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则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化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才在国内外学术界流行起来的一个术语，但对其确切的含义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类：
（1）现代化指工业化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变革过程。这种表述强调了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和核心作用，使现代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可衡量的标准，但是当代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把现代化限定为工业化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变革，不能反映当今时代的变迁，未免显得过时，失去“现代”的时间意义。
（2）现代化指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这种表述突出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历史使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是现代化不仅包含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也包含政治、思想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全面发展，把现代化仅限于在经济上技术上的赶超、进步，未免有失偏颇。
（3）现代化即合理化。“现代化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性的控制的扩大。”[①]
（4）现代化是社会的全面发展。“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②]
（3）、（4）两种表述出自西方国家的部份学者，反映了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批判，以及对摆脱这些问题的企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现代化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两种表达忽视了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科技革命对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作用。
（5）现代化是“客体从一个较陈旧的状态转变为现代的状态。”这里自然包含着时间因素、参照因素。所谓“时间因素”指现代化是“随时间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参照系指“世界上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和收入水平高。”[③]这种表述的可取之处在于对现代化的考察引进了时间因素，强调现代化所应具有的时代性，但是工业化程度与收入水平的高或低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况且各国包括人口在内的国情千差万别，更增加了衡量这种高低的困难，社会现代化也不局限于工业化程度与收入水平的“高”。
笔者以为，现代化含义的表述应该具备下列几个前提：1、必须说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2、必须体现现代化所应具有的时代内容。“现代”总是相对于过往的历史而言的概念。3、必须使现代化具有可衡量的标准。因此，“现代化”的含义似作这样的表述较妥：现代化是指以科技革命为推动力，产业革命为导向，传统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进程。这样的表述其意义在于：1、突出了科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于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先导作用和最终决定作用。2、说明了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定历史阶段。因为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导致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界定了现代化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起点。3、使现代化具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即科技革命所启动的社会深刻变革和全面进步。4、说明了现代化是具有时代内容的概念。因为科技革命具有不断产生质的新飞跃，其发展永无止境的特点。其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从而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力的周期越来越短，那么以科技革命为动力所导致的现代化就不仅局限于工业化。工业化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是“现代化”，但对于当代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即将来临的信息化、信息社会而言，至少即将过时，成为“传统”。人类社会是不断更新，向前发展的，我们不能作这样的设想：我国发展战略规定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倘若届时我国只限于工业化，而没有届时科技革命新成就至少在支柱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相应的社会进步，面对发展信息化的世界，这种缺乏时代特性和精神的“现代化”又有何实际意义呢？总之，现代化是自工业化始，但又不局限于工业化，而必须是体现当代科技革命新成就及其相应的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进程。
二、现代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亦是现代化的产物。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是对现代化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即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批判性分析的理论表现。
马恩围绕第一次科技革命所造就的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冲突这一主线，既论证了当前资本主义传统社会崩溃、被资本主义社会取而代之的不可避免性、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化的第一种社会形态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和途径。又论证了科技革命、机器大工业、商品生产、世界市场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所提供的动力和条件、现代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控制、调节的互动关系、现代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取向、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些论证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科技革命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给劳动大众带来痛苦和灾难的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科技革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创造的前提、动因、条件、途径和运作机制，反映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恩还初步探讨了东方国家传统生产方式的特点及与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相互联系，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入侵、压迫对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二重作用；并以俄国为考察对象，初步探讨了非西方民族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现代化发展，即借助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借助与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创造的积极文化成果，避免其带来的痛苦，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受时代的、民族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理论不可能为后人走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现成答案，但为探索这条道路提供了一般指导原则和借鉴。
三、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或多或少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设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迟迟未发，俄国这一相对落后的国家却率先爆发革命并取得胜利。列宁敏锐地捕捉到第二次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机遇，提出了“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现代化的思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把这一思路付诸实践，最终形成了以单纯追求产量指标、不计效益的增长方式，对外封闭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或模式。
如果说这一模式是身处包围封锁、孤立无援、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的国际环境与国内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又两次惨遭战争破坏的综合产物，那么当二战结束后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时代潮流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之时，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就与这个大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潮流的新变化格格不入。当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开始迈出现代化建设实际步伐之时，所处的历史定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可行，也行不通。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中国只能基本照搬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毛泽东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弊端是有所觉察的。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提出了突破苏联模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然而他晚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都误入歧途，不仅未能突破苏联过时模式，而且给予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强化。“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其典型范例。中国现代化进程也被延误。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正反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导致的国际环境新变化，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之路苦苦求索的结果。这个理论不仅明确提出了“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命题，而且对怎样走这条道路也作了初步的系统回答。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层面上，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保障；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念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价值取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层面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科技和教育，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关于坚持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理论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前提、动因、内外条件、具体途径；关于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构想、关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关于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理论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体系；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的理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关于实行党政分开、防止以党代政的理论，关于健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关于依法治国，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理论，关于一切改革措施和具体政策正确与否都要以“三个有利”为检验标准的论述等规范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运作机制；邓小平关于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逻辑起点，又是这条道路的核心、轴线。上述所有理论论述都以这一核心和轴线为指导，也是这一核心和轴线的具体展开，科学地回答了前人所未曾解决的新问题，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当前，世纪之交，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与之相伴随，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位置日益加重，出现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势头，预示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即将进入新一轮的质的飞跃阶段。各国的生存与发展愈加依赖于对现代化新进程的适应能力。因此，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策划如何以科技革命为契机，加速发展。中国不能落后。
世纪之交的科技革命继续深化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题，与此相应，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和重心也从外延的扩展，即各国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而扩大世界社会主义范围，转变为内涵的深化，即现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的振兴和现代化。发展重心的转变为理论研究重心的转变提出了要求，即要从偏重于社会主义发展本质层面的研究转变为对社会主义发展运行层面的研究，因为前者的研究多与革命、夺取政权相关联，后者多与社会主义本身的现代化运行有关。当然研究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不要研究社会主义发展本质层面的问题，而在于不要过多地集中于这一层面的研究上，这样有助于克服以往理论研究议论多，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少的缺陷。这也许是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②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5页；③参照姜洪：《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和发展战略》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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