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层论文,风潮论文,上海论文,民众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五四运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关于这次由 外交事件刺激所产生的群众运动，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翻捡这些研究论 著，笔者感到中外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不断地构建扩充关于此一事件的“精英话语体系” ，学者们尤其将注意力集中于事前事后知识界尤其文化思想层面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对 于五四运动事件本身及其它面相的探讨则较少顾及。[1]在许多“知识人”的笔下，五 四运动无疑是一幅爱国民众合力抗议政府外交失败的图景，但是当时普通民众尤其是下 层民众对此一重大的外交事件或者由此而来的“群众运动”究竟有何反应?我们却不是 很清楚。[2]从当时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来看，试图通过“民众运动”的方式来对外交施 加压力是其主要目的。那么，宣传者是透过何种程序来对普罗大众施加影响?在此一过 程中，“民众”究竟是处于何种地位与状态?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为何?又作出了何种反 应?罗家伦在1920年曾说：直到五四运动之时，学生支持的“民众运动”并无实际的民 众基础[3]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每次“民众运动”中群众在城市各个空间甚至乡村 里弄中所作出的种种“呼应”行动呢?许多论者也注意到国民外交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 联性，或者把五四运动当作是“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重要表演。[4]然而，“国民外 交”究竟与“国民”有何关系?其所依恃的“民气”或者“民意”有多少实际的存在?具 体表现何如?缺乏基本外交知识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的“集体反应”究竟是如何产 生的?
上海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当地民众对此次运动似乎有着广泛的响应。陈曾 焘曾认为五四运动在上海是一种“真正的、理性的、有计划的、有秩序的、以及非暴力 的和全民各阶层都参与的一种民众运动”[5]。但是，这些民众的“参与”实际却值得 认真研究。笔者在此前的论文中，曾认为五四之际“爱国商人”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个虚像。[6]那么对广大的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是农民、工人、小贩、无业者， 他们真的有“参与”五四运动吗?这些民众真的是因为认识到“青岛问题”及当时中国 外交的危机而作出自己的行动吗?还是其行为背后别有其他的动因?
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一开始，经由广泛的舆论宣传与动员，上海便形成了一种紧张的 气氛，下层民众的情绪也渐渐地陷于不安之中，各种谣言在街头巷尾传播着。[7]
其中，上海及周边地区所流行的日人“置毒”(即放毒)谣言可以说是当时影响力最重 要的谣言之一。这种有关放毒的谣言在上海造成了一场广泛性的群众集体恐慌，此一过 程是与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事实上，这一“置毒”风潮也构成了上 海五四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它牵涉到大多数民众的集体反应，甚至促成了许多的民众“ 爱国”行动。
许多论者认为下层民众是远离于上海的五四运动的。[8]
但这只是从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从当时因“置毒”谣言的传播而聚集街头乃至采取行 动的民众数量来说，也许下层民众是作出最多表现的一个群体。本文即试图通过“置毒 ”谣言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传播，来观察运动中数量众多的下层民众实际的心态是什 么；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又是如何理解的；而此种民众心态的实际情形，与学生及以 后一些宣传中的“民众反应”间的落差在哪里。五四运动时期的上海“置毒”风潮牵涉 到许多层面的问题，本文主要对此案中所体现出的民众对事件的认知及与外交层面的一 些关系作些梳理，其他则留待将来的论文中再来探讨。[9]
二、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实现与置毒风潮的产生
五四运动在上海的表现，除了大量发表的电文与集会、游行、演讲等动员之外，主要 是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与“三罢斗争”的实现。关于青岛问题外交失败及所谓北京政府 “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即有相关机构开始发起国民大会，并筹备民众游 行，提倡“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全面抵制日货。[10]1919年5月7日，号称二万人的 大示威在上海举行，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观察到“民众反日情绪似在继续增高”[11] 。
5月10日前后，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先后成立，上海的群众运动遂开 始进入有组织进行的阶段。上海学生与商界一些机构从5月中旬开始已在积极推行抵制 日货运动，警务处报告称有人正在强迫干涉华商及民众购用日货。[12]一个滑稽的“抢 帽行动”不久出现在上海的街头。5月18日后，学生与游民开始从路人头上抢走日产草 帽并踏毁。[13]这种扯毁东洋草帽的行为在租界非常普遍。[14]抵制日货运动也伴随着 对日人的排斥，如黄包车夫拒绝日人乘车，游乐场拒绝日人进场。[15]华界闸北警署以 “排日风潮”益烈，开始加派警力以防止民众的逾轨行为。[16]此时，上海的中文报纸 充斥着对抵制日人及日货的报道。全面抵制日货的行动，舆论机构与精英有意识的宣传 ，可能使上海的普通民众开始对日本人有了排斥心理。
5月26日，上海学生开始宣誓罢课。[17]对日人及日货的抵制运动有了新的动力。为了 让普通民众能配合抵货行动，学生及其他动员机构也在设法扩大宣传。传单对不识字阶 层民众无疑没有什么效果，[18]于是一些演讲团被派到市郊及乡间，不过其效力是否真 的能如策划者所愿，也不是非常清楚。不过，这些举动却增加了普通民众对时势的忧虑 ，及对日人的排斥心理，或对集体安全危机的担心。宣讲团虽然目的在劝乡人爱国，勿 用日货等，[19]但对乡人而言，一种莫名的紧张恐惧情绪在包围着他们。
当时，一些中文报纸在传播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各大报似乎都在登载一些不确定的 有关日人阴谋的传闻。《民国日报》刊载消息称“某国商人”自中国抵制“某货”后， 非常恐慌，准备牺牲“彼国数人”，以与中国启衅。[20]也有人在商店门前张贴有“指 斥倭奴字样”之传单。[21]甚至挂出上书“倭奴等毙”、“文明大国，岂受倭奴之辱” 等字样的旗帜。[22]上海民众对日人之仇视在升温。此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中，日人“置 毒”的传闻开始在上海出现。至少从5月30日起，这种日本人准备在井水与食品内放毒 的谣言便在民众间传播开来。[23]
6月5日，上海商界开始罢市。[24]一些日本纱厂及商务印书馆等处的工人也于当日宣 布罢工。[25]商家集体歇业既波及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上海社会空气愈加紧张， 日人假扮华人暗放毒药的消息也随着罢市广泛传播。此类谣言反映了不稳定的时势中的 民众恐慌心理。自上海罢课、罢市发生后，其实市面人心皆陷于一种不安之中，没有太 多辨别力与分析力的普通民众便会对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诸多“异象”(由五四运动而引 起)寻找一种解释，谣言便成了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从抵货与罢市运动的发动者与宣 传者的立场来看，也需要寻找一个能让普通民众理解的理由。或者在既有的宣传手段没 有办法达到目的之时，对谣言的“制造”与宣传便有其必要性了。
在置毒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上海的中文甚至英文报纸最开始扮演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在上海的一些中文报纸上几乎无日不有此类日人置毒的新闻(参见表1)。
表1 1919年6月上旬上海中文报纸有关日人置毒之新闻举例
内容 新闻来源
昨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曾有某甲当场扭获置毒药于水筒之日人 《新闻报》，19
一名，鸣得越捕到来，拘入捕房。昨日下午法大马路一带某某数 19年6月6日
商店贴警告于门前，请各商联名禀请法总领事，要求将扭送捕房
之日人从严惩办
今晨谣传日人置毒于华、法两界之自来水中，此谣言之来源，无 《时事新报》，
从踪迹。但据学生言，当系日人所为 1919年6月6日
至于日人酝酿乱事，达何程度，刻尚未能尽知。然闻其派人四出，
《英文沪报》，
故意滋生事端，借便干涉。已有数人被获，盖日人之政策，在激动1919年6月9日
罢工与骚乱，以示学生之不可靠，继乃挑拨华人，谓英美之可恶与
日本等，以激成排外风潮[26]
啊，中国人的生命!那里有公道?那里有王法?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 《救亡雪耻报》
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1919年6月18
有这样的行为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
日。转自《五四
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 爱国运动》，下
册，342页。
日人乔装华人在人群中斗殴，以引诱我同胞附和，而以“华人殴击
《新闻报》，19
日人”，欲惹起国际交涉。或假扮学生故发激烈言辞。提醒华人勿19年6月9日
(闸北)昨晨有甲乙二人在共和路菜场购买菜蔬，有人瞥见该人袖藏
《新闻报》，19
药水瓶潜洒于各摊菜蔬上，希图下毒，一时大动公愤，高喊拿捉，19年6月9日
甲乙二人见势不佳，飞奔逃路
昨午后本城邑庙东辕门老协记镘头店设在门前之茶缸忽来一乔装之
《新闻报》，19
某国人投一铜元入缸，适被该店主人察得铜元与寻常迥异，故将茶19年6月9日
缸内茶用杯擢起一碗给该某国人食。讵某国人坚不肯饮，该主人诘
以何谓购茶，情有可疑，立即唤到岗警，将该某国人交警核夺
顷据传闻前晚(7日晚)有某国人身穿蓝布衫裤，肩负白布一条，冒《新闻报》，19
充中国学生者往来于小南门、王家弄、北花园弄亦安里口义井旁徘19年6月9日
徊，经人见面疑之，适有向为茶担业张四者在外纳凉，见其形状慌
张或呆立井边，从其衣袋内摸索良久，取出洋瓶一只，将瓶内毒水
倾入井内，张立即上前询其何为，乃竟乘隙奔逃，一时附近居民及
岗警等闻知，咸上前追赶不及，致被逃逸去
有日人侨(乔)装携带酱桶木箱，经搜检发现身带毒药多瓶
《新闻报》，191
9年6月11日
昨日下午三时许，有一年约十二三岁之江北小孩，手持药水瓶二个海上闲人：《上
，在大南门外放生局附近行走。当为该睡行人与居民瞥见，坚指该海罢市实录》，
孩瓶中药水，灌入陆家滨河内，有害同胞。此等险毒手段，必为某公义社，1919年
国人暗中唆使。顷刻间一唱百和，围聚多人。嗣由岗巡到来，将孩6月。转自《五
带入警所，诘问虚实，以凭发落 四爱国运动》，
下册，191页。
前书所载为中文
报纸消息
昨日晚间，有人在马路上分撒“人丹”，与一般维持秩序之爱国学汇息
生吃。讵其药贷虽真，而其中之药丸，民易为毒品，致沪北公学之同上，188页。
某某学生等受毒
在起初有关置毒的谣言中，怀疑饮用水被日人放毒让民众最感恐惧，盖其与民众集体 生命安全关系最为密切。稍后，公用水源如自来水龙头、公用水井、饮用河水、免费茶 水供应的水缸甚至自来水厂等均有放毒谣言传出。6月5日上午罢市开始不久，即传出日 本人在华界与法租界交界处的自来水龙头上放毒的消息。[27]尽管此一消息次日各报便 否认，但5日晚间，学生还是开始在城内各处劝告民众积贮饮水，以防日本人在自来水 里放毒而无法饮水。[28]往往一处发生有被日人放毒消息后，经由口耳相传，城内其他 各处也迅速有反应。上表中所列举之6月7号日人冒充学生在南市义井置毒消息传出后， 上海各处居民对露天义井、茶缸及各酱园之酱缸等便特别小心提防，甚至提议要全部加 上木盖。[29]到后来，由于怕放毒，所有上海城厢各马路上原来设立的茶缸也暂时一律 撤消。[30]据说华界每个自来水筒在罢市之后都派岗警防范。对下层民众来说，这些防 范措施所传递的正是放毒确有其事的信息，更加增了民众的恐慌。
置毒谣言甚至波及到上海自来水公司之营业。当时有消息称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水池 内有人想放毒，当时捉拿下药三人及有人暗用硝碱水图坏水塔，以至该公司用户纷纷打 电话询问。该公司即发表声明，否认所谓抓获放毒之人一事，并称已加派人役日夜轮流 守护水池、水塔，防患于未然，又要求警察当局派警力协助防护公司之水厂、水塔。淞 沪警察厅厅长徐辅州还颁发告示，以澄清此事。[31]然而，这些告示好象效力不彰，此 后几天内，仍有传言称内地自来水公司将停止水机关，关闭水门，自来水用户发生紧张 ，甚至有人预先蓄水。内地自来水公司只得再登报辟谣。[32]
日人置毒之谣言在罢市后一二天内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城厢，并波及郊区甚至邻近城 市。[33]6月6日，公共租界的《警务日报》承认“目前最淆惑人心的因素就是流传着许 多关于日本人将采取恶毒手段的谣言。当地人十分相信这些谣言，说什么日本人乔装华 人在店铺外供应路人解渴的茶缸里放毒啦，日本人已经在城内自来水里放毒啦”。[34] 这些到处流传着的日本人在饮水与食品中放毒的谣言无疑大大助长了大众的反日情绪。 [35]它们与正在进行的“三罢斗争”似乎互相影响。由于对日人的全面性恐惧，对日人 的排斥，使得罢市与罢工更容易实现。而罢工与罢市又加剧了对日人的敌意，而使置毒 谣言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36]
三、由“排外”到“排内”：置毒风潮中民众的暴力行动与全面恐慌
日人置毒风潮在上海弥漫开来后，由于担心放毒，日本人受到上海华人尤其是下层华 人的怀疑与排斥，甚至一些日人受到华人的攻击。至少与罢市实现之同时，便出现数起 日本人被攻击的事例，[37]在随后的十余天内，此种攻击行动连续不断(参见表2)。
表2 上海置毒风潮中日人被攻击事例
姓名(身份)
时间 地点事因
资料来源
“甲乙两日 6月5日
南京路先施 且行且骂，激动众怒，群欲殴之 《新闻报》，1
人” 公司
919年6月6日
片刚恒雄6月10日 沪西小沙渡 乘黄包车路过，被乡民怀疑是来
《申报》，19
蔡家宅 置毒药于河滨者，短时间内便聚19年6月15日
集多人，各持农具将黄包车捣毁；《新闻报
，殴伤日人与车夫》，1919年6
月15日
“日人”6月14日 库伦路 访友，可能路线不熟，在路上犹
《申报》，19
豫，引起华人疑虑，群起殴之。19年6月16日
避之另一日人家，群众涌入，将
家具捣毁
竹川(伴有
6月15日 河南北路被疑为在水中食物下毒，被殴伤
《爱国运动》
两华人) ，下册，33
9页
“一日人” 6月16日 北浙江路 因徘徊在路上，附近居民以其形 《申报》，19
(伴有一华 迹可疑，群起围住撵殴，继竟持
19年6月17日
人)
刀行凶，将该华人胸前腰际戳伤
数处，华人伤重已毙命，日人受
伤倒地
“两日人” 6月16日 新闸路
路过被围殴 《申报》，1
919年6月18
日
一日本巡捕 6月17日 杨树浦一条
被华人怀疑意图在食品与饮水里
《五四运动
弄堂 放毒被包围 在上海史料
选辑》，86
7页
对日人的排斥与攻击除了可能有激进分子的鼓动因素外，[38]笔者认为主要是与民众 对集体安全受到威胁的恐惧分不开的。这种恐惧情绪扩散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在他们 周遭出现的陌生人表示怀疑，甚至对中国人也实施攻击。这种导致华人自身受害的暴力 举动在置毒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也几乎日有数起(参见表3)。
表3 置毒风潮中中国人受到攻击的案例
姓名(身份) 时间
地点
事因后果 资料来源
萧某(复旦公
6月8日北浙江路 清晨以布袋贮《上海虽由学生 《五四爱国
学学生贩卖团 学生联合会日刊》二会等方面 运动》，下
学生，广东人 百余份，出外去贩卖。 解救，但 册，62-63
) 因口音与面貌与本地人 萧之鼻头
页。
有异，被途人指为某国 已为人误
人乔装，群起而攻 击流血
官成鲲(淞沪护 6月10日 康脑脱路 路过该地，被乡民误指 官被殴至 《时报》，
军使使署谘议 为乔装之日本人到来下 奄奄一息 1919年6月1
官、陆军少将，毒药水谋害生命，当即 ，后巡警 2日；《申
浙江台州人)
聚众数百人群向诘问。 闻讯至， 报》，1919
因言语不通，致被乡人 即用汽车 年6月12、1
一声喝打，各持农具铁 送医院， 4日
器等类蜂涌而上，尽力 不及医治
痛击，身受重伤，倒卧 ，旋好殒
于胶州路中命
华籍第10师某
6月12日 斜桥 在一坟地散布，被乡人 不明 《时报》，
军官[39] 以为是日人乔装来放毒1919年6月1
，被喝打4日
曹宝山(第106月12日 龙华 散步至江境庙附近，曹 遭至殴打 《时报》，
师参谋)及张某 欲在路旁田园出恭，被1919年6月1
(辎重营副官) 乡人指为放毒4日；《申
报》，1919
年6月17日
路人
6月16日 虹口汉璧 被怀疑受某国人雇佣放 遭重殴， 《申报》，
礼路 毒后送至医
1919年6月
院即毙命
18日
江北人吴六子
6月16日 康脑脱路 被人疑为放毒撵殴 受重伤《申报》，
1919年6月
18日
路人
6月17日 河南路天 被人疑为酒毒药水 群殴重伤 《申报》，
后宫 于食物上 倒地，奄 1919年6月
奄垂毙18日
卖牙粉的小贩
6月19日 小东门指为散放毒药 被打成重 《申报》，
伤 1919年6月
20日
受到攻击的人往往是由于口音相貌与本地人有异，或者其行为引起怀疑。乡民对军官 的攻击，显示对放毒者的恐惧已异常强烈；而城内下层民众对学生的攻击，也暗示他们 的行动与罢市的“煽动者”并无太多关系。到6月下旬，实际上不仅有外地口音者遭到 攻击，包括生活在本地的人也可能受到周围居民的怀疑被当成放毒者，遭到殴打。[40] 6月14日，在西门内东马桥，有常熟人王阿大(成衣店伙计)因给南京古玩商人李某小孩 糖糕吃，引起疑心，众人环围指责，最后王被带到警局审讯。[41]而虹口吴淞路大丰和 米店及梧州路复泰米店等因顾客声称所购米有毒而提出诉讼。[42]而在一起更为严重的 事例中，一洋行店伙因生癣遣其侄到日人三丸药房购癣药后，被人指为受指使放毒，最 后群众千余人追随至其家，不但叔侄俩被殴，其住宅亦被捣毁。[43]
6月12日之后，上海总罢市与总罢课分别结束，然而置毒风潮此时却已弥漫为上海下层 社会的全面恐慌，非但没有减弱的迹象，而且愈演愈烈。民众不仅怀疑饮用水有毒，对 蔬菜、鱼肉、米面、糕点等食品均持怀疑态度。6月14日，南京路上有人张贴传单称武 昌路有一家四口因吃了卷心菜而毙命，断定是由“某国人”下毒所致。[44]15日，嘉兴 路也有毒菜谣言发生。[45]上海市郊各菜园主日夜轮流派人看守菜园，以防有人下毒。 [46]一些民众由于中毒，最后连蔬菜、豆腐、食油等也不敢吃了。[47]恐怖气氛在市内 弥漫，6月18日、19日不断有人在买米或者买肉后，称用银针试过有毒，对店主提出指 控。[48]这种对食物的全面性恐慌在虹口一带尤其厉害，凡肩挑负贩售卖食品者终日叫 卖也无人过问，食品店也生意寥寥。[49]即便在游人众多的邑庙豫园等处，糖果糕点摊 贩生意也变得极为清淡。[50]
“日人置毒”的谣言此时已经被紧张中的民众过度放大，由排外到“排内”的心理演 变，可以看出民众的行动背后，实质上是对自身环境安全的极度怀疑。其对日本人或者 代理人放毒的恐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遍及全社会的集体骚乱。可能被下毒的对象由自来 水到井水、河水再到菜、米、面以及其他种种食品。凡路人手中拿着的瓶子，或者粉剂 盒都有可能被怀疑为盛有毒物。而放毒者则由日人波及到许多有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甚 至本地人，熟悉的周边人等等。此时，不但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而且人际交往 关系的维持也出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些骚乱行为不被控制，则完全有可能演化 为一场更大规模的集体暴动。
四、消弭置毒风潮：报纸与官厅的努力
日人置毒风潮在上海之所以能快速弥漫开来，是与报纸的报道分不开的。[51]当风潮 趋于恶化之时，或者出于官方的压力，或者出于各报的自觉，上海各大中文报纸开始转 变态度，其报道内容由宣传怀疑，转为竭力辟谣，以安抚极度不稳定的民众。上海华洋 当局更因为担心民众的骚乱可能会使地方秩序及外交出现问题，因此也在不遗余力地开 始采取有力举措，平息置毒谣言。
《时报》刊文追溯置毒风潮产生之原因，称“日人下毒之说传开来后，便有华人从嫌 疑之日人身上查出小包白粉，或手持有异气味之水瓶。尽管二者皆不毒，但因先有疑心 ，一班中国流氓不免乘此殴打日人，又日人洒粉或水于食物上一说今已证明实有其事， 所谓粉者或硼砂或即麦粉；所谓水者或清茶或即清水，便人见为日人所洒未有不疑为毒 者，一中国农人不肯售其菜与日人，日人即洒以臭药水，臭药水并不毒。然华人疑之， 因此一以传十，十以传百，遂大疑日人下毒矣。有时此项粉子见日却变色，或红或蓝， 人更信之为毒，华人有试毒之法，以银物试之，色变黑即是毒，日前传闻一人购菜回与 米同煎后，因闻人有毒，即以银针固黑，而菜购自中国小贩，于是有日人雇中国人下毒 之说出现”[52]。该报又发表《因毒物事告沪人》一文，称“自食物有毒之说发生，于 是举箸者咸有戒心，而老饕尤呼冤不置。然吾将正告于沪人曰固不可不防，亦不可自扰 ，盖当此炎夏，蝇蚋丛集，市间食品本宜少食，而饮水非沸煮不可，尤为卫生家所共知 ，今者既有此谣，自应格外加慎，使竟因此皇皇终日致碍他项事业之进行，是适堕彼之 计矣，恐伺吾旁者将吃吃作笑声也”[53]。该报发表的另一篇评论称所谓置毒一事，“ 在稍明事理者必能辨之”，虽然“中日人民感情之暌隔在今日无庸讳言”，但是“以此 为资料徒自扰耳”，评论者担心“愚民脑筋简单，难免有越轨之行动，不幸酿成交涉岂 为邦家之福”，要“真爱国者”注意此点。[54]
《申报》则把置毒谣言分为有“无因而至者”与“有意利用散布者”两种，提醒民众 两者均不可信，勿惊勿扰。[55]该报也登出《江北人全家患病即愈》之类消息，表示此 前误以为中毒之人已治好，让民众安心。[56]该报又刊出上海医院院长王彰孚的来函， 王以医学权威的身份表示“我人偶感食邪即疑有人置毒，则未免神经过敏矣”，称其所 在医院每日均接收数起此种病例，但多半是“下级生活之人”，而“上中人家知识较高 ，自知注重卫生”，也能比较少地受此种谣言影响。[57]《民国日报》也有署名“戆” 的评论，劝各界勿布流言，称记者亲身去调查所谓下毒事件，全都是“捕风捉影”之谈 ，呼吁同胞不应该相信这些谣言。[58]
其他沪上各西文报如《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
The China Weekly Review)、《大陆报》(China Press)也连续刊登评论以辟谣，认为 轻信谣言为“愚民”所为，水即使有毒质，经煮沸也定化解。[59]《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则早在6月12日即刊登公共租界工部局书记李台尔的来信，表示外间 谣传日人下毒茶缸、池井及自来水等，信者颇多。他特奉命正式通告，此项谣传，业经 查明，绝无根据。[60]
相对于报纸的辟谣，可能上海华洋当局在局势恶化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对于下层民众 来说更为有效。无论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还是华界的军警行政机关，在置毒风潮扩散开 来并引起民众骚乱之际，均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积极应付。
6月12日，在连续发生日人及华人被攻击案件后，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布告：“近日有 一种虚伪挟有恶意之谣言发生，谓水中及食物均有毒在内，其发布谣言之目的系煽动国 际恶感，或因此无辜之人数名(有华人在内)为人殴击，一华人因击毙命，本局为此出示 警告，居民一体知悉，尔等切勿听信此项谣言，因调查之下，此项谣言均属无稽毁谤之 谈，如有人传布此种谣言者，立即拘捕严办，仰各遵照毋违。”[61]
同时，为了从源头上阻止谣言传播，工部局也开始警告中文报纸，要求各报主笔撤消 有关置毒的消息。[62]同时，也对一些受嫌传播谣言的违规媒体，采取处罚措施。6月2 1日，即有一份杂志《亚风》(译音)刊登食物放毒谣言而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判处罚款 50元。[63]
工部局警务处长麦高云(Kenneth John McEuen)则发出布告，谴置毒谣言“显见是匪人 广为传播，藉是吵闹可以取利”，要求民众尽速停止此种殴击行动，并要求巡捕遇此种 情事，可用警棍还击。[64]对已经涉嫌参与攻击无辜者的人，会审公廨对其进行了审理 ，并对被裁定有罪者判处了徒刑及罚款。[65]
置毒风潮发生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便饬令上海县署及淞沪警察厅出示晓谕民众。在 不断发生无辜者被民众指为放毒而受到攻击之情事后，卢也下令宪兵营派出两连士兵到 南市与闸北各菜市场巡视，防止此类行凶殴人之事再度发生。[66]而上海县知事公署、 沪海道公署也奉命发布告示，旨在辟谣息事。[67]
作为华界治安总机关，淞沪警察厅在置毒谣言发生后，更是不断发布布告，谴责散布 置毒谣言者，欲使局势稳定下来。6月9日，该厅发表布告称“此种谰言无非希图摇惑人 心，若辈匪徒即可从中渔利”，“此说纷传后，人民不察，遇有向自来水龙头洗手之人 ，即群指为受某国人指使加以丛殴，驯至头破血流，祸及无辜，如是之案已发生多起” 。万一发生他故，“爱国而转为祸国之阶”。[68]15日，淞沪警察厅复布告禁止殴打外 人，认为其必为“一般毫无知识之土棍流氓构煽滋事”，有碍地方秩序。如再有聚众殴 伤中外人民事，必按名拘解，从严惩办。[69]
16日，警察厅亦颁发保护日侨之办法，并竭力解释谣言的由来及虚词。[70]为了加强 宣传效果，该厅复用白话文发布告示，以让更多的民众知晓谣言的经过及荒谬。[71]
除了布告辟谣之外，警厅又派便服探警四出查拿造谣之人。[72]21日，警察厅更布告 悬赏鼓励民众扭交放毒之真赃实犯及藉事生风之徒等，以达到平息谣言之目的。[73]
为了有效纾缓民众恐慌情绪，上海市学务委员贾丰芸曾致函警厅，建议立即设立毒物 化验所数处，解除民众之恐慌，比布告禁谣效果易见。[74]此种化验所即由淞沪警察厅 准备在南市与闸北分别设立。[75]后来可能鉴于成本问题，警厅复决定指定上海医院代 为办理检验事宜。[76]
在平息置毒风潮之过程中，上海华洋当局也有合作行动。江苏特派交涉员杨小川在6月 17日致函比利时总领事薛福德(Daniel Siffert，时为领袖领事)，请工部局多派医生定 期到菜场检查，并派巡捕当众解说，对宵小之有意放毒者则暗察严缉，如此方能使人心 安定。[77]华洋当局一致性的行动反映了此际上海置毒风潮的广泛性与严重性。由于各 方的努力，以及华洋当局的强力举措，到6月底，此一波及全上海的置毒谣言风潮算是 基本上得到平息。
五、结论
从本文研究来看，所谓“五四运动”，在当时上海下层民众的眼里可能更重要的是一 场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这些占当时上海人口最大比例的民众的集 体反应也许在那些极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看来，恰是“民气”的一种体 现。所以，我们可见两个层面的“五四运动”或者“国民外交”，一层为精英话语体系 之中的，他们声称“国民”对外交有着直接的认识，并能对本国或者他国的某一种外交 政策表示自己的意见，为其“国民外交”建构一种合法性。而在“普罗话语体系”之中 ，引导下层民众行动的往往是那些想像与传说，以及对他们自身生命或者集体安全产生 威胁的事物，他们也正是对其所处环境在作出直接的反应。[78]民众的集体恐慌及排外 反应与知识阶层的爱国情绪的表态、“精英”策动的抵制运动，乃至政客党人有计划的 谋略混在一起，便构成了像“五四运动”这样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洪流。
从本文所关注的此一“日人置毒”谣言在上海等地的传播过程来看，“集体中毒”这 种谣言实际上也构成了普通民众对一个重大外交事件的理解，或者可以说民众在通过其 日常生活可以理解的逻辑来看待一个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发生时，发起 者为了鼓动民气，常常会将一些事情夸大并有意传播，而达到其动员目的。这些被夸大 的消息传播出去，便会形成民众的恐慌心理，造成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或者一种强烈不 安感。这种不安也许可以被利用起来促成团体的组织、大规模集会的举行等。但是发动 者并不能控制这种社会恐慌心理发展的进程，尤其当民众恐慌失控时，便容易酿成变乱 。宣传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其言语中始终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以及合理性理由。但是 在普通民众看来，之所以要不买“日货”或者将一些好好的货品用火烧掉或者毁损，肯 定是有其特别的原因的。对他们而言，“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权”等难以理解的概 念并不能作为对这些“异象”的有效解释，于是谣言便起到替代性作用，比如日人施加 阴谋、食品及饮水有毒等等。这是谣言得以广泛传播的民众心理背景。
谣言纷传之中，不幸的事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理性思考对于处在恐慌中的民众而言 是不大可能有的，[79]这种“集体恐慌”漫延开来，极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排外举动， 或者引起重大的灾难性后果，也容易被有心者所利用。上海在五四时期之所以并没有发 生大的排外动乱，主要与此地的特别情势有关，特别是华洋当局军警的弹压及强力措施 ，舆论机关的一些辟谣宣传等均是抑制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