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迷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梦论文,帝国论文,美国论文,冷战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以自己的节奏步入了未知的21世纪。国际社会在许多领域面临全新的挑战，尤以国际安全领域最为堪忧。传统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伴随着冷战硝烟的挥散有所弱化，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却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强烈冲击。
由此，就如何面对新的国际局势，如何解决西方世界面临的新安全威胁问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及所谓“失败国家”对地区稳定的冲击等——出现了林林总总的观点和论述，“新帝国论”即为一种。
一、“新帝国论”溯源
大多数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认为，英国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于2002年4月7日发表在《观察家报》上的“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一文，是较早明确提出“新帝国主义”的代表文章。库珀将世界分成三类国家：一类是极度贫穷、处于农耕时代的前工业国家或叫做前现代化国家；一类是类似于中国和印度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国家或叫做现代国家；第三类是发达的后工业国家或叫做后帝国、后现代国家。其中，“前现代化国家”是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主要来源。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应该采用双重标准，在后工业国家内部通过合作来保证安全，而对于第一类国家，则应采取类似19世纪帝国主义的政策，通过使用新殖民化的手段，向其输出稳定和自由。在文中，库珀还对“新帝国主义”进行了分类，如将北约的东扩称为“自愿帝国主义”，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称为“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把北约对巴尔干事务的军事干涉称为“毗邻帝国主义”等。（注：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in The Observer，April 7，2002.）
继库珀的理论之后在美国盛行的“新帝国论”，与前者相对全球化的视角相比，更多的是美利坚人从自身的角度对世界所作的观照，洋溢着对美国实力的高度自信和对美国利益的诉求。
首先，美国式“新帝国论”者具有“当今的美国是自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最为强盛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足以担当‘新帝国’角色的惟一超级大国”的普遍共识。
目前，这个帝国已经在四个方面达到了别国无可撼动的超强阶段：惟一的超级大国或顶级大国；惟一的高科技军事力量和军事革命的领导者；全球经济中最大和最先进的经济体和全球化的发动机；全球“软力量”的典范和流行文化的传播者。在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看来，美国观念是普世观念，美国人享有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天赋权力与“和平、民主、自由市场”的价值观念征服了全世界。（注：Robert D.Kaplan，"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in Current History，Vol.101，No.659，December，2002，p.403.）
其次，认为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面临着全新的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一度存在难以正确定位对手的困惑。面对昔日劲敌在不经意间惊天动地的崩塌，美国人在放下阵营对垒的重负的同时，也不断问自己：今天，在世界上再也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之后，我们的敌人是谁？
“9·11”后，美国人立即找到了这个模糊的敌人。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其主要的安全威胁已经不是来自于其他大国的挑战。一些最贫穷国家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艾滋病的迅速传播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全面崩溃和失控而沦为“失败国家”。这些失败国家成为贩毒、走私、非法移民的滋生地以及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庇护所，从而形成了对世界安全的巨大威胁。由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再次作出反应，应对日益增长的‘失败国家’的威胁”。（注：Sa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in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2.）
同时，传统手段已经难以阻止新的威胁，美国必须采取新的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安全，实现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稳定。传统的手段，譬如外交努力、经济援助乃至武力威慑“都已经不再有效。”（注：Sa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in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2.）在所谓“失败国家”，腐败的普遍存在和国家职能的弱化，使得经济援助已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其摆脱困境；又由于恐怖主义分子往往藏匿于“失败国家”，没有自己的领土和人民，传统的武力威慑政策对其根本不起作用，因此，“美国将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者”。
作为一种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帝国论的形成反映了美国学术界在美国遭受空前灾难之后的一种自责与反思：美国应该运用其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力量来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正是由于对自身力量估计和运用得不足，才导致了“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全面的优势力量应该使其成为新的“罗马帝国”，去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其发表在《外交》2002年9—10月号上的论文“美国的帝国野心”中，对“9·11”之后兴起的“新帝国论”进行了总结。伊肯伯里认为，所谓“新帝国论”是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后，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论和大战略。这一新战略是对恐怖主义的直接反应，而且它对美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力量和构建世界秩序形成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观点。在这一新的范式下，在打击恐怖威胁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将更少地被其伙伴和全球规制所束缚，而更倾向于扮演一个单边和预防性的角色。美国将运用其无敌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全球秩序。
再来反观美国政界对此论调的回应，从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提出“邪恶轴心”说，到布什的西点演说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再到9月20日“先发制人”写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学术政论界的主张前所未有地合拍。阿富汗战争的轻易胜利进一步催化了“新帝国论”在美国国内取得优势。被胜利鼓噪得豪情万丈的“新帝国论”者根本看不到自身的虚弱，直到伊拉克战后，这种理论才开始真正面临检验。毕竟，一天天上升的在伊死亡士兵的数字引起了美国国内舆论的疑虑与责问。
二、“新帝国论”在美国崛起的背景
“帝国主义”这个词，总是使人联想到侵略、扩张和奴役，二战后一度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在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翻卷起“新帝国主义”的浪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首先，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综合国力优势是“新帝国论”的基本物质基础。历史上，各霸权国家大都是在某一领域内享有优势。最早的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海上马车夫”荷兰是在海上实力和海外贸易上享有一定霸权，随后的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是在欧洲大陆拥有一定的优势，即使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也只是长期享有海上实力以及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其领先地位在19世纪末期即被后起的美国和德国超过。二战后的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难分伯仲，但在经济上长期落后于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还落后于日本。与这些国家不同，美国今天的优势是全方位的，其实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都得到了彰显。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及它与世界数十个国家通过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同盟形成的一整套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使得美国的“制度霸权”得以形成。再辅以美国大众文化（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纸质媒介）的全球性输出，大大加强了美国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影响。这种“软国力”的全球性影响是以往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具备的。
其次，美国历史进程中潜存的“天赋使命”观是“新帝国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美国人骨子里的“上帝选民”意识使他们一直认为自己肩负着把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的重任，这是“新帝国论”形成的思想来源。虽然也有人强调美国历史中孤立主义的传统，但是，“新帝国论”者认为这种传统在美国历史上“绝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他传统，例如竭力促使世界开放对外市场等也一直贯穿美国历史的始终”。（注：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于《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再次，“新帝国论”的兴起与美国立国后的发展轨迹及现实密切相关。美国从立国之日起就四处开疆拓土，在短短的200多年后，从13个殖民地发展成为今天惟一的超级大国，其过程无不与“战争”有关。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历程就是征战的历程，美国的成长始终与战争相伴，“战争情结”挥之不去。除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外，战争对于美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每次战争之后，美国都更繁荣、强大，民主也更加巩固。因此，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注：郝雨凡《9·11事件与美国保守主义》，载于《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第四，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大气候”是“新帝国论”产生的国际背景。在冷战时期，虽然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交锋，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也激烈竞争，但在战略和军事领域却有一种默契，即除了在边缘地区进行一些代理人战争以外，双方都不试图用武力改变地缘政治版图，任何一方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外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都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冷战结束以后，这种平衡被全然打破，美国享有了力量天平上的绝对优势。并且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全方位实力这一特性使得出现任何重大抗衡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用说进行成功的抗衡了。这种状况使得“新帝国论”者认为，美国在采取对其自身利益有利的单边军事行动时，根本没有必要顾忌他国的反对。
第五，从美国国内看，新保守主义得势成为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为“新帝国论”的萌芽提供了合适的温度和土壤。共和党历来有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相信国际关系是“无秩序的”，格外强调实力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班子中右翼居优势地位，如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曾是前共和党总统福特、里根和老布什的旧臣。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在“9·11”事件后一片爱国主义情绪和传媒的渲染之下，美国国内舆论出现“一边倒”局面，民意急剧向强硬方向转变，不仅不反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对于美国士兵伤亡的容忍度也大大增加，这使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有了较高的“民意基础”，“推动了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注：Robert D.Kaplan.Warrior Politics：With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New York：Random House，2002），p.121.）
第六，“威胁的变化”也使美国在追求安全时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由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使美国感到自己正日益受到一个强大的“武士阶层”（warriors class）的包围，不安全感上升。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对与全球化相伴的贫富悬殊的极度不满，加上技术的进步，导致极端宗教势力的复兴，结果是出现一种好战的“武士阶层”，他们以美国和西方为敌，通过“突然袭击”向美国发动进攻。对待这种攻击，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in 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具体做法是，美国应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国内，为了保卫美国的国民生活，应重新审视其国内安全战略，对情报部门进行大幅度调整，强化本土防御的国家机器，成立国土安全部，寻求制订适应这种新威胁的军事理论、作战方式、资源配置等；在国际上，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三、“新帝国论”的理论支点和基石
按有关学者的观点，美国的“新帝国论”有着广博的理论渊源，具体而言，它有四大理论支点：“单极稳定论”、“先发制人论”、“主权有限论”和“民主和平论”。
“单极稳定论”：由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威廉·沃尔弗斯于1999年在《国际安全》杂志第5期上发表的《稳定的单极世界》一文中首先提出，后被美国政府正式接受。这一理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能够单独与美国进行全球抗衡，因而形成了一超独强、没有对手的世界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关系，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未曾有过的“单极时代”。由于美国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争夺国际体系中领导地位这一过去长期导致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复存在，使世界出现一种“单极力量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美国的实力越突出、越强大，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就越稳定、越和平。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单极是稳定的，那么维护单极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包括战争）也是“有利于稳定的”，因而也是“合法”的。
“先发制人论”：布什于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先发制人论”。他指出，为了对付许多意想不到的威胁，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在随后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正式将“先发制人”确定为美国的安全战略。这一战略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二战结束后美国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遏制”战略已被“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战略所取代。美国“先发制人”新战略概念包括三个基本内容：（1）“先发制人”战略实施的主要目标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地区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有时为了捍卫“自由”，也需要对某些特定对象实施“先发制人”打击。（2）“先发制人”战略主要以战争手段来实施，这种战争从本质上讲不是一种消极的自卫和被动的反应，而是一种“预防性干预”和主动出击，“美国将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3）“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表现为典型的单边主义，无论国际社会是否接受，联合国是否授权，其行为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政府一旦锁定目标，就将果断出手。
“主权有限论”：美国政府认为，凡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准许恐怖分子在自己领土上开展恐怖活动的国家以及专制政权践踏本国公民最起码权力的国家，都不可能指望得到国际法所赋予的主权的完全保护，这些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为了消除危害世界的隐患，美国就应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干预；美国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干预的权力是无限的。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反恐高于主权”，借维护人权和反恐之名行谋求霸权之实。
“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战争的”，这主要是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机制决定的；转型中的“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非民主国家”则频繁地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不能回避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民主国家”在继续维护世界民主和平的同时，要以战争的方式帮助那些“非民主国家”重建民主，通过民主的建立，在“非民主国家”实现和平。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公开宣称，为“支持人类自由的和平”，就必须对那些“恐怖主义和暴君的威胁”发动战争。因此，“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进行的军事打击和战争是实现民主和平的“崇高使命”。这成为美国奉行新干涉主义政策的重要依据。
四、“新帝国论”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
“9·11”之后，在反恐战争和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推动下，布什政府推出美国新安全战略，这个新战略反映了美国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约翰·埃肯伯里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新战略，认为它包括七个要素：第一，维持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不允许任何不包括美国在内的联盟取得霸权。布什认为这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说，“美国已经拥有并打算保持超过应对挑战的军事力量，使其他地区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无立锥之地，迫使竞争对手从事贸易和追求和平。”第二，重新分析全球威慑及研究怎样彻底消灭它们。国际社会面临的残酷现实是为数众多的恐怖主义小集团也许会得到“失败国家”的帮助，它们很快就能获得具有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而导致灾难性的破坏。第三，新战略认为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已经过时了。现在，威胁不是来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其他核大国，而是来自没有明确地域的跨国恐怖主义网络，而“恐怖分子是不可威慑的，因为他们不仅甘愿为事业而牺牲，而且可能逃脱报复”。（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in 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对付恐怖分子的惟一选择就是动用武力，即在恐怖分子滋事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或预防性的军事打击，彻底消灭他们。第四，国家主权需要重新诠释，换言之，主权是有条件的。“由于恐怖主义不受威慑，美国必须准备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地方进行干预，以便对恐怖主义威胁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恐怖分子不尊重边界，美国亦如此。”（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in 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第五，新战略表明国际规则、条约和安全伙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已经贬值了。“9·11”事件后，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不是美国应从全球收缩力量，而是美国要按照它自己的条件在全球开展行动。第六，在应对威胁时，美国注定要扮演主导性的、不受约束的角色。第七，新战略对国际稳定毫无价值。
从约翰·埃肯伯里的分析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美国新战略同干预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在海地、索马里、卢旺达、波黑和科索沃等地区以武力实行干涉主义。由于西方国家向来在人权、民主和人道上推行双重标准，在干预理论动听的口号下掩盖着的是肮脏的政治交易和经济利益，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随着“人道主义干预”名誉扫地，干涉主义也备受质疑和批判。而“9·11”事件恰好为美国霸权主义进行全球军事干预提供了新借口。布什政府极力渲染恐怖主义全球化，以“失败国家论”取代“人权高于主权论”，为美国安全新战略制造舆论。与“人权高于主权”、“有限政府”和“民主和平论”等相同，“失败国家论”实际上仍是为美国在全球推行军事干预政策服务的。不过，在后“9·11”时代，美国已不满足于“仁慈的霸权”，而是要推行赤裸裸的新帝国主义。美国的政策逻辑已经很清晰：新帝国主义是布什政府的现行政策，安全新战略是新帝国主义的军事纲领，“失败国家论”则是新帝国主义的辩护之辞。
伊拉克战争是对“新帝国”战略的一次检验和实践。“新帝国论”的支持者对伊战及中东秩序重建充满信心。尽管他们也认识到伊战潜存的危险，但他们更坚信无所作为的危险比行动的危险更大。他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安全不仅建立在强大的国防上，也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自由上。美国击退德国“纳粹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成功改造德日为民主国家，使俄罗斯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成功历史经验，使“新帝国论”者认为未来之路已有指航灯。
而反对者的呼声也颇高。约瑟夫·奈曾经说过：“霸权的断然主张者有一种危险，即他们的对外政策总是不停地加速，没有刹车的时候。他们只聚焦于单极和霸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实现其追求结果的能力之极限。”（注：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40）反对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并不万能，不能像改造德日那样“改造”伊拉克，因为德日的民族和宗教构成相对单一，而伊拉克却存在宗教、种族、部族的诸多矛盾。另外，要将之树立为样板也很难，因为在现代阿拉伯世界中，伊拉克从未享有优势地位。
事实证明，美国尽管在伊战中取得了胜利，但随后在伊拉克形成的巨大黑洞不但吞噬着美国士兵和外国人质的生命，也在吞噬着美国人战前的自信。士兵遇袭事件和人质危机的频频发生，伊拉克重建的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和平“路线图”的脆弱，使得“新帝国论”能否成为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化及中东秩序的未来密切关联。
五、“新帝国论”的苍白
根据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带来国家安全的相应增加，即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恰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概括的，“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英文版前言第41页。）然而，“9·11”事件却“一反常态”地昭示了实力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另外一面，即非正相关性或负相关性。“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但却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现实。由此，美国建立“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的尝试即使能够维持自身的超强实力，也难以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更难说维护世界的稳定了。
新帝国论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
第一，“新帝国论”并非完整的理论，迄今也没有成为美国学术界和外交政策的主流。“新帝国论”至今还只是一些学者、媒体人员的观点汇集，主要是对美国在当今世界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描述乃至陶醉，以及对美国如何应付目前国际局势和新威胁的政策和策略建议。作为一种理论，必然需要一个或一批深孚众望的奠基者或理论大师的支撑，如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摩根索、美国理想主义的奠基者威尔逊以及建构主义的代表温特等，而“新帝国论”显然缺乏这样的中心人物，这就决定了“新帝国论”缺乏理论的构建和深度。
第二，“9·11”后，在当时美国民族主义极度高昂的情况下，“新帝国论”迎合了相当部分人的情绪，其不惜一切手段来获得美国的绝对安全的主张也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演变，美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对“9·11”以来的国际形势进行深刻反思，对“新帝国论”的不同观点乃至批判开始不断见诸各大报刊。
对于“新帝国论”宣扬美国是当今罗马帝国、美国施行帝国霸权有利于美国的言论，美国著名的世界体系论大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雄鹰坠地》一文，对美国霸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沃勒斯坦认为，现在美国的处境远非“新帝国论”者所想像得那么美妙，而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超级大国、一个得不到尊重和服从的世界领袖、一个在它无法控制的全球乱局中随波逐流的国家”。沃勒斯坦还认为，“新帝国论”者试图通过强化美国霸权来解决美国目前面临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只会加快美国的衰落，把缓慢下降变成更加迅速而且充满动荡的跌落”，“其策略将由于军事、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而以失败告终”。（注：Immannuel Wallerstein，"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in Foreign Policy，July/August 2002.）
而对“新帝国论”关于美国可以不必顾忌其他国家包括盟国的意见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特别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来保护美国利益的观点，美国内有学者分析认为：首先，美国如果施行这种政策就无法阻止别国也施行“先发制人”，而一些敌国为对抗美国会尽力谋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美国陷入另一种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其次，新帝国战略将破坏美国与其他大国在一些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最后，新帝国战略最终将使美国掉入以往大帝国遇到的古老陷阱，即“自我孤立”。因此，伊肯伯里批评新帝国战略有很多隐患，认为“无所制约的美国实力会开辟一个更加敌对的国际体系，使美国更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第三，理论和实践都证实，“新帝国主义”政策受到诸多因素制约，难以顺利实施。
“新帝国论”认为美国的强大使它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而无所顾忌，但这一观点显然过分高估了美国的这种能力。在组成美国霸权实力的两大部分即制度霸权（或曰软霸权）和实力霸权（或曰硬霸权）中，制度霸权恰恰是需要美国通过多边主义政策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协调才能实现的。在实力霸权中能够实现“新帝国论”政策的主要工具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也是它惟一的手段”。（注：Immannuel Wallerstein，"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in Foreign Policy，July/August 2002.）然而美国的军事力量固然举世无双，但美国使用这种军事力量也不是毫无制约的。按照一位美国学者的分析，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到三种国内外政治因素的限制。首先是国内政治因素的限制，美国总统虽然拥有最强大的军权，但他却经常缺乏来自公众和国会对他的合力支持；其次是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的限制，虽然美军高度现代化，但其在世界各地的行动依然需要各地区盟国的支持，而一些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可能向美国开出高价；再次，即使美国能够采取单边行动，它也会陷入“霸权的自相矛盾（paradox of hegemony）”，美国当然可以通过单边行动获取短期利益，但通过国际机制（例如联合国）进行的多边行动却可以获得长期利益并使美国的力量合法化。
已有的实践也证明，依靠武力的单边行动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阿富汗战争虽然导致了塔利班的垮台，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基地组织”，也没有抓获其高级领导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但阿拉法特直至逝世前也并没有变得像以色列和美国预期的那样“无足轻重”；而美国攻打伊拉克更是遭到了美国一些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盟国的强烈反对。虽然盟国的反对不能阻止美国的所有单边军事行动，但这种状况必然对美国制定政策产生影响。
正是由于存在种种制约，我们可以肯定地断言，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借助这项“新帝国大战略”构筑“新罗马帝国”的梦想，最终会由于下述三个原因而归于失败：
第一，为所欲为的美国将面对更加敌对的国际环境，使美国更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美国必须依靠诸多联盟体系来维持其优势地位，而“新帝国大战略”必将使美国面临丧失盟友支持的危险。
第二，美国将为实施这项大战略付出难以承受的经济和道义代价。虽然经济实力使美国能够在短期内保持其在军事上的显著优势，但直接卷入其他国家的内部政治纠纷，将使美国负担过多的代价。
第三，这项大战略将使美国无法得到其所需要的国际合作，美国必定在国际社会中茕茕孓立。
21世纪，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的来临。如何结合本国与国际社会的实际，制定本国的大战略，既促进本国的发展，又推动世界在和谐中寻求多元，值得历史舞台上的每一个成员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