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月刊》与中国戏剧的对外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月刊论文,中国戏剧论文,天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 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15)04-0108-07 近代以来，中学西传的主体是西方学者。但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新旧文化进行梳理和反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探讨。同时中国学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方文学、思想、文化方面的兴趣持续上升，于是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英文刊物应运而生。这些刊物存续的时间与产生的影响当然各不相同，而《天下月刊》就是其中一份也是第一份在中国本土由中国人主办的以促进中西文化传播交流为己任的颇具影响力的全英文刊物。 《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是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早向亚、欧、美读者发行的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类英文刊物，掀起了东学西渐的浪潮。正是这份刊物打破了自16世纪以来中学西传进程中西方汉学界“独语”的局面。 《天下月刊》这份刊物的办刊宗旨是要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全面了解。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在该刊的创刊号中的《前言》就做了如此定位： 作为中国人经营的杂志，很显然的是要更多地向西方翻译和介绍中国，而不是把西方介绍给中国。但是正如刊物的名字“天下”所隐含的“世界”的意义，任何对于世界各地的人类有益的我们都会关注，因此，我们也欢迎西方学者的论文，以及其他想要发表观点和希望促进世界文化理解的稿件。[1](P.4-5) 一、《天下月刊》英文刊物的背景 《天下月刊》创办于1935年8月的上海，于1941年9月停办，每年共发行10期，6、7两个月休刊，每一期均在每月15日出版，每半年合为一卷。从1940年8月起，因为战时中山文化教育馆资金极度短缺，从第11卷第1期起(1940年8-9月)，《天下月刊》被迫由月刊改为双月刊。改为双月刊的《天下月刊》勉强维持了一年，1941年8-9月出版了第12卷第1期后终刊，总计出版了12卷56期。《天下月刊》最初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愚园路1283号。抗日战争爆发后，编辑部地址移至上海汉口路400号，编辑部全体成员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从沦陷的上海撤至香港。 《天下月刊》创刊初期的主编(Editor-in-Chief)是温源宁(Wen Yuan-ning)，吴经熊(John.C.H.Wu)任执行主编(Managing Editor)。六年时间内担任过编辑的依次为：林语堂(Lin Yutang)、全增嘏(T.K.Chuan)、姚莘农(Yao Hsin-nung)、叶秋原(Yeh Ch'iu-yuan)。前期林语堂、全增嘏任编辑。林语堂虽然于1936年8月离开上海前往美国，但其名字一直保留在编委会成员的名单中。1937年8月起姚莘农接手做编辑，1940年1月始叶秋原加盟任编辑。 《天下月刊》主要包含五个栏目：编辑的话(Editorial Commentary)、文章(Articles)、翻译(Translations)、纪事(Chronicles)和书评(Book Reviews)，1936年8月又新添了关于介绍中国文学与艺术发展概况的专栏。该刊除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外，在日本、新加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爪哇等国家的诸多大城市都有销售。《天下月刊》以上海为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发行与销售的网点，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该刊物能传递到西方读者的手上，使西方读者能通过《天下月刊》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与研究，认识中国并且了解中国。 二、跨专业、多元化与国际化的撰稿队伍 《天下月刊》的麾下汇集了当时重要的文化名流，可以说是精英荟萃。该刊的编者和作者群中的大多数人学贯中西，曾留学海外，他们不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还拥有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具备娴熟的英文写作能力。因此，他们是真正的连通古今、超越中西的文化使者。《天下月刊》的撰稿人队伍在国籍上以中国人为主，但也不乏英美等其他国家的众多人士，这些人士身份各异，有来自文化界的学者、新闻界的记者和政界的官员，也有自由撰稿人、传教士，甚至军人等。撰稿内容包罗万象，文化、哲学、考古、历史、政治、地理等领域均有广泛涉及。跨专业的刊物编辑、跨界的国内撰稿人员以及多样化的外籍撰稿人士组成了《天下月刊》的整体优秀队伍，确保了该刊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学、思想、文化的同时具备了自我与他者的角度与立场，从而使中西文学、思想、文化的交流具备了国际性，有效实现了中国和西方的学界、文化界之间不仅良好而且频繁的互动与交流。 除了《天下月刊》编辑部的编辑外，中国戏剧对外传播的主要译介者还有钱锺书、陈受颐、哈罗德·艾克顿(英)和阿灵顿(美)等人。 钱锺书先生的《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刊登在1935年8月的《天下月刊》创刊号上。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戏剧艺术没有悲剧的最高形式，他呼吁中国戏剧研究者应该拓宽视野，应该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对中西方戏剧的世界性因素进行分析。钱锺书先生在该文中如是说道： 悲剧自然是最高形式的戏剧艺术，但恰恰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剧作家却无一成功，除了喜剧和滑稽剧外，确切地说，一般的正剧都属于传奇剧，这种剧作都是由一连串松散连缀的激情组成，却没有表现出一种主导激情。[1](P.37) 钱锺书先生的《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从戏剧的内容、结构和冲突等方面，对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德莱顿的《为爱牺牲》、白仁甫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以及被王国维肯定的《窦娥冤》《赵氏孤儿》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说包含悲剧冲突和结局的中国古典悲剧实际上并不符合西方古典悲剧的定义与范畴。 除了钱锺书先生，著名学者陈受颐也一直致力研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早在1928年陈受颐就以《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为学位论文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立即在《岭南学报》发表了一系列该领域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29年12月《岭南学报》1卷1期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首次论及戏剧《赵氏孤儿》在国外的翻译传播，这也是中国戏剧对外译介研究的开始。 在《天下月刊》上，陈受颐总共发表了四篇与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论文，其中1936年4月第2卷第4期的《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和1936年9月第3卷第2期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是其早年所发论文的自译英文稿，主要来自之前《岭南学报》上的系列论文。而1939年1月第8卷第1期的《Oliver Goldsmith与〈中国人信札〉》和1939年5月第8卷第5期、1939年8月第9卷第1期连载的《早期耶稣会士对崇祯帝的影响》当属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最新力作。 当时《天下月刊》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性。就戏剧译介层面而言，《天下月刊》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意在努力向世界推广中国戏剧的基本知识，译介对象以京剧、昆剧为主，呈现出专业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特点。 在《天下月刊》的中国戏剧作品对外翻译和推介中，英裔意大利作家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是不可不提的一位人物。青年时的艾克顿就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特别浓厚的兴趣。1932年，艾克顿在中国开始了八年的游历生涯，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与态度，集中反映在他的自传《一个爱美者的回忆》(Memoirs of an Aesthete，1948)和小说《牡丹和马驹》(Peonies and Ponies，1941)中。 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迷恋以及与梨园界人士的交往，使艾克顿在中国传统戏剧的翻译方面成果卓著。他与美国人阿灵顿合作，将当时所流行的三十三出京剧折子戏编译成《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1937)，40年代又与陈世骧携手合作共同翻译《桃花扇》(California，1976)。艾克顿翻译的三部昆曲即《春香闹学》《狮吼记》和《林冲夜奔》先后发表在《天下月刊》上。 在《春香闹学》译本的前言中，艾克顿概述了全本《牡丹亭》的情节内容，并说明了该剧的重要性及其在西方的译介情况：“《牡丹亭》与《琵琶记》被公认为是明代南戏的杰作，这两部戏均已有德译本(Q.Hunahausen，1933)，《琵琶记》则有法译本(A.Bazin，1841)。《牡丹亭》全长55幕，流行于当前戏剧舞台上的是其中的三出折子戏《春香闹学》《游园惊梦》《还魂》。”[2](P.357)艾克顿解释说，之所以在55幕长的《牡丹亭》中选择翻译了《春香闹学》这一出，是缘于他个人认为“较之相对现代的皮黄，昆曲《春香闹学》在舞台上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魅力……”[2](P.358)艾克顿认为“《春香闹学》这出以天真烂漫的形体语言来描述一个调皮丫头戏弄老先生的折子戏”会让西方人更容易感同身受，在他眼中“大部分昆曲是现实主义的，而京剧则几乎完全依赖于俗套与外在的道具服饰”。[2](P.359) 艾克顿在《天下月刊》译介的第二部昆曲作品是《狮吼记》中的《跪池》一折。在前言中，艾克顿提及了古代戏剧作家在中国的卑微地位与大部分古代优秀剧目失传的情况。之所以选译昆曲中的这出喜剧，是因为艾克顿发现“妒妻是中西喜剧的普遍主题之一。在中国是源于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在古罗马则是源于婚姻中的嫁资制度”。[3](P.87)艾克顿就《狮吼记》与莎士比亚的喜剧《错中错》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柳氏与阿德里亚娜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代，但两人相似的言论与行为都表达了古代女性对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平等的强烈诉求。 艾克顿发表在《天下月刊》的最后一部译作是昆曲《林冲夜奔》，也是他自认为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最杰出的作品：“中国戏剧舞台上最绝美的戏是昆曲《林冲夜奔》与《尼姑思凡》。即使用西方的戏剧标准来衡量，这两出戏都可谓是杰作，而且这两出戏较之其他剧目更能体现中国古代戏剧艺术之美。《思凡》表现的是女性的柔美与脆弱，《夜奔》则表现了男性的刚强与力量，二者相得益彰，动作与音乐也堪称完美。”[4](P.180)艾克顿在前言中介绍了昆曲的起源，所使用的乐器特色，指出“模拟动作的舞蹈是构成昆曲表演的基本部分，每一个动作都是对一句戏文的演绎，整部戏就是由舞蹈动作配合唱腔共同完成的”。[4](P.180)“昆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戏剧的代名词”。[4](P.181) 姚莘农对艾克顿与阿灵顿的中国古典戏剧翻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7年初《戏剧之精华》刚一出版，姚莘农即在该年5月的《天下月刊》上撰文评价此书的意义。姚莘农将翻译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流行剧目视为一件相当重要的事。“……翻译戏剧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译者需要对中国戏剧所采用的表演技巧和表演程式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因此很少有人能胜任该项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戏剧之精华》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戏剧的西方学者来说价值极大，尤其这一译本是阿灵顿与艾克顿高水平的合作。”[5](P.550)姚莘农认为阿灵顿在中国生活长达60年之久，与梨园界交情匪浅，这保证了其译文的专业性与准确性。艾克顿是诗人，同时又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能领略到中国戏剧中词曲部分的含蓄隐喻之美。因此，阿灵顿与艾克顿的联手，可谓珠联璧合，保证了他们的翻译能传达出原剧的真实旨义。 美国学者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L.C.Arlington，1859-1942)曾任大清邮政局的邮政司，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居住了将近60年。1920年退休之后专心于写作和研究，最终成为了一名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著有《中国戏剧史》(The Chinese Dra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Today，1930年)，还编译了《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1937)，这些在当年的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所著的英文版《古都旧景》(又译《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1935年在上海出版，中文版由赵晓阳译，于1999年在北京出版。 由于德国汉学家洪涛生(Q.Hunahausen)于30年代在戏剧译介方面的重要地位，《天下月刊》在1938年第6卷第2期刊发了福开森的书评文章，论述了洪涛生将中国古典戏剧译介到德国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认识与研究的福开森认为，洪涛生在译介过程中注意与中国学者合作，在准确把握中国戏剧内在精神意蕴的基础之上，将《牡丹亭》译成符合德文思维方式的文字，“对于我来说，抓住中文原本的精神将之翻译成可读性强的英、德文，比起呆板的逐字逐句的翻译而丢失了可读性，重要得多”。[6](P.174)《琵琶记》《西厢记》与《牡丹亭》德文译本的意义在于“为德国戏剧带来了新的因素，拓宽了德国人的视野，让西方观者看到了中国戏剧的优缺点”。[6](P.174) 三、中国戏剧对外传播的热心推介者：姚莘农 在《天下月刊》先后工作过的四位编辑中，对《天下月刊》的办刊风格与译介活动，特别是对中国戏剧对外译介活动影响最大的是姚莘农。 姚莘农(1905-1991)，原名姚克、志伊。姚莘农1931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系，是戏曲家吴梅的学生，后赴沪工作，先后任职于上海世界书局、明星电影公司。由于其娴熟的英文功底和文学专业的背景，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英文报刊撰稿人，曾为《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中国评论周报》《亚西亚》等多家沪上刊物供稿。姚莘农不仅撰文介绍中国文学与文化，同时也在《译文》和《申报·自由谈》上翻译、推介西方文学名著。在《天下月刊》三年的编辑职务期间，姚莘农发挥了其在戏剧领域的专长，其主要成就在中国戏剧的英译与介绍方面。他所撰写的文章有：《元杂剧的主题与结构》(1935年11月第1卷第4期)、《昆曲艺术的兴衰》(1936年1月第2卷第1期)、书评熊式一(S.I.Hsiung)所译的《西厢记》(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评论阿灵顿和艾克顿所译的《戏剧之精华》(1937年5月第4卷第5期)。翻译方面的成就有：京剧《贩马记》(1935年12月第1卷5期)、京剧《庆顶珠》(原名《打鱼杀家》)(1936年5月第2卷第5期)、现代剧《雷雨》(1936年10月第3卷第3期起分5期连载至1937年2月第4卷第2期)、英译自己的剧本《出发之前》(1938年8月第7卷第1期)。 姚莘农作为《天下月刊》的编辑，他通过刊物向西方译介传播中国传统戏剧时，很精妙地将理论文章与剧作翻译紧密结合，将学术性与普及性融合得天衣无缝，将他本人在文学研究领域鲜明的社会性显现得一览无遗。由他所译的《贩马记》(Madame Cassia)与《庆顶珠》(The Right to Kill)就是最好的例证。《贩马记》是为呼应《元杂剧的主题与结构》一文而翻译的，通过实例来体现元代杂剧的结构特点，使西方读者尤其是研究中国戏剧的外国学者对元代杂剧的特点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姚莘农在译文前的“简介”中说明了翻译该剧主要是因为“《贩马记》不仅是当代中国京剧界最受欢迎的杰出剧目之一，同时也是我那篇关于元杂剧结构形式一文的最佳佐证。《贩马记》典型地反映了在京剧中保留下来的元杂剧的基本结构特点：一本四折，联套的使用(可参看中文原本，译文已将唱曲改译为念白)，该剧还体现了中国戏剧的其他一些普遍特征，如念白的介绍功能”。[7](P.537) 半年后，姚莘农又发表了京剧《庆顶珠》的译本。在前言中，他指出选译该剧是因为《庆顶珠》表达了京剧较少涉及的“反抗主题”：“在京戏的诸多剧目中，它既无关才子佳人的老套主题，表演上也没有用京戏里惯有的插科打诨去娱乐观众。这出短短一个小时的戏，紧凑、真实、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8](P.469)姚莘农介绍了这一取材于《水浒后传》的京剧故事情节，说明原来的剧名《庆顶珠》《讨鱼税》《打鱼杀家》都不能够反映出其反抗精神，因此英文译本更名为The Right to Kill。 姚莘农对京剧剧目中“反抗精神”题材的重视与推荐，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日的系列活动是一以贯之的。姚莘农在30年代的文学活动一直保持与左翼文化圈的联系，无论是在文学研究还是戏剧创作领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学时的视角与立场。 四、《天下月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研究和译介 《天下月刊》是中国现代戏剧对外译介的新模式的创造者。通过翻译传播中国现代戏剧，《天下月刊》成为中西方戏剧交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天下月刊》创刊时恰逢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期，所以《天下月刊》在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现代戏剧时，曹禺的《雷雨》自然最获青睐。 《雷雨》象征着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被公认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第一部真正的悲剧。这部作品发表于1934年7月的北京《文学季刊》第3期后随即引起轰动。1936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雷雨》的单行本，单行本中附有曹禺所写的《〈雷雨〉序》，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同年1月，姚莘农开始把《雷雨》(Thunder and Rain)的英译本在《天下月刊》上连载。译本做了些许调整，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为中文蓝本，将原来在附录部分的序放到了前面，目的为使西方读者在阅读这部主题与情节皆是中国式的话剧之前，能先行了解剧作家曹禺本人对该作品的思考以及剖析。 毫无疑问，《雷雨》是《天下月刊》译介的全部现代文学作品中最受重视的。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2月期间，《天下月刊》连续五期连载姚莘农翻译的《雷雨》英译本。1936年10月，《天下月刊》“编辑的话”通篇对戏剧《雷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了《雷雨》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期所刊登的戏剧《雷雨》就是新文化运动后取得的一枚成熟果实。在中国舞台上，《雷雨》仿佛划过苍穹的彗星，发出闪耀的光芒。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中最成功最受欢迎的一部剧作。[9](P.211-212) 值得一提的是，《天下月刊》译介现代文学作品时一般对作者并不作介绍，西方读者对他们所读到的作品的作者一无所知且几乎无从知晓，但是唯有曹禺的作品，《天下月刊》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且还提到了曹禺另一部杰出的戏剧《日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后，姚莘农与夏衍、阿英等十六位剧作家携手创作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之后代表中国戏剧界赴莫斯科出席第五届苏联艺术节，此后又远赴伦敦揭露日军暴行和宣传中国抗日的斗争，争取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援。1938年姚莘农创作了独幕剧《出发之前》。该剧是一部揭露日军暴行、鼓舞人们积极抗战的话剧。剧本讲述的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撤往内地的大学生在经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等一系列遭遇后，在国难的危急时刻弃学从戎的故事。姚莘农将这部剧作的英文名译成“When the Girls Come Back”。这是中国抗战文学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唯有通过《天下月刊》才能使西方人了解当时的中国。 1936-1940年期间，《天下月刊》连续发表了五篇《戏剧纪事》。这五篇《戏剧纪事》是对中国抗战时期戏剧界的真实记录。每一篇纪事均回顾、总结了一年来剧作家的创作情况、现代戏剧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中国各地各主要剧团的演出状况，完整地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界从抗战初期到上海、南京沦陷之后积极抗战的全部过程。 《天下月刊》对中国戏剧的外译传播与研究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不仅翻译了两部京剧与三部昆曲，并对20世纪30年代深受中西方重视的中国传统戏剧译本进行了点评。《天下月刊》所做的文学与文化层面的分析，显示了该刊物充分意识到戏剧文学与表演艺术相结合的特殊性，显示了该刊物在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实践中正确的判断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天下月刊》曾在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学术构架内的中西戏剧比较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2009年11月重印出版了《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杂志，全套共1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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