领域高度重视，显示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和工业革命大潮来临时，对社会认知的加深，也是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郑观应与薛福成。“相与呼应”，是近代思潮演进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郑观应和薛福成的论著作比较研究，可以探求“相与呼应”的思潮演进特色。郑观应1875年问世的《易言》（三十六卷本），为薛福成1885年付梓的《筹洋刍议》提供了许多宝贵启示。如二者都在探求中国的“自强之道”，不少篇目都相同，尤其是各自救国方案都奠基在变易历史观的基石上，薛福成的传世名篇《筹洋刍议·变法》，即脱胎于郑观应的《易言·论公法》，系青出于蓝的佳作。薛福成出使欧洲后的晚年论著，又为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提供了重要参考。《盛世危言》不仅采择多篇薛氏论著为附录，而且行文中大量摘引薛氏论点，予以发扬，尤其是《盛世危言·边防五》一文，就是《滇分界大概情形琉》改写的，反映出彼此立场观点如出一辙，他们在揭露社会积弊、呼吁改革、传播新知、寻求救国方案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同气相求，“相与呼应”的时代特点。
郑观应与王韬。郑观应与王韬同为近代中国之思想家，同倡改革论调，声应气求，影响于近代维新思想甚巨。郑观应生于香山雍陌，邻接澳门，藉中西文化商业交通孔道，是以近水楼台，其多元文化融汇发展的品味，早已植根于郑氏之思想深处，其后赴上海任职英商宝顺洋行买办，营商之余，受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之感染，先是投稿于上海《申报》，渐乃注意政事，著《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书。王韬生于江苏甫里，初中秀才后科场失意，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约，任教于上海麦海书馆，润饰过麦氏的中文译著，渐而认同西方学术。鸦片战争与洪秀全事起，王韬痛感内忧外患，遂出而言事，因倾向太平军，为清廷通缉，流亡香港，协助理雅各翻译《四书》等中国经籍，嗣后受邀游历欧洲，由是拓展眼界，对君主专制渐有不满，进而鼓吹民主、开放通商、积淀近代外交观念，曾序《盛世危言》，并屡邀郑氏为格致书院出题考课。两公皆主张维新改革，惟郑观应之改革思想，乃从中国看中国；而王韬则从域外看域内，是故而不同，又互为表里。
此外，论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郑观应与康有为、郑观应与毛泽东、郑观应与中西文化等论题展开学术研讨。有学者对郑观应与外教人的交往作了探究，指出，郑观应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却并无反基督教的意识，他不但与中外教徒有深交，且极力主张七教统一，筹办七教修复院，使各宗教平等相待，促进世界和平。
郑观应与区域研究
关于郑观应与某一地区的互动关系，也有学者作了研探，凡此开拓性的成果，表明了学者的视角横移至区域社会史，大大丰富了郑观应研究的层面。
郑观应与香山。学者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成就及其实业建树，与香山的地缘和人文风气息息相关。郑观应从小受到香山人民站在帝国主义侵华的前沿阵地上率先奋起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民族英雄林则徐在香山禁烟活动留下良好的口碑，出生于买办故乡是他从商的社会根源，而反映郑观应救国富强思想之《盛世危言》的成书，则是包括他在内的一批批有着强烈民主思想的爱国香山乡贤苦苦探索的结晶。香山哺育了郑观应，郑观应也“报效”了家乡—他务实进取的精神，勇于开拓而成为揭开中国民主与科学思想序幕的启蒙家的风范，永远启迪着香山后世。
郑观应与澳门。与会学者身居澳门论及郑观应与澳门的关系，兴致盎然。一致认为，澳门是列强进逼中国时叩开的第一道门，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扇窗，是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后西风东渐的最古老通道，也是数个世纪来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的子民走向海洋文化，接触西方思潮的第一口岸。郑氏生于香山，自谓“余世居澳门，素知底蕴”。他探索救国真理的认识之途，既从澳门发韧，又打上了“澳门”的思想烙印—澳门是郑观应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站，澳门是郑观应融汇多元文化的最早摇篮，澳门是郑氏巨著《盛世危言》的助产地，澳门是郑氏曾经生活战斗的重要舞台。开放、融汇的地缘环境，多元、进取的人文氛围孕育了郑观应矢志救国的志向，为郑观应成为一代启蒙先师奠立了深刻的思想基石。郑观应当之无愧为“澳门之子”。
有学者撰文对郑氏所撰《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三大巨著的“澳门情结”作了阐发，认为郑氏维新主义最初的酝酿之作《救时揭要》缘自澳门的“触景伤时”，《救时揭要》的前9篇论作不离乎“澳门·猪仔（附赌、烟、税、盗）·华侨·公法”，主线显豁，一以贯之，此诸“组合要素”则所谓“澳门情结”。而深刻影响于《易言》的表现之一，是对“澳门情结”的诸组合要素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甚至加大了关注力度。至《盛世危言》完成时，“澳门情结”并未被简单抛弃，而是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在《盛世危言》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公法》、《通使》、《禁烟》、《贩奴》、《交涉》等等熟悉的篇名。但这只是“似曾相识”而已，它们已不复是《救时揭要》、《易言》故巢中的旧“燕”重归。它们已经浴火新生而乔迁入一个理论体系、郑氏维新主义的成熟体系。在这一新体系中，它们的地位不再居于首要，尤其是“公法”不再视作为“纲”。它们被合理地调整到外交具体领域，与财政、工商、军事等具体领域的改革之“目”一样，被合适地安排在《道器》、《西学》、《议院》、《日报》等改革主“纲”的后面，相与齐心合力，群“燕”合唱，而呼唤“戊戌维新”的改革之春。概言之，郑氏的“澳门情结”，长怀终身；“公法”信念，持之以恒，却绝非一成不变。由治事之理（《救时揭要》）初步升华而为救国之纲（《易言》），继再彻底升华而为维新之目（《盛世危言》）。孜孜求索，不断进步。
学者还专门就郑观应的澳门诗发论，认为《题澳门新居》七绝二首，描绘澳门秀丽山川景色，抒发了诗人对故土的钟情与热爱。七古《澳门感事》所咏，包括澳门历史沿革、华洋习俗、社会民生，而重点在审视当年澳门严酷的社会现实，即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统治及由此而产生的恶习玩劣影响。诗人企图运用《万国公法》和西国律例，维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向国际社会讨还公道。这些诗篇的艺术特色，《题澳门新居》以浪漫主义情调为主，《澳门感事》则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尤需特别提及的是，澳门不少学者对郑观应的文物特别钟情，有位学者近期在澳门发现了较为罕见的郑观应在澳门的重要文物—一个镀银花瓶（花瓶为澳门郑家大屋周围“龙头众街坊“送给郑观应的结婚礼物，正中刻着“天合之作”，上款刻“观应仁兄吉席之喜”，下款刻“龙头众街坊敬贺”），从而引出一连串的学术问号：龙头众街坊送贺礼，除致庆外，还说明了什么？精美银花瓶制作与澳门当年首善之区的龙高街银业蓬勃发展有何关系？又与郑观应的商务活动有何关系？通过文物作实证研究，乃不失为史学研究视角的开新，颇堪称道。
郑观应与香港。学者认为，郑氏一生高寿80，客居香港不足1年，但是短暂的香港驻足却给郑氏一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郑氏一生过往香港9次（当不止此数），时间跨越25年。他在香港活动的内容可分成两类，一是操持军务；一是主办商务。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他出色的军务乃是借助其在商务中建立起来的地缘、人脉与才干的优势成就的。可以说，香港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强侵略的舞台，从而揭开了他从商、从军“两条腿”报国的人生新篇，这令他引以为豪；香港是郑氏蒙拘半年的“伤心”之地，又令他刻骨铭心。毋庸置疑，香港蒙拘进一步陶冶了郑氏矢志救国的品格，催生了《盛世危言》的撰写。从这一意义上说，香港“情结”，促成了郑观应登上“三位一体”（从商、从军、立言）报国成就的高峰。
郑观应与南洋。有学者通过研读郑氏《南游日记》，论列了郑氏考察南洋的辛劳、事功与心得，从而特别指出，南洋之行，耳闻中外人士所述国际形势及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态势，目睹东南邻海诸邦兴衰情形以及试图效西法、行“新政”之得失，对郑氏的思想发展，尤具价值。论者指出，如《日记》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九日所记：“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一节；又如同月二十一日所记，“披阅《易言》，觉昔日见闻，以今日证之，多未透彻”之语，多为学界时常引用，以证郑氏维新主义，“学西方”则由“用”进而“体”；“富强救国”则由“科技工商”进而“民主宪政”；认识过程则由感性若《救时揭要》，进而初步理性若《盛世危言》；诸如此类，逐步演变之迹昭然可睹。郑氏南洋之行的思想收获，也见证于此。
关于新史料的发掘
本次讨论会对郑观应史料的发掘研究，令人感奋。其中对《剑侠传》、《富贵源头》和《陶斋誌果》等史料所作的开发性研究，不乏新见，谨摘录于下：
学者指出，《剑侠传》不过是郑氏选编重刻的一部中国古代剑侠故事集，一向不为史家注意，实在不足为怪。然而细察郑观应一生的言论及著作，他其实还有作为道教徒的一面，同样非常真实。从郑氏编刻《剑侠传》及有关剑侠的评说和诗文，颇可看出郑氏一生很深的剑侠情节，以及他作为道教徒救世与修仙并行的人生轨迹。解读《剑侠传》，探究郑氏的救世之志、剑侠情节及其宗教观，可以透见郑氏既有道教的神仙信仰，但又融合了儒佛因素；既独善其身又兼善天下的剑侠情怀。
《陶斋誌果》作为郑观应的第一部笔记体短篇小说集，它的文学特色在于沿袭了以复古为变通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路向，显示出极大的承传性，表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中牢固的“法先王”的思想。其文学艺术的突出成就在谋篇布局的格式上。首先秉承了文言小说的短小精悍之处，既而以短篇规模成集，是唐以来用传奇、志怪这类格式的延续，并在创作范围上加以扩大化，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又在吸收清文学家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技巧的基础上，将这种艺术风格推向完善。郑观应此部早期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影响与制约了他后来政论创作的心路历程。郑氏后期经典巨作三部曲《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基本上以报章政论散文的体式构建，可见影响其来有自。
《富贵源头》是郑观应为劝赈而辑撰的笔记小说，内收由汉至清历代救灾恤邻、行善有福的实例凡九十九则。郑氏通过各种文学手段，记叙了历代不同阶层人士在凶荒之年广发慈悲、同施恻隐、皆得善报的故事，因果报应的观念贯穿全书。行善—善报，此为书中一个定型的叙事模式。学者通过对《富贵源头》的探究，指出因果报应是一种长期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意识，有深厚的社会根源。《富贵源头》用果报不爽的故事，强调善有善报、为善是富贵的源头，其旨乃在赈灾，并非宣扬迷信。书中表现的伦理善恶观，有别于宗教的善恶观。因果报应观念容或带有一些消极因素，但就作品整体思想倾向而言，决不是腐朽落后的。书中故事反映了时局的一个侧面，又满足了人们长生福禄的愿望，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其宣扬之积德获报的观念，在赈灾救难时所发挥的社会效应，亦较普通诗文更深入广泛。
有学者就《盛世危言》版本作了专题研究，指出《盛世危言》是近代中国版本最多的名著。由于郑氏曾屡次修订、重印该著，其时社会又无版权观念，书商等人不仅随意翻印，甚至自行改变卷次、增删文章，致使该书的版本十分繁杂。论者认为，由郑氏本人付印的《盛世危言》五卷本和《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至少都有三个版本。无巧不成书，论者在该论文脱稿后、临赴会前，于南京图书馆发现了1894年春郑氏自己印刷的《盛世危言》五卷本（“光绪甲午仲春付印”），即《盛世危言》的第一个版本。从而证实由“宏道堂”同时标明“光绪甲午仲春付印”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是前者的翻刻本，这就否定了“宏道堂”刻本的“最早版本”说。论者还推论存在着1896年上半年付印的《盛世危言补编》，并期待不久能惊见这一最早的版本。
史料发掘的最兴奋点来自上海图书馆的信息。上海图书馆庋藏尚未启封的《郑观应专档》约五千件，另外散落在其他近代人物“专档”特别是盛宣怀档案里的郑氏档案，数量更为可观，“专档”和“散档”相加，估计有近万件之多。《郑档》藏件最早为光绪八年致盛宣怀函，最晚为民国五年致粤汉铁路董事会函，时间长达50年之久，内涉郑氏曾参与的企业如汉冶萍公司、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纱布厂、粤汉铁路公司、广州总商会、广肇公所等事务及各项公益、劝赈、社交等活动，几乎涵盖了郑观应一生的重要活动。毋庸置疑，这批弥足珍视的郑氏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就其“件数”而言，比已版《郑观应集》所收录的1300余件（不含附录）多出7倍以上。这委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对其充分发掘利用，将会不断催生新观点的“出山”，令郑观应更显“真容”。
会议还有一个“无形”的思想成果，就是学者们对郑观应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权可作研究之“前瞻”。
一是必须重视对郑观应角色多重性的研究，以利于更全面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郑观应。从“回顾与前瞻”的视角看，现有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郑观应的思想和言论，而较少着力于其社会实践。诚然，郑观应主要是一个思想家，特别体现于政治方面，多一些思想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他又是一位卓越的实践家，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诸方面，建树尤多，需要多作一些细微的考察研究。就郑观应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来说，他毕生中关系最密切的地区有香山、澳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他的思想和活动既受这些地区的影响，也影响了这些地区，其“互动”性的研究尚待加强和拓展。就社会属性而言，郑观应既是一个洋务企业家，又是一位近代早期改革者，唯有对他所活动和交流的“实业圈”、“政治圈”作“群体”式的研究，包括群体心理、群体取向、群体之磨合与演化、群体效应、群体间之关系等等作多角色、多维度的研究，弄清其“群体”与“个体”的地位与作用、此“个体”与彼“个体”的关系与作用，方可清晰窥视郑氏的角色的“吨位”所在。
二是必须加强对郑氏作纵横式研究。从纵向考察，郑观应思想的传承性具“源头”与“流向”两个方向，“源”是指他对前人的传承和发展，“流”是指他被后人的传承和发展。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有一个从“重商论”到“商战论”、“实业救国论”、“以工立国论”、“工业化论”的发展过程，郑观应只是在这个思想链条中起了一“环”（一个阶段）的传承作用，但是，我们在对这一“环”作精雕细刻的研究时，还要顾及其源与流的探讨，如此，方具全貌感。从横向考察，要注意作比较的互动性研究，郑观应的思想有影响同仁的一面，也有受同仁影响的一面，他与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王韬、何启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之间有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如果孤立地考察和评价郑观应的思想，目无“旁人”，便难免陷入片面。关于郑观应的言与行，已有学者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对此也不能简单地定论其“言行不一”，而应作主客观的具体分析。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中固然有言与行俱者，但也不是谁都能把自己的言论付诸实践的，因为间中还有个客观的制约问题。
三是从深化郑观应研究出发，亟需做一些切实的资料开发工作。历史研究是以史料为基础的，郑观应研究也当如是。目前，郑观应资料发掘研究需做的工作，一是对已版的史料需再事整理，比如1988年上海版《郑观应集》（上下册）均未署著作日期，对研究郑观应的思想演化、事功经纬不免带来诸多不便，须花大力气作再版补正。二是对已知的上海图书馆封尘多年的郑观应档案史料进行整理出版。三是对未知的散存于各种史籍中有关史料作有计划的分工搜集（或分地区、或分部门）。重要史料的发现，往往比发表十篇八篇缺乏新见的文章要有价值得多。比如此次有学者在研究澳门猪仔贸易时，揭示了咸丰六年—同治六年(1856-1867)间，广东中路的鹤山、高明、恩平、新宁（台山）、阳江、阳春、新会等地的土客械斗对促使澳门猪仔贸易的发展（械斗造成社会动乱，迫使一些人外出谋生时误入猪仔歧途；在械斗中被俘人员被转卖成猪仔），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澳门猪仔贸易旺盛一时的原因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此而深化了人们对郑观应痛恨澳门猪仔贸易思想的解读。“治史以求真为尚”，谨此，我们呼吁安坐冷板、甘于清贫的有志者，投入郑观应史料发掘的行列，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上传出不少振奋人心的消息，继“郑观应研究网站”(http://www.apphcm.org)开通后，将酝酿成立“郑观应研究中心”，即将出版《郑观应年谱》、《中外学者论郑观应》和本次会议的论文集，筹款整理出版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郑观应史料，并组织开展郑观应在上海、广州、香港、澳门、香山等地的专题研究。可以预见，此次研讨会以后，随着郑观应研究巨幕的开启，郑观应研究的阵营，将会在新生代“从军”和老学者“入伍”的画面中不断壮大。镜湖之灵光，郑公之睿智，定会把郑观应研究事业烘托得愈发澯灿斑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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