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观察与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实现高速增长的 难度和成本似乎越来越大。而且看起来经济的高度波动可能已被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取 代。这意味着在“短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背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 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我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试图考察这个长期因素，进一步从资本 形成的角度出发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
我们首先计算了1979年～1998年间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然后在统计上， 我们利用1978年～1998年间GDP的增长率的经验数据对同期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作 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呈现出减速的趋势 ；而在资本-产出比率加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
这个变动模式在资本形成速度上的含义是，资本形成相对于经济增长显得有些“迟钝”： 当经济增长加速时，资本的形成速度并没有相应地加速，从而使资本-产出的比率下降；而 当经济增长下降时，资本的形成并未减速，结果资本-产出的比率上升了。
为了解释这一发现，我们运用了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理论。在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假设下 ，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是资本-劳动比率变动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率之“差 ”。因此，理论解释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改革以来资本-劳动比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发 生变动的时间模式上来。
我们对资本形成相对于经济增长表现出“迟钝”的解释如下：假设投资不断增长，且其增 长持续有效地驱动更多的劳动投入以致资本-劳动的比率没有上升的压力，这时候，除非TFP 在 不断恶化，否则，资本的增长与劳动的增长就会相匹配，从而资本-产出的比率不会随着经 济的增长而上升。换句话说，只要技术的选择不过分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经济的增 长仍有更长的持续性。
从中国近年来的经验看，中国经济在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反而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 势，这说明技术的选择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投资增长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 升。结果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递减，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观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技术变动路径是否出现“偏差”及何时出现了“偏差”对于证实 上述理论解释至关重要。我们计算并给出了1980年～1996年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企 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及其增长率。在此期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有 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而集体企业更快。由于乡镇 企业 是集体部门的主要涵盖对象，这意味着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在快速地上升。而且我们 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而需要从工业组织/市场结构的 角 度来解释。我们的解释是，由于特定的财产制度和需求环境，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介入，导致 了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进入在事实上成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由于国有 企业资本装备水平比较高，竞争实际上就是乡镇企业不断缩小（和赶超）与国有企业的资本- 劳动比率差距的过程。乡镇企业快速的资本深化得益于地方政府在信贷上的支持。地方政府 的介入导致了普遍的过度进入和过度投资。面对过度的进入，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又往往进 一步选择提高装备水平作为竞争的策略，因为地方政府干预使得资本的取得比现有生产能力 的组织重构更容易。
完整的理论解释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收益率变动的时间模式。我们曾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部 门的资本利润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恶化显然已不能为“正常回落”所解释了。
我们进一步发现，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比重和亏损额只是在1989/1990年以后才急剧而持续 地增长。国有部门的利润额减亏损额的“剩余”到1995年已持续为负。这似乎都说明，投资 回报率的恶化确实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时间模式。
从新古典理论来看，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主要可以用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过快上升来 解释。对这个命题的统计检验可以通过估计有待解释的部门利润率函数来进行。
我们期望在统计上发现：(1)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对部门利润率有显著的负面效应；(2)乡 镇企业的持续进入争夺了国有企业的利润，使部门利润率恶化；(3)企业的投资规模对利润 率没有显著的“规模效应”。
我们的回归结果发现，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和乡镇企业的份额的增加对国有部门的利 润率的确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回归是使用1987年～1992年的“面板数据”的估计结 果，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这段时间的下降应该可以用其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以及乡镇企业 的进入来解释。不仅如此，乡镇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也降低了乡镇企业的盈利 能力。为了避免偏差问题，改用一年滞后的数据重新做回归，结果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乡 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和企业投资规模的显著性甚至都显著改善了。而且固定资产的规模 对利润率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效应，1%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值导致了仅仅0.007%的利润率的增 加。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本文进行总结了。为什么在一个劳动力供给如此充裕的经济 环境里，经济的增长这么多年一直步履艰难？答案主要在于资本-劳动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 来上升得过快了，使得投资的收益率在此期间出现了持续的和显著的恶化趋势。虽然改革以 来企业的技术效率或生产效率(TFP)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投资的效率却在90年代以后下降 得更加严重，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以及不断增长的企业亏损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恶化趋势。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下降是一个资本深化速度过快和投资收益出 现递减的结果，而不应解释为短期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1994/1995年以来总需 求的增长下降是经济增长下降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个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的混合型转轨体制。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 竞争使得企业的技术选择显示出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差，使技术路径逐步偏离了要素的自然结 构，资本-劳动比率持续上升，投资收益率持续而显著地恶化。这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 要的体制性扭曲，它的存在导致了过度性地投资和区际间的过度竞争。在转轨经济中，要素 （主要是资源和资金）由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深受捕捉租金的激励驱动，竞相发展利润率 高的制造业。资本的形成不断提高资本-劳动的比率。改革以来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但是并没有伴随真正的资本（所有权）市场的迅速发育。因为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本的所有 权制度，信贷资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政府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