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响东[1]2004年在《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围绕当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热点问题——企业创新发展展开讨论,文中将企业创新系统归集为由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两大子系统组成,两者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推动和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发展。文章首先从系统的视角对企业创新系统进行了剖析,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阐述。之后,文章就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界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作了简要叙述,并提出了自己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见解:即从根本层次上、从哲学的高度分析,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起决定作用;但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所决定的根本经济制度已经确定的条件下,对社会某个局部或某个企业,存在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现象。因此企业必须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使二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文章的第叁部分着重讨论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机制,包括两者互动的基础、互动机制的构成以及互动的内涵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本文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章,重点是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现状进行了揭示。指出在现阶段,我国企业制度创新的任务和紧迫性更重于技术创新,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和治理制度的创新,文章在分析了两者对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后,建议我国企业制度创新应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
彭莹[2]2007年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分析》文中指出当今中国加快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的伟大实践使我们有相当的必要来探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马克思、新增长理论学派及新制度学派等对制度、科技、创新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内涵、作用及地位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论述。在当代中国，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更是具有前所未有的地位和重要性。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概念，但是他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当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制度创新重于科技创新。本文通过研究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广东省作为实证分析，提出了促进科技进步的制度供给措施。
孙德花[3]2007年在《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制造大国,但还不是世界制造强国。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跨越,技术创新是我们必须选择的发展道路。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是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协调发展共同维系着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对了解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相互作用机理、掌握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的特点与规律并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加快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也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也会因为企业自身条件和所处行业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国内外学者结合部分行业和企业特征提出了适合国外企业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国内学者也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企业特点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但是这些研究还主要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的还比较少。由于国内外行业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使得适合于国外某个行业或企业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理论不一定是用于国内某个行业或企业。因此,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的研究十分迫切。本文在此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以期发挥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吸收与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协调发展这个中心问题,选择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入手,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建立了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系统,并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对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力求从制造业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和制造业企业特点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在此基础上,选择金川集团有限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单位一致性检验、结构验证测试、有效性及合理性检验等,证明了本文所建立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仿真模型是合理并且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产品创新子系统对工艺创新子系统的影响和工艺创新子系统对产品创新子系统的影响两个角度对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动态仿真,从而深入了解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相互作用的机理、规律和特点并形成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聂鲲[4]2017年在《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互动研究》文中指出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重要领域。但是,现实中的产业集群,往往并未发挥出其“知识溢出”等关键作用。为此,本文集中探讨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以深入解析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发展的创新机制和规模效应。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有效形式,而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的核心资源。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之间往往为企业制度阻隔,使得企业创新不能顺利走向产业发展。因此,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只有充分互动,才能推进先进技术的外溢,完成产业集群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机制。但是,既往研究没有阐释清楚二者的互动机理,更没有探讨通过什么外力因素才能使二者充分有效互动。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产业共享(Industrial Commons)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被认为是链接产业集群、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Gary P.Pisano,Willy C.Shih,2009)指出,产业共享的兴衰决定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源于人力资本状况。(1)美国政府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把产业共享作为振兴产业和提升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叁大任务之一。(2)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者通过有效的互动关系,可以形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叁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是产业持续发展和升级的本质所在。在实践中,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具有自发性。在产业共享不够丰厚完善的情况下,产业集群内各行为主体之间难以密切合作,松散的关系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和创新效应。反之,产业共享越丰厚,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就会越充分有效,对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强。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本文符合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转型升级”的要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从国际来看,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面临的共同课题,本文顺应了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从实践层面看,美国硅谷是基于“叁位一体”互动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升级的典范,有很多经验做法值得借鉴。而中关村是我国着名的高科技产业园区,有必要率先探索“叁位一体”互动模式,以期为我国其他的产业园区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本文从产业共享的全新视角提出“叁位一体”互动的集群升级模式,不仅为产业的发展升级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而且也丰富了产业共享与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成果;从实践层面看,本文不仅对于促进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升级和人力资本开发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且能够为政府从产业共享视角制定区域人力资本政策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内容共有八个部分,具体如下:第1章是绪论。本章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国内外文献综述、创新之处等方面,对本文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介绍。第2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本章主要对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个体层面人力资本、组织层面人力资本、个体知识、组织知识、区域知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知识溢出、知识螺旋等概念进行界定或辨析。同时,对产业集群理论、产业共享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知识螺旋理论等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章节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是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互动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进行理论前提的设定;其次,构建“叁位一体”互动模型和人力资本转化模型,阐释叁者的互动机理以及人力资本对产业共享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叁位一体”互动的集群升级模式;最后,总结“叁位一体”互动模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应用,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第4章是美国硅谷“叁位一体”互动分析。本章首先介绍硅谷发展的历程;其次,分别总结硅谷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总结硅谷“叁位一体”互动的基本特征,阐明硅谷产业集群的持续升级是基于“叁位一体”互动模式;最后,从叁个方面阐述硅谷“叁位一体”互动模式带给我们的启示,即注重在不同的阶段用各种优惠政策引进人才,通过强化产业共享的方式开发人力资本,政府发挥出恰如其分的职能作用。第5章是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中关村发展的历程;其次,分别总结中关村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总结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还不够充分;最后,对中关村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的互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与启示。本章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关村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没有充分互动,需要借助产业共享这个外力因素加强二者的互动。第6章是硅谷与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的比较分析。本章首先对硅谷与中关村的背景异同进行比较;其次,分别从硅谷与中关村的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个维度进行比较,具体从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集群规模与水平、产学研互动机制、集群内非正式交流、企业间协作程度、政府作用、中介服务机构、区域文化、人力资本存量及流动性等指标比较硅谷与中关村的异同,基于此,对硅谷与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异同进行比较;最后,阐述比较结果,进行原因分析。本章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硅谷产业的持续升级是基于“叁位一体”的良性互动,而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不足。虽然中关村在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创新能力等方面不断扩大和提高,而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但是在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和领军人才、创新效率等方面与硅谷存在较大差距。产生差距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是中关村产业共享和人力资本这两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叁位一体”不能充分互动。第7章是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模式的对策建议。本章首先论证中关村可探索实施“叁位一体”互动的集群升级模式;其次,从叁个方面提出中关村实施“叁位一体”互动模式的具体建议。第一,强化产业共享,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强化产业共享的具体措施如下:进一步加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互动机制,培育以非正式交流为特点的集群内人脉关系网络,发挥出政府恰如其分的作用,健全和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倡导开放合作创新的产业文化等。第二,制定以交流互动为重点的人力资本政策。人力资本政策如下:吸引集聚世界高端多元化人才,构建与产业发展紧密衔接的教育培训研发系统,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工的水平流动体系,加强集群内员工的非正式交流,建立多维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等。第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产业发展升级的首要任务。第8章是本文结论。本章分别从“叁位一体”互动模型、人力资本转化模型、硅谷“叁位一体”互动分析、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分析、硅谷与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的比较分析、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模式的对策建议这几个方面分别概括出主要观点和结论。
易善策[5]2011年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当前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城镇化发展的任务以及两者互动的重点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多方面的差异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绝非仅仅是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这些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这是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需要积极考虑并妥善解决的重大命题。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反复论述并不断取得突破创新的领域。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研究范式大体上经历了从单向线性模型向双向互动模式的转变。单向线性模式下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以发展经济学结构转型理论为指导,侧重于工业化发展,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而将城镇化发展视为工业化的伴生物。城市研究也曾经一度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伴随着空间要素被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城镇化的作用逐步被重新挖掘。相关的研究既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承认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进而形成了双向互动模式的研究范式。在城市集聚经济研究兴起后,除了静态集聚经济效应,城市所形成的动态集聚经济效应逐渐成为研究城市发展、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城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大多数研究仅以由乡到城转变的过程来定义城镇化。但是这种定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表征后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而且容易形成实践中的误区和发展上的偏差。本文在界定城镇化概念时认为,城镇化应当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而产业结构演进从概念上理解也应当是数量比例与结构高度的统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展开对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互动是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背后隐含的微观基础实质上是基于“技术创新-要素流动-集聚”的机制。技术创新导致了要素流动,要素流动的结果是地域上非均衡地集聚；而集聚形成后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影响要素流动和技术创新,进而形成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这叁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基于技术创新形成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变化和要素产业部门间转移形成的产业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外在地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要素地域空间上的流动集聚以及要素积聚对集聚载体功能上的要求就表现为外延型城镇化与内涵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集聚经济也将逐步增强。这样,产业结构的演进就推动了城镇化发展,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支撑了产业结构演进。通过互动内在机制的分析,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途径,认为主要通过叁条路径实现相互作用：一是“产业结构演进——要素流动——推动城镇化发展”途径。从流动的维度来理解,产业结构演进推动的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流动、在空间地域上转移必须同时发生才能形成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从要素的层次来理解,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之间会存在竞争和替代的关系,并在产业结构演进的不同阶段分别成为流动的“主角”,进而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演进——城市功能转型——推动城镇化发展”途径。城市主导产业决定城市主导功能,产业结构演进使城市功能经历了由单一到复杂、城市主导功能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而城市功能转型给城市注入发展的新活力和新动力,使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叁是“城镇化发展——城市集聚经济提升——支撑产业结构演进”途径。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能够增强城市集聚经济。基于在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方面的作用,城镇化的静态集聚经济效应能够支撑并带动产业结构演进；基于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城镇化的动态集聚经济效应助推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可以相互促进并内生地实现发展,但是现实中世界各国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趋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表现出不同的互动状态和运行绩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可能存在的具体互动状态进行了研判和分析。互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循序演进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其重要前提是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两者之间适度协调。因而,无法直接量化测度的互动关系就存在两个方面的外在表征：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持续互动发展的能力。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研判,互动关系的具体状态就可以大致区分出叁种类型：弱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互动状态；强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互动状态；强协调性、高持续互动能力的良性互动状态。其次,本文对互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互动状态的差异性需要从四个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要素禀赋——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在产业发展或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约束或优势；外向程度——国际市场上的要素供给、市场需求等对国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的推动或冲击；制度安排——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是在一个正确的制度框架下被激励还是在一个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下被扭曲；政策导向——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城市发展战略等对互动机制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具有特殊性,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对我国建国后60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历程的研究,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总体上表现为弱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状态,互动在封闭环境下完全听命于政府行政计划干预；改革开放后30年,互动的协调性增强,但仍处于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状态,互动在开放环境下受到外资外贸的影响和冲击。因而改革开放的前叁十年和后叁十年,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当前要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实现良性互动,关键就是要在完善互动机制的同时逐步增强互动的内生性,增强产业结构循序演进的创新动力,积极发挥城镇化的积极效应。本文从两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一是要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推动大城市群、城市圈建设,坚持内涵式发展,把一批大城市建设成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地；二是要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在都市圈以外地区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水平,并积极提高城市的承载力,加大制度创新,改变半城镇化状况,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周海燕[6]2015年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叁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叁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叁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王明霞[7]2012年在《和谐社会视阈中的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互动研究》文中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一项十分重要的系统工程,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需要社会各项系统、各要素都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谐发展,需要处理内外矛盾、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物质精神文化需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首先,通过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正义、公民美德的内涵,揭示了和谐社会对公民美德和制度正义的诉求。制度正义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它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运行,在社会中进行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和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合理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关系。制度正义包含着制度本身的正义和制度运行的正义,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环境和价值诉求。公民美德是人类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反映,其实质会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公民美德内涵应该体现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如公共参与、平等、宽容、正义感、互助、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及文明礼貌等品质美德,这些美德是可以在教化与亲身体验感悟中得以建立的。实现社会和谐,要呼唤制度正义和公民美德,这两者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特征,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支撑。其次,通过对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逻辑关联考察,找到两者的同质性和差异性,正是他们之间在功能和特性上同质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才使得二者之间有互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形成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相互关系认识历程的历史梳理与系统总结,再到对马克思关于制度正义与个体的价值之间逻辑关系认识的深化探讨,使西方一直以来虚无缥缈的“永恒正义”找到了现实基出路——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从神学和人的意识回归到了社会现实条件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通道,这也为我们在这个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接着,本文具体地探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之间作用关系,分析了在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之间存在着的复杂相互关系。一方面,制度正义是公民美德养成的重要生态环境、价值导向、制度平台以及催化剂；另一方面,公民美德是制度正义形成的基本内核,实现的先决条件、重要保证和促进制度正义不断发展的动力资源,这两者之间能够实现良性互动,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合理公平的调节各种利益分配,协调个体之间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他们始终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态势,有利于奠定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和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再次,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找到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实现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互动的路径,即：制度创新和公民参与。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公民参与都是动态的实践和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架起了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互动的桥梁。一方面公民可以通过积极和理性的参与,监督当前制度正义的实施运行,发现问题,提出质询；另一方面政府吸收公民的建议,促使制度创新,使制度更符合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与时俱进,让制度无限趋向于公平正义,这样利于符合时代背景的正义制度不断被建立,又会促进公民美德的提升。随着公民美德素质地不断提升,公民既会提高公共德行素质及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积极性,又会更加理性的作用于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制度正义和公民美德实现良性互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而奠定牢靠的根基。最后,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不利于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互动的因素,如：制度供给的不足及滞后性、制度运行的非正义现象、公民参与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及公民美德的缺失等问题的存在,希冀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通过一系列的渠道和制度环节的建立和完善,公民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回应,最终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通过具备美德公民的积极参与到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中,使设计的制度既符合共同体公共利益要求又能保证共同体中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制度本身的正义；另一方面,拥有美德的公民积极监督和践行正义制度的实施,形成社会制约权力,实现制度运行的正义。公民在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实践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将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内化于心,成为一种美德习惯。因此,当前在强调学校系统化德育的同时,应重视制度建设,创造条件,扩展和疏通公民参与的渠道,鼓励公民参与理性地参与到公共事业中,让德育扩展到公共生活这个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中,发挥主体性,平等的享有权利,以主人翁的心态履行公共责任,自觉养成公共品德,提升德性素质和能力,最终在社会发展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公民的卓越的德性品质,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重要根基。
杨娇[8]2017年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互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技术创新迈向新的高度,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知识含量及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与技术创新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相关政府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实现现代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理论界也越来越关注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认为服务业发展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反之亦然。本研究通过搜集、整理及分析已有研究,认为可从叁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拓展,一是将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单向关系研究,延伸为对二者的互动关系研究;二是将制造业发展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互动关系的研究中,这主要源于制造部门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之一,及作为服务产品的需求主体,在关于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互动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叁是鉴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将空间因素纳入实证模型的构建中。因此,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和模型,以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选取我国1990-1999年和2000-2013年两个时段,运用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对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制造业发展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以确定模型当中是否需要考虑叁者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构建联立方程模型,用叁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模型并获得实证结果,以此探讨不同时段我国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其次,拓展全国层面研究,选取广东和江苏两个经济发达省份,运用两省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模型,探讨发达省份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并与全国层面研究对比;最后,在实证基础上提出参考性建议。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叁章为服我国务业与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及关系分析,第四章为实证模型构建,第五章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章为结论。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在全国层面与广东,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均呈现出双向促进的直接关系,服务业发展主要通过促进研发活动效率、质量的提升和研究成果的转化,以及部门内部技术创新直接影响技术创新,反过来,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提高服务部门的质量和效率,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江苏由于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及发展模式的差异,呈现出技术创新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单向关系。第二,在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下,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间接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全国层面,服务业发展通过促进制造业发展间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由于广东和江苏的产业发展模式存在差异,两省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间接联系也表现不同,江苏技术创新通过促进制造业发展间接影响服务业发展,广东则还未显示出这种间接联系。第叁,不论从全国层面还是两省来看,服务业发展均显示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服务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强。在实证结果基础上,本文从以下叁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我国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发达省市的创新示范作用;二是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叁是不断优化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模式。
王浩[9]2007年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国公司(MNC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和金融财团已成为国际资本、贸易和服务市场的重要运作者，它们的分支机构如地区总部(RHQs，Regional Headquarters)或子公司等等遍布全球。这些地区总部实际上就是活动于东道国城市的MNCs控制中心，作为一种处于高端环节的国际投资形式，地区总部可以有效管理和协调所辖区域内的子公司和办事机构，进行系统化投资和运作。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历史充分地证明，跨国公司通过地区总部指挥在各地的工厂、办事处、子公司和其他的相关机构，进行资金、生产、贸易、人才和信息的集中运作，并通过产业链和市场链扩展自己的经营空间。由于地区总部是一种系统化投资，可以卓有成效地整合东道国区域内所有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带动和促进东道国域内企业群体的发展，强化合理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子公司以及其他跨国公司之间的企业协作，并和东道国域外的国际战略资源形成互补，进而促进东道国城市经济环境的优化。因此，地区总部的运行和集聚，对东道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服务于跨国公司和金融财团利益考虑的地区总部的发展，也离不开东道国城市提供的有形和无形服务作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的区位支撑。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东道国城市业务的顺利开展，需要一系列企业、政府和中介服务的支持，尤其当地区总部规模较大、功能复杂时，会对外部的企业服务业产生较深的依赖。所以，东道国城市的各种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因素会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地区总部作为一种跨国公司经济形式，它既给所在城市带来资本、技术、产品和服务，又带来经营的理念、管理方式、经营文化以及其他现实的促动。同样，东道国城市也会反作用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通过种种鼓励和支持手段，促进区域内的跨国公司发展。事实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要它愿意将自己融入到全球化竞争之中，愿意分享外来的各种先进理念和行为刺激的收益，就必然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支持和推动这种具有超越国际意义的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只要这个国家是开放的，这个新经济形态就会进入和发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这样，在东道国城市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双方具有合作的愿望和能力的前提下，就有可能形成互动，随着互动作用的加深，就有可能建立长期的关系，这种长效的互动关系一旦建立，则双方都可以从中受益。因此，当前，在全球化和金融化加速发展的复杂条件下，深入了解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的内生作用机制，对于中国引入和发展区域内的总部经济(Headquarters Economy)，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的“双赢”效应形成有赖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创新力与东道国城市经济的内生集聚力的博弈均衡。本文选择“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为题，就是为了探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经济主体博弈的机理，也就是如何通过东道国城市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利益选择产生国际互动。通过研究，希望能够有助于在理论上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联系，促进建立健全引资长效机制的研究，从而推动中国进一步优化国际直接投资吸收机构，加速中国城市经济与产业升级。以科学发展观为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指导下，本文试图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将跨国投资前沿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联系，以期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创新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论文共二十余万字，共分为九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全文的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提出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这一重要的研究命题，对概念进行了界定，检索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研究思路，并提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按照理论溯源，介绍了理论界关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研究，进而分析了基于东道国城市视角的区位和选址以及政策研究，最后，推导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理论的可能研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理论述评。第叁章为全文提供了一个基于全球视角下的研究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现象、主体和作用因子，指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互动是双方多阶段利益博弈的必然产物。一方面，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择合理区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优化价值链；另一方面，东道国城市通过进一步完善软硬件环境，吸引地区总部集聚，构建总部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双赢模式，即：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符合东道国城市利益的选择，同时，谋求良好的区位条件进而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是跨国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第四章剖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东道国城市的影响，指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东道国城市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两方面，并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翔实可靠的资料，对此加以检验。第五章阐述了东道国城市对经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影响，认为东道国城市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作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政府政策、企业战略、投融资方式等多方面内容。论文研究了这一过程的影响因子和演变路径，并在相关调查问卷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提出相关结论。第六章运用数理模型进行分析，在区分了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给出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博弈模型解，进而指出全球战略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之根本出发点，东道国城市引资战略是吸引地区总部的重要推动力，这两者内生博弈结果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的根本动力。第七章考察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的国际经验，运用案例分析(以新加坡、香港、纽约、伦敦)，分析了东道国城市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聚集情况，并给出相关的效度统计分析指标。第八章分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中国城市的互动情况。首先通过以企业的视角进行微观层面分析，研究了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参与互动的情况；进而基于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中观层面分析，进一步剖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对我国主要中心城市的影响；最后将研究视阈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宏观层面加以分析，力求把握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华发展和影响的脉络。第九章为结束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何恒远[10]2003年在《技术与制度的互动研究》文中指出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理路，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探求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围绕着不同经济增长因素的讨论，其理论基本上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以古典、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技术决定论”，二是以新制度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制度决定论”。面对经济增长，这两种学派在技术与制度的决定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双方面的理论长期相斥中，近年来，学术界又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技术与制度“共同决定论”的观点。分析以上叁种决定论，其共同的思维视角是建立在决定与被决定的“科层”“X”与“y”的求解函数关系的分析框架之内。这一理论视角有不断“分解增长源泉”、进行“增长核算”的癖好，从而孤立了增长因素，忽视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补性，最终带来了自身理论的不足。 有鉴于此，作者转换思考角度，从元素之间互动的思维视角出发，提出了技术与制度互动的理论，即将技术与制度放到同一主体性平台，分析了技术与制度二者互动的机制、互动的过程及其互动系统性，并且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互动模型，从而在互动中析理出经济增长的源泉，为审视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最后是两个案例，意作为技术与制度互动的实证检验，并且运用互动理论对我国经济出现的宏微观“悖论”进行了解释，呼吁建立互动的国家创新系统。
参考文献：
[1]. 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研究[D]. 张响东. 天津大学. 2004
[2].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分析[D]. 彭莹. 暨南大学. 2007
[3]. 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研究[D]. 孙德花.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7
[4]. 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互动研究[D]. 聂鲲. 吉林大学. 2017
[5].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D]. 易善策. 武汉大学. 2011
[6]. 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7]. 和谐社会视阈中的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互动研究[D]. 王明霞. 苏州大学. 2012
[8]. 中国服务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互动机理研究[D]. 杨娇. 暨南大学. 2017
[9].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研究[D]. 王浩.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10]. 技术与制度的互动研究[D]. 何恒远. 湘潭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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