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是蒙古民族的精神家园-以蒙古语德都方言为例论文

蒙古语是蒙古民族的精神家园
——以蒙古语德都方言为例

贾晞儒^*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内容提要] 蒙古语德都方言是现代蒙古语的一个方言片，与现代蒙古语一脉相承，都是蒙古族人民的精神创造，是蒙古族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讨论方便，仅以德都方言为例进行论述。

[关键词] 蒙古语 德都方言 精神家园

蒙古语德都方言是现代蒙古语的一个方言片，它与现代蒙古语一脉相承，又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在德都方言里洋溢着的青藏高原蒙古人的文化精神。“”[auga：kuin bulɡemdel-ee，ojon uxaɡan kdlmr-ee](伟大的力量来源于团结，聪明智慧来源于劳动)，这是一条人人皆知的德都方言谚语，像这样的谚语在德都方言里可以说是数以万计，枚不胜举的，也就是这样的人人耳熟能详的谚语、格言，以及民间故事、史诗、传说等，都是德都方言的“语言文化定型单位”，是蒙古族人民历代传承和创造的精神产品，孕育了德都蒙古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品格、宽阔胸怀和顽强拼搏、乐观自信，不断创新的坚强意志和理想追求的精神素质。仅从这一条谚语里我们就深刻地体会到蒙古族人民热爱劳动，创造生活的人生态度和维护团结，追求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伟大精神。我们从这里可以认识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人的认知的工具，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性”。换句话说，语言建立起人的认知空间，表现人的思维过程，有了语言，才使人有了对世界认知的可能。所以，我们通过德都方言这个窗口，就可以揭示出它所蕴含的蒙古族人民的意识中的世界形象、德都蒙古文化中的隐喻和象征，以及谚语、熟语、故事、传说、史诗、歌谣等传承的民族文化信息。我们通过对德都方言的学习、研究，就可以认识到蒙古族文化是怎样被本民族语言所贮存、传播、表现与表达的，深刻认识蒙古族文化的多种存在形式是怎样通过其语言得到表现和贮存、承载和传播的。说得明白点，我们是怎样认识蒙古族的？不言而喻，主要是通过其语言的学习。对蒙古语学习的越深入、越全面，就对蒙古族的民族精神、人生观、世界观和刚毅、直率的性格、诚实守信的品格以及讲友善、倡和谐、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等文化、习俗的理解会更加深刻，敬慕之心必定油然而生。

“言为心声”这句话即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个社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一个人说的话，他不是“无心”的，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感情、动机和品德，一个社会的主流语言，就会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风貌，我们学习德都方言及其言所承载的文学、历史、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历代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学、历史典籍等，就会明白蒙古族在波浪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如何披荆斩棘，突破千难万险，跨越时代阻隔，走上了民族振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的。也更深刻地理解蒙古族民族性格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人他总是无时无刻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并属于一定的民族，其思想意识，言语行为都无不受制于那个民族社会及其文化语境的约束和规范。所以，个体意识、行为又具有一定的集体性(民族性或地域性)，也就是说，个人认知行为来自于该社会的语言认知，他们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同时接受着该社会传承下来的思想意识、行为准则、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礼仪道德和许多社会规范，等等。而这一切又都储存在他们习得的语言之中，语言便成为一条最生动、最丰富、最高尚和最牢固的精神纽带，成为民族语言的整体。这样，语言就像一面“聚光镜”，集中折射出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

一、词义结构的文化观念

人类语言的功能和性质都是一样的，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和文化的表达方式及其文化内涵，又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是语言的“不可共量性”。这种语言的不可共量性，又使每一个文明才能稳定下来。蒙古语的“”[b：]这个名词，是指用土石堆积起来的圆锥形的堆子，象征山神的驻地。在德都蒙古族地区，每年农历五月初，蒙古族男性农牧民前往祭拜天、地、山神和祖先，要煨桑、念经、祈祷，以祈求天地神灵、山神、祖宗保佑一方风调雨顺、人畜兴旺，世代平安，也作道路和境界的标志。要用汉语意译它是十分困难的，既不是“神坛”，也不是“佛龛”，它有多种文化内涵和功能。正因为如此，汉语一直是采取音译的办法，但由于对其内涵不甚了了，出现了多种音译形式，如“鄂博、“阿卜”、“阿不”、“脑包”、“峨博”等，不计其数。这说明了这个词虽然被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所使用，但对其内涵和象征意义不甚了解，所以没有一个确定符号来作标记。但在与蒙古族人民长期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地理阻隔被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所消除，经济、文化往来更加通畅和频密，那些曾经陌生，乃至被误解的东西都一一得到阐释，相互之间的“一家亲”的情感更加深厚而具有坚实的理性基础。[obo：]这个词最终以“敖包”这个符号来音译，说明了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对于蒙古族的“”的内涵有了真正的理解。用“敖”表示读音，用“包”既表音又表明这个实体的形态，并蕴含着一定的象征意义：既然是“包”，那里面一定有内容，这就是蒙古族人民所赋予它的文化意义。这个音义结合的汉语复合词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贴近了原词的本来意义。

我们知道语言的词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反映，所以词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一是“形式”，表示意义的“物质外壳”的“声音”，没有它，意义就无处着落，二是“内容”，即“词的意义”。声音和意义(词的内容)的结合尽管在当初并没有必然的道理，单一单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因此，从词义的形成来看，其中无不有人的主观意识的参与，词义内容跟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思想感情和心理素质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当人们对于一个新事物命名的时候，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反复复实践，才用形成共识，约定俗成的词隆起命名。这样才能固定下来，代表某个事物。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会代代相传，沿袭成规，不再改变。即使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和提高，代表那个事物或现象的名称(词)，也不会轻易改变。例如：[dabs]“盐”金属离子和酸根离子组成的化合物”蒙古语解释为“(在化学里称作氯化钠)。可以想象，一个词的意义可以包含人的某些认识和情感，那么千百万个词聚汇在一起，组织成大小不同的、各种形式的语义单位，又是怎样一个景象呢？它完全可以成为其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的标志。我们要真正、深刻、全面的认识德都蒙古族人民，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他们的语言，并且要一以贯之。在这里，我们用蒙汉语言的两个不同形式语言单位表示的同一个意思的例子，来分析它们的民族性：

出苗后对着每株苗垅两侧地膜边缘上，插上拱架竹片或柳条（每株苗上部插一片），拱架要插得坚固，然后扣上1米宽的地膜，厚度0.008毫米。棚宽40厘米，高30厘米的小拱棚，扣上膜马上放风，放风时采用棚上部通风，对着苗上部剪成7公分粗圆孔，随着温度升高，还要加大膜孔的粗度，拱棚内温度不能超出45℃，以防高温烤苗。

蒙古语有一条人人皆知的谚语，是：“”[eliɡi ɡuɛ，ɡurban lai ɡɛ]，如果按照字面义翻译成汉语，就是“驴也没有了，三两也没有了”，令人费解其义，其实，对于有着丰富的牧业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其真正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没有这种生活经历和体验的人，是不可理解的。它源于一个民间故事：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富翁，听说牧民巴勒嘎桑有一头会屙银元的叫驴，他就使尽各种花招，把那头驴占为己有，天天蹲在叫驴的屁股下面，等待着叫驴给他屙银金，但是叫驴不但没有，反而用后蹄踢伤了他，一气之下，便用牛刀杀死了叫驴。后来，人们就讽刺他说“杀了叫驴，丢了个精光”，比喻毫无所得。这个“”实指“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正好和汉语的“鸡飞蛋打”喻义相一致。汉语有一个成语叫“杯弓蛇影”，来源于《晋书·乐广传》中的一段对话：“尝有亲客，久闻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其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提听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愈。”显然，是有故事的。但在蒙古语里却是“”[aiɡsan nudun-d arɡal kdeldeg](惊恐的眼睛，看见干牛粪块也在不停的晃动)，与汉语的“杯弓蛇影”的语义是一样的，都是形容疑神疑鬼，妄自惊慌的人。但反映出来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以“”(酒)为喻构成的词语不论在蒙古语里，还是在汉语里，都是俯拾即是。如，蒙古语的敬酒歌，“松”、“德吉”等都充分地表现蒙古族酒文化的思想精髓。可见，“酒”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质的彰显。特别是像“松”这样大型的礼仪活动，更是体现出和谐、友善，热爱和平、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期盼，表现出豪放刚毅、乐观自信，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顽强拼搏精神。我们不妨从《》[bajan su-un jr：l](巴颜松酒祝词)撷取一节(1) 转引自贾晞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第5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 ：

天宇无疆，福常在！(句首语)

孟春初一，

是太阳诞生的日子。

圣贤成吉思汗，

登上汗王的宝座。

就在这种神圣的时刻，

祥云缭绕

落在了磐石之上，

“江格尔，江格尔”鸣啼不已。

美妙啼啭令人陶醉，

大臣们无不欣喜若狂。

落在了磐石之上，

万众臣仆

“江格尔，江格尔”鸣啼不已。

美妙啼啭令人陶醉，

大臣们无不欣喜若狂。

万众臣仆

都说是吉祥的征兆，

敬献给成吉思汗的。

“江格尔扎勒布”的尊号

从此以后，

直到成吉思汗的第四代

神智吉庆的乌乐吉图。

兴盛的汗王时代，

无名鸟降落过的那个磐石，

奇迹般突然迸裂，

某些检验机构虽然根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制定了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但是，不重视与实验室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依法守规意识不强。对实验室安全责任意识淡薄，表现在个别责任人误认为涉及实验室安全第一责任人是单位法人或主要领导，发生事故处理最重的是单位法人或主要领导，其实从事具体工作的部门（部门责任人和当事人）是事故的第一直接责任人，对事故承担直接民事或刑事责任。

出现了西木云登格秀云登。

恋爱、婚姻与家庭，本是两性幸福的根源。可惜的是，在新旧思想交替的转型期间，人们没有意识到“婚姻自主”与“婚姻幸福”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总结来说，这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八个大字，寓意深远，

明谕天下：

汗王诺颜永葆昌盛，

世代绵延一以贯之。

光照人间，世代如一，

光照人间，

（4）统筹考量学涯规划与职业规划，做好医学生职业发展的全程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实践工作中要统筹考量医学生的学习与未来职业发展。辅导员要结合国家发展、医患关系、就业形势等现实，开展职业生涯教育、就业指导、主题班会、专题讲座、能力培训等，帮助医学生明确人生目标与职业理想，进行职业全程设计，制订各阶段具体目标与行动计划。医学生只有在学习期间树立起崇高的职业理想与坚定的信念，并进行完善的知识储备与能力训练，在未来职业发展中才能更好地开展诊疗工作，并有效化解医患矛盾，减少医患纠纷。

世代如一，

年授花翎万事亨通

一只无人知晓的小鸟，

光照人间，

世代如一，

年授花翎万事亨通

规划利用区域西侧四支渠及南侧七斗渠改建为蛇家坝干渠改道段，作为新的灌溉线路，可同时保证区域及南侧下游现有灌溉耕地供水。该方案既保证西片区的建设不影响现有农业正常灌溉，亦可将规划区域的灌溉渠道依次封填，逐步退出规划区域。

共享太平

熊庆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1893年生于云南弥勒，1969年去世。曾留学比利时、法国，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他在数学方面极有建树，同时专注于人才教育，主张“科学救国”，主持创办东南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数学系。

在德都方言里，有一部分词找不到历史渊源，也缺乏构词能力，对它们的研究还很不深入。例如：

慧光浩荡

万民呈奏巴颜松酒祝词！

从节选的这一部分内容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德都蒙古族人民在历史上，尽管经历过频繁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但对于幸福、安宁、和谐的社会的向往和对先祖成吉思汗的敬仰和怀念的深厚、笃诚的感情世代绵延不断，他们无时不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这种深厚的感情，表达自己为实现安宁、幸福、和谐的社会生活而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的号角；它是德都蒙古族人民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反对压迫和歧视，实现平等、团结、友善。富裕的社会生活的心声和理想，展现德都蒙古族人民艰苦卓绝、勤劳智慧的民族精神和品格的聚光镜。

近代世界的国际关系是随着世界的全球化趋势而逐渐展开的。通常认为，世界第一次全球化是1750年前后开始并以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为主导。殖民主义是推动世界全球化的主要方式。中国在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被迫融入这一世界大潮。就中国近代体育而言，也是在这一体育全球化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从体育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主要依次借助欧洲、日本和美国先进体育文化影响而逐渐建构起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体育体系。在此基础上，民国初年的中国体育界出现了对外交往的主动尝试，并将体育对外交往的触角首先伸向了东南亚地区，且取得了较好的外交成果，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积极健康的人格是研究生个人生活和今后在职业生涯中能否得心应手的关键因素。其对内主要表现为自觉、自尊、自爱、自信;对外则主要是对他人的尊重、关心、同情、同理。

成篇的民间故事、传说、史诗和数以万计的歌谣、祝赞词、颂歌、“松”等都无不洋溢着蒙古族人民的憨厚、朴实和热爱和平、热爱自然、捍卫和平的热烈情怀和坚强的意志，展现出蒙古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善良、正义的品格和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扶贫济困、不怕艰险、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高尚行为等。特别是在结构大小不同的词、词组、句子、短语、篇章等“语言文化定型单位”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情感和理想追求等更为突出。例如：

“”[aɡan]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形容词，表示“白的、白色的、纯洁的”的意思，但是蒙古族人民赋予它许多表示褒义的义项，如善良的、好心肠、通俗的、圣洁的等，使之具有了民族文化的意蕴，表明蒙古族人民崇尚“白色”，并形成了一系列“白色文化”的观念和思想。如“”[aɡa：lax](吃新年初一第一顿饭、拜年、贺新年、过春节)；“”[aɡa；ndr](正月初一)；“”[ɡa：n mr](锦绣前程、顺风路)；“”[aɡa：n subud](珍珠)等。其中的“”都在这些词语里，不是表示“白”的意思，而是“吉祥”、“美好”、“圣洁”、“高贵”、“善良”等象征意义，或者叫做“文化意义”，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形容词，而是具有了社会文化意义。

先圣成吉思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言词的结构简单，语义鲜明、准确，一些复合词语义更加形象，充分表现出德都蒙古族人民的造词能力和语言智慧，善于运用以物喻物，创造新词，表现出他们的具象思维能力很强，联想丰富、逼真。例如：

香娭毑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能干婆，可她见了喜姑，妹妹长妹妹短的叫得十分亲热，从不在她面前逞能的。没事的时候，喜姑也喜欢到香娭毑家里来串门。无论白天晚上，刮风下雨，只要喜姑一到，香娭毑就把宝刚爹支走，去去，到外面去，我们姊妹打讲，你到屋里凑什么热闹。

更值得指出的是，德都方言的谚语既是结构简单严谨的固定词组，又是一个既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性的“语言文化定型单位”，是教育自己后代的“百科全书”，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德都蒙古族人民热爱科学、尊重知识、刻苦学习、求知如渴的文化品德和创新开放的精神气质。例如：

1.[ery：-i kusbel tseber jaβ]要健康，讲卫生，

这些方言词，只是我们撷取的很少一部分，但都具有一定的隐喻成分和形象性。比如：“其词根是“”[xara-]，动词，表示“看、瞧、望、瞅；看管、照应”等意义，后缀以名词附加城分“-a”[ɡa] 成为名词“”qara-a[xara：]，表示“视力、视线”等意义，其后再缀以“”构成表示某种性能的名词，即“”(蒙古包的天窗架)，从某种意义上讲，比“”[to：n]更加具体、形象。当然，它不仅仅是观天象的窗口，而且是通风、散热的通道。又如：“”batu[batik]是一个复合词，把它直译成汉语就是“硬耳朵”，形象、逼真，含蓄。意在言外，语义婉转。再如：“”amin-du kürek [ɛmn-d kürek](致命)。其中“”是“命、生命”的意思，“”是动词，表示“到、到达、致”，其前用了方位格“”表明动作或者某种因素威胁到了“命”，即“招引命祸”。这些词语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结构简单、语义明确，寓意深刻。

[erdem-i kusbel biiɡ sur]有知者，必学习。

2.[b^jaradal-a：r neg iɡ di：lek]力强赢一次，

[biiɡ erdem-e：r ɛlba：-ɡ di：lek]智高无不胜。

脂类是生物的能量储存库，是构成生物膜的重要物质，对机体具有重要的生物学作用和生理学调控功能[12,13]。蟹类的体脂含量受温度和气候的影响较大[14]。不同规格的中华绒螯蟹在囤养期间受时间阶段的影响波动较大，可能是由于囤养阶段温度太低，不同规格的蟹应对环境的耐力不同，导致囤养阶段脂含量的不同。

3.[der tei ：rtbalu：dlene]常挨枕头的人瞌睡多，

[deβter tei ：rtbal medleɡine]爱读书的人知识多。

4.[erdem-i kie:l-e:r surdaɡ]学知识要勤勤恳恳，

[erel-iɡ suraɡ -a:r oldaɡ]求真理要探赜索隐。

当前，社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支持较为缺乏，主要是社区提供的资源有限，因而学习实践社群是一种专业发展支持网络。社区大学要定期组织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的活动，综合考虑社区大学的整体发展，结合教师实际需求，提供教学支持。并通过协同管理模式邀请社区大学教师、专家学者、社区工作者形成互助学习网络，以增加所关注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提供分享与支持的机会。由社区大学成员与教师共同规划相关活动，将有助于激发教师热情、提升参与度，提高教师对专业发展的积极性。

5.[bej tee:k-d sy:]滋养身体奶子最珍贵，

[bileɡ tee:k-d sojol]增智慧文化最珍贵。

研究对象为2015年1月—2017年12月在常州妇幼保健院住院确诊妊娠期宫内感染病例为研究对象。孕妇年龄在17～45岁，孕周22～41+6周。足月46例，占比67.6%，早产22例，占比32.4%。初产妇59例，经产妇（包括瘢痕子宫）9例，死胎3例，死产1例。

[erek tei kyn omoɡ tai]有权势的人爱耍威风。

6.[erdem tei kun moral tai]有学问的人要讲文明，

2.3.2 钩虫形态特征 本组患者经电子胃镜检查循镜至十二指肠降段和/或球部，镜下可见平均长度约10 mm钩虫虫体，活体半透明，呈灰白色、淡红色或暗红色，多呈现蛇样盘曲，以蠕动为主，可见成虫数条至数十条不等，吸附于肠壁黏膜皱襞处，局部充血水肿，可见针尖大小新鲜出血灶呈散在片状分布，局部少许渗血(见图1A、图1B)。

7.[erdem-d bax saixan]热爱学问的人最聪明，

[er-drɡ saixan]意志坚强的人最优秀。

像这样的“语言文化定型单位”在任何民族语言里都会存在，但是，对于德都蒙古族人民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些谚语绝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而是近千年来蒙古族人民一代一代创造、传承、发展下来的。试想，在1949年前，德都蒙古族人民的生存坏境和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大家虽然不一定是历史专家或者学过蒙古历史的人，但都明白那个时代，蒙古族人民跟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蒙古族人民遭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社会动荡不定，自然灾害频发、瘟疫、疾病肆虐，几乎失去了生存的权利和条件，而且那时，没有最基本的学校教育和卫生医疗条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大多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一代一代地创造、积累，并以口头说教的形式传承下来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德都蒙古族人民即使是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依然求知如渴，尊重知识，倡导科学、视野开阔，思想开放，直到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才站立了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民族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才得以在德都蒙古族地区普遍开展起来，蒙古族人民追求文明、探求科学的愿望才得以彻底实现。

二、借词的“转型”过程

所谓“转型”，是笔者提出来的，旨在区别固有词和借入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的差异，“借词”，言外之意就是从别的语言中借来的词，但借入的词，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不一定始终是以“客体”的身份被运用在“受惠语言”之中的，有的或者说绝大多数借词都会在“受惠语言”这个新的环境里，逐渐发生变化而被彻底接纳，取得“受惠语言”成员的资格，具有了生成能力，形成大小不同的“词群”。在语言学界，一谈到语言关系问题的时候，人们总是要谈到借词的问题。因为这是语言接触影响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语言学家认为借词是任何语言中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也是促进语言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借词一般是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日常频繁接触、交往，由口头吸收；二是通过文字翻译，由书面语吸收。此外，在我们国内各民族语言之间还可以同过新闻广播、电视传播等途径相互吸收对方语言中的某些词语。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由于民族间的关系和相互交往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吸收借词的途径也不完全相同。在德都方言里，最突出的是吸收藏语言的词和有关藏传佛教词语。其次是阿拉伯语、维吾尔语和汉语等。例如：lam(喇嘛)、duke(经堂)、Garaɡ (目录)、bar(印版)、 oɡi (绿松石)、baɡbu：r (带盖的盒子)、laβu：ʃiɡ (藏袍) 、 boibur (香炉)、burem(红糖)、band^j(小喇嘛-班迪)、 namter (传记)、xamiɡ (鞋楦)、ba：m (铁锅)、korl (车轮)、ʃʃi (小老鼠)、bum(10万)、dawa(月亮)、 nima (太阳)、ɡamʃi(大面柜)、mam(母绵羊) 、ɛmid (陌生)、u：ra (回声)、toka (房顶)、 turem(抽打羊毛用的细棍儿)、jnta menta(必须、一定)、ka：m(肾脏)、rm (曲拉)、ma：ma(老母羊)等。其中，有不少是藏传佛教词语被借入到蒙古语之中。例如：nirw(管家)ɡbʃi(格西)、xhamthp ʃɛ:tb(袈裟)ɡbk(格斯贵，俗称“铁棒喇嘛”)、dariɡ(旗子、经幡)、mai(布施给僧众的茶食)、boibur(香炉)、oir(藏传佛教，哲理)等。

此外，还有来自阿拉伯语、维吾尔语、波斯语、俄语、英语等语言的借词。例如：ɛrki(阿拉伯语，酒)、dɛr(波斯语，火药)、ul(维吾尔语，ul，油灯)phiodl(俄语，封建)、lmnt (英语：元素、因素、要素)、ɛ：(茶)等。吸收的外来词的大部分都成为德都方言词汇的一部分，长期活跃在蒙古语言之中，甚至成为蒙古语的基本词汇，有的已经具有构词能力 。也就说，它们已经蒙古语化(即“转型”)了，不论是书写形式、构词，还是组词成句，都完全符合蒙古语言的语法规律和特点。例如：藏语的[plpor] (香炉)被蒙古语吸收后读作boibur[bibur ]、hra(回声) 被蒙古语借过来读作，而且可以作根词语素，构成新词。如：[u：ra：tax](反响)响应、回音→[u：ra：dax](响彻、起共鸣、呼应)→[u：radu：lag](共鸣器)等。有的已经成为构词语素，可以同其他构词语素相结合组成复合词。例如：bar[bar](印版)→bar-un üsüɡ[bar-un yseg](活字)→bar-un keb[bar-un keb](活字版)bar-un[bar-unuraɡ](版画)；dari[dɛr](波斯语，火药)→dari umšlaqudɛr umʃlax (做火药粒)→dari üsürɡkü[dɛr ysyrɡek](用炸药爆破)→dari-yin umši[dɛr-in umʃ](火药丸、火药粒)→dari-yin qotu[dɛr-in xot](火药盒、火药桶)等。由此可以看出，德都方言的吸收能力和 “消化”能力是十分强大的，它不是被动地吸收，而是主动地吸收，并且在吸收进来之后，还要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进行“磨合”，适应者存之，龃龉者去之 ，不但丰富了蒙古语词汇，而且增强了表达能力。

在我们整理蒙古语德都方言的借词的时候，有些几乎辨别不出它们是借词还是蒙古语固有的词， 如：“”[erden](宝贝、宝物)来自梵语，它已经取得了“主体”身份，成为蒙古语的一个基本词汇，有了较强的生成能力，由它构成了一系列复合词。如：erdeni šiši [erden ʃiʃ](玉米、包谷)erdeni dunɡ[erden du](宝贝)、erdeni[erdenulu:](玉石) 、erdeni sanɡ[erden-insa](宝库、宝藏)，等等。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词借来借去，造成了非彼似彼，非此似此的状况。例如：汉语的“博士”一词在古代为学官名，在《史记·循吏列传》就有“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之说；也是对博通古今的人的尊称，或者是对具有某种技艺或专门从事某种专业人的尊称 。但被蒙古语借入后，指称“老师”、“教师”或“师傅”，即“”baɡši[baɡʃ]，并且具有了构词能力，例如“”baɡšilaqu[baɡʃlɑx](作为词根“”+构词附加成分“”，构成动词，表示“任教、执教、当教员”等意义)、再如：“”baɡširaqaqu[bagʃirxax]作为词根“”+构词附加成分“”，构成动词，表示“好为人师、好以师傅自居”等意义)；也能以“”为构词语素，与其他语素相结合构成复合词 。例如：baɡši bariqu[baɡʃ bɛrax](拜师傅)baɡši[bagʃalax](聘请教员)baɡši-yin suran[baɡʃ -in surɡan kmu：i1](师范教育)、baɡši-yin surauli[baɡʃ -in surɡu：l](师范学校)等。后来又被汉语借了回去，读作“把式”[baʂ]，也写作“把势”，指称专精某种技术的人。如：“论修电脑，他真是一个好把式！”这种互借现象在其他语言里也是存在的。

从德都方言借词的“蒙古语化”(转型化)的过程和现象来看，作为受惠语的蒙古语并不是被动地吸收或借用，而是表现出自主地、自动地“为我所用”的积极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有的就被吸收，并融化于蒙古语之中，成为一般词汇，甚至有的已经成为蒙古语的基本词汇，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表现出民族的自信和开放。在这种民族自信和开放的精神之下，凡与蒙古语基本规律和特点不相适应的借词，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淘汰。例如： 使用了几十年的diyanquwa[dij^janxwa] (电话 )，被utasu[utas](电话)代替；diyanbau[dij^janbau](电报 )一词也被蒙古语的akilan medeɡe[axalɡa：n mede：](电报)所代替；原来借用汉语的bandenɡ [bande](板凳)一词，本来是指用木材做成的供人坐的没有靠背的方凳，或者是长方形的无靠背的凳子，在蒙古语里已经演化为两个不同概念的词了。这就是：sandali [sandal](椅子tüšilɡe-tei sandali[tuʃleɡ tei sandal]，有靠背的坐具)和iseri[iser](板凳，tüšilɡe ügɡei sandali[tuʃleɡ guɛ sandal ] 无靠背的坐具)。

三、创新是语言的灵魂

蒙古语德都方言是现代蒙古语的一个方言片，在语法构造、词语结构、语义构成等方面，都基本一致，没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明显差异，使之出现了一些地域性的特点，最明显的这就是方言词。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论述过了，在这一节里，则着重讨论它的“创新性”，即在母语的基本语法规律、词汇结构特点以及语义构成、语义表达规则等的制约之下，德都方言自身还创造出一系列新的词汇成分，例如：改变了母语某些词的词义、创造适用于本族群使用的一些词语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词义转移。由于某种社会原因，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原来一些词的词义发生了改变，例如：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书面语的词义和德都方言的词义，表面看起来似乎不同，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完全脱离原词词义的概括范围。所以，我们称它为“词义转移”。

(二)自造词。在书面语里找不到它，只在德都方言里存在(也不能完全排除在蒙古语其他方言里的存在)，既不是古蒙古语词的保留，也不是利用其他民族语言的构词材料构成的新词，而是利用固有的构词语素，创造出来的在德都方言中存在的新词。例如：

仅举这些例词就足以说明德都蒙古人民具有很强的语言创新能力，善于从事物的功能、性质、色彩、形态等方面撷取其一，统称其名，或者采取隐喻的方式构成复合词，指称某个事物等。此外，也有个别旧词在现代蒙古语里复活，进入到德都方言里面被普遍使用。例如：“ɡki[aɡ]是指封建时代的一种官名，另一个意义的身份(同音异义)与现代常用词“”medeɡe[mede：](告、报道、情报、消息、通知等)相结合构成复合词“”，表示“信息”义。又如：我们现在常用的“[ɛxraɡ](管辖者、管理者、治即“佐领”，是清代八旗组织中基层编制单位牛录的长官。满语称“牛录额真”、“牛录章京”。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定汉名为“佐领”(2) 早期满旗社会出兵或狩猎时，按照家族村寨行动，每10人选一首领，称“牛录额真”(箭主之意)。明万历29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定300人为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军事编制。 。后来随着这种制度的消亡，它也不再出实现在现实言语活动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它却以原理者)来指称“校长”、“系主任”等管理人员。其实是旧义的转用，即清代八旗制度中的一种官职，即“管旗”，汉语称作“管旗章京”，是专门管理旗的军事、行政、司法事务的官职。因为这种制度的被淘汰，指代这种官职的符号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用来指称非党政部门的管理者或负责人。

从德都方言的发展现状来看，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论是吸收能力，还是创造能力都呈现出十分旺盛的势头；二是与现代蒙古语日益靠近，凡是新词语都基本上来自现代蒙古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德都方言的交际功能，反映了德都蒙古人民开放的胸怀和求新、求美、求发展的心理取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蒙古语与德都方言及其他方言之间存在着“引领统一与个性发展”的关系，即，我国蒙古语各方言都必须以现代蒙古语为中心，学习和普及现代蒙古语标准音，同时也要重视吸收和利用各方言中的包括方言词在内的一切有生命力的成分。这样，不论是现代蒙古语，还是蒙古语各方言的创新能力都更会增强，互促互进，共同发展。这是蒙古语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作者简介] 贾晞儒(1936—)，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从事蒙古语言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9)02-0093-11

[责任编辑：那次克道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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