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华人社群的身份认同——从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的角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敦论文,文化遗产论文,社群论文,角度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4.03.00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3-0047-12 在异域他乡，在西方文字的环境下，中国的方块字显得格外突兀。伦敦的中国城(Chinatown)就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生体，强烈的中华文化使其与周围弥漫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城’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比喻性的总称英国的中国社群，以与英国的其他族群包括白人区分开来；狭义则指具有浓烈中国气息的街道和街区”(Benton & Gomez 2008，179)。而生活在其中、构成伦敦中国城核心的华人是这块异域之异域的灵魂。作为“异置者”的伦敦华人，他们是如何定义自身的，血液里流淌的是怎样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当与外国朋友谈及中国社群时，他们大都认为中国人喜欢抱团并内向，从而维系着一种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但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城这种异置(displaced)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些特性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伦敦中国城为中心，探讨伦敦中国社群的身份认同问题，试探对于“异置者”而言中国身份认同背后的力量以及它是如何维系的。 “个体可以用不同的社群和空间范围来定义”(Ashworth et al.2007，4)，而且“文化仅仅存在于并通过实践行为来体现”(1999 in Ashworth et al.2007，7)，因此，本文结合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理论，主要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于伦敦华人社群的日常生活情况中寻求答案。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背景 本案例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受访者的日常生活状况来看伦敦中国社群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延续问题。而在入正题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伦敦中国社群在当地形成并聚集居住的历史背景。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 华人大量到达伦敦的时间可上溯到18世纪，“1782年首次对东伦敦中国海员进行过报道，这是普通中国人抵达英国的初始证据”(Parker 1998a，68 in Benton & Gomez 2008，24)。东印度公司所经营的中英贸易(Benton & Gomez 2008，24)是中国人前往伦敦的原因之一，当时就有一些中国海员滞留在港口地带。之后，“1918年，数千中国人加入到了英国商队中，并有数百人滞留在英国港口地区”(idem.，26)。因此，“华人起初以大量水手而非定居者的身份(如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来到英国”(idem.，63)。另一个很少提及的原因就是战争：“在1799-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大量中国和印度水手通过东印度公司抵达伦敦，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补给”(ibi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万中国劳工(称之为华工)受雇于英法俄同盟，成为战地补给”(idem.，27)。第三个原因在于，华人是劳工输出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殖民政府以提供英国国籍为条件鼓励移民，以缓解英国边远地区的用工短缺(idem.，203)。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无论是刻意还是偶然的，比如一些海员在合同期满前被解雇；187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美国发生了反华人运动，一些中国人从美国逃至英国(Shang 1984，8；Benton & Gomez 2008，25)。这些都成为伦敦Limehouse区华人社群聚集的原因。 基于以上原因，伦敦的华人社群经历了一个从“移居到移民”(Benton & Gomez 2008，89)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几次大的移民潮：“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出现了最大的一波移民浪潮，主要系来自香港的男性农工。他们大多受雇于中国餐馆和洗衣房”，其后代组成了大多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后代(The British-Born Chinese Community，2009)。所谓的第二波移民潮系由已移民者妻室和附属人组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促进了英国华人社群在经济上的大发展(Benton & Gomez 2008，39)。“然而，最显著的移民潮兴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今天，恰巧当时中国放开了移民限制”(The British-Born Chinese Community，2009)。 (二)伦敦中国城的历史 最初，并没有“中国城”一词，直至189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种提法(Seed 2006，62)。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中国城形成之前，中国人多集中在East End地区名为Blue Gate Fields的地方，人们将它称之为“中国角”(Chinese Quarter)(Benton & Gomez 2008，26)。“至1885年，中国人聚居的中心迁到了West India Docks的Limehouse区(ibid.)，集中在Causeway和Pennyfields等街区(Birch 1930，144)。“英国调查记者George Sims在1902年首次用‘中国城’[来称呼伦敦称之为Limehouse的地方]”(Waller 1985，9；Benton & Gomez 2008，179)。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因为与海运的关系而聚居在这一区域，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区域是当时英国伦敦作为国际大都市最为国际化的区域”(Seed 2006，59)。“十八世纪初，这一区域被称为伦敦最东部”(Birch 1930，51)，这地方的房子看上去、闻上去就有一种海的味道(Besant in Birch 1930，11)。当时“国际通行的印象是，一群中国人躲藏在伦敦东部一个黑暗、迷雾的码头区”(Seed 2007)。在Brich的书里，作者特别描述了当时的中国社群：有一段时期，他们都有一个既定的民族特点——穿着他们的服装，长杆搭在肩上挑运货物，编着长辫，总体而言，他们很安静，不起眼，好赌(1930，144)。Sax Rohmer把中国城形容为“一群恶魔般的中国天才们占据了那块地方，经营着走私毒品和其他东方特有的危险营生”(Rohmer in Seed，2007)。战争中，中国区遭受到德国闪电战的重创；战后，这一区域又作为废墟和贫民窟遭到清理(Benton & Gomez 2008，31)。 也许是历史巧合，中国城的历史与伦敦地理上的东西两端相联系。在伦敦的西端，一个新的中国城发展了起来。极富戏剧性的是，现今的中国城完全脱离了老中国城黑暗混乱的形象，被列为伦敦十大旅游吸引地之一(Benton & Gomez 2008，182)。在Leicester Square地铁站导向中国城的醒目标志说明了中国城的受欢迎程度。 新的中国城从外表上呈现出很强的中国特点，比如：中英双文的路牌成为明显的“分界线”；中式的传统建筑成为中国文化的明显标志；大大小小的中式餐馆、超市和商店遍布整个中国城；而且，无论大节小事，这里举办各种中国特色活动。 二、调查材料分析 此部分主要对案例调查中面谈及问卷材料进行分析。中心问题集中于受调查者的日常生活——正如Howard提到的遗产分类，称之为“私人遗产”(Howard 2003)。从遗产学的层面，Howard将其定义为“人们自身想要保留的事和物”(idem.，148)，以呈现伦敦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调查背景说明 首先需要提一下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以便于后续的理解。始料未及的是，笔者作为一名中国人，调查居住在伦敦的华人，要比想象的困难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难以触及、难以对陌生人打开心扉，这也是作为异置者的典型行为表现。要想找到华人作为调查对象，最好的地方应该就是中国城本身。但笔者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城游走并做过数次努力都无果，人们不愿意交谈，一些人甚至起身“逃走”。对新中国城中心Gerrard Street街的华人社区中心的拜访也遭到拒绝。在中国城，笔者成为了一个陌生的中国人。 一系列拒之门外之后，笔者只能想其他办法以接近伦敦的华人。比如，花了很长时间，按照中国式的人际关系，通过中国朋友，接触了一些华人；花了六英镑成为之前提到的华人社区中心的会员，并参加他们的活动。通过诸如此类的方法，笔者最终采访了不同年龄和社会角色的十八位受访者：从90岁高龄的海员，到在英国出生的青少年；从职业银行从业者到新中国城餐馆的厨师。 调查主要在新中国城和伦敦Docklands博物馆完成。在时间和具体情况的限制下，调查材料有问卷和采访两种：共计完成有关伦敦华人“身份认同”问卷34份，以从非政治和非专业的角度呈现普通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旨在挖掘“中国身份认同”的一般概念和理解。访谈18人，通常30至60分钟左右，主要建立在半开放式问题之上，一般围绕日常生活、生活习惯、与中国的联系，以及朋友和个人兴趣等与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问题，以便从行为层面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调查数据分析 在此部分，首要的问题就是在伦敦“中国身份认同”是什么。因为“身份认同”问题可以简单理解为如何通过自我意识和与他人的对比来识别某个群体，笔者将把华人和非华人的观点集中起来。随后，将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通过受访者的陈述来看他们的日常生活。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请答问卷者根据其自身的判断罗列出中国城中最能代表中国身份的五项具体特点。第二项问题是关于英国出生华人后裔(British Born Chinese，简称BBC)的“身份认同”问题。 表1体现的是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答问卷者共计34人，其中华人和非华人各17人。体现“中国身份”的五个特点由答问卷者自由填写，一些答问卷者仅填写了二到三个特点。关于BBC的身份认同问题，分别各有一位华人和非华人对此问题没有作答。
从表格上看，无论华人还是非华人，都把中餐(26人，占总数的76％)、中国人(长相)(23人，67％)、中式建筑(22人，64％)、中国话(18人，52％)以及中国文字(13人，38％)视为“中国身份”的头五项特点。然而，对于其他特点则根据答问卷者的视角而相对多样化。表格中有关“身份认同”问题体现出的这些元素虽然不能对“中国身份”勾画一个完整的图像，但体现了“他”“我”两个群体对同种文化的不同理解。因此，可以理解为“身份认同”是一个关于群体自身如何看待自己，而他者又是如何看待该群体的问题；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虽有关联却又是可以是割离的。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身份认同”相对而言是对一种文化粗浅、表层的体现和认识。并且，“身份认同”问题关系到的是自身和他者、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认知，这些认同特点是否能真正代表该民族的真实内涵尚可争议。 区别可见的物质实体相对容易，但身份认同问题归根还是有关人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提到如何看待BBC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在此境况下，问题变得很复杂，虽然他们有着东方的面孔，一些答问卷者视其为华人或英国人；大部分答问卷者认为他们仅部分是；两位答问卷者没有作答。由此可以看出：人种和样貌并不是文化身份归属的决定因素，即不可据人种来简单定义某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访谈中，此类人群的“身份认同”同样存在争议，比如： 男孩E：在这(伦敦)出生的人很少会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先生H：我们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是呢?中国人总是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相互爱着。 先生F为一个中国社区中心工作了五年时间，他的观点如下：他们介于两者之间。当他们在英国社会中时，外界的人们并不把他们视为英国人。当他们来到社区中心时，他们不说粤语或普通话，因为和其他人难以交流，他们便不再来了。所以很难界定。 笔者有幸参加一次在博物馆专门为年轻华人和BBC举办的活动。当组织者要他们自己分组时，他们把自己归在了“伦敦人”组，并且他们之间交流也是用英文。其中一位男孩Q这样形容自己：“我想我是一个香蕉(黄皮白心)吧，但我不在乎，也不在乎人们如何看我”。另一位男孩提到：“你可以听得出来我有很浓重的伦敦北部口音”。但“不在乎人们如何看我”就隐喻了被他人群边缘化的状况，实际上他们无论在伦敦当地社区或是中国城都无法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这也是他们所面临的重大困境。 在此情况下，笔者不能将BBC的“身份认同”简单地划分为华人、非华人或部分华人。对于他们而言，“我是谁”这一问题更像戴着不同的帽子，因为身份认同“更像衣服而不是肌肤”(Howard 2003：150)。正如他们选择哪件衣服来穿一样；他们自己可以选择要成为谁(ibid.)。由此，要直视“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停留在“帽子”的层面，而必须深入探究。 以下是关于访谈典型案例的详细内容，主要涉及受访者的日常生活。选择日常生活作为探究对象是因为很多抽象概念都是可以刻意塑造或伪装，而日常生活则相对原真，以从其挖掘延续中国身份认同的力量元素。 先生H有90岁了，起初是中国海员，在伦敦居住已经60多年了。向我谈及了他的生活并给我看了几张照片(图3)：“我刚离开香港那年，日本鬼子和八国联军入侵了中国。我当时做了几份工作，在餐馆打了几年工；之后做外卖；后来又当过厨师做点心和北京菜。我的英语还是不好，不过我知道‘China’。我想回中国，落叶归根。但在这，只要我活着，总有人来照顾。我经常去中国城和华人社区中心，打打麻将，会会朋友。” 女士I是先生H的护工，当笔者和老先生谈话时，她一直在旁边，似乎对我们的话题很感兴趣，并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39岁，在伦敦待了5年，因为丈夫被中国的公司派来这工作，于是她和儿子便跟着来了。初来伦敦时，儿子3岁，现在8岁了。她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教育问题和中文语言问题。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她向我提及在伦敦生活的感受： “我会带儿子回去(中国)，虽然他现在的英语已经很流利，但他没有英国背景。单凭我学的，在中国可以有份很好的工作。英国人看重的是英国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我丈夫和一群英国人在一起工作。当他们出去时，他不知道他们在开什么样的笑话且为什么要笑。很多事情都停留在表面。另外，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太不一样了，交流起来太难了。” 女士M，71岁，来自上海，她在伦敦待了20多年。笔者在华人社区中心的一次活动中遇到她。当时的活动约有四十多人参加，但均为老人。老人们之间多用粤语交谈。其中一些人见到我时目光谨慎。笔者因为不懂粤语而边缘化了，幸好得女士M接受，她说普通话，并且在笔者告之父亲也是上海人时，她开始健谈了起来。她带了中饭，看上去很上海口味。谈及在伦敦的生活，她略带伤悲： “我每天没太多的事情，除了去中心的英语班并和他们(其他中国老人)待在一起。我能说一些基础的英语比如买个东西、问个路之类的。每年，我都回中国去看我儿子，就这样两地跑着；等有一天我跑不动了，跑到哪里就在哪里寿终吧。上海变化太大，我都不认识了，也没有朋友在那；原来的房子卖了，所以回不去了。在这，英国政府养了我十多年了，我有套房，够我住。我不愿放弃这一切。如果回中国，我不想麻烦儿子，那就得去老人院；而他也不愿意，因为这样亲戚朋友会说他。所以，其实我哪都没待。” 还有一个例子是女士N和先生O(夫妻关系)，还有先生P(租房客)。他们一起合租了公寓，住在一起四年多。每人都有不错的工作：先生O在银行工作；他夫人女士N有几份兼职，如在学术机构做助教、项目协调人等；先生P是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工作之余，他们大多时间都待在家里，诸如参加活动或会朋友之类的事很少发生。夫妇相互很依赖，而先生P可以花几天时间就待在家里上网。对于他们而言，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做饭，尝试各种做法和风味。各种中国调味品和食品装满了橱柜。谈及他们的生活和与当地社群的联系时，他们并不多言： 女士N：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所以难以融入当地社群，这是一件很好理解的事情。亚洲人都喜欢待在一起。 先生O：生活习惯是从小就养成了，而且都不同。在伦敦，我大多数的朋友都是中国人，英国人很少。但我们都不经常出去。工作的时候，我和外国同事交流不多。 先生P：我就融不进去(英国社会)。我不喜欢去酒吧喝酒，他们说笑话我也听不懂。我觉得中餐才吃得饱肚子。 以下是几位中国小伙，从20到26岁，他们同租一套公寓。男孩E自完成预科以来在伦敦三年了，男孩J和K在伦敦大学学院读书，来了一年。男孩L在伦敦四年多了，在中国城当厨师。采访正值晚餐时间，他们正一起做饭，并邀笔者一起吃饭。饭菜很可口，屋子里充斥着家的气氛。茶余饭后，他们都表达了要回中国的愿望。 男孩E：我觉得和中国人住一块儿舒服。外国人都喜欢自己的空间。对于我而言，很难融入英国社会，我宁愿待在家里或会会我的中国朋友，我们有时会去卡拉ok。至于学校的活动，我不喜欢参加，除了听课以外，我都觉得格格不入。 男孩J：班上有几个中国学生，所以我们都一起工作。我不喜欢去酒吧喝酒。 男孩K：我们经常一起去买东西，中国城里蔬菜、调料啥都有。学校的小组里，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要容易得多，对于深层次的问题你很容易表达你的想法和理解。 男孩L：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两个字“压抑”。所以我放弃了。我没外国朋友，我觉得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外国人很懒，但中国人都很勤奋。除了周日，我都从上午11点工作到晚上11点。我生活在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当中，对此，我很开心。这儿的人都很现实、很实际。但咱们看重的是“人情”。我的目标就是赚到第一桶金，然后当一个老板，而不是打工。我最终是要回去的，那是我的根。 笔者在之前提到的博物馆活动中遇到男孩Q，21岁，是位在伦敦出生的华人后裔。他的家庭背景很具代表性：父母都在餐饮业工作，父亲是厨师，母亲是位餐厅服务员。活动中当组织者问“你来自哪里”时，他把自己归在了“伦敦”组，而且与笔者用英语交流。“我在伦敦出生，去过中国一次。我的朋友都是BBC和中国人。母亲通常为我做中餐，但有点西化。和父母我说粤语，但相对我的英语而言很有限。中文我能说点儿但不会读不会写。业余时间，我会上上网，或去中国社区中心做志愿者。有些时候会和朋友出去，但我们很少去泡吧。” 通过以上案例，也许可以勾勒一幅中国人在伦敦生活的粗浅画面。大多数受访者的生活方式都极其相近，诸如吃中餐；与伦敦的中国朋友和居住在中国的亲戚保持定期的联系，注重人情冷暖。在受访者中，没有人喜欢泡吧或去俱乐部，而这一点是很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之一。相反，宅在家里，或对年轻人而言上网冲浪是他们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中国人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伦敦的社会缺乏关系的积淀，他们的根基在中国。然而，笔者发现BBC也保持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只是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很少；虽然操着地道的英语，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被当地社会所接纳。 同时，笔者必须承认所有的受访者由于其经济收入、历史原因等因素都属于中产或更低一点的社会背景。在伦敦，应不乏过着富足或奢侈生活的中国人。但从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来看，这部分人该是少数，并且，他们几乎是不可触及的。 以下章节，笔者将对调查问卷和采访所得到的数据和材料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以探讨身份认同背后的隐性力量。 三、调查材料理论探究 21世纪初，“民族主义”伴随着其政治、社会、文化力量，在全球性民族冲突和西方国家分裂主义不断凸显的背景下成为一个热门词汇(Bell，2003，63-4)。在此情况下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责无旁贷成为“民族主义”的识别基础，成为内化/外化、自我/他人、我们/他们的识别体系(ibid)。同时，全球化的大环境使“身份认同”成为热门话题。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交通、交流方式逐渐模糊了人们之间原有地理上的清晰界线，“过去”被突然切断(Lowenthal 1998，9；Shackel & Chambers 2004，10)，由此引发了诸如“根”、“源”等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开始不断寻找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使身份认同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增长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虽然是以“国际大同主义和普适价值”(Barthel-Bouchier，Ming Min Hui，2007)为旗帜，但更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地标性标识，随之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塑造方式之一。 从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到实地调查中的见闻，可总结两点：一是中国人总是团结在或大或小的中国圈子里，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二是由于异置，他们相对弱势。从大自然中可以找到隐喻：弱小的鱼都成群结队以抵御外敌；陆地上的小型物种也常有群体生活的习惯，即便在进食或睡觉时都十分警惕周遭。伦敦的华人社群由于在异置的环境下，正如这些自然生物一样需要自我保护。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很难接近，并具一定的“防御性”。最终，这也导致了具备条件者则内置，而他者则受排斥、受外置的局面(Ashworth et al.2007，4)。 从表面上看伦敦华人社群呈现出很强的身份认同。正如其中一位受访谈者(先生F)强调的那样：“当你置身在自身文化之外时，你才需要谈及它”。也就是说身份认同需要特定的环境，它是一个关于“自身”和“他者”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身份认同”是很难界定的概念，因为它关系到不同文化环境下有关族群成员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所引起的人类学和哲学问题(Davies 2002，4；Mauss 1979，57ff；Carrithers et al，1985；Morris 1991 in Schweder and Bourne，1991，113)。它指“一种过程、分类、知识和方式，通过此社群得以定义，并使其成为特殊或不同”(Donald & Rattansi 1992 in Ashworth et al.2007，4)。如之前提及，“身份认同的核心概念是‘他者’——群体、国家民族内外——并伴随着竞争或时常相互冲突的信仰、价值观和夙愿”(Said 1978 in Ashworth et al.2007，4-5)。反之，这种“对‘他者’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则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Douglas 1997，151-2 in Ashworth et al.2007，5)。由此，“身份认同”是“置于特定语言中、特定社会网络之下的自我意识”(Davies，2002，4)与他者如何诠释自身群体的共同结果。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它存在于关系自身和他者的不同文化之中。 以下笔者将分析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的关系，以说明文化遗产是民族身份认同背后蕴含的具体内容；与此同时，文化记忆则是存储并延续一个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 谈到基于案例之上的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纵览调查的材料，身份认同的某些特点是在中国文化遗产整体框架下的一种自然状态。日常生活中包含着各种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实际上是受某社会群体的文化遗产所支配。“文化”存在于实践当中，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和控制系统，是社会和物质的构建(Mitchell 2000，64 in Ashworth et al.2007，7)；“遗产”系源于个体继承祖先思想而形成的一种集体一般化(Tunbridge & Ashworth 1996，1)，它关系到共持一种信仰或相信自身不同于他者的每一位族群成员(Howard2003，1)。比如，每一位个体都有权决定此刻要做什么，但总有些事情这个群体的每个人都会按照约定俗成的方法去做——因为他们都继承了相同的文化遗产，因此“文化遗产使一个社群得以对其自身和他者而显现出来”(Assmann & Czaplicka 1995，133)，可以说以挽回失去的过去、追寻故土并救赎自我本真群体为目的的“文化遗产”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根基和核心内容。因为不同的文化遗产，人们之间彼此区分，文化遗产“通过某种优势把外来者拒之门外，展现出某种深不可测而隔离他者的屏障”(Lowenthal 1998，128)。在多数情况下，文化遗产使族群得以建立独特、完整的意识体系(Assmann & Czaplicka 1995，132)。当以文化遗产为语言，声称“我们”或者“他们”的时候，区别就在族群成员和外族者之间建立起来(idem.，130)，从表面上看所表现出的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特点。正如Howard论述的：“遗产这一创造物作为一种工具被从多角度用于创造身份认同”(2003，148)；而“身份认同”是从公众和个体遗产中产生出来的(2003，1)。 具体到调查材料，以食物和语言这两项作为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凝结物(Assmann & Czaplicka 1995，128)为例，他们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查材料中显示食物是认同某个社会群体很强的方式。无论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喜欢中国的食物，但只有中国人依赖中国式食物生存，比如先生P，他只有吃中餐才觉得饱足。虽然有一些西化，但所有受访者都提到食物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对于一个既定人群而言，人们的胃对食物品味和质感的记忆才是食物的真正认同。提到语言，受访者们表示语言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最大障碍。尤其是男孩L，因为语言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学业。无论意愿如何，语言就像一个无形的球把同一人群包裹在内而把其他人拒之门外。但这里更要强调的是语言所蕴含和表达的文化问题，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因为即便对于操流利英语的中国人而言，虽然能听懂每句话的每个单词，但还是不能理解英国人的笑话，其原因正在于二者植根于不同的文化遗产；对中国人自身而言，各种方言成为交流的困难，幸好这些方言都基于相同的文字和文化背景，而使得交流相对容易，但不同的方言同样也把中国城的文化遗产分隔为若干“亚遗产”。所以，语言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说话问题，而实质是一种文化遗产、民族思想的集中反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个群体聚拢在一起。 这里要提一下BBC，虽然他们有着东方的面孔；吃着父母准备的中餐；仍然过着一种相对中国式的生活，但他们的中国话丢失了。虽然从表面上看，语言并不是“身份认同”问题非常重要的元素，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遗产流逝的表现，正如完整玻璃上的一个破口，总有一天整块玻璃会因为这个小小破口而完全打碎。另外，他们在伦敦出生，而伦敦与中国有着不同的社会情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使得他们成为不仅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的真正异置者(Lowentha l1998，9)。如男孩Q，21岁了，但仅回过中国一次。他所有的记忆和社会生活都在伦敦。中国对他而言仅是同父母和长辈们相关联的地方。虽然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部分中国文化遗产，但那是缺失的，并在不断消逝。他的中国身份认同也是缺失而不完整的。 当和受访者们谈及中国城时，那是一个联系日常生活的地方；然而对于非中国人来讲，它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旅游点，一个装满红灯笼和各色餐馆的休闲之地、猎奇之地。而对于华人，那是一个联系日常生活的地方，很多华人依赖它找到工作而生存；很多人到那里去购买其他地方没有的生活所需；尤其对于老人们，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必去场所，成为他们生活所托。采访中，老人们都提到有一天想回中国，但现实不允许。也许到老时，人们开始再度审视人生，文化遗产就会发挥出更为强大的力量，成为治疗“思乡”病不可或缺的“药物”。因此，中国城成为了超越中国边界之外中国文化遗产延伸的重要承载地(Bouchier & Hui，2007：2)和中国身份认同点。 另外，必须谈及文化记忆问题，“人们必须[依赖]于某种方式，世世代代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维系其本质”(Assmann & Czaplicka 1995，126)；“这种方式是一种集体性的认知体系，它引导着人们在社会框架下的行为和经历，并通过世代反复的社会实践和传授来达成。它作为知识的存储，使一个族群产生对其自身整体性和独特性的认识(Jassmann.J.R Czaplicka.J.，1995，130)，这就是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建立在两种实体之上，一是个体，二是群体，称之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记忆必须存在于人类的物质载体中，即对于个体，人脑是记忆的物质载体；同时，个体记忆“需要从集体资源中不断地获取滋养，并以社会和群体精神为后盾来维系”(Coser 1992，34)。另外，针对集体记忆，Halbwachs(1980)把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区分为：社会记忆由直接参与者共同享有；而历史记忆则是以教育、媒体、甚至传闻为媒介(Bouchier & Hui 2007，3)。而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每个个体。因此，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基础。这一过程使每个个体成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双重承载者，使每个个体成为一个民族(nation)文化记忆得以构建的具体承受者——通过个体为物质媒介民族文化遗产、身份认同以记忆为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 Samuel Hynes曾指出：记忆作为个体大脑无可争议的一种功能是一种精神能力，通过它我们保存或恢复着我们的过去和过去的事件(Green 2004，37)。因此，记忆是人们在当下继承过去、维系不同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感受，甚至爱，都有赖于它，成年累月，我们都在不断遵循这一规律。当深挖人们的日常生活时，Bergson提出了“习惯记忆”概念，解释到“物质实体的人们自身作为载体，在当下不断实施着过去的行为”(idem.，190)。为什么我们每天以此方式而非彼方式发生着各种行为，其实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在决定着、维系着并呈现着这些区别，而无意识中这些区别就是“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组成。通过记忆，我们从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中得来的知识和经验得以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并得以延续。因此，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有赖于记忆去实现；记忆是维系文化遗产和文化身份认同系统的方式，并以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系统为主要内容。 总结访谈材料，分享(sharing)是创造集体记忆的关键过程，它“是一个社会构建概念”(Coser 1992，22)，由此无形中塑造了个体记忆并维系了文化遗产。受访者们共享菜肴而不是分餐；他们一同去购物；很多时间待在一起，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和机会创造集体记忆，而这些集体记忆最终融入到个人记忆中，成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比如，英国作者提到的中国的赌博游戏——麻将，就被认为是中国身份认同的一个特点，创造着集体记忆。麻将必须由四个人一起玩，与英国式赌博游戏比如赛马相比，人们各自下各自的赌注，各自赢，各自输——当关注于哪匹马跑得快的时候，人们之间并没有相互之间的集体交流。比较而言，通过共同的活动和相互交流，中国人有同样的经历并分享感受，由此创造集体记忆。最终，集体记忆融入在个体记忆当中，正如把散落的珠子穿在一起的一根线，把人们连在一块儿。通过集体活动，文化遗产的点点滴滴融入到个体的记忆当中，并通过个体的知识体系、思想观点、举止言行等表现出既定的身份认同特点。 受访的老人们都表示想回中国，一些年轻人也表示在得到一些工作经验取得一点成绩后，有一天会回中国。他们在伦敦待了许多年了，已经稳定下来了，可为什么还想回到故土?而且，他们身在伦敦，为什么还要待在一个类似家乡的中国社群当中(Howard 2003，152)?文化遗产理论认为，“家，当然是心之所属”(idem.，153)。家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记忆和蕴意所在之处(idem.，154)，是身份认同所属之处，遗产所属之处。现在可以来回答为什么之前提到的BBC要把自己归在伦敦组：他们对中国没有任何记忆可言，他们所有的有形物件、无形记忆都在伦敦。未来他们也许会去其他地方，但正如异置伦敦的华人一样，有一天他们也会回到故土，因为那是他们的家，他们记忆的根基地。从这一点上讲，文化记忆是引领人们生活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的主导方式。 再以“承载记忆和特殊意义”(Howard 2003，154)的几个物件为例。因为某些物品总是蕴含着人们的记忆，物件的使用呈现着社会的痕迹，同时“因为它们有时与某些特定的个体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成为个体物理身体的延伸”(Parkin 1999，303-4)，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难与这些“附着物”以及他们所蕴含的寓意分离开来(Parkin 1993；Parkin 1999，304)。人们会有意识地保存一些实体物件，而醉翁之意并不真正在这些物质实体(idem.，155)。对于“异置者”而言，他们携带的物件不仅是以生存和交换为目的，在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携带铭刻其自身记忆、具有感情价值的物品(Parkin 1999：304)。作为“异置者”，由于处于相对弱势和周遭的不确定性，作为记忆载体的物件便成为某种生存的策略，甚至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和治疗手段以抵御异地所带来的冲击和不安全感(Butler 2006，473)，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最终导致本文化的强大延续性。如Parkin提到的：“在条件如此时[即处于异域时]，即便有经济上的交换或投资关系，人们的内心无法在感情上对周遭投入太多的信任。对于个体而言，个人的未来和身份认同问题是开放的，可以和任何客观的物质或精神或身体的物件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个体情感可以注入到任何可接近的物质实体中，或理想、信念中，而非周遭的其他人群”(1999，308)。因此，对于“异置者”而言，一些在辗转过程中与生活相伴的物件就成为“文化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人们的生活每天充斥着一起享用的食物、表情达意的语言、承载记忆的照片、各样的中国调味料、老人们玩的麻将或象棋、甚至中国城本身，无论是关于集体记忆的还是关于个体记忆的，这些都是人们在记忆范畴之内存储并表现遗产的方式(Assmann 2006，107；Butler 2006，473)。 四、结语 从案例中可以看到，华人社群在伦敦过着很中国式的生活，他们成功地依赖于从中国文化和传统中继承的价值体系保持着自我身份认同。“身份认同”虽然是一个很灵活的概念，但也是某一群体体现自身的指标或象征。异置国外的华人社群相对弱势，正是在这种境况下使他们的身份认同如此突兀，反而成为保持并延续这种认同的作用力。这一体系在当下不断经受打磨，并不断向未来延续。 在身份认同背后，“无论在自我意识或无自我意识的状态下，遗产成为多元社会当中公共政策的一项工具”(Ashworth et al.，2007，9)。包括有形的物质实体，文化遗产更关乎无形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它已融入到人们日日夜夜的生活当中并成为一种生活风格；从而成为“我是谁?”稳定、一致的基础所在。同时，作为社会的每个个体，我们都有归属于某既定文化和社会群体的需要(Füredi，2004)，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和归属感(Howard 2003，147)，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我是谁?’、‘我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等问题”(Füredi 2004，162)。这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如此，对于异置者更是如此。伦敦的华人社群依赖中国的文化遗产生活着，遗产从很大程度上保护着他们，并可使他们保持在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Butler 2006，474；Howard 2003，147)。这一过程使遗产成为包容自身并排斥他者的真正力量，文化遗产体现出的独树一帜使自身和其他民族有所区别，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 基于记忆研究，“集体记忆本质上是于现在对过去进行的重构”(Coser 1992，34)，而个体则成为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最终承载者。因为文化记忆，我们继承着过去的遗产，并不知不觉地为未来塑造着现在的遗产(Bouchier & Hui 2007，3)。这是人们共同循守的生活导向和保持准则的方式。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每个人的思想都是被相对限制，被绑定在一定的文化和传统之中。通过存在于人们记忆当中的日常生活、物质实体以及共享的经历，人们向往家乡——那是自我群体文化遗产源起的地方。 对于中国城的华人而言，作为异置者，中国的文化遗产已经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指导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甚至情感。未来也许有很多变数，但这些特质是很难改变的。因此，伦敦的华人社群呈现出很强的身份认同并不断保持着其延续性。而英国出生的中国后裔，他们在时空上都与中国割离，他们继承的中国文化遗产是间接的、破碎的、不完整的。英国的教育体系已经通过英语及其思维方式向他们注入了西方的理念、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把他们带离了父母中国式的思想体系。并且，他们的记忆里只有伦敦。在此，笔者赞同先生F的观点：他们生活在中间，他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由于文化遗产的不完整和断裂，未来在他们的心中也许存着比常人更多的不确定性。惟有通过文化遗产的构建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和治疗。 以上案例体现了当今乃至未来社会文化传承的全新价值。伦敦的华人社群通过其主体文化自身认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凸显着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与异域文化生态的互动价值，形成了从其起源至今的历史成就和坚忍不拔的生命力。如何看待华人在异域文化中打拼多年的生存机制与新时代变化的碰撞，对于在新时代环境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多民族世界中打造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
图1 往日的Poplar High Street路第48号。 图片来源：Davies 1990，131
图2 现今的Poplar High Street路第48号。 图片拍摄：沈宁
图3 先生H展示的照片。 图片拍摄：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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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看伦敦华人社区的身份认同_身份认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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