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艰难的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制度论文,高校毕业生论文,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正在稳步从统招统配向自主择业转轨。
这项分配制度的改革又必然带动招生制度、就学方式、办学方向等诸方面的变革。
转轨是艰难的，因为它不仅要求人们的观念随之改变，也需要劳动人事制度有相应的改革与之配套。
转轨中的种种摩擦、碰撞，不断向人们提出新的课题，需要研究，加以解决。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毕业生就业的新机制才得以逐步完善。
从7月1日开始，全国各地应届高校毕业生告别校园，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开始新的人生旅途。学生和家长躁动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比预料的要好得多。”这是国家教委学生司副司长王路江对今年高校毕业生落实情况的基本评价。她透露，截至今年5月26日，教委直属院校90%的本科生和72%的专科生找到了“婆家”，其他部委院校和地方所属院校本专科总的落实情况分别是：85%，72.3%。
这情形令人想起两三个月前有关各方叫苦的声浪：今年全国高校共有89.5万毕业生，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而年初有关方面汇总的需求情况却比1994年减少20%。学生、学校、教委和有关部门无不感到沉甸甸的压力。
如此突出的供需矛盾在短时间内自行化解，个中奥秘何在？王路江副司长的看法是：一方面，每年汇总的需求量有一定的伸缩性，通常情况是实际需求量比预测的需求量大一些。另一方面，国家各级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家教委和一些省（区、市）政府均曾专门发文部署、疏导。这同时也表明，我国高校目前正在推行的“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用人单位同毕业生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机制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统包统分”这个基本计划模式并未真正被打破。
毕业生分配体制的沿革
建国以后，我国按计划经济的模式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形成了由国家统一招生、统包学生所有费用以及统一分配的“统包统配”制度。这曾对缓解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各行各业急需人才的矛盾、调剂部门和地区之间的人才分布、保障毕业生充分就业等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统包统配制度存在明显的弊端：政府统得过死，包得过多，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不能发挥，用人单位和毕业生都很少有选择权。随着高校的专业、层次和毕业生人数的大量增加及经济建设的发展，毕业生分配计划与社会真正需求之间的矛盾、人才短缺与人才浪费并存的矛盾日渐突出，而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都缺乏自我调整、自我约束的机制，又加剧了这些矛盾。80年代中期，劳动人事制度开始改革，“统包统配”的制度和观念受到严峻挑战，改革势在必行。
1983年，清华大学等高校率先用“供需见面”的方式落实毕业生分配计划，减少了统一分配计划的份额，加强了学校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随后几年，这种分配方式得到推广。
这项改革取得重要突破的标志，是1987年北京首次举办由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见面的大型供需洽谈、双向选择会。两年后，国务院批转《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方案》（简称“中期改革方案”），主要明确了三点：第一，高校招生，实行国家任务计划和社会调节性计划结合，后者作为前者的补充又分委培生、自费生等类型。第二，国家任务计划招收的学生，除师范、农林、体育、民族等专业外，上学要交学杂费。委培、自费生交的费用通常更多。第三，学生毕业后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遵循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职业。
“双向选择”的模式使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开始进入高校毕业生分配领域。然而，目前实施的中期改革方案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性方案，它只是部分触及了“统包统配”这个基本模式，对毕业生来说，并不能真正自主择业，仍有许多政策、措施在左右着他们的命运。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劳动人事制度也尚在改革中，学生的专业、培养性质、学校归属、生源所在地乃至性别都将影响到就业；对于用人单位来讲，要接收一个毕业生则须通盘考虑干部编制、工资指标以及外地生进本省（区、市）指标，哪一个关卡亮了红灯都不行。
有人说，目前，“双向选择”是在一只“笼子”里进行的。只不过，对于不同单位不同毕业生，“笼子”大一点小一点罢了。
毕业生请求：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为什么北京的孩子就天经地义地留这儿工作？为什么就不让我留下？……”每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总要收到这类信件。
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市高教局每年下达给高校的“留京指标”（与用人单位接收外地生源毕业生的“进京指标”相对应）约占当年毕业生总数10%左右。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以及许多省会城市也出台了类似的措施。此外，几乎每一个省（市、区），都制定了限制本省（区、市）不同地区生源毕业生流向的措施。比如，同是北京生源，也分城区和远郊区县，远郊区县生源毕业生“进城”得符合有关规定，城里人“下乡”则有奖励。
据称，以上措施一是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二是为优化毕业生资源配置。动机无可厚非，但不少学生对此深感不平。他们认为，外地学生与大城市学生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似乎与优化人才结构的目标相去甚远。其次，过分强调生源所在地，无形中培养了大城市学生的优越感，且导致这些城市人才的流入与流出失衡，不利于人才交流。
限制生源流向的措施还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边远省区倾斜政策，即内蒙古、黑龙江、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10个省区受到特殊照顾：来自这些省区的毕业生，若所学专业为本省区所需的，原则上安排回去就业（多年前从内地到这些省区支边者的子女可以例外）。有的边远省区不管专业需求量如何，一概要求本省（区）毕业生回去就业，而毕业生回去后又缺乏妥善安置，不少学生因此颇多委屈。
这一倾斜政策，原是想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保留较多的人才，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这一倾斜政策受到了强烈冲击。每年都有一批边远省区的毕业生千方百计挣脱政策的约束，异地就业，各边远省区愈来愈难于阻挡人才的流失。于是，有的省区期待更有力的倾斜政策出台，有的省区则采取了更为明智的举措——变卡为引，以各种手段吸引有抱负的毕业生前去工作。
国家教委有关人士认为，对于沿海和偏远地区的学生，对于大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在分配甚至招生等其他环节确实存在某种不平等的现象。比如，1989、1990两年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处于低潮，国家要求各省“包”起来，“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这就形成了“哪里来哪里去”的现象。近年有几个大城市试行征收城市增容费，客观上也强化了这种印象。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主流，毕业生择业的天地较之以前无疑是愈来愈宽广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大学生，不能眼睛只盯住几个大城市。应当有志气到那些目前尚欠发达的地区去建功立业，那里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由于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过于看重工作的地域，为了留在“理想”的地点，宁肯放弃理想的专业，结果虽然在地点的选择上如愿以偿，却在专业上造成了极大的遗憾，以至过一两年又要“跳槽”。这不仅白白耗费了大好光阴，也给用人单位带来了很多麻烦。
市场竞争，当然应当是公平的竞争，但市场也是变化多端的。有时，尽管学生品学兼优，但所学的专业恰巧成为“长线”，供大于求，或者虽然学有专攻，但专业范围太窄，缺少适应性，都可能使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在要求有个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大学生也应努力增强自身的适应性。
学校：期望政策不搞“一刀切”
双向选择也罢，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也罢，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生质量的信誉，引得门庭若市。
今年5月底，记者到清华大学采访时，该校99%的本科毕业生已落实了单位。
学生分配办公室主任毕文淦介绍说，清华毕业生的社会需求情况一直比较理想，1992年到1995年的供求比依次是1:4，1:6，1:8，1:6。即使在社会需求相对疲软的1989、1990年，清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有些紧俏专业如建筑、电子、化工等一度供需比高达1:20多。基础理论专业如生物、力学、材料的需求稍差些，但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供需倒挂的现象。
1995年，清华大学为举办校内招聘会预先邀请了350家用人单位，结果来了500多家。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用人单位的“名牌意识”在逐渐增强，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倍受青睐，一般院校的竞争力明显不能与“名牌”相匹敌。这无疑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几乎在所有国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是用人单位争夺的对象。
然而，毕业生就业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体现学校办学质量的优劣。记者到北京农业大学采访时，该校学生分配处副处长晁栓来说，农大毕业生的就业在农业院校里是数一数二的，可直到今年5月底，也只有80%的应届毕业生落实了单位。他说：“恢复高考后的那四、五年中，农业院校的毕业生社会上抢着要，往后，需求量就变得越来越小。总的看来，我们学校3/5的专业还成，1/5的差一些，另有1/5就很糟糕。最差的专业一次分配率仅有60%左右。”
对此，晁栓来感慨颇多：“农业院校毕业生分配不好，一方面固然有专业设置老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持续处于低迷、徘徊状态，农业科研经费不足。北京昌平县原来的农业局局长叫郑祥和，曾和我私下里达成共识，每年他从农大要两到三名毕业生。结果就要了一年！第二年，他拉了100斤大米来我这儿——挺为难地告诉我，我们没法再要人了，经费紧张……”
“按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抓农业，而且把农业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科技，农业科技人员应当大受欢迎才是。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农业科技人员大量流失，农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困难。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情况。”
“这种状况，对农业院校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最明显的有三点：一是招生滑坡。农大招收新生第一志愿率从1992年的84.2%降到1993年73.1%，去年则降到了70%左右。并出现了减招、新生不来报到和转退学现象。二是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由此引发的一些管理问题增多。三是影响了学校的社会地位。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是同一档次的，如今，农大的吸引力和社会地位已经不能和这些学校相提并论了。”
“全校上下为此伤透脑筋，千方百计想扭转被动局面：改造旧专业开拓专业领域，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在分配环节上，多年来始终坚持优才优用原则，尽可能保护学生的积极性……但收效甚微。”
“农大不是不欢迎市场竞争，问题是怎样参与？从中期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国家没有对特殊行业院校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我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无论是自身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我们都没法与北大、清华去硬碰，但农大的社会效益并不见得比它们差。竞争的同时也应当有保护，对于农大来说，目前更需要的是保护。”
晁栓来进一步指出，目前农业院校之间也存在一些不正当的竞争因素，由于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作崇，农业院校盲目升格（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等）、乱招生现象相当突出，汽车修理、装璜、外贸、烹饪等一些与“农业”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堂而皇之地成了某些农业院校学生的主课。混乱的原因则在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完备的农业高等教育体系。
针对目前的情况，对于象农、林、水、地、矿、油这一类国家需要、但就业困难的专业的毕业生，似乎还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需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宏观上注意调控。
九七后，新机制全面确立，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去年以来，国家加大了招生和就业制度的改革力度，逐步实行“双轨并单轨”——高校招生时，不再区分国家任务和调节性两种招生计划，“两包变两自”——国家包培养变为学生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国家包分配变为大部分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择业的新机制。这就是我国将确立的高校招生——就业体制。据悉，1997年大多数学校将按新制度运作，2000年基本实现新旧体制转轨。
虽说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摆在面前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在高校毕业生的分配与就业中，信息的交流至关重要。目前，供求信息的收集、发布、交流主要依靠两个渠道，一是各种层次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会，二是高校学生处及各系、所学生处，还有教育、人事部门的学生处。近年来，大型的供需见面会费时费力，效率呈下降趋势。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双选会”坚持了11年，成功率越来越低，今年只有400来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协议。原因何在？北京市高教局学生处处长甘北林指出：“热门单位不愿来，热门学校不指望你”、各主管部门的学生处则苦于人力有限，设备简陋，尚无法收集大量的需求信息，发布学生供方信息的网络也不健全，大多靠的是“老关系”。
新的“两自机制”建立之后，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各种层次的就业指导中心及服务机构，收集发布供求信息，为毕业生及用人单位提供咨询。据悉，全国各高校和各省市教委的就业指导中心基本上已建立，但大多和原学生分配处是一套人马，功能亟待强化。北京高教局就业指导中心是较早建立的，目前也只能提供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的信息，全国范围内需求信息的收集还有很大困难，一方面由于用人单位主动提供需求情况的意识还不到位，另一方面，高教局与各高校、外省市相关部门及高校之间的沟通尚处于人工阶段。实现电脑联网、信息共享的目标，尚须时日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对此，国家应有意识地进行扶持，促成有关各方通力合作。
——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体制其他环节如招生、培养、管理方式、专业设置等的改革。
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专业调整，据记者了解，国家给学校的自主权还是挺大的，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学校的步子迈得不大。甚至有些高校为扩大学校规模，盲目扩大一些需求量极小的专业的招生量。
——进一步改革劳动人事制度，为毕业生分配体制改革提供保障。
真正意义上的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形成，实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目标，有赖于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毕业生就业受户口、档案的制约，用人单位接收毕业生受干部编制、户口指标、工资指标等因素制约的现状不改变，自主择业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强化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的立法约束。
有关人士认为，无论是现阶段发育不全的还是建成之后的毕业生就业市场，都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以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使其正常调节供求关系，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高校毕业生分配与就业体制改革进行七年来，国家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足之处在于往往用一个政策把所有学校、学生或用人单位都管起来，缺少分类指导。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分别对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制定不同的法规、政策对其行为加以约束，既是保障毕业生就业市场健康运行的前提，也可避免国家的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调控失于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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