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兵井冈”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兵论文,井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1.002 一、“引兵井冈”的决策之谜 毛泽东引兵井冈，要从秋收起义说起。1927年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沈家大屋会议，部署秋收起义。9月初，毛泽东从长沙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9月10日，毛泽东抵达铜鼓，宣布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14日，由于攻打长沙失败，部队损失惨重。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村召开干部紧急会议，主张“退萍乡再说”，命令各路部队集结于文家市。9月19日，工农革命军各团在文家市汇合，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经萍乡退往湘南”。24日，部队行军至萍乡芦溪遭遇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剩下千余人。25日，部队攻下莲花县城，在莲花宾兴馆召开会议，期间接获宋任穷送来的中共江西省委密信。9月29日，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部队行进到宁冈县，召开古城会议。会后，毛泽东在大苍村与袁文才会见，7日袁文才“洞开山门”，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茅坪，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和医院。随后，部队轻装上阵，游击湘南。10月22日，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的消息，毛泽东率部从酃县水口回师，在大汾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毛泽东率余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23日到达荆竹山，王佐派人迎接。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11月初回到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毛泽东引兵井冈揭开了革命力量从城市向乡村转移的序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性起点。但是，从上述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历程中，实难判断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作出上山的重大决策。目前，由于尚未发现毛泽东“引兵井冈”决策的档案文献，毛泽东著述中也没有涉及决策过程，更未发现历史物证，加之各种回忆资料驳杂多源，“引兵井冈”决策问题成为党史、军史研究中的一大谜团。 “引兵井冈”的过往研究，大体而言有如下诸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短暂出现过“三湾说”；至改革开放前，学界长期流行“文家市说”；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基本否定了“文家市说”，进而提出“古城说”、“水口说”、“砻市说”、“荆竹山说”等；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一种全新的观点，即“莲花决策说”。 笔者认为，“引兵井冈”的决策研究，一方面要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努力依据史料进行考订；另一方面又要具备“了解之同情”的理念，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军事形势、个体情境来考察决策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本文将在梳理各种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引兵井冈”不是某一地点、单次会议的决定，而是在军事斗争中不断实践的产物，有着一系列的决策过程。 二、“在单个地点的决策”：旧说的依据与不足 正本清源，客观了解旧说的依据及其不足，明辨学术研究的进路，为本文研究积淀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家市说”的再检讨 “文家市说”是学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改革开放前，几乎所有的党史著作都主张，毛泽东和前委是在文家市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发”，“向井冈山进军”。① 1.“文家市说”的史料依据 该观点的核心依据在于回忆资料。一份回忆资料指出：“毛泽东同志拿着一份从学校借来的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脉最宽的部分，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说，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②参加秋收起义的罗荣桓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③当年担任师部参谋的何长工也在回忆中说：“在文家市毛主席‘引兵井冈’这一点是明确的。”④ 2.“文家市说”的缺陷与不足 1980年，吴荣宣撰文《何时选定井冈山为根据地的？》，率先否定了“文家市说”。⑤随后，宋俊生和凌云、刘晓农等先后发表文章，不约认同地否定了“文家市说”。 “文家市说”之所以被否定，主要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一是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余洒度、苏先俊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⑥。报告记载了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议，“决议退往湘南”⑦，而不是“退到井冈山”。两份报告的可信度很高，理由如次：两人都是前委委员，均参加了文家市的前委会议，而且作为不同时间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二人的口径几近相同。因而，属于第一手文献。相对于其他并未参加此次会议的像罗荣桓、何长工等人的回忆资料，两位当事人的报告更为可信。二是支撑材料，余、苏两人的报告得到陈伯钧等一些老同志回忆的印证。可以肯定，秋收起义部队退兵文家市后，并没有明确向井冈山进军，而是决定经由萍乡退往湘南。如此，“文家市说”明显缺乏史料依据，不能成立。 3.文家市会议的贡献 诚然，“文家市说”站不住脚，但是并不意味着引兵井冈的决策与文家市毫无关联。正是在毛泽东的主张和坚持下，秋收起义失利后剩余部队才能够集结于文家市，并从这里实现向农村、向井冈山地区的伟大转兵。客观地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还没有提出“到罗霄山脉中段”，但“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⑧。撤退萍乡，这正是日后转兵井冈的起点。 (二)“古城说”的依据及其问题 古城是江西省宁冈县的一个小镇。1927年10月3日，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这里。当天，部队就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提出“古城说”的代表性学者和著作很多⑨，最典型的描述如下： 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是理想的落脚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⑩ 1.“古城说”的史料依据 古城决策说有哪些史料依据？一方面是回忆资料，主要有何长工、谭震林等人的回忆，内容大同小异。1973年4月，参加过古城会议的何长工重上井冈山，在古城的“联奎书院”(即文昌宫)旧地忆思：“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营以上干部40多人。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二是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应留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11)此外，还有陈伯钧、刘型、朱良才、陈士榘、李立等同志，在回忆中均提到了类似的内容。 另一方面，还有两则旁证。一是193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料》(第3集)，铁心著《毛泽东落草井冈山》文中写道：“毛仁兄说：‘袁文才同志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候，毛泽东才落草井冈山。”(12)另一则见于1931年8月10日本地土豪所写的一篇文章。(13) 其实，古城决策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依据，但目前尚未被学者注意到，即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快到宁冈县古城时回忆：“古城快要到了。三湾离古城只要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山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走到故地后，毛泽东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很热闹哦。”(14)作为当事人和决策者，毛泽东不乏细节的描述意味着资料的可信性。 2.“古城说”的不足 “古城说”尽管依据了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但很难充分解释会议之后部队的军事行动。考诸史实，古城会议后，毛泽东率兵伺机进击湘南。10月13日部队到达湖南酃县水口村后，在这里发展了新党员，展开了社会调查。如果古城会议确定要上井冈山开辟根据地，那么为何毛泽东要进军湘南呢？实际上，古城会上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需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提：袁文才等地方武装是否完全接纳起义部队？毕竟，三湾改编时袁文才曾派人复信要毛泽东“另择坦途”，而且古城会议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大仓会见袁文才，还险遭“鸿门宴”(15)。从另外的材料来分析，如前委会成员余洒度和苏先俊在报告中也没有谈到在古城会议作出“引兵井冈”的重大决策。 (三)其他诸说的依据及其问题 “文家市说”和“古城说”曾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各说。限于篇幅，笔者选择其中两种予以分析。 一是“三湾说”。1954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提出，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三湾，“三湾整编后就有计划地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发，10月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6)曾长秋也认为，部队进驻三湾后，毛泽东通过了解，才确定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17) “三湾说”的核心史料来自赖毅等人的回忆资料。赖毅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真正同我们讲到井冈山去建立根据地是在三湾的时候，在三湾他说我们去井冈山，井冈山上有一个王佐，一个袁文才。……这时我们已派人去联系了，袁文才也派人来”(18)。此外，熊寿祺、陈士榘等人的回忆资料也认为，毛泽东在三湾就提出要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三湾说”由于史料单一，言者寥寥，难以激起学界的共鸣。但是，毛泽东在三湾期间，致信袁文才进行联络，这可以说是“引兵井冈”决策的前期准备和有益探索。 二是“水口说”。“水口说”的核心观点认为，毛泽东是在水口而不是此前的文家市、古城等地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19)。此说的史料依据，主要源自张宗逊的回忆资料。他在1970年12月16日的回忆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在水口的活动，继而指出：“我们为什么总是往南走哩，而不是往北走哩？就是想和南昌起义部队靠拢，后来在酃县水口看到报纸，知道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主力部队于广东潮、汕遭到失利，同时考虑到湘敌强大，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南昌起义部队已在汕头失败。在水口，就明确提出了在井冈山周围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并且和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开展革命活动。”(20)这就是说，水口决策不再南下，而是改为上井冈山。 水口决策说依据的是孤证，显然过于单薄，而且难以解释此前毛泽东大仓送枪、茅坪安家、建立后方医院与留守处等一系列初步扎根井冈山的行动。能确定的是，毛泽东在水口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的消息，促使他最终放弃进军湘南的原定方案并回师井冈。 三、“莲花决策说”：贡献与存疑 进入新世纪以来，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策研究，又有许多成果面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莲花决策说”。 (一)“莲花决策说”的提出：从遮蔽到肯定 长期以来，相关的党史叙事中，都忽略甚至缺乏莲花会议的位置。在一本权威的“大事记”中，这样描述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后的史事： 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一千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21)。 上述“大事记”给我们呈现的行军轨迹为：文家市—罗霄山脉—永新三湾—井冈山，其间并没有莲花经历的反映。毛泽东与前委关于引兵井冈的决策过程如此简单吗？ 2007年8月，在江西省修水县召开的纪念秋收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引兵井冈的“莲花决策说”。同年10月，在莲花召开的“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学术研讨会”上，多位知名学者支持“莲花决策说”(22)。 (二)“莲花决策说”的史料依据 莲花决策有何史实依据？学界依据的主要史料有四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是毛泽东本人的回忆资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进入莲花县境，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1927年9月25日，我们打下莲花县城，在宾兴馆开了会，住了一夜。莲花县是文家市会合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23) 二是宋任穷的三次回忆资料。学者提出“莲花决策说”，都将此作为核心的史料依据。宋任穷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文书，是当年受命传递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密信”给毛泽东的惟一当事人。依据其口述资料的描述，宋任穷找到毛泽东，转呈了汪泽楷的“密信”和60块银洋，明确提出“宁岗有党的武装”。 三是毛泽东对于“金刚山”(井冈山)地名的了解。据张琼回忆，1927年1月20日，毛泽东在衡山作农运调查时，水口山的矿工李少山曾向毛泽东介绍说：从安源到莲花再走个一百多里路，就有个躲藏绿林好汉的地方，叫“金刚山”。(24)另一方面，在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在讨论如起义失利后部队往那里撤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听闻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也是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对井冈山的介绍。 四是刘仁堪的妻子彭桂秀、刘振鸿、王耀南、王庆生等四位老同志在1967年至1969年间受访提供的口述史料。据彭的回忆，毛委员在“宾兴馆”开会，会议决定了部队要开到永(新)、宁(冈)县去”；(25)依据刘的回忆，“毛委员在‘宾兴馆’召开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委员提出部队要开到井冈山去。毛委员还说，我们要去井冈山，你们莲花的同志要带路，带到井冈山参加革命斗争”；(26)依据王耀南的回忆，“昨天在莲花的会馆里开了干部会议，决定部队开到井冈山去”；(27)依据王庆生的回忆，“毛主席在会馆里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开到哪里去。我后来听朱亦岳讲到，在‘宾兴馆’开的干部会决定部队开到井冈山去”。(28)以上四人的回忆资料，所述内容几乎一致。 (三)“莲花决策说”之疑 “莲花决策说”刷新了以往的观点，也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党史的认识。不过，仔细考订上述资料，作为“莲花决策说”的主要史实依据，依然存疑。 首先，关于毛泽东的回忆资料。1965年重上井冈山，毛泽东沿途不仅提到在莲花宾兴馆开过会议，而且对古城、三湾等地都有忆叙。如前所述，毛泽东深情地说：“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山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29)两相比较，毛泽东关于莲花的回忆只是表明在此开了会，但并未明确会议的内容；而关于古城的回忆则明确“上山之议”是在古城会议作出的。 其次，关于宋任穷的口述资料。宋任穷回忆资料应该是可靠的，但也还存在可辩之处：一是赶上起义部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宋任穷何时赶上部队？并不清楚。而且，三次回忆资料对在何地赶上部队的表述也前后不一(30)，若非在莲花赶上队伍，或在宾兴馆会议之后才赶到，则“引兵井冈”决策因密信而起难以成论。二是回忆的内容前后也有差别。1974年和1975年的两次回忆资料，只提到汪泽楷口头交代“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十二年后的1987年，时年78岁的宋任穷在口述中，增加了他“向毛委员传达了江西省委要部队向宁冈转移的指示”的新内容。从回忆的角度看，70年代的两次回忆资料似更真实——如此，该资料对于引兵井冈的“莲花决策说”并非确证。 再次，四位老同志的口述资料，都是1967年至1969年间接受采访时的回忆资料，且都不是亲身与会，而是听与会者转述的，其可信度还需更多材料的验证。 并且，1931年由中共莲花县委编印的《中国共产党莲花县的斗争历史概论》(1927年-1931年止)对莲花会议“引兵井冈”的决策毫无记载——按理，这份资料应对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由毛泽东组织召开的宾兴馆会议内容有所反映。(31)即使是1980年代编纂的《莲花县志》，对工农革命军在莲花境内的活动记载详细有加，但只字未提“引兵井冈”决策之事。(32) 最后，关于毛泽东对“金刚山”(井冈山)的了解问题。对井冈山的了解，是毛泽东及前委作出“引兵井冈”决策的必要前提，其信息来源非常丰富，这点容后再述。 由上可知，莲花宾兴馆会议是否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仅凭目前的资料，难以定论。不过，一个合理的推论是，毛泽东在莲花已经对井冈山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宾兴馆的一夜长会，思考部队路向何方，“引兵井冈”应是前委酝酿的现实选择之一。 四、“引兵井冈”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 (一)“引兵井冈”：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 实际上，“引兵井冈”的重大决策不是在某个地点、单次会议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一个在战争实践中反复探索、逐渐清晰的完整链条。考诸史实，“引兵井冈”决策酝酿于莲花会议，在三湾开始初步探索，在古城会议形成决议，水口回师后完全付诸实施。 如前所述，在文家市，正是在毛泽东的主张和坚持下，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集结，并从这里“退萍乡”，“退往湘南”，由此开启了向农村、向井冈山地区的伟大转兵；在莲花，毛泽东结合宋任穷转呈的中共江西省委“密信”及此前李少山、王兴亚等人的介绍，对井冈山的地理与社会条件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前委在宾兴馆的一夜长会，实为“引兵井冈”的思考和酝酿；在三湾，毛泽东不仅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而且在莲花会议基础上，致信袁文才进行联络接触，为“引兵井冈”做了初步的探索与前期准备；在古城，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引兵井冈”，但这一决策的实施还存在变数，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袁文才等地方武装对起义部队的猜忌与疑虑，二是“退往湘南”的原定方案还存在成功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在大仓“鸿门宴”上感化袁文才，安家茅坪、建立后方医院与留守处等一系列行动，为“引兵井冈”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水口，伺机进军湘南的毛泽东，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的消息，加之湘南的革命形势变化(33)，最终放弃了进军湘南的原定方案并回师井冈，开辟革命根据地。至此，毛泽东“引兵井冈”重大决策的完整过程才告结束。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进军湘南”始终是毛泽东和前委在秋收起义失利后的既定选择。正如毛泽东在起义爆发后所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所表达的那样：“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34)从文家市到芦溪、莲花、三湾、古城，再到水口，一路走来，既是对这一选择的遵循，又是酝酿、产生并确立“引兵井冈”决策的过程。诚如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向中央报告所说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35) 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引兵井冈”其实是在与“进军湘南”的初始方案不断“博弈”中胜出的。从此，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宏伟大幕徐徐展开。 (二)“引兵井冈”决策的基础与条件 井冈山之所以成为最终的选择，是主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从客观条件讲，井冈山地区具有优越的革命基础与地理条件，如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农民群众、转入地下的党组织、存在的工农武装等，以及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处湘赣边、峻岭崇山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36)。从主观上看，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对时局的判断、对井冈山的了解等更为重要。 1.思想基础 引兵井冈，意味着放弃攻打大城市，向农村地区进军。这一决策的基础源自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于“上山”开展武装斗争有诸多思考，如“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再次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37)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到上海工作，毛泽东却回答：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38)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39)。 可以说，毛泽东的“上山”思想，不仅孕育了“引兵井冈”的重大决策，而且成为我们党“农村包围城市”伟大战略的宝贵源泉。 2.信息条件 科学的决策离不开必要的信息条件，信息在战争岁月的功用更为凸显。井冈山作为决策的最终目标，毛泽东显然对其有深入的认识和判断。 毛泽东对井冈山的了解依据了哪些信息？从信息来源看，有中共江西省委的密信、宋任穷关于宁冈存在武装的传话、中共湘南特委(李少山等)和安福地方武装(王兴亚)的介绍等。而按照信息输入时间的先后观察，毛泽东对井冈山的了解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如前所述，最早是在1927年1月20日毛泽东在衡山作农运调查时，水口山的矿工李少山向毛泽东的介绍；其次是在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的军事会议上王兴亚的介绍，考虑到王兴亚和袁文才、王佐的特殊关系，以及王本身在秋收起义时前委委员的身份，他的提议和介绍，对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作出引兵决策应有重要影响；再次是中共江西省委提供的信息。此外，中共宁冈地方组织创建人之一龙超清，在古城会议上也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基本情形，对最终促成“引兵井冈”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如此，李少山的信息让毛泽东“初识”井冈山，王兴亚让毛泽东产生了对井冈山的浓厚兴趣，宋任穷坚定了毛泽东选择井冈山的信心，龙超清则强化了毛泽东选择井冈山的决策。 3.决定性因素 分析“引兵井冈”决策的基础和条件，袁文才、王佐地方武装的接纳实为至关重要的一环。作为决策者，毛泽东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据何长工回忆，当时部队中有人建议把袁王部队“解决”，但毛泽东坚持应采合作、改造之策。(40)实际上，争取袁文才的过程依然“一波三折”。在收到毛泽东从三湾的寄信后，袁文才担心会被毛部“吃掉”，造成“鸠占鹊巢”的局面，复信由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等人送至三湾，要毛泽东“另择坦途”；10月3日，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袁文才的代表仍然希望起义部队“另择高山”；10月6日，毛泽东在大苍与袁文才会见时，袁还暗设伏兵，以防不测。面对上述诸种情形，毛泽东信念依旧，通过礼送袁文才100支钢枪，并晓以大义，终使大仓村的一场“鸿门宴”变成“同心宴”(41)，解决了“引兵井冈”的关键问题。 五、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引兵井冈”的决策，经历了复杂波折的系列过程。这一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领导艺术和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与思考： 其一，“引兵井冈”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从结果来看，毛泽东“被迫地却是机智地上了井冈山”(李维汉语)。这种“被迫”，意味着“具体进军到哪里开始并不明确，经过进军斗争的实践，最后到了古城会议才正式决定建立革命根据地”。(42)虽然有退兵湘南的初衷，但行军过程充满了诸多变数，敌我力量的消长、瞬息变化的条件，完全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战争环境的险恶，促使毛泽东实事求是，没有固守已有的决策方案，而是根据现实的条件和不断深化的认识，作出了创新性的决策，开创革命的新天地。 其二，“引兵井冈”是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产物。1963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谈到了井冈山斗争，他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70年7月，毛泽东谈到井冈山斗争时又说：“我上井冈山是中途逼出来的。”(43)所谓“逼上梁山”，实质是战争的失利，这是客观事实。但“引兵井冈”又不是通常意义的“逼上梁山”，因为这一决策凝结着毛泽东非凡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出革命领袖的卓越胆识。 其三，“引兵井冈”饱含着个体智慧与集体贡献。从决策的过程看，存在毛泽东作为个体与前委、书记与部队指挥员之间的说服乃至博弈。在“引兵井冈”的决策问题上，毛泽东思考不断深入，决策不断清晰。面对异议，毛泽东始终坚持己见。同时，毛泽东出色地运用他的领导艺术，发挥集体决策的作用。无论是在文家市初定“退兵湘南”，还是最终“引兵井冈”，都是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四，“引兵井冈”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引兵井冈”决策之难，难在特殊的时空背景，难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难在恶劣的自然条件。(44)同时，毛泽东还面临“落草为寇”、红色“山大王”等党内舆论的非议，以及背负被撤职的风险。引兵井冈后，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1928年3月湘南特委取消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不实事求是。“引兵井冈”这一科学决策，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敢闯新路、勇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①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此外如《中国革命史讲义》(1959/1979)、《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1962)、《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1980)、《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1)等都主张此说。 ②萧克、何长工：《秋收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0页。 ③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1页。 ④这里有必要说明井冈山的范围和所指。虽然井冈山有多种含义，如井冈山主峰、井冈山村、大小五井山区(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的斗争主要在茅坪，毛泽东率部上山时，中心地带就是宁冈。引兵井冈，并非引向长时期以来所宣传的茨坪，而应当是茅坪。正所谓“工农革命军到茅坪就是到了井冈山”(《贺敏学关于井冈山斗争几个问题的谈话》，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藏)。而日后建设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六县一山，即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莲花、井冈山区(五百里井冈军事根据地)以及湖南的炎陵(即酃县)和茶陵县。 ⑤吴荣宣：《何时选定井冈山为根据地的？》，《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⑥余洒度系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从部队成立到三湾整编之前的军事负责人。苏先俊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两人都是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两人分别于1927年10月19日和10月27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苏先俊报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的工作汇报。参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⑦“进军湘南”不仅仅是文家市作出的决议，也符合1927年7月底毛泽东在武汉代表湖南省委拟订的《湘南暴动大纲》精神。该大纲提出，“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退往湘南”的方案意味着以湘南汝城县为中心，包括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的割据计划。湘南汝城具有战略意义，且群众基础比较好，当时又聚集了湘南和广东东江的农军，军事势力比较雄厚，所以成为割据计划的中心。参见吴荣宣：《湘南暴动大纲考论》，《党史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 ⑧《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3页。 ⑨如刘晓农：《何时何地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浅谈》，《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⑩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163页。 (11)《何长工同志参观井冈山的谈话记录》(1973年4月)，井冈山会师馆藏。 (12)铁心：《毛泽东落草井冈山》，《现代史料》第3集，转引自刘晓农《“莲花决策”——引兵井冈的新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3)该文写到：“民国十六年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期逾一周……然闻当时毛之主张，尚抱向广东发展，无奈一因湘军过于猛杰，关难通往；二因袁匪欲借其为保障，百计勾留；三因毛之部下人马枪支不过千余且弃枪而逃者群群而去，至观井冈山之险，固是以守，由是伏机始定……”参见石鉴：《宁冈历年来惨遭赤祸记》，《江西民国日报·副刊》1931年8月10日。 (14)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15)大仓会见时，袁文才埋下伏兵，以防不测。后来毛泽东晓以大义，并赠送袁文才100条钢枪，方才解除了袁文才戒心。 (16)宋俊生：《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3辑，1987年内部发行，第230页。需要说明，本辑只专门刊发了宋文。 (17)曾长秋：《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8)《访问赖毅同志记录》(1981年11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3辑，第236页。 (19)桂玉麟、朱清兰：《毛泽东在酃县水口确定在井冈山安家》，《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65-67页。 (20)《访问张宗逊同志记录整理》，转引自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22)如梁柱：《毛泽东引兵井冈的深远历史意义》，《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余伯流：《引兵井冈与莲花决策——毛泽东何时何地决策向井冈山进军新说》，《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梅宏：《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等；刘晓农：《“莲花决策”——引兵井冈的新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3)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79页。 (24)《访问张琼同志的记录》，井冈山会师纪念馆于1983年抄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室资料室。 (25)彭泽远、周崇山：《访问刘仁堪妻子彭桂秀》(1968年3月19日)，莲花党史办收藏资料。 (26)彭泽远、刘乐林：《访问莲花老同志刘振鸿》(1967年11月23日)，莲花党史办收藏资料。 (27)彭泽远、周崇山：《访问老红军王耀南》(1969年3月)，莲花党史办收藏资料。 (28)彭泽远、刘乐林：《访问王庆生》(1968年7月)，莲花党史办收藏资料。 (29)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91页。 (30)最早说“可能是莲花县境”，其次说“铜鼓以南之陈家坊一带”，最后说“去莲花的方向”。 (31)据作者说，原件存江西省博物馆。文中引用的这则材料题目前后不一，即一处说《中国共产党莲花县的斗争历史概论》(1927年-1931年止)，另一处又说《中国共产党莲花县斗争历史概论》(1927年-1930年止)。肯定有一个错误，待查。参见曾国生：《试论莲花县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7年10月。曾国生为江西莲花人，任莲花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32)县志对于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经历的全部描述如下：1927年9月24日，部队进入莲花县高洲乡高滩村休息并午餐，在高滩村长房祠门前集合部队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希望战士们克服暂时的困难，振奋士气，迎接部队。当晚部队在南陂之甘家村宿营。次日，部队入城后，打开监狱，释放了90余名农民自卫军战士。9月26日凌晨，莲花党组织负责人刘仁堪、朱义祖赶到县城。毛泽东在宾兴馆接见了他们，并召开了党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要大家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充分认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不怕困难和牺牲，尽快恢复莲花党的组织，重建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26日中午，部队在莲花和永新交界的三板桥乡桥头村吃饭。在这里，毛与刘等一道，向当地群众了解部队进军的路线。几天后，部队便到达三湾村。参见江西省莲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莲花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33)广东惠潮梅农军溃散，汝城的农军亦早于8月15日被范石生第16军3个团的兵力所击败，突围出来的汝城农军及宜章农军数百人已退向江西崇义、上犹等地，而且湘南地区的反动势力相当强大。 (34)傅德岷、邓洪平：《毛泽东诗词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35)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36)宋俊生：《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3辑，第267-271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38)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0页。 (3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14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143页。 (40)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247页。 (41)当然，陈慕平的居间调停也发挥了作用。陈慕平(1902-1930)是茅坪人，大革命时期投身农民运动，1927年春，受中共宁冈区委派去武汉参加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的课。他积极促成毛袁合作。陈与龙超清、龙国恩三人赴三湾联系。毛泽东与袁文才的大仓会面，可能也有陈慕平的作用。参见江西省宁冈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冈县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30-938页。 (42)《访问赖毅同志记录》(1981年11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3辑，第236页。 (43)《访问程世清同志记录》(1986年6月)，井冈山会师馆藏。 (44)如1965年毛泽东回忆说：“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只有700人。”参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38页。标签：袁文才论文; 宋任穷论文; 江西井冈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江西莲花论文; 毛泽东论文; 秋收起义论文; 武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