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军队的首次政治工作会议
——北伐军总政治部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史料研究浅述
马 镇
一、会议的意义
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若不将史料记载的历史事件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很难得到真实的历史价值定位，从而湮没事件的历史光芒。1926年6月初，邓演达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后，随即筹备并召开国民革命军首次政治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在邓演达的各种传记、年谱，以及生平研究中均没有引起重视，一笔带过。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国民革命军包括黄埔军校，都是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学习效仿苏联红军建立起来的，其重要标志是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党的组织（国民党）党部也在军队中存在。北伐军以出征时的弱师战胜北洋军队，军队新型的政治工作是将士战斗力强大的源泉。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军时，其建军方法亦是延续了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因此，邓演达在北伐出征前召开的这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是开创性的，对邓演达思想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以及军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影响是深远的。
二、关于会议时间与内容
1926年6月5日，广东革命政府颁布北伐出师令，邓演达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通称总政治部。6月18日，邓演达接收政治训练部，随即于6月21日至24日召开了国民革命军战时政治工作会议。
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众多关于邓演达的书籍，包括权威的《邓演达年谱》（丘挺著）都写为“重点讨论了农民运动问题”,但北伐的目的是打败北洋军队，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这次会议的内容当然应是针对战时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定条例、措施、办法，务虚农民革命问题似是跑题了。邓演达在会议上即使谈过农民问题，也绝不是会议的主要议程。丘挺先生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著书时应是没有掌握充分的史料想当然了，造成此后的著书者参考丘挺先生的著作，出现了相同的误判。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套新型军队统一、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原则与规章制度。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将所辖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1926年3月公布《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但在国民党内部各派争斗的形势下，党代表制并没有完整地落实和发挥作用。邓演达上任后，以历史的担当决心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为建立中国新兴的革命军队而奋斗，所以在他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政治工作各项制度，向全军推广落实。主要内容为：
6月24日，邓演达做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具有的历史意义。
一、关于体制的建立：
1.制定总政治部的编制；
2.制定军队（军师级）政治部的编制；
3.制定团以下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
“两线合一”的边界划定是以限制城市无序蔓延、保护生态环境和开敞空间为目的，从而实现城市“精明增长”的一种管控界限和政策方式。“十三五”规划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相应的生态控制线规划作为其空间落实中的重要技术保障，应予以重视。本文根据城市发展趋势和对生态红线控制程度的不同，对我国目前的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模式进行总结，主要为：生态优先型、生态底线型和生态控制型。
4.制定对政治工作人员考评、纪律、任免的规定；
无党派人士郭沫若1人；无法确定人士梁绍文1人（梁绍文曾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参加了广东建党活动，但没有查到他加入共产党的记录）。另有总政治部苏联顾问铁罗尼1人。总政治部列席会议的孙濬明、朱代杰、章伯钧、李民治均为中共党员。
二、推举成立编制审查组织：
3.请周恩来负责主持制定宣传队的选拔和训练方案；
1.推举朱克靖为第一编制委员会主席委员，负责审查军队政治部编制；
代表中国民党员有：邓演达、余程万、丁默邨、伍翔、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贾柏涛、酆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王志远、顾孟余、邓福林、缪斌、杨麟、彭熙、方德华、曽扩情，共计20人。
三、研究军队北伐后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
普拉加葡萄酒庄（Plaga Wine）是另一个在巴厘岛上利用非酒精原料进口税低这一优势来酿酒的厂商。这个团队由一群说西班牙语的人领导，包括来自智利的市场营销员胡安·迪亚兹，来自阿根廷的酿酒师普拉伯·冈萨雷斯和来自西班牙的乔迪·莫雷诺。酒庄从智利中央山谷、意大利西西里岛以及西班牙拉曼查进口浓缩葡萄汁，并在收获期进行实地品质控制，普拉加的主要目标人群是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零售价格与当地种植的葡萄酒持平。在真正的拉丁精神中，传递的讯息是乐观的——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过得开心。胡安给我看了即将发售的莫斯卡托视频，不得不说这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个亮点。
1.研究宣传队的组织与工作；
2.推举李富春负责主持制定宣传队的组织条例；
工程场地位于浊漳河南源的漳河大桥上游，工程涉及范围为浊漳河及浊漳河两岸的未利用区域。主要内容为湿地设计、河道壅水建筑物设计及堤防加固等。
4.由总政治部拟定北伐宣传标语。
2.1不良反应药物种类117例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中,导致不良反应的药物以抗菌素为主,占82.05%(96例),而其中又以头孢菌素类、大环内酯类、青霉素类居多,分别占35.90%、19.66%、15.38%;中成药居第二位,占11.97%。见表1。
6月23日下午，蒋介石到会场训话。《蒋介石日记》载：1926年6月23日“上午静坐，看俄国革命史，开宣传委员会。下午往政治部训话……”他的训话主要两点：一是总政治部隶属总司令部，因此，总政治部要服从总司令；二是总政治部在战时、战地要统管起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和发展，以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
丁小慧还有很多小事，都让许诺在她的身上看出了自己的问题，他尝试着改变自己，也更努力地投入事业。他的表现终于赢得了岳父的认可，主动给他介绍一些资源，帮他扩大了规模，在这个城市的加工业，许诺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对会议做深入的探索与评述。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新时期我国在积极加强小学生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求小学语文教师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积极进行教材挖掘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素养以及综合素质等角度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不断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因此，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师应对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培养的重要性产生深刻认知，并从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基础、通过传统文化传承培养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结合教学内容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华等角度出发，为促进小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奠定基础。
三、关于会议参加人员
对于某一事件人员的研究常常被研究人员忽略，其实参与人员的历史信息量巨大。我们先将参加此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的人员名单列出来：
邓演达、李富春、周恩来、包惠僧、陈公博、恽代英、铁罗尼（苏联顾问）、朱克靖、林祖涵、丁默邨、褚民谊、邓颖超、余程万、熊雄、李郎如、缪斌、梁绍文、鲍慧僧、郭沫若、伍翔、朱和中、黄仲翔、陈雁声、关学参、罗清扬、陈璠、贾伯涛、酆悌、甘乃光、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福林、杨麟、余洒度、曾扩情、彭熙、方德华、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共计41人。
出席会议的代表除邓演达外，大多是广东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各单位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准备进入总政治部出任宣传科长，但还没有任命，也作正式代表。周恩来、陈公博则是刚刚退出政治工作部门，遂被邓演达邀请参加会议。
另有新任命的总政治部各部门负责干部列席了会议：后方留守处主任孙濬明（孙炳文）、秘书长朱代杰、组织科长章伯钧、秘书李民治（李一氓）。
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在临床中具有较高发病率，患者通常存在气促、胸闷、心悸、失眠等症状，发病后需及时进行规范治疗，否则会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更有甚者因此而死亡。临床针对心律失常主要开展药物治疗，其中倍他乐克、稳心颗粒应用广泛。相关研究认为，针对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患者应用倍他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效果显著，并且具有较高安全性。为进一步提升冠心病快速心律失常临床治疗效果，本研究选择我院收治的60例冠心病合并快速心律失常患者，对其中30例患者应用倍他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现报告如下。
代表中共产党员有：周恩来、李富春、包惠僧、恽代英、朱克靖、鲍慧僧、熊雄、陈雁声、林祖涵、关学参、罗清扬、李合林、熊锐、邓颖超、陈璠、阳翰笙、李笠农、余洒度，共计18人。
谢修平垂下头，不好意思再看她们。小谢委屈地说，天这么热，我们大老远地跑到驻马店，来一趟得转几次车，还耽误手里的活……
2.推举周恩来为第二编制委员会主席委员，负责审查军事机关政治部编制。
5.制定军师政治部以及团以下政治工作人员经费的使用制度。所用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管理，与所在部队的军费分开，使政治工作不受部队管理制度的束缚，避免了军政之间的矛盾。
因篇幅所限不能介绍代表当时的具体职务以及此后的历史命运，敬请原谅。
内省性口头报告要求被试在言语活动的当下对自己的活动做出解释，因此有可能影响正常的言语输出(Kasper&Rover,2005:329)；回顾性报告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被试需要在完成任务以后继续接受研究人员的询问，客观上延长了受试时间，有可能会造成被试主观上的不配合。
从这个名单以及会议的内容中可以得出三个最基本的结论：
富家坞铜钼矿床是德兴铜矿三大矿床之一，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是硫化矿，其中黄铜矿、辉钼矿是主要目的金属矿物，同时，矿石中有一定量的含金矿物，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云母等［1-2］。大山选厂同时处理铜厂、富家坞两个矿床的矿石，由于两种矿石性质的差异，在生产过程中造成选矿技术指标不高，尤其是钼回收率偏低［3-4］。因此，本文研究针对富家坞矿石开展试验研究，探索提高钼回收率的方法，开发适宜处理富家坞矿石的浮选工艺条件，提高选矿指标。
1.邓演达为建立我国新型现代军队厥功至伟。北伐军势如破竹，邓演达领导创建的军队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北伐军总政治部首次政治工作会议虽然自始至终由邓演达主持，但由于邓演达的国民党左派立场，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会议有着主导的作用。
3.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军延续了北伐军的政治建军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与发展。这次会议给予了这个判断史料的支持。
4.这个会议再次说明了邓演达创建的农工党为什么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绝对是悲观主义。虽然我看上去很乐观爱笑，但其实我是个很忧患的人。危机感跟我大学那段时间是有联系的，不想再回到那个状态。”或许正如他所言，那是他迄今为止人生的最低谷，但正是那次的低谷，让他总想尽量做到最好。“有些动力，可能是因为觉得如果做不到很好的话，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好，然后你再做不好，这是很打击的。”或许，就是这种动力，一直推动着他超负荷地向前驰骋！
四、史料来源的说明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李一氓回忆录》，同时辅助于其他资料。
李一氓，大革命中叫李民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八一”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参加了长征。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他是中共党内有名的文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不仅在中央特科工作，还在中共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职务，办刊物、译著作、写文章，展现了他的文化才华。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自身的文学功力，所撰写的回忆录在当今名人回忆录泛滥的书丛中，是决然的上乘之作，史料丰富准确，文字流畅生动，可作史书之用。他的回忆录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邓演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由当事人撰写的最丰富的资料。
阅读中可以看出，他的回忆录是建立在对当时事件原始资料的收集上写就的。以他的政治地位，可以在他认为的原始资料所在处找到并阅读到这些资料，因此撰写的回忆录是可信且可靠的。具体到1926年6月21日至24日召开的国民革命军战时政治工作会议，李一氓在回忆录中明确写出：“中央党校存有一份当时会议的原纪录。”“这个《会议录》看来是解决了好多技术问题。”“会议纪录正式宣告了新的主任主持会议，陈公博由于两个政治部接交的关系，仍出席会议。”“就是这个铁罗尼，在《会议录》上可以看出，他出席了第一天和第三天的会议。”“在第二天会议上，把我补为印刷委员会的委员，即《会议录》上的李民治是也。”
在原始资料基础上撰写的回忆录，确定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
诚挚地希望农工党党史工作者能够深入研究《李一氓回忆录》和时政治工作会议，做出更精准的结论，以丰富农工党党史的内容。
(作者：《前进论坛》杂志社原副主编)
责任编辑 刘京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