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己”与“异我”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阅读影响着写作。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写作的高度。由一个人读过什么样的书，大体可以判断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有些作家写作能力低下，语言粗糙无味，究其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读书太少太浅。 孙犁是风格最为鲜明和成熟的当代作家之一。这得益于他在读书上的认真和努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像孙犁这样用心读书的作家并不多见，像他这样尚友古人、出入经史的作家就更是难得一觌。 他的阅读选择和阅读方式，前后大有不同。在青年时期，他的阅读属于不自觉的被动阅读，唯一时之风尚是趋，所读作品，非“新潮”即“左翼”，非常驳杂。到了晚年，他的阅读意识渐趋自觉和主动，只读那些与自己的个性、趣味和心境接近的作品，那些“会己”的作品，而对“异我”的作品则了无兴趣。 《史记》是孙犁晚年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的作品。对他来讲，司马迁无疑是最能促人向上、给人力量的文化巨人，《史记》则是最能助人安顿身心的伟大作品。他读《史记》，不单是为了欣赏文章之美，也是为了寻求人格上的引导和精神上的支持，即他所说的：“能安身心，其唯书乎！”①孙犁热爱司马迁，常常引用他的话以自励和自况。“文革”期间，世路艰难，生不如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活下去。他引了叶赛宁的话：“死是容易的，活下去是艰难的。”②接着说道：“我等宁可相信司马迁，不可信叶赛宁之言。”③他说，一切事情，自己都看得很淡，“对于儿女们呢，我也不看得那么重，就像司马迁对朋友说的”④。他醉心于《史记》，反复摩挲，从容含玩，多有议论，写了长长的读书笔记。然而，即便对《史记》的阅读，孙犁亦有“会己”和“异我”两种反应模式。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属于水气氤氲、荷香弥散的婉约派。他在写作上的细腻情感、温柔态度，视女性亦不遑多让。才华不俗，自初中时起，他就志在文学，笔耕不辍，十六岁开始，就时有作品发表。爱读书，悟性亦在中常之上，唯阅读兴趣，多随风潮转移，用孙犁自己的话说，就是“青年读书，总是顺应时代思想的潮流的”⑤。在那一代文学青年中，思想常与时变，精神植根未深，实在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从小学开始，孙犁的文学教育，已有趋新而去旧的倾向。1981年，他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中说：“承问我学习古代文字(学)的经验，实在惭愧，我在这方面的根底很薄，不能冒充高深……我进了高等小学。在这二年中，我读的完全是新书和新的文学作品，父亲请了一位老秀才，教我古文，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因为我看到他走在街头的那种潦倒状态，以为古文是和这种人物紧密相连的，实在鼓不起学习的兴趣。”⑥他说自己的“古文”，“只能说是中学的程度”⑦，似乎并非谦语。喜新厌旧，厚今薄古，一时风会如此，原不足怪。然而，由此亦可得知，孙犁这一代作家既是新文学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他们的阅读范围更广，眼界也因之更开阔，但是，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排斥和否定，也造成一代中国作家文化血脉的断裂，造成他们精神空间的逼仄和表达能力的退化，将孙犁一代与鲁迅一代进行比较，便可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严重。 孙犁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内容多至十项：读报纸、读杂志、读社会科学、读自然科学、读旧书、读文化史、读小说散文、读文艺理论、读文字语言学、读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的书⑧。在写于1990年的《我的史部书》中，他这样说道：“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的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⑨在这一阶段，他也曾接触到《史记》：“余在中学，初读《史记》，购商务《史记菁华录》一部，亦未通读，于抗日战争中，遭敌抢劫，遗失。”⑩《史记》岂易读哉，岂易知哉！要想理解《史记》并认识其价值，先得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知识储备。在涉世未深的青年时期，提不起阅读《史记》的热情，也属很正常的事情。 总体来看，在中学阶段和青年时期，孙犁对当时流行的新文学、苏联文学和左翼文学兴趣盎然，而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则比较隔膜。终其一生，他在文章和谈话中很少提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的文学。俄苏文学，尤其是其中抒情风格的作品，对他影响甚大，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教导的，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11)，“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12)。在新风如熏的氛围里，他也许曾游心寓目于中国古代典籍和“旧文学”，但却因其“异我”的性质，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在写于1949年的《学习问题》中，他这样说道：“我们是在旧社会长大的，并且受到多年的陈旧的文学的教育，这些旧文学，不只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也影响着我们的情绪，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我们所受的陈旧的文学影响，有封建主义的，有资产阶级的，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为艺术而艺术、颓废悲观的成分。”(13)年轻人一旦存此偏见，他的文化吸收力和包容力，就难免有限，对待“旧文学”的态度，也就不可能是理性而宽容的。 高中毕业后，孙犁因为家贫，未能继续深造。后来又遭逢战乱，大好的读书年华都在不遑宁居的战争风雨中度过。中年以至晚年，身体的疾病和社会的动乱，也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扰：“(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就是两件大事：一个是我得病；五六年得病，在外面养了几年病；一个是‘文化大革命’。”(14)他像司马迁一样，偶因说了一句诚实的错话，得罪了一个看大门的，后被此人整得很苦。他被推到高台上批判：“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15)在干校，“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16)。他屡遭迫害和折磨，精神苦闷，心态消沉，因此，所读之书也随之偏向中国古代典籍，对那些“意皆有所郁结”(17)的作家的作品，兴趣更浓，阅读热情更高：“从我病了以后，新书就读得少了，从病了以后，我就开始买旧书，你看，在我吃饭的那屋里，两个大柜子里边，全部是这个。有几柜子线装书。我买来呢，就得翻一翻，买以前，得查一查这书是什么内容，我也增加了一些版本的知识，关于那些作者，他的传记，书的提要，也得读几篇。弄了好多年，把时间消耗在这上面，从读新书到读旧书，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我看历史上，特别是从五四以后，走这个路的人很多。这也可能是一种倒退，也可以说是复古，也可以说是一种没落，也可以说是什么别的，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18)显然，所谓“读旧书”，对他来讲，绝非趣味的变化，而是意味着心灵的变化，甚至有着精神治疗的意义。 步入晚年，他诸事不顺，心境颓唐而悲凉。1991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文虑》的文章，抒发自己“渐渐露出下半世光景，一年不如一年”(19)的凄凉之感，也表达了对写作上困窘状态的无奈：“目前为文，总是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环境越来越‘宽松’，人对人也越来越‘宽容’，创作越来越‘自由’，周围的呼声越高，我却对写东西，越来越感到困难，没有意思，甚至有些厌倦了。我感到很疲乏。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己也说不清楚。”(20)这种情绪低沉的悲观状态，甚至影响到他读书的热情。他说：“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不了多少，所以我劝别人读选本。老年，对书的感情，也渐渐淡了，远了。”(21)话虽如此说，他到底还是不能忘情于读书，还要通过阅读来泄导自己苦闷的情绪，来获得安慰和力量。不过，他只读那些切实而诚实的书，读那些与自己情绪契合的“会己”的书：“我愿意读一些与我当前思想感情吻合的，有真实记载的书，读一些能消愁解闷的，历史经验的书。”(22)于是，孙犁遂闭门谢客，罕与世接，唯以读书为消遣。且所读多为古人书，无论经史子集，还是野史杂俎，都广为罗致。 书虽古而理常新，人虽远而事恒近，古人的经见和感喟，难免会时时触着孙犁的疼痛和忧伤。1989年，他收到友人所赠的《菜根谭》，“及见书后附傅连璋序，乃叹为珍本”，“文中有‘举国若狂，隐忧何及’之语。今日读之，如针时弊。所言，实目前有识者之同慨。世事变化，竟有如此出人意外者。傅氏已作古，不能重为‘嗟乎’矣”(23)！“如针时弊”和“世事变化”两句，语焉不详，但从“出人意外”和“嗟乎”二语可隐约察知，他所慨叹者，洵非细小事体，对他的晚年心境影响极大。 如果说孙犁晚年读书于史部用心尤多，那么在诸史之中，他对《史记》则是情有独钟，多有共鸣。虽然古人远矣，彼我之间，萧条异代，恨不同时，但苦闷的心境是一样的，“藏名山”、“传其人”的抱负也是一样的。司马迁百折而不挠的伟大精神，《史记》刚健的风骨和沛然的浩气，都令孙犁心折而神往。 如果只选一部中国古典作品，以它做尺度来判断汉语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那么，《史记》应该是最佳选项。因为，它“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4)，是融经史子集为一体的复合型经典；因为，它是历史，是小说，也是戏剧，最重要的，它还是诗，恰如鲁迅所言，是“无韵之离骚”(25)。茅坤在《读〈史记〉法》中说：“读太史公传记，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者……秦汉以来，文章之宗者何？唯以独得其解云尔……风调之道逸，摹写之玲珑，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愤，则又千年以来所绝无者。”(26)梁启超则在《〈史记〉解题及其读法》中强调它无可替代的典范性：“《史记》之文章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且两千年来相承诵习，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文学计，亦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27)中国作家若对《史记》无研究、无会解、无共鸣，那么他的精神创造的活力、想象飞翔的高度、表现人性的深度、文字表达的力度都会大受影响。 孙犁最早论及司马迁和《史记》是在1942年。1977年、1978年和1981年，在谈到文学速写、自己的文字生涯和传记文学时，他也曾较为深入地阐释司马迁传记写作的方法和经验。他对《史记》系统的阅读和研究，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开始细读并大谈《史记》，与他80年代末期以来的心绪颇有关系。 1942年，在一篇题为《慷慨悲歌》的札记里，孙犁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赞扬了荆轲形象的英雄主义：“司马迁的感情，直到文章结束还没结束，文章的结束只是作者感情的高潮点，积累的感情就永远像一个瀑布，灌注到各个时代。用高渐离击筑，刺秦王结束了这个英雄的事业，几乎成为一种集体的复仇斗争！这个前仆后继的共同的复仇的要求，形成文章的伟大风格。使那碎了的筑的声音永远颤抖，使那条易水永远呜咽。”(28)显然，他从司马迁的这篇故事里所看到的，主要是荆轲在刺秦时无畏的复仇精神。他想借此呼唤人们反抗日本侵略所需要的激情和勇气。至于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认识和理解，似乎还谈不到有多么深刻。 1949年“进城以后”，他开始“买古书”，阅读兴趣也转移到历史类：“中国的史书，笔记小说，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先是读一些与文学史有关的，如《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西湖游览志》等书，进一步读名为地理书而实为文学名著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由纲领性的历史书，如《稽古录》、《纲鉴易知录》，进而读《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这一时期，我觉得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比起文学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胜。《史记》、《三国志注》的人物描写，使我叹服不已。《资治通鉴》里写到的人物事件，使我牢记不忘。”(29)这个时期他虽然也读《史记》，但对它似乎领悟不多、注意不够。另外，根据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作情况来看，他对《史记》的阅读，对其作者的理解，还只停留在外在的兴趣层面，他还没有探知《史记》的幽赜，没有深切地体会到司马迁的伟大。1989年，在《书衣文录》中，孙犁说过这样一段话：“进城后，于天祥商场得此本(民国五年涵芬楼影印本《史记》——引者注)，线装共十四册，毛边纸印，字尚清晰……今年入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以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今晨找出此书，拟认真通读一遍，不知结果如何也。”(30)这段文字说明，他过去所读多是选本，且读得并不系统，直到1989年秋季，他才有了“认真通读一遍”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阅读冲动的产生，来自于外部时局变化所引起的“应有以自勉”的心理需要。 关于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孙犁的最早的评价见于1977年的《关于文学速写》。在这篇文章中，孙犁高度肯定司马迁客观地写人物的方法，赞扬“太史公曰”里高超的议论技巧：“在这一段文字里，他正面发表他对人物事件的看法。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变化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使他的议论，既不生硬，也不主观，发人深思，留有余想。对正文来说，他这段文字，又像是补充，又像是引申，又像无关紧要，又像关系重大，言近而旨远，充满弦外之音，真正达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31)这些判断和评价，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理解，也是基于孙犁自己写作实践的经验之谈，确实揭示了司马迁独创的修辞性介入的作用和魅力。 共同的人生境遇使孙犁与司马迁有了更多的共鸣。1978年，孙犁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看到太多的作家蒙难，因为自己也曾承受过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同样蒙受迫害的司马迁，提出了古往今来的作家“为什么都如此不幸”(32)的问题，接着便分析道：“按作品来说，天才莫过于司马迁。这样一个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勒成他一家之言，并评论其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之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的人物，难道没有从历史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之于自身的经验教训吗？”(33)他随即自己回答道：“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写下的，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来。历史情况，名义和手法在不断变化。例如，在二十世纪之末，世界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梦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这一切，确非头脑单纯，感情用事的作家们所能预见得到的。”(34)这一问一答，无非是借司马迁的酒杯来浇自家的块垒，借古人的眼泪来哭自己的忧伤。这也说明，孙犁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精神共鸣，皆缘于“会己”二字，是因为其人其书与自己的人生遭际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孙犁对司马迁和《史记》较为理论化的认识和评论，最早见于他在1981年所写的《与友人论传记》。在论述中国古代传记写作经验的时候，他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史记》“记言记行并重”(35)、“大节细节并重”(36)等写作策略。这些见解平平无奇，有些判断甚至很难成立。比如，他说传记写作“忌轻易给活人立传”(37)、“忌用文学手法”(38)就站不住脚。因为在《史记》中，司马迁自己就写了不少并世的“活人”，其中就有董仲舒和司马相如这样的师友，有自己接其謦颏、昏聩凶暴的“今上”刘彻。此外，司马迁也从不排斥合理地使用文学手法，诸如侔色揣称的细节描写、震撼人心的氛围渲染，以及“太史公曰”里的抒情和议论。假如没有这些手法，《史记》就很难像现在这样令人气夺神移，爱不释手。如此说来，“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开”(39)，就是一个过于谨慎而无效的戒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写“死者”还是“活人”，也不在于是不是可以用“文学手法”，而在于如何写，在于这些“文学手法”用得是不是很巧妙，很有效果。 在1988年所写的《读〈旧唐书〉记》中，孙犁深刻地概括了《史记》在叙事上的非凡成就：“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40)孙犁在这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评价，虽然属于顺带提及，但却洞烛幽微，在短短几句话里，从主客、古今、天人、历史与哲学、“琐碎”与“大局”、“真实”与“文史之美”等诸多方面，评价了他人不可企及的司马迁的境界和创造力，确实很有见地。 梁启超说，《史记》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常识的读法”，一种是“专究的读法”(41)。其实，还有一种《史记》读法，那就是作家的读法。它贴近创作，多从作家的修养和写作着眼，虽然更接近“常识的读法”，但也不乏“专究”的眼光和识见，如宋人苏辙、明人王维桢、清人唐彪和方苞的《史记》读法，即此类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孙犁专心致志读《史记》，而且还搜集了一些清人研究《史记》的论著，诸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史记杂志》，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著作，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这些书他虽未全都细读，但也可以见出他在《史记》阅读上务求融会贯通的努力。 孙犁的《史记》读法是最老实、有效的。他在《读〈史记〉记(跋)》中说：“《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于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于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42)老来读书，难于记省，但他仍披读不辍：“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吧。”(43)一个古稀老人，如此费心劳力、焚膏继晷地读一部古书，其中必有所不得不然者在焉。他晚年的寂寞和孤独，端赖此书得以安慰；对世事和文学的困惑，端赖此书得以解答。 孙犁在晚年既好读书，亦求甚解。他在《史记》上所花的心思和精力，比哪本书都多。他将自己“心参默诵”之所得，写入“上中下”结构的《读〈史记〉记》。这不是一篇学者式的渊博而精深的研究文章，而是作家式的印象性和感悟性的读书札记。孙犁以不拘成规的随笔方式，表达了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精神回应，对其作品的心灵感悟。他是在谈司马迁和《史记》，但也是借司马迁和《史记》来谈自己，来谈自己的文学观，来表达他对当代文坛与当代作家的不满和批评、失望和希望。 在《读〈史记〉记(跋)》中，孙犁介绍了自己解读《史记》的方法，强调说：“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后，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于文学作品，亦自用于史学著作。”(44)孙犁之评论司马迁和《史记》，也是先论其“大旨”。像很多司马迁研究者一样，他也是先从班固评价司马迁的那段著名的不刊之论入手。在他看来，“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几句话，不只得了司马迁写作精神的“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45)。他细致梳理了这段话所涉及的问题，分析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内涵，认为“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46)。接着，他话锋一转，对自己时代的有抱负的作家说道：“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47)在他看来，司马迁依然是一座伟大的精神高标；与司马迁相比，当代作家实在差得太远。 为文决定于为人，没有伟大的伦理精神，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学写作。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伟大财富，不仅是语言修辞和叙述技巧上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人格和精神上的滋养。也就是说，《史记》不仅是伟大的文学现象和美学现象，更是伟大的人格现象和伦理现象。孙犁高度强调司马迁的人格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肯定其“发愤著书”的非凡毅力和伟大精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48)孙犁看到了这个不朽论断中所蕴含的真理价值，并进一步详细而深入地申论道：“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作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后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后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49)孙犁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文学上的“不幸”和“祸”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而且还是人们无力抗拒和无法避免的巨大“人祸”。不仅如此，孙犁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祸”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性的。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和作家的灾难遭遇的总结，也是对司马迁的著名论断的极为深刻的会解和阐释。表面上看，孙犁之所言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对事实的简单概括而已，事实上，像他这样将人们惯见的事实升华为深刻的概括性判断，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需要认知的能力，也需要言说的勇气。 显然，政治是孙犁理解文学的一个稳定角度。在他看来，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和文学：“其实，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50)但是，他的“文学/政治”观，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早期，孙犁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理解，是狭隘和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矛盾和混乱的。直到1981年，他还这样阐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有些作家，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艺可以决定政治……我是不相信的。”(51)同一年，他甚至据此批评萧红，说她“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52)。孙犁对萧红的政治化批评，完全是一种扞格不通的浮泛之谈和隔膜之论。由此可见，他这个时候对政治与文艺的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他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并不是谁决定谁的简单关系，而是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试想，如果司马迁的写作，只是徇徇焉被汉代的政治所决定，那他的《史记》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后来，历经坎坷，阅世渐深，又通过潜心精读，得司马迁和《史记》之助，孙犁才注意从知识和权力、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关系中，来理解作家和文学的境遇。从司马迁的遭遇里，他认识到，千百年来，权力总是干预和压迫文学，总是给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带来严重的桎梏：“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到史德、史才。”(53)在这样的境遇下，作家所能凭恃的，说到底也只能是自己的人格。受司马迁的启示，孙犁特别强调作家在权力面前的人格自觉和良心意识。他对叔孙通现象进行了个案分析，认同司马迁对他的“不堪的言词和形象”(54)的描写，因为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希世度务”、“与时变化”(55)，他像司马迁一样厌恶。他将良心当做根本性的东西，认为它是历史学家和作家的重要德性：“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于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历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于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56)如果良心泯灭，则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会“无恶不作”。借古人的镜子，看今人的面目，孙犁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当代作家在写作上的坏德性：“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后，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遗害后人，那就造孽太大了。”(57)在孙犁看来，这样的写作，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和欺诈，毫无良心可言，与司马迁的伟大写作相去，譬若天壤。 对孙犁来讲，《史记》是一部高度“会己”的作品。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时代。它是一面清晰的镜子、一把可靠的尺子，可以用来批评当下的现实和当代的文坛。所以，他的话题常常始于《史记》而归于当下，只要司马迁的叙事与今天的生活有一点关联性和相似性，都会引发他的联想和议论。例如，他由“先黄老而后六经”(58)，说到了景帝与窦太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又说到了太后找辕固生“问《老子》书”(59)，言有不慊于心，怒而命辕固生“刺豕”(60)。话头到此，孙犁“气郁结而不扬”，说不下去了。他自家的痛处，被这“刺豕”二字给触着了。于是，他将笔墨荡开来写道：“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为，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61)这样的议论，表面看来似与《史记》无涉，其实那一股愤愤不平的郁勃之气，却正是从《史记》中来。正是在这样的议论里，我们感受到，孙犁记忆深处隐隐发作的精神疼痛，看到他的未能忘情于当下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谈黄老思想时，他再次引申开来，尖锐地批评当代作家的不堪表现：“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啰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压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语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62)这样的议论亢直而尖锐，充满《史记》刺世疾邪的批判激情，指向自己所观察到且深为不满的世态人情，指向文学的现状和作家的德性。他用近乎杂文的笔法，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文场”和无行文人的尖锐批评。 最后，他由班固指摘《史记》的“三点错误”(63)，引申出批评应以“正道出之”(64)的观点，孰料自家的痛处，再次被触着，于是又大大地发了一通议论：“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衷。”(65)此处所涉及的作家的等级分类、拉帮结派、胡乱评奖等，都是有感而发，显示出一个作家对当代文学现状的深切忧虑和强烈不满。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太史公曰”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66)孙犁借司马迁的《史记》以“自镜”，清楚地看到今世文坛的乱象，看到当代作家的人格扭曲和道德危机。 由上可见，《史记》之所以吸引孙犁，是因为它是一部高度“会己”的作品。他对《史记》的会解和阐释是一种关联性的阐释，总是联系着他的个人经验和人间世相，充满了移风俗、正得失的道德激情和责任意识。 然而，《史记》也有与孙犁“异我”的一面。《史记》充满阳刚之气的激楚和奇崛，与孙犁的阴柔气质和懦弱性格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错位。正是这种内在精神气质的不同，造成孙犁对《史记》的某些重要价值的误读和忽视。 孙犁读《史记》，虽好学深思，能心知其意，但也有所疏忽，甚至偶见随意的诠解和臆断。他将司马迁游历南北，网罗旧闻，理解为“深入生活的问题”(67)，就使人觉得有些“路径依赖”，缺乏新意。他将《史记》中描写淮阴侯“羞与绛、灌同列”(68)以及与陈豨“步于庭”(69)的描写，归之于太半抄录《史记》的《汉书》(70)，也使人为之恨恨。最不可解的是，对司马迁的“贬退讨”的批判精神，孙犁终其一生，竟无一语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疏失。 如果说班固的“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是对《史记》的叙事风格和叙事伦理的准确概括，那么《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贬退讨”，则是惊世骇俗的卓特雄识，是《史记》具有灵魂意义的写作精神和叙事原则。这三个字，不仅是解读《史记》的第一把钥匙，对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来讲，也是千古不磨的“黄金定律”。 所谓“贬退讨”，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出自《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好友壶遂的一段对话：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71) 在司马迁看来，他自己的时代也是周道废弛的时代。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拨乱世而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72)所以，他要以孔子为楷模，写一部《春秋》那样的伟大著作。他的最高目的就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73)，确立“天下仪表”(74)，以达建构永世不废的政治秩序的目的，用他借来的董仲舒的话说，就是“以达王事而已也”(75)。他的写作原则，也要像孔子一样正直而勇敢，对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所有“权力人物”，一概进行坦率而尖锐的批评。 司马迁的“贬退讨”，实在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写作精神，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境界。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赞美司马迁说，“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76)。所谓“国民思想”就是现代思想，即理性的求真精神和正直的批判精神。 北宫锜有“周室班爵禄”之问，孟子回答道：“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诸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77)关于这段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这样阐释：“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78)蒋庆根据两位古人的思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谓“贬天子”，即“废去天子一词而不用，贬低天子与天同质的神圣地位，降天子为一世俗统治秩序中的等级位列”(79)。即便“贬天子”的“贬”，确乎是“损也，损即有损去降等之义”(80)，那它也意味着肯定了批评最高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启蒙意义和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对文学的批判精神废弛的时代来讲，强调司马迁的“贬退讨”，实在很有必要。然而，孙犁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段话的价值。这一疏忽，殆亦必然之事耳。他在《我与文艺团体》一文中说：“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81)谁若怀有这种与《史记》的“异我”的消极态度，那么谁对司马迁的英风猛气突突上发的“贬退讨”，就很难产生强烈的认同和共鸣。更何况，孙犁的性格本来就是柔弱的，逮及晚年，心灰意冷，更显颓唐。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82)有学者指出，孙犁“固然清高、孤僻、耿介，但又优柔寡断，胆小谨慎……在发觉越来越难于以己之文才用世的情况下，他逐渐滋生并强化了一种观望之意、退隐之志。”(83)这种软弱性格和消极心态，与司马迁的坚强性格和积极心态之间，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也必然会造成孙犁与《史记》彻底的批判精神的排斥性和“异我”性反应。 事实上，孙犁读解《史记》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对“贬退讨”的忽视，而是对“究天人之际”的误读。 笔者曾这样赞扬司马迁的志向和精神：“文从焚坑后，寥落不足陈。斫雕去凶戾，斯道渐复兴。贾子开新语，史公继其踵。旗揭贬退讨，志在究通成。锋芒向大恶，多爱归至仁。郁结通其道，国士皆发愤……”(84)所谓“究通成”，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亦即司马迁著《史记》所追求的宏远目标。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臧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85) 这确实是一段伤心已极而又坚忍不屈的话，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寥寥数语，但内容极为丰富，要言不烦地说明了司马迁历史叙事的伟大抱负。而“究天人之际”，就更显气概雄迈、抱负远大。可以说，司马迁“贬退讨”的自信和不可羁縻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句话中来。 所谓“究天人之际”，其实就是“以天究人”，即将天意和天道当作审视和审判人意与世道的标准和尺度。“中国自古有持‘天’言成败的传统，由《诗》、《书》可略见一斑”(86)。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同时代的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即“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87)，“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88)。这种“援天道以证人事”(89)的超验哲学和政治阐释学，确实可以对最高统治者加以道德和心理上的威慑，故“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90)。只是后来，统治者对“天权”的敬畏，越来越弱化，对“天”的态度，也越来越随便。正如赵翼所说：“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殆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之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91)所以，司马迁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叙事，恢复“天权”的制衡力量，并以“天权”来批评和对抗“君权”，此即所谓“贬天子”。 崇尚天权并将最高统治者还原到人的位置，就意味着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人，用公平的尺度来衡量所有人，即使贩夫走卒，抱关击柝者，鸡鸣狗盗之徒，也要赋予他以值得尊敬的人格尊严和精神光芒。《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平准书》和《扁鹊仓公列传》等所写，多是小人物，他们或以其多能，或以其正直，或以其勇敢，受到司马迁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美。正像施章在《史记新论》中指出的那样，“这都是处处表现着司马迁不偏重帝王的精神，可以表示《史记》不是帝王的家谱，(不)只是伟人的记载，而是以社会的整个生活为对象，用平等的眼光来叙述，他以整个的社会人生为对象，给以平等的眼光而作价值的叙述和描写”(92)。有必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对待所有人物的平等精神，就来自于他的“究天人之际”的超越精神，来自于他的“援天道以证人事”的“天道主义”精神。 然而，对“究天人之际”一语，孙犁虽然也曾留意，但却轻轻放过，以致思考未深，认识未真，不着边际地发了这样一通议论：“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93)他按照僵硬的文学观念，将生活当成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天”，并让它作用于“人”，因此形成一个“天人之际”的文学关系阐释理念。这样的理解和判断，纯属想当然耳，偏离太史公的本意实在是太远了。事实上，这不能被仅仅视为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应该看作孙犁对《史记》的一个严重的“异我”性反应。 同样的问题，也见之于孙犁对《史记》的反讽精神的误读和误解。由于对司马迁勇敢的批判精神和高超的讽刺艺术缺乏认知，孙犁对《史记》中的那些绝妙的反讽，就缺乏准确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司马迁对一切阿谀奉承的小人和佞臣，都深恶痛绝，在《史记》中塑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形象，如“操心坚正”(94)的蒯成侯周绁，“醇谨而已”(95)的万石君父子，畏罪持禄的卫青、霍去病舅甥，为皇帝“唶痈”(96)的邓通等，比比皆是。为刘邦“起朝仪”(97)的叔孙通，也属于这种人。他获得了成功，诸弟子皆夤缘做了官，便称赞他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98)然而，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却如此意味深长地评价：“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99)这是含蓄而又极为尖锐的讽刺。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说，叔孙通是“儒家大猾”，“赞语一曰‘希世度务’，再曰‘与时变化’，则史公不为其所愚可知”(100)。然而，孙犁却感受不到司马迁的反讽，反而认为，“这是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家的通情达理之言。因为他明白：一个书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树，得到社会的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着重点出的，是‘与时变化’这四个字。这当然也是他极度感伤的言语”(101)。事实上，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通情达理”，也没有什么“极度感伤的言语”，有的只是溢于言表的不屑和讽刺。清代学者牛运震早就指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前人以为溢美者，失之”(102)。所以，孙犁的“也只能如此了”的话，无疑是对其直若矢的司马迁的严重误读。当然，孙犁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一生里实在见了太多“希世度务”的机灵鬼，见了太多久惯牢成的聪明人。他也明白：在很多时候，做“一个书生”，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求得生存”，要“得到社会的承认”，除了“与时变化”，实在是别无选择。 李长之说：“文字变到东汉，那就似乎太女性化了，而在西汉却恰到好处。粗野和强悍去掉了，只剩下刚健，但却并没有步入柔靡。”(103)然而，孙犁的气质，却偏于阴柔，他“生性单纯甚至有些懦弱，而人生的姿态又几乎是一种随顺自然的‘无为’状态”(104)。更何况，他又年在桑榆，锐挫气索。要一个性格懦弱的老人，理解司马迁刚健的风格，要他会解“贬退讨”的修辞和叙事，要他懂得“究天人之际”的深意，就难免有些强其所难。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105)孙犁不是“慷慨者”，也不是“爱奇者”，所以，面对“多爱不忍”、“爱奇也”(106)的司马迁所著的“其文疏荡，颇有奇气”(107)的《史记》，他的阅读反应就只能是这样：对触着自家痛处的地方，自有“会己”的共鸣和“嗟讽”，对不关自己痛痒的地方，即便倜傥奇伟，惊天动地，亦必加“异我”的轻忽和“沮弃”。 既然“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也就无须苛责孙犁。但是，坦率指出他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误读和疏略，并说明致果之因，也是责无旁贷的学术责任。 ①(23)孙犁：《书衣文录》，《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第231页。 ②③孙犁：《谈自我》，《孙犁全集》第8卷，第326页，第327页。 ④(14)(18)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孙犁全集》第9卷，第104页，第84页，第97页。 ⑤⑧孙犁：《芸斋琐谈》，《孙犁全集》第7卷，第210页，第215页。 ⑥⑦孙犁：《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全集》第6卷，第56—57页，第59页。 ⑨⑩(29)孙犁：《我的史部书》，《孙犁全集》第9卷，第123页，第126页，第126页。 (11)(12)孙犁：《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孙犁全集》第10卷，第80页，第81页。 (13)孙犁：《学习问题》，《孙犁全集》第3卷，第339页。 (15)孙犁：《芸斋小说》，《孙犁全集》第6卷，第207页。 (16)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17)(48)(58)(85)班固：《司马迁传》，《汉书》卷六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068页，第2068页，第2070页，第2068—2069页。 (19)(20)孙犁：《文虑》，《孙犁全集》第9卷，第326页，第326页。 (21)孙犁：《我的读书生活》，《孙犁全集》第9卷，第336页。 (22)孙犁：《我的集部书》，《孙犁全集》第9卷，第136页。 (2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08页。 (2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26)茅坤编纂《史记抄》，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XIII页。 (27)(41)梁启超：《〈史记〉解题及其读法》，施丁、廉敏主编《史记研究》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第18页。 (28)孙犁：《慷慨悲歌(札记)》，《孙犁全集》第2卷，第456页。 (30)孙犁：《书衣文录》，《孙犁全集》第9卷，第230页。 (31)孙犁：《关于文学速写》，《孙犁全集》第3卷，第518页。 (32)(33)(34)孙犁：《文字生涯》，《孙犁全集》第5卷，第66页，第66—67页，第67页。 (35)(36)(37)(38)(39)孙犁：《与友人论传记》，《孙犁全集》第6卷，第50页，第51页，第52页，第53页，第54页。 (40)孙犁：《读〈旧唐书〉记》，《孙犁全集》第9卷，第162页。 (42)(43)(44)(61)(62)(63)(64)(65)孙犁：《读〈史记〉记(跋)》，《孙犁全集》第9卷，第218页，第219页，第219页，第198页，第199页，第201页，第201页，第201—202页。 (45)(46)(47)(93)孙犁：《读〈史记〉记》上，《孙犁全集》第9卷，第195—196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 (49)(54)(101)孙犁：《读〈史记〉记》中，《孙犁全集》第9卷，第205—206页，第210页，第210页。 (50)孙犁：《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孙犁全集》第8卷，第423页。 (51)孙犁：《文集自序》，《孙犁全集》第10卷，第465页。 (52)孙犁：《读萧红作品记》，《孙犁全集》第6卷，第318页。 (53)(56)(57)孙犁：《读〈史记〉记》下，《孙犁全集》第9卷，第214页，第216页，第217页。 (55)司马迁：《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卷九九，第2105页。 (59)(60)司马迁：《儒林列传》，《史记》卷一二一，第2374页，第2374页。 (66)司马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一八，第740页。 (67)孙犁：《论风格》，《孙犁全集》第3卷，第468页。 (68)(69)司马迁：《淮阴侯列传》，《史记》卷九二，第2037页，第2037页。 (70)孙犁：《小说杂谈》，《孙犁全集》第7卷，第126—127页。 (71)(72)(73)(74)(75)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三○，第2491—2492页，第2492页，第2491页，第2491页，第2491页。 (76)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7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6页。 (78)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3页。 (79)(80)蒋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第196页。 (81)孙犁：《我与文艺团体》，《孙犁全集》第9卷，第363页。 (82)孙犁：《答吴泰昌问》，《孙犁全集》第6卷，第9页。 (83)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84)李建军：《夜读〈太史公书〉》，(台湾)《新地文学》第34期，2015年12月。 (86)陈文洁：《司马迁之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87)董仲舒：《春秋繁露·正贯第一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8页。 (88)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第四四》，第423页。 (89)(90)(91)赵翼：《廿二史劄记》，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第26页，第25—27页。 (92)施章：《史记新论》，《历代名家评〈史记〉》，第89页。 (94)司马迁：《傅靳蒯成列传》，《史记》卷九八，第2095页。 (95)司马迁：《万石张叔列传》，《史记》卷一○三，第2132页。 (96)司马迁：《佞幸列传》，《史记》卷一二五，第2420页。 (97)(98)(99)司马迁：《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卷九九，第2101页，第2103页，第2105页。 (100)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102)牛运震：《空山房史记评注校释》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67页。 (10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0—231页。 (104)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10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106)扬雄：《诸子集成·法言》第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107)程余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第1册，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标签：文学论文; 司马迁论文; 史记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孙犁论文; 作家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