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化的世界上追求中国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上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nd the Empty Fortress: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97.）一书中的第一章就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为题。一些中小国家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反复地探讨一个问题：“我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围绕这个题目召开的会议和写作的文章很多。例如，新西兰人老是在说，他们的国家虽小（特别是人口少），但却在世界上发挥着一些独特的作用。新加坡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人口不过300 万，但新加坡人衡量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拿领土、人口、经济、军事实力和自然资源，而是别的众所周知的非传统力量，例如，该国作为东南亚甚至整个东亚的事实上的国际事务中心、金融和运输中心、知识中心等， 他们认为“国家领土大小并不重要”（Sizeisnotdestiny）， 由此在国际事务中给国家赢得自己远比一些中等国家还要重要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地位。那么大国的学者呢？他们同样更重视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美国时刻关心着自己的全球地位，这是无需多说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持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中国仍然处在这个进程中（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处在崛起过程中）。笼统而粗略地讲，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稍加具体化地说，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是世界上的核国家，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名列世界前10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这并不等于搞清楚了中国在全球和国际社会的地位。因为衡量大国的传统指标越来越与今天衡量一个国家的世界与国际地位的新尺度相去甚远。例如，人口规模巨大反而不一定是地位的重要标志，恰恰是降低地位的因素。
看来，如何衡量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成了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的亚洲与中国问题学者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苏联解体和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又一次加快发展后，关于中国将在下个世纪成为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的论调已经广为人知。然而，最近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评估似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会变成主流意见的声音，这就是认为中国的实力其实很有限。（注：这个观点提出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重挫和主流的西方战略界对中国未来经济前途的不乐观估计。）美国《世界政策学报》主编施瓦茨称中国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注：[美]本杰明·施瓦茨：《美国发现一个新的可怕的幽灵》，《洛杉矶时报》，1999年9月8日。）伦敦经济学院中国与东亚问题教授雅胡达认为，中国作为大国还是不确定的和令人困惑的。（注：See M.Yahuda:"China's Search for a Global Role",Current
History,September1999.）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西格尔（战略研究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最近发表的《中国重要吗？ 》一文， （注：See
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9.）断言“中国不过是一个中等强国而已”（The Middle Kingdom,is merely a middle power），属于“二流国家”（second-rank power）。（注：不少西方人用Middle Kingdom 而不是Central Kingdom来翻译“中国”。应该说， 前者是很不贴切的带有讥讽中国人意味的术语，因为 Middle Kingdom表达只是地理意义上封闭性的中间（这不符合 “ 中国” 一词在中华文化中的本义）， 而不像Central Kingdom传达的意思是占据着天下（世界）中央地位、 优越于一切别的民族和国家的王国。使用Middle Kingdom的西方作者也许不是不知道这点，有时他们也许是故意这样的。）上述看法也许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多少也该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不容乐观。
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最近也多有发人深思的评论与建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沈力军（音译）研究员认为，中国缺乏成为超级大国的三个关键因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剩余、军事和经济等硬件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软件实力。他认为，从地理位置上说，中国不具有美国那样优越的安全环境，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将受到众多邻国所形成的强大地缘政治制约力量的牵制。当前，中国在其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除技术、资源和资金等方面的因素外，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也是妨碍经济、军事能力提高的重要原因。在软件实力方面，中国在人才制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外交策略上的表现尚不尽如人意。（注：See Sheng Liju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ymmetrical Strategic Partner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 1999.）而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永年则指出，“中国不仅不主动创造国际空间，而且也不知道怎样去接受应当属于中国的空间”，“中国的做法使得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到底需要什么产生疑惑”。“中国只会用外交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不会用已经有的权力去争取国际空间”。（注：郑永年：《国际战略应当有个根本性的调整》，《信报》，（香港），1999年 7月13日。）他所说的“国际空间”，其实就是“国际地位”的同义词。
目前，从学术性的角度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大多是中国之外的学者。国外的人看中国，恰如国内的人看世界，自然有着独特的优势，因为身份与环境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认识“庐山真面目”。确实，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认识庐山之真面目，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研究的国际问题是不包括中国的国际问题，只停留在“知彼”，不去分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是说我们自己更有责任深入搞清楚中国的世界地位，这是一种“知己”的任务。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方法是从理解中国的力量及其性质的角度理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思考问题的着眼点是国际关系性质和国家力量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是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亚欧大陆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幅员辽阔的中国虽然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在东部，但却地跨中亚和南亚，与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几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相邻，与俄罗斯及中亚伊斯兰国家有几千公里的共同边界；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新兴的核国家通过克什米尔相连，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着尚未完全解决的边界问题，与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邻。中国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亚欧大陆东端、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对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特别关键的意义。
除俄罗斯外，中国是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至少有19个国家与中国通过陆地或海洋相邻，其中人口超过1亿，在地缘政治、经济、 安全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就有5个（俄罗斯、日本、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中国国家尚未统一，台湾是美国实质上的军事盟友，台湾问题加深了中国与美国的对抗程度，如果中国要坚定地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可能爆发战争。中国一向把睦邻友好当做目标来追求，抽象地看，这是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国际环境以保证安全与发展；具体地看，在军事上，从印度到日本到俄罗斯，这些围绕着中国的都是地区级以上的强权，“安全困境”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
从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看，中国地位的弱点是明显的。比如中国很难成为真正的海洋强国（maritime power），我们的广大沿海地带实际上受到了从韩国开始，中经日本、菲律宾，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美国控制下的安全链条（安排）的制约，因此中国只是部分意义上的亚太国家。亚太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最主要地，它意味着这是一个海洋意义超过陆地意义的地区，因而这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取决于控制了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强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美国海军一直牢牢地独霸太平洋，费尽心机地经营着上述西太平洋的由双边军事联盟组成的安全链条。直到今天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很难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由此委屈为一个巨大的大陆国家（continental country）。
归根到底，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主要来自其自身的分量，而不是其力量的亚洲地缘（陆海）所及。就是这样的地位，也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存在：中国确保了自身的国家稳定和发展以及与数量众多的邻国相安无事。正像基辛格博士最近指出的那样，即使中国在主观上可能威胁别国，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中国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增长和领土安全。（注：[美]亨利·基辛格：《西方与中共对峙，应记取一战殷鉴》，《中国时报》（台湾），1999年9月5日。）
从联系性权力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把“联系性权力”界定为“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的力量。（注：[英]苏姗·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文本），1990年版，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9页。）此外，她并未进一步解释。我认为，联系性权力可以看做是一种直观的通过相互联系施加的影响力。一国的联系性权力的获得来自于别国对它的绝对（在少数情况下）和相对（在多数情况下）依赖。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总能拥有一些联系性权力。根据联系性权力的不同，各国处于不同的地位上。当今世界，美国拥有最大的联系性权力。例如，美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存在军事关系，其形式包括军事同盟、协定、军售、援助、技术转让、人员培训等。由于与美国在军事上有关系的国家实际上绝对或者相对依赖美国，所以美国由此获得了影响甚至支配这些国家的权力。比如，1999年9月，美国中断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关系， 原因是印尼政府在允许一支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全民公决后陷入暴乱的东帝汶上不情愿。美国之所以能向印尼施加这种压力，是因为印尼在军事上与美国有着长期的广泛联系，这个国家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于是美国从双边军事关系中获得了影响印尼的联系性权力。美国行使联系性权力奏效了，印尼政府后来不得不同意联合国授权的国际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经济上也是如此，世界上许多开放经济绝对或者相对地依赖美国，美国获得了经济上的联系性权力，对别国实行经济制裁、惩罚就是在行使这种权力。
中国越来越与世界相互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从中获得了多少联系性权力，从而帮助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上述联系性权力的定义，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获得的联系性权力其实是有限的，原因是仍没有多少国家在经济和知识上更大程度地依赖中国。相反，由于中国的庞大现代化建设需要西方的资本、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和市场，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依赖则更大些，西方国家由此获得了在相当大程度上支配中国的联系性权力。从1989年以来，美国国会一年一度审议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曾经把贸易与人权挂钩，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不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件上做文章， 压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图扩大美国工商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
当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的市场扩大和市场潜力，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中国在90年代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国投资（特别是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跨国公司之间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中国政府握有政策上（特别是税收和区位政策）的手段，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处理关系时似乎获得了相当的联系性权力，即外国观察家所说的“经济牌”。这种联系性权力似与上述联系性权力不同，可叫做反向联系性权力吧！
亚太地区的一些中小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呈现上升的势头，如果中国经济通过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在21世纪初保持合理的稳定增长，这些中小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还将加深，中国实际上在该地区将获得越来越大的联系性权力。例如，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可以把亚太一些关键的中小国家作为“中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可以成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这两个国家也愿意担当此种角色），因为这些国家确实不愿意看到中美之间的任何经济、外交和军事紧张、甚至对抗的升级。
从结构性力量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斯特兰奇的知识体系中，“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它是“决定办事方法”，“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不是存在于单一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权力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包括“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注：[英]苏姗·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文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7页。）
斯氏从结构上分析国家权力的框架是理解国家的国际地位的一个有效工具。据此，她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一个观点不同的看法。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际研究和历史学界认为美国已经在国际体系中丧失了霸权（所谓“霸权衰落论”），但斯氏却认为，从四种权力结构总体来看，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丧失结构性权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失去这种权力。因为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不仅建立在对安全结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主宰上，而且建立在人们最容易忽视和低估的对知识结构的控制上，因为知识也是权力。“美国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实际上并没有失去权力，由于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美国的权力来源已从土地和人民变成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控制。”（注：[英]苏姗·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文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272～273页。）后来事态的发展（包括冷战结束10年来美国霸权的新发展）证明斯氏这个论断的大体正确性，也说明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这里，使用斯氏的结构性权力分析看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一，在安全结构方面，中国除了能确保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的国家安全外，对全球和地区安全结构不仅无法控制，反而受制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与地区安全体系。因此，中国缺少安全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第二，在生产结构方面，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扮演了外国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角色，缺少在全球进行国际生产的跨国公司，至于在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服务业（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市场所占的份额几乎微不足道，不可能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结构性影响。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它的国家权力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是一个迫切要研究的课题。我的看法是，从中国市场的世界重要性上升而言，中国的结构性权力增加了；但由于受外国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左右，中国的结构性权力又减少了。第三，在金融结构方面，作为需要巨额信贷和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金融市场控制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金融权力（包括是否提供国际信贷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因而在这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结构中，中国的结构性权力是有限的。第四，在知识结构方面，中国目前处在大规模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的引进阶段，在经济模式、科学、技术（特别是研究与开发）、价值观（包括信仰体系）等方面，中国不是全球和地区体系的供给者。因此，从结构性权力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们得出的结论似乎比从联系性权力角度得出的结论更悲观一些。
从国家概念的演化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国际关系上，国家的概念经历了深刻的演变。1648年开始在欧洲出现的国际社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认构成国家的要素是领土、领土上的人口及其政府。因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是一种“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 由于历史上处在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上，领土国家特别重视地理位置、领土面积大小、人口多寡、军事实力（特别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国民经济、自然资源禀赋、民族性格、有效率的政府及其外交能力等要素。然而，以国际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包括跨国公司、信息技术、全球资本市场和军事革命）为标志，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国家的概念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今天，领土国家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上，受到了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国家的对外边界不再那么清晰，国民经济不再是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不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惟一因素（有时甚至不是最关键的因素）。美学者罗森克拉斯在十多年前就认为， 领土国家的概念应该由通商国家（trading state）的概念取代。（注：See R.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New York:Basic Books,1987.）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通商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这些大国，也包括像新加坡、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这些领土上的小国。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岛国却是世界上位居第15左右的通商国家，高于领土面积很大的中等国家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和阿根廷。（ 注：参见新加坡共和国驻新西兰高级专员提供的论文（Tommy Koh:"Size Is Not Destiny",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New Zealand,November 1998）。）
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邦比特（Philip Bobbit ）博士提出了市场国家（market state）的概念。这是一个与通商国家差不多的提法。何谓市场国家？邦比特定义说，这是一类成功地利用国际贸易、边界开放、全球化、信息技术、人力资源流动的新机会的国家，这类国家是排名靠前的国际贸易大国、全球直接投资的接受国与直接投资的供给者，拥有全球性的金融、通讯和知识中心（全球城市），跨国公司选择它们为公司总部所在地。（注： See Tommy Koh:"Size Is Not Destiny".）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最成功的市场国家，它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中心，拥有最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同时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是全球的通讯和知识中心。除美国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市场国家，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等都是。
领土国家、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这类概念本身、它们之间是否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相互替代关系，都是可以予以讨论的，笔者引用它们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此种观点，但我想指出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确实不一定取决于它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多寡，一国奠定其在国际等级结构中位置的要素在于它能不能适应国际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世界，因此领土国家到通商国家到市场国家转化的“公式”的价值之一是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超级领土国家。然而，最近20年，由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中国已经接近是世界第10的通商国家；我们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方面（主要是外资和技术）抓住了一些机会，整个国家正在向市场国家方向转变。但是，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因为：（1 ）中国经济靠的仍然是工业社会的基本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而不是奠定新世纪国家实力基础的知识产业。世界上一些资源贫乏的经济大国已经把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高素质的人民当做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中国却离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很远，我们实现经济资源重点的转移谈何容易！因为教育（特别是先进的素质教育）还没有普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在整个社会中占的比重很低，教育投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仍然很低，“如果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数目按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折算，那么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实际上是很小的， 出口量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注：麦迪森是荷兰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他对中国经济的过去有着深刻理解，对中国经济的未来长期前景很乐观。参见他的新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 Angus
Madison : "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OECD 1998），中文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3）中国经济在经历将近20年的高增长后， 由于缺乏新的推动力而在最近两年中放慢了速度。如果没有创新，包括保障、促进新经济模式生长的制度变革以及信息革命成就的广泛应用，中国经济潜伏着在相对低水平上徘徊的长期危险。
其实，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不过是衡量国家力量的另一个代名词。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很可能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力量。例如，信息革命加强了美国力量， 美国率先进入到“新经济”时代。 （注：See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生产效率方面有所突破，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可能扩大，影响到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积极追求中国的地位
上面我只是采用了几个不同的框架或概念分析中国的国际地位，其实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分析，比如从国际（世界）秩序（这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和中国与西方的世界观之差异）、世界体系（这可能是非常深刻的认识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方法）、生态环境、文明（民族、族群和种族）等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仅从上面简要涉及到的几个角度得出的结论看，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是不容乐观的，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50年的历程，我们为伟大的祖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感到无比自豪。但是，世界的变化是这样的迅速，迫使严肃的国际问题研究不得不对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作出客观的、少一些主观色彩的学术讨论。这种讨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心中有数，产生一种危机感，从而为新中国的下个50年，为21世纪做好充分的准备，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小，这是因为国际相互依存是一个根本趋势；同时，世界又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国家利益同时也全球化了。全球化下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动的，国家兴衰将习以为常。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地位将继续迅速提高，而另一些国家则面对着一系列矛盾与挑战，国际地位有可能急剧下跌。
中国如何在全球化世界中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立足亚洲做文章。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事务上发挥中国的建设性的、积极的、负责的作用，加强与亚洲区域内部经济联系，坚定地支持东亚框架之内的国际经济合作，并起到龙头作用。经历20～30年的高速经济成长，一些亚洲国家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亚洲国家在世纪之交的最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增长。中国应通过改造、提升自身的经济和大力促进地区内部经济合作为亚洲经济在下世纪初重新回到健康轨道而贡献力量。不仅如此，中国要利用诸如香港、上海、北京等国际城市和广大的沿海开放地带的优势，开展建设国际性知识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些大学的国际化），使之成为东亚地区的教育和文化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产生至少是地区性的辐射力量。如若这样，中国将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作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奠定自己在亚洲地区牢固的国际地位。
——建立大体对称、均衡的大国关系。发展与美、欧、日国家的关系无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但要牢记的一点是，中国与这些西方大国的关系要尽可能建立在相对而言大体对称的基础上，因为一旦这种联系非常不对称，西方国家将获得支配中国的更大的联系性权力。相反，如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体上是对称的和平衡的，中国将从中同样获得影响西方的某些联系性权力。
——增加结构性权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是薄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因而必须认识到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上的结构性权力。
——追求国际领导权。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不断追求的结果。21世纪，各种舞台上的国际关系仍将充满着为权力和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因而主动争取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接近“国际权力运作的中心”、反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力量的遏制（containment ）和限制（constrainment ）（注：这是上述西格尔文章中为西方国家对付中国提出的“限制战略”，据说不同于原来的包容（接触）或遏制战略，这应被看做是西格尔提出“中国无足轻重论”的动机所在。）更加必要，其中获取国际领导权力（international leadership）是问题的核心。国际领导权力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行为体都可能具有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多边世界中，各种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组织和机制将进一步发展，以便开展新的国际治理。在多边事务中，增加我们的国际领导权力将会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造就大批国际人才。其中，培养新一代国际问题思想家和国际关系实践者，是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发挥中国的国际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