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专题）——论张学良的富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3—0053—19
张学良，这位深受国人崇敬的世纪老人，不仅以其百年言行体现了自己的民族观、统一观和人生观，而且还体现了自己的富国观。张学良富国强兵的思想和实践，是他不平凡一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奉献给祖国母亲的又一宝贵礼物。他的这方面言行，处处体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很值得学习和继承。同样，他的这方面主张，对21世纪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值得研究和借鉴。对此进行探讨，也有助于开辟研究张学良思想的新领域。
一、张学良富国观的深刻渊源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1](P839)。张学良富国观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
一是强烈的国家意识。忧国忧民的国家意识，是爱国有识之士共有的思想基础，国家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一个爱国者的一生，这在张学良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张学良青少年时代，正是国家多难之时，内忧外患，国弱民穷。他从少年起即开始关心国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国家意识也逐步增强。最初曾先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运动和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赈济河北水灾的义卖活动，“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作事”[2]，但“因愤国势之颓败，土地之丧失， 以为国家已无富强之望，故甚抱悲观”[3]。 以后聆听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演讲，中有“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发奋图强，努力救国”。张学良“闻此大悟悲观之不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4]。 后来通过观察外国人在中国所受待遇和中国人在外国所受待遇的极端不平等，进一步认识了国家与个人息息相关，国家强盛起来，我们才能得到自由，才能享到幸福。
二是浓厚的大众意识。同情与关心民众疾苦的大众意识，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共同的思想品质，因为只有同情与关心民众的疾苦，才会努力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这在张学良身上同样体现得十分鲜明。他很早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战争之残酷，民众之苦难，使他忧心如焚。他后来回顾说，余自19岁参加实地战事，不拘胜利如何，余之所经验者，每时感痛苦。因余所到之处，每见闻民众感受之困苦灾难。因此，他不但厌恶内战，而且十分憎恶那些只“为自己谋出路，而不为国家谋幸福，只知谋自己之利益，不为民众谋利益”的人，决心“牺牲自己为国民造福利”[5]。
三是坚定的赶超意识。赶超意识是近代中国爱国有识之士所特有的思想意识。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的差距虽然越来越大，但这个差距是可以缩小的，张学良就是试图缩小这个差距的先驱者之一。1921年，张学良应邀去日本观秋操，日方有意请他参观军备，炫耀武力，并问他有何观感。他当即答复说：日本今天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请君拭目以待。张学良的回答，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人坚定而自信的赶超意识，后来，他多次引用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爱国者也可以说：‘我欲复兴斯复兴至矣’。这是作国民的在主观上应有的信念”，“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是不会长期沉沦下去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坚定对于中国民族复兴的信念”[6]。他的这种信念愈来愈坚定，并不断付诸实践， 成为他富国观的重要思想渊源。
二、张学良富国观的丰富内涵
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接受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仍表示他“一直主张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这是他一生的夙愿。为使祖国富强，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值得提及的至少有以下诸方面。
第一，和平为发展之本。张学良多次公开表示：“我始终不变的志愿，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向生产建设之路迈进”[7]。 因为“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8]。他之所以有这样明确的理念， 则是其亲身经历的深刻总结。一是痛感内战的危害。张学良由于其特殊的家庭和特殊的经历，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多次内战。也正因为如此，他很早就萌生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建设祖国的思想。他说：“国人向痛诟军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荀利于国，万死不辞”[9]。又说：“良决不愿为军阀”[10]。后来， 张学良多次表示其厌恶内战。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于是，暗下决心：一旦我能掌权，决心避免无意义的战争。正因为如此，张学良为实现国内和平，制止内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二是深感和平的宝贵。国内和平对于经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张学良对此深有体会。在他主政东北期间，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由于政局比较稳定，社会比较安定，才有可能实施其进行东北“新建设”的各项计划，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期间，张学良为维持东北地区的和平，避免可能发生的内战，采取了不少果断措施，其中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就是突出一例。对意图叛变的杨宇霆与常荫槐，断然采取行动[11]。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东北地区赢得了近3年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 并为东北的“新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张学良特别重视维持国内和平，始终如一坚决反对内战。
第二，国防为强国之本。国防，是一个国家兴衰荣辱的缩影；国防，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保证。张学良认为：“无武力就不能谈建设”[12]。他深刻地阐述了战争与和平、国防与建设的密切关系，以及如何建设强大的国防。一是单纯呼吁和平消灭不了未来的战争。张学良认为：呼吁仅是一种愿望，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方法。只要一看所谓和平条约——如《非战公约》，和平组织——如国际联盟，和平会议，如海军缩军之类的纤弱的约束力及其崩溃的结局；并美国之大海军计划，日本的第二次扩充计划，德国的废弃凡尔赛条约对于军备限制的声明以及世界普遍扩军的事实，就会意识到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二是未来国家的生存与民族的复兴，应建筑在用战争赢得的真正和平的基础上。他说：“真正和平的产生，毕竟产生自和平还是产生自战争？毫无国防的国家，是否配谈和平？我绝不是战争的倡导者，也可以说我是绝对反对战争而笃爱和平的人，惟是如此，我特别觉得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密切，以及国防意义的伟大”[13]。再则，“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是骗人的，而战争是没有完的。现在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14]。他的这个信念愈来愈坚定。三是为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就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张学良的这个思想最早萌生于第一次出访日本，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痛感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奉军装备的现代化已迫在眉睫。归国后，张学良向其父张作霖提议，要学习日本军队，实现军队现代化。诸如：练官佐懂军事，懂政治，会带兵；练士兵勇敢，能打仗，不怕死；还要花钱办航校，买飞机；办海校，买舰船，要建航空队和舰队，整军经武。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张学良全面加强了东北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很快成为全国一流的军队。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现代战争已由平面的进而为立体的，更加强调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并提出“防空即国防”[13]的观点。四是为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必须“提高军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张学良不仅重视诸兵种建设和装备改善，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思想意识修养。他明确指出：要想彻底改善军队，“本人以为最重要的不外这两项：（一）统一军人的思想，也就是树立一个中心思想，坚确了他们的信仰，使其思维言行有所适从。（二）提高军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而且能使其切实明了国内外大势，廓清了往昔封建军阀所有传统遗毒”，而“最主要的是在提高官兵的国家思想”[15](P155 —160)。他还教导官兵学习文天祥、史可法的“正气浩然，视死如归”的精神。他特别要求东北军“下一番功夫，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16]。此外，他也非常重视军人树立保国卫民的思想，强调军队为国民所公有，为民众之武力。
第三，实业为富国之本。张学良非常重视发展实业，振兴经济，将实业视为富国之本。他强调指出：“立国之道，首在建设”，“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8]，“言建设则工业建设为首要”[17]。 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地方政府根据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拟订了发展实业的计划，及其相关的政策措施。一是关于农业的开发。1928年11月，辽宁（当时为奉天）省政府拟订了详细的农业开发计划，包括改进农业，促进垦殖，兴办林业，发展牲畜，筹办水产，整理水利等诸多方面。如改进农业方面，提出设农业试验场，以讲求耕种之改良，并研究病虫害预防之方法；设农具及肥料制造厂，以供农家之需要；设种子检查所，以改良种子；设肥料检查所，以预防病害。他如设农业银行，以发展农民之经济；设农民组合，以保护农民之经营。再如促进垦殖方面，提出本省西北荒地甚多，当此修明内政之时，正宜进行垦殖事业，化兵为农，莫此为善。其办理办法，如划分垦殖区域，组织垦殖团体，设立垦殖银行，奖励垦殖企业，皆其大端。[18](P839)二是关于工矿业的开发。工业方面，当时政府提出，广设制造工厂，拟设立造纸厂、制呢革厂、机车制造厂、化学药品制造厂。矿业方面，提出推办矿业，拟设地质调查所，以知全省之矿产；设矿质化验所，以明真确之成分。此外，设各种炼厂，设矿业银行，奖励矿业企业，厉行矿产保安，处理矿业纠葛，救济矿业损失，促进矿冶学术，培养矿冶人才，皆重要之事项，应积极进行[18]。此外，在交通、商贸、财政、金融等方面均拟订了具体的建设或整顿计划。三是关于政策措施。为发展实业，当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实施工厂监察、奖励垦殖、奖励造林、奖励养蚕植桑、奖励发明创造、取消苛待劳工惯例、救济失业工人、实行商标法、实行出口物检查、举办国货陈列及展览、派员考察实业、筹设县实业局、发刊实业书报[18](P839)，等等。并创办《实业月刊》，设立东北交通委员会，颁布了《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及《赞助建设事业暂行奖励章程》，拟订了《华侨投资实业计划》、《实业计划书》及《全省矿业整理计划》等。
上述发展实业计划，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一部分已开始实施，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没有来得及全面加以执行。尽管如此，但计划的条条件件及方方面面，均体现了张学良富国的主张，其中相当部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参考价值。
第四，教育为兴国之本。在张学良的富国观中，教育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认为，“一个国家要行，要强，非得要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19]，“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19]。他指出：中国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是教育落后”[17]。在他追求民族复兴和祖国富强的长期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才观和教育观。
在人才观方面，张学良主要是强调德才兼备和培养专门人才。他认为，那些“重小我而轻大我眼光过浅，仅知注意目前小利，而缺乏远大思想”的人，不是有用之才，而那些“努力于学问、道德之修养，矢志救国，以将来中国之希望为个人一己之责任，无论负何责任，均当竭其力，忠于职务，勿见异而思迁，勿因位小而疏忽”[24]者，方为有用之才。故在他提出的教育方针中，特别强调“注重道德教育”。这是其一。其二，为适应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不仅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他说：“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工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20]。为此，他谆谆教导东北大学学生：“我很望诸君，要坚定了志内，各用己所学，全国学者都能如此，则中国自强矣”[20]。他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继续坚持东北大学“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办学宗旨。
在教育观方面，张学良特别注重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多层次办学。关于全面发展，他在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即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中华民国的教育，不像从前为各界人而求学，为家庭而求学。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的”，“最重要约有两条：（一）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二）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这可谓对德育的要求。他还说：“我今天所欲为对诸位说的，首先是提倡体育”，“我很希望本校关于体育方面要特别注意，然后用健全之身体好求精妙的学问。”这可谓对体育的要求。他接着说：“学问方面更是重要，好的要特别奋勉，劣的要极力改善”[20]。以后，他对此又进行了多次阐述，以引起学生的重视，并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其中图书馆、体育馆的建设就是明证。关于多层次办学，在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同样占有重要的位置。为培养各级各类建设人才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张学良全面重视教育，包括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基础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为更多地派遣留学生，他努力增加经费，修订规章制度；为发展高等教育，他亲自兼任东北大学、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并迅速扩建东北大学等校舍，购置大量图书设备，重点聘请著名专家教授；为发展中等教育，他亲自创办东北大学附中和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并提出“中等教育是人生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的观点；为发展小学教育，他亲自创办新民小学，短短几年在辽宁就创办了36所。他还专门捐私产现洋500万元， 作为中小学基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均受到相当重视。
第五，国民为复兴之本。在张学良的富国观中，他特别看重国民的作用，他说：“要想国家转弱为强，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和平建设为全国人民之责任，应大家提倡拥护”[5]。对此， 他着重阐述了如下两个观点：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欲言拯救国难，复兴民族，须个个有自信力。有责任心，有牺牲精神，切不可自暴自弃，以为谋国有人，即可袖手旁观，而有偷安苟活之心，须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1]。他还说；“今日国人必须上下协力，尽其所能以报答国家……万不要因为一己温饱，而忘掉国家……我们也不要只希望人家来干，我来坐享其成，要凭着自己的智慧，体力以至生命，来贡献给我们的国家，来力求国家的复兴！活着，要为国家来奋斗，求解放，图生存”[22]。二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他说：“国家地位愈高，则个人地位亦愈高。国家无地位，则个人亦无地位。在国内尚不觉如何，出国则感受非常苦痛……必须要有强国，国强自己方有地位。希望诸同志抱定牺牲自己为国为民的决心，谋国家之富强”[5]。 张学良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完全寄托于全体国民的觉悟、牺牲与共同奋斗上面，为此更着重说明每个人的作用。他说，要使国家的事情弄好，我们应从本身作起，譬如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不要以为一个人的勇敢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的勇敢就可以影响到多数人。作战是这样，建设也是如此。他希望国民“团结，牺牲，复兴中国”，“下最大决心为民族争生存”[23](P75—80)。
三、张学良富国观的鲜明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张学良的富国观的确有些与众不同，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是民族性。张学良的富国主张，旨在实现民族复兴和祖国富强，故着重阐述了民族复兴的观点。其一，用历史史实激励国人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念。他说：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史上占有极光荣极灿烂的一页。在中国古代史上，复兴的先例，所在多是。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汉武帝的礼贤下士，唐太宗的修明政治。这些史实都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复兴者，由于坚定复兴之信念而已。所以，今日的中国，虽然沦于风雨飘摇中，但终有复兴的一天，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念，不可妄自菲薄。其二，用复兴条件激励国人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念。他说：从复兴条件上看，不外人民与自然富源两种。我们中国的复兴条件，一点不成问题，是绝对够的。对此，我们要有一种最大的信心。中国复兴的条件中人的条件，不是先天便不够，完全由于不努力，不争气使然，我们能立即觉悟，大家齐心努力地干起来，在短期内一定可以有显著的效果。所谓自然富源是包括土地、矿山、地上地下的一切财富。中国的自然富源，与人口比较虽不配称“地大物博”，但自足自给却不成问题。
二是全面性。过去许多人提出的富国主张，或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或科学救国，往往只强调一二方面。张学良的富国主张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思想文化等诸方面，较为全面。如上所述，他指出：“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这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和平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又如，他提出：“无武力就不能谈建设”。这也是相当重要的，没有强大的国防，国内的和平建设就没有保障，更谈不到发展。再如，他提出：“要想国家转弱为强，需要大家一齐努力”。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不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不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发挥各行各业人士的创造性，祖国的富强是无法实现的。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三是实践性。过去，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富国主张，但往往都体现在理论的探讨上，或观点的阐发上，很少付诸实践。张学良则不然，他提出的富国主张几乎一一付诸实践。如为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张学良毅然实行东北易帜；为结束中原大战，张学良进行武装调停；为停止国共内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再如，为建设新东北，促进中国现代化，在他主政东北期间，号召进行“东北新建设”，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短短几年，东北的工矿业、铁路、通讯、农业、林业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业绩。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自建自营铁路为全国之冠，民营工厂机械化程度也在全国领先。又如，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更是成效显著。不仅东北大学成为全国一流大学，而且中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均发展较快。至1930年12 月， 仅辽宁省就有初中89校，小学8926校，图书馆36处，体育场25处。
四是前瞻性。张学良关于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及开发西北等主张，均具有战略性，而开发西北则更具有前瞻性。1934年，张学良多次阐述了开发西北的意义和关键。其一，开发西北为复兴中国的基础。他说：西北是伟大的，西北山川伟大、建设伟大，处处都表现出来伟大。西北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发祥地，我们将来也必能在那里建立起光华灿烂的文明。西北前途不可限量，实亦复兴中国的基础。其二，开发西北必须全国一致动员。他认为：开发西北非得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中央与地方合作不可。其三，开发西北须先注意发展交通。他提出：发达交通是开发西北的先决条件，必须铁路及公路交通都发达到相当程度，然后各种建设事业方可大规模的着手。西北永远如现在这样闭塞，便永远说不到开发。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样有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阶级和其他方面的局限，张学良的富国观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其基本观点是科学的，是正确的，是有借鉴价值的；其基本精神是可贵的，是感人的，是催人奋进的。我们坚信：他百年为之奋斗和追求的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理想和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亿万中华儿女的长期不懈努力，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