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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4-0026-08
一、追问是人的高贵天性
就目前所知，与其他生物群体相比，人类社会是“问题”最多的地方。人类不仅面临的问题多，考虑的问题也多。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类和动物一样生来有感觉，但只是人和蜜蜂等动物从感觉中得到了记忆，而只有人才从记忆中得到了经验，并通过经验产生了技术，学会了推理。人们由于好奇，对天地万物间许多事产生了疑问，爱智慧就是爱奥秘。[1]所以，科学也发源于感觉，因为好奇也是一种感觉。但与技术不同，从好奇出发的科学探索不完全沿着经验的路向发展，而是独立开拓出一个疑问的空间，并且通过这个空间的拓展使人类不断面对新问题，给文明不断增加理性。科学史展现了这个空间拓展的状况。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文明的性质，在很大意义上取决它包含哪些疑问，如何表达这些疑问。古人把许多疑惑交给神灵和权威，所以古代文明程度较低。古代文明中希腊人提出的疑问较多，因而古希腊文明的理性程度较高。中国古代文化中尽管也有“不耻下问”和“学问”的传统，但所问内容多指向为人处事，鲜指向“物理”和“事理”。对现代人来说，古人的许多疑问都已被“破题”和“解答”，但“破解”旧问题也是提出新问题的过程，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指示文明发展的路标和方向。所以，人类文明史，尤其是科学技术史，当然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也是产生疑问和寻求解答的历史。
可以肯定，追问是人类的高贵本性，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点，是人之所以称为“万物灵长”的理由。但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人类是怎样产生疑问的？疑问的形式有哪些？根据目前脑科学的研究，人类头脑的结构和组织是基本一样的。根据人类基因和文化研究，人类的个体表现千差万别。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会面对同一现象或同一事件，但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疑问，这可能是多元文化的泉眼。文明程度较低的古人，由于地域上的差别，对风云雷电、日月星辰、植物荣枯和动物生老病死这些地球上的共同现象编织了不同的神话；而在现代文明中，这些现象用统一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不过，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统一解释，并不能排除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兴趣。在现代科学统一的面具下，是各种没法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观点。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里，由于利益、价值观、族群、社会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疑惑会被引导和激发。比方说，中国人过去考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现在考虑“如何致富”、“怎样发展”的问题。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生前，国际上普遍存在对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疑问，战后一些英美公众则发生了对布什和布莱尔发动战争的理由的疑问。台湾2004年3月20日大选后，蓝营和许多民众对陈水扁临选“遇刺”产生了疑问。针对其发展的态势，也要思考如何应对的问题。这些疑问差别很大，产生的基础也很复杂，有的受到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利益等因素的引导，又受到诚实、理性、公正等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支撑。尽管推动文明进步的因素极其复杂，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简单地说，是“追问”和“创造”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或者说，“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是不可想像的，具有问题意识是对学术活动主体的基本要求。20世纪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问题
开始，科学家针对问题提出各种竞争的理论(TT)，经过批判和选择(EE)，最后又归结为新的问题
。[2]这在科学哲学中算是名家之言，是对科学发展的一种抽象。不过，科学从问题开始，问题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现代科学研究可能从个人兴趣开始，从担负任务开始，也可能从偶尔得到的灵感开始，从受到启发开始，或从获得经费的目的开始，甚至从违反公众伦理和道德的罪恶目的开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所为。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其出发点就更是不一而足。比如研究《红楼梦》的出发点，研究历史的出发点，研究胡适或鲁迅的出发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等，恐怕就不好说全是问题所引发的了，而夹杂各种感情、目的或动机。人们常常从各种感情和目的出发，去寻找、发现、说明和理解问题。问题的根源是客观事物，而发现问题则要靠头脑或人心。
但是，人类头脑里“疑问”所蕴涵的文化信息，会因语言文字的不同特点沿有差别的通道传输，顺着有差别的方向延伸，形成有差别的“疑问空间”。这表现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形式中，对“问题”的表述和理解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汉语和英语对“问题”的表达就有明显的差别。汉语的表达有较大的模糊性和弹性，但有较大的互换性；英语的表达则要更精确，但互换性小于汉语。比如，英文有26个字母，词汇由字母一维（线）顺序排列构成，是拼音文字。汉字有“点横直撇折”五种笔画，由笔划在二维（面）组合构成，是象形和表意文字。英语语法结构严密，逻辑性强，与现代科学的理性有更大的亲和性。汉语语法结构不够严密，但字词中的信息量大，字词组合的空间大。汉语虽在与世界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进入白话文时代，创造了极多的新词汇，但其本质特点并没有因此消失。
具体来看，和“问题”相关的中英文词汇有：problem（难题），question（疑问），topic（话题），issue（议题），subjeot（题目、论题），theme（主题）等。在英文中涉及这些“问题”时必须说：学生向老师提出疑问(ask a question)；学者要思考或讨论一些题目和论题(think of a subjeet,discuss)；政府要解决的应该是社会问题(solve a problem)；公司、机关或事业单位开会时讨论的应该是议题(debate an issue)；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的也只能是一些话题(discuss some topics,or talk)。显然，这种精确的语义表达，也是近代科学孕育的温床。但在汉语语境中，我们完全可以用“问题”代替所有相关词汇，如学生提出问题，学者思考和讨论问题，政府要解决问题，开会要讨论问题，人们谈论一些问题。汉语的这种表述没出现语法错误，也符合习惯，理解不误会，反而显得更简明。在这里，汉语的模糊性和互换性给简洁表述提供了更多的语义空间，在一定语境中降低了文化壁垒的高度，会提高思想交流的效率。中英文的不同特点，是演化路向不同造成的，反映了文化的多元路向。
不同的疑问观照的对象和内容不同，被表达的方式也有区别，但这种区别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论是在人的头脑里还是在表达的语意中，不同的疑问总有某些相交的区域和联系的通道。就区别来看，说科学发展是由“难题”(problem)推动的，要比说科学发展是由“疑问”(question)推动的更具有解释性。在汉语中，难题最能聚焦注意力，议题、课题、话题等要略逊一筹。但有些难题有了解后会变成不值一谈的话题，有些话题在扯开后可能引出十分重大的课题甚至难题。有些课题看起来不是难题，却可能包含许多难题在里面。有些议题可能就是个大难题。有些话题则是人们常常甚至永远要谈论的问题。
总之，科学生长在“疑问的空间”，其根系和枝叶都是盘根错节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越出了疑问的空间，甚至超出了理性的范围，显得无限丰富和复杂。这是因为科学毕竟是人的事业，“疑问空间”是人类文明所特有的，这个空间的出发点和坐标是人类的感觉、理性和某些价值理念，这个空间中也容纳了包括感情在内的复杂的人文因素，这个空间是文明传承的一个铰链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平台。
二、科学的视角和方法
科学是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活动，它是由好奇心、惊异、冒险的意识和追求发现的激情所驱动的。但科学研究在面对自然和世界时有它的独特视角，这就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关于求知的四个W(What,How,Why,Who)，但这还不够，可以再加三个W(When,Where,Would)，合成英语中的七个W来分析。分述如下：
第一，What，即“是什么”？这是科学对待自然和世界的基本视角。它耍弄清一个事实，观测一幅真相，了解一种实情。不管是美好的事实还是丑陋的事实，先把事实搞清楚。无论是至善的行为还是罪恶的勾当，要把过程弄明白。不管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要把结果摆出来。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实事求是”。这一点十分重要。
为什么科学的第一视角是“实事求是”？因为人类经常不能够、不喜欢、不愿意“实事求是”。不能够“实事求是”的原因或是愚昧或是被蒙蔽，不喜欢“实事求是”的原因则是好恶倾向，不愿意“实事求是”的原因常是利益或价值选择。对人来说，克服愚昧和蒙蔽、摆脱好恶、放弃利益、忽略价值是困难的和有条件的。按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科学有时候还要冒犯人的尊严，暴露人的缺陷、弱点甚至隐私。[3]在这种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尽管如此，科学文化中的这种直面事实(What)的理性，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在渗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第二，How，即“怎么样”？这是科学对自然和世界奥秘比较具体的追问。人们常认为科学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技术是回答“怎么做”的问题。“怎么做”和“怎么样”用英文都是how，但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别却是明显的。技术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学是要搞清一个问题的状态或状况。
科学中“怎么样”的最好例子是开普勒三定律，它们回答了行星以什么方式围绕太阳运动的问题，也就是说行星是怎么运动的。回答“怎么样”的科学假说和理论还有进化论、板块构造理论、孟德尔定律、DNA的双螺旋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理论，等等。事实上，许多科学假说和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回答“怎么样”的问题。
第三，Why，即“为什么”？这是最能代表科学性质的问题。在深层次上，科学总是要在确定了事实的基础上，去探寻事件或现象发生的原因。自然界并不向人们提问题。“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也就是说，自然界并不向我们主动倾诉它的秘密，即使我们发现了事实或现象，也不等于找到了事实或现象后面的原因。如果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回答“什么(What)是太阳系（宇宙）的中心”的问题，开普勒三定律是回答行星“怎么样(How)围绕太阳运转”的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则是回答“行星为什么(Why)会围绕太阳，按照开昔勒定律所描述的那种方式运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宁愿找到一个现象后面的原因，也不去做波斯人的王。可以说，追问“为什么”，这是科学探索的最深层面。
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要对事实做出某种解释，从某种角度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表明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不能截然分开。实际上，从好奇心或惊异出发的科学探索，在发现事实或现象之后还要追问原因，并在追问原因的过程中面对新的事实或发现新的现象，这就使科学发展变成了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作结，又以问题延伸的无穷过程。
第四，Who，即“是谁”的问题。该问题同时也是Which，即“是哪一个”的问题。第五，When，即“什么时间”的问题。第六，Where，即“什么地点”的问题。科学研究要确定事实，首先要确定事件发生的时空坐标和相应的主体。科学探索要弄清事实和找寻原因，要给出解释和做出预测，时间和地点是两个最基本的坐标。尽管神话也涉及混沌初开、人类起源、世界未来等，但它不十分强调确定的时空位置。科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则十分强调确定的时空位置，尽管这种位置可能是移动的或大致的。另外，科学探索总在最前沿，科学发现总是第一次，科学史上的留名者总是第一或并列第一，没有第二的位置。所以，弄清楚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现了什么事实或现象，提出了什么假说或理论，不但是科学的内容，而且也是科学的要求。
在信息时代，由于知识爆炸和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缺乏的常常并不是知识，而是知道“谁”有知识，或“在哪里”、“在何方”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三点的意义并不亚于前面三点。
第七，Would，即“将怎样”的问题。这是因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不但是解释事实或现象，而且也包括预测事件或现象的发生。预测事物将会如何发展或演化，讨论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这里就不能用Will来代替Would，因为科学预测总是预测，不是愿望，也不是指令，当然也不是绝对命令。
以上七个方面很具体，很朴实，但体现了科学面对事物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也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广义而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七个W所表征的科学面对事物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也表征文明中的理性，它们奠定了学术文化的基础，确定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视角。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等人文科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七个W都是最基本的研究视角或出发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如果偏离这七个基本视角或无视这些出发点，便可能偏离学术轨道或走出学术领域，进入主观色彩明显的意识形态领域、价值理想领域、信仰领域，或者感情和心理感受领域等。
三、科学面对的几类问题
从七个W的角度透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也就是通过学术的视野观察并探究人和自然与社会，所发现的问题几乎是无尽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它们的类型和性质。
1.原始和二手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莫宙访美时曾问杨振宁：“为什么你在物理学上的工作会对数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有两点很重要。第一，选择物理学领域的原始问题，会有较大机会接触数学的基本结构；第二，必须对数学的价值观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杨在解释第一点时说：“理论物理中的许多文章是这样产生的：A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他自己的理论。B说他能改进A的论文。后来C指出B的理论是错误的等等。可是最后却往往发现A的原始概念是完全错的，或者根本没有意义。”杨承认读最新文献是必要的，这可了解别人在想些什么。“但是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4]
杨振宁所讲的原始问题，是理解物理世界的出发点，这里出错容易走弯路，但探索原始问题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具体来看，杨振宁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因此他与李政道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对理解宇宙间四大相互作用之一的弱相互作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他所言从原始问题开始，就是直接面对未知的自然奥秘。如果把科学研究比做探险活动，研究原始问题就好比只身去原始森林探险，而不是参加有明确目标和有人带队的考察，更不是去登泰山或游黄山。
严格地说，纯原始问题是谁也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提出时主要表现为各种猜想和假说。例如数论研究中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20世纪初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测不准）原理，德布罗依的物质波理论等，基本上都可以看做原始问题。在科学史上，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应该说，能解决别人提出的二手问题不容易，但能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原始问题更不容易。常常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科学发展史上，原始问题和二手问题的界限并不是绝对分明的，有的二手问题也就是原始问题。例如；尽管古代也有日心说，但在哥白尼时代，人们都信奉地心说，是哥白尼在1700多年后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论证。同样，伽利略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也是在人们都信奉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情况下重新提出自由落体的问题，并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样的二手问题也带有根本性。
另外，解决原始问题的过程可能衍生一系列二手问题，因为自然界和社会在结构上有复杂的一面。如关于基因的研究最后产生出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及相关的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反过来，解决二手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原始问题，因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如对欧几里得第五公设的研究导致了非欧几何学的产生。弗洛伊德对精神病人的心理分析，导致建立了精神分析心理学，进而涉及人性问题。科学史上这两方面的例子都不胜枚举。再说，有些问题从一种角度看是二手问题，从另一种角度看是原始问题。如牛顿以前已经有人研究了光，牛顿的同时代人也有人研究引力问题，但牛顿直接面对这些自然界的根本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们，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使他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可见，不论是以原创精神解决别人提出的二手问题，还是不受前人思路和视野的限制，以探索的勇气发现、提出和面对原始问题，都会接近科学的前沿，领略未知世界的风景。
2.有解和无解
科学研究领域中许多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被解决了的问题是有解的或可解的。但一个问题是否可解，或者说是否有确定答案，却不一定。科学问题在被解之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就前进了一步，如普朗克对黑体辐射紫外灾难的解决，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许多都是在解决了某些问题之后产生的。
但科学史上也有许多问题在被提出之后，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古希腊人提出的用直尺和圆规三等分角，化圆为方，做两个立方体使之体积等于已知的一个立方体等问题，就是无解的。数学史上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也是无解的。但这些问题的无解本身也是一种解，而且探讨这些无解的问题并不是无意义的，恰好相反，对它们的探索最后分别产生了割圆术和拓扑学。必须看到，科学问题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是否有解。同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相比较，不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就是一种失败的技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也是无用的技术，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屠龙术”。但科学更注重于问题的探索，探索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产生的成果，可能比最初的问题更加丰富，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
在科学探索中，刚提出的问题最后是否能解决，还是未知的。另外，许多被认为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被彻底解决。例如，对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等，尽管已经有了各种假说，但还可能出现新的假说，也可能出现新的支持不同假说的证据。对于这类问题，不可能排除完善、修正甚至推翻原有结论的可能性，恐怕很难得出惟一确定的最终答案。
社会科学领域内也有许多无解的问题。如“李约瑟问题”（注：“既然从古代至中世纪的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姑且先举火药、印刷与磁针这三件），为什么现代科学却是只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呢？”见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通讯》，第12期(1992)，转引自王钱国忠：《鲁桂珍与李约瑟》，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这个疑问支配了李约瑟后半生的学术生命。“李约瑟问题”中的跨文化意识和历史探索情结，深深浸润了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领域，一些学者给出了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但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标准答案。“李约瑟问题”好比大海，答题的探索者好比航海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具有开放性和无穷性。但解题的探索是有意义的，这些不标准的答案整体上丰富了学界对中西文明的认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开放的、有多元答案的问题，让人们逐步看清了自然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复杂性和演化的多种可能性。
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所有问题都是有解的。根据《圣经》，世界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古代圣人有言在先，后辈只要学习理解就行了，问题只是如何理解圣人之言。目前中国中小学教育中的内容，几乎所有练习题都是有解的，而且还有标准答案。但事实上，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有解的，肯定是误解了许多问题。科学上有些问题是无解的，但无解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3.辩论和研究
2000年8月21日举行的中国大专辩论决赛，辩题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靠设施还是靠管理？”结果是主张“靠设施”的正方胜，主张“靠管理”的反方略逊一筹。像这样一个“辩题”，只能用来展示辩论双方对相关知识的占有程度和表达能力、雄辩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反应机敏程度、各队员之间的配合、辩论的风度气质等。尽管会有获胜的一方，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也许并不装在奖杯里。因为辩论的题目限定了表达的空间，正反方的立场是预定的，不管怎么辩，结果都不出要么靠设施，要么靠管理。但实际上肯定不能仅靠管理，也不能仅靠设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管理和设施是不能分开的。某种交通设施的选择和采用肯定体现一种管理思路，是管理理念、管理规则、管理方法的具体体现。反过来，任何一种管理的理念、规则、方法，也要依靠一定的交通设施来体现和实现，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了！从科学探索的角度看，城市交通问题应该是具体的，比如“城市化过程中某市交通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就是科研课题，而不是一个辩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系统的思考，调查实际状况，改变管理理念，采用新的设施，等等。最后方案的选定，还需多方权衡，做出各种取舍。这种取舍和决策，哪怕是经过了辩论和可行性研究，其本质上也不是学术研究，它要通过选择进入实际行动的层面。
就辩论而言，它是比赛性的，问题是预定的，结果是要么正方赢，要么反方胜。科学研究的结果则要看是否符合观察到的事实或经得起重复性实验的检验。科学探索不是比赛，而是探索和创新，尽管科学家们也在探索和创新方面展开竞赛。但也不能认为科学问题不可辩论，或说辩论过程中不会涉及或展示与科学相关的内容。比如，《正方与反方：辩论者手册》[5]一书所选取的辩题就包括哲学与政治学说，法律与犯罪，国家政治与经济，国际政治与经济，道德与宗教，教育、文化和体育，宪法与统治，卫生、科学和技术等领域。围绕这些辩题的辩论肯定会磨砺思想的锋芒，打开智慧的窗口。当然，要做到这样，不但取决于辩题的设计，也取决于参与者的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经常可以看到，人们绞尽脑汁热烈争辩的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科学问题，也没有多少学术含量和人文关怀。科学探索指向未知，答案是开放的，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如果在辩题的设计时想不到这一点，或预先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就容易使辩题成为“严肃的胡话”，使辩论双方的发言变成“漂亮的废话”。比如说，“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技术进步是好事，还是坏事？”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论虽然也能提供知识，但也容易让思维偏离学术探索的方向，因而是一种布下思维陷阱的辩题。为什么呢？因为美是主观的，却有客观基础，所以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价值可能是主观的，如信仰的价值；也可以是客观的，如商品的价值。技术进步在许多方面是好事，但在不少方面也是坏事；对甲是好事，对乙可能是坏事。围绕这类辩题的辩论，最重要的是把握正反方观点的边界。没有科学素养的辩论往往会无视这种边界或越过这种边界，使辩论变成争辩甚至争吵，失去学术探索性，急于驳倒对方的辩论者甚至可能失去应有的人文风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的胜利都可能是谬误的胜利，最雄辩的一方也变成最能误导听众的一方。在一定意义上，所有辩题都隐含使辩论者误人歧途的可能性。辩论者若无视己方观点的边界，便会背离真实和复杂，去拥抱谬误和偏执。对这类“辩论”给予的奖励，也常常是鼓励人们充满热情、兴高采烈地去拥抱谬误。
总之，科学问题是探索性的，科学探索的结论不是预定的，而是由探索过程中发现的事实的走向决定的。在表达方面，雄辩并不能获得科学的根据，最有说服力的是沉默的事实。不能否定辩论者也用科学的方法和道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有可能进行创新性质的探索，但缺乏学术含量的辩题设计会变成一种误导。无视观点边界的辩论，会陷入一种偏执的境地，远离科学探索的轨道。
4.学习和探索
在知识稀缺或由少数人拥有的时代，学习是传承知识的重要方式。但学习寻找的是已知，他的前面无非是他人、古人。在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探索和创造知识显得更重要。探索追寻的是味知，探索者的身旁可能有他人和古人，但眼前一定是“目中无人”。不成功的探索可以留下有指示意义的路标，成功了的探索却只能作为再出发的起点。
关于学习和探索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学生和医生。医学院的学生在校期间要听老师的课，要做习题，要到解剖室去解剖等，这都是学习。老师讲的，不管是通识还是体会，毕竟是已知的。解剖室里有统一的操作规范，解剖所能获得的知识也是生理学的基础知识。学生在学习中只获得成绩，不取得成就，而且结果只和自己相关。但当学习毕业后成为医生给人看病，面对的病人是个个不同的，他们的病状也会有差别，即使是同一种病，由于患者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等，也不一定就用完全相同的疗法，开同一个药方。所以，医生的工作是一种探索，而不是学习。这里出了差错，不光涉及自己的责任和能力，而且和别人“性命攸关”了。
在实际中，学习的过程也包括探索，也有探索性的学习，如学生写毕业论文就需要选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得出自己的结论。尤其是素质教育，要求老师把传授知识的教育转变成训练能力的教育，要求学生不要把掌握知识作为最终目的，而要把学习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方法放在首位。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和知识空间极其广阔，学习的能力成了关键，如何学习也就成了一种探索。
在信息时代，关于学习和探索的许多观念都需要改变。“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需要温故而知新。但由于知识更新的频率加快，知识报废速度和报废量不断增加，也需要适当遗忘和放弃。有“舍”才有“得”。在探索的层面上，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不但学，而且思，许多后人奉为圭臬的话是他第一个说出的，奉他为师的人却罕有像他那样探索创新的。只要在学习中不把知识视为固定的东西和单面的东西，并依托广阔的文化背景对现成的知识进行抽丝剥茧，就会打通学习和探索的隔断，通过学习进入探索的领域。总之，在学习中进行多层面思考和多方位透视，也就是一种探索。
5.已知和未知
显然，在科学后面留下的都是已知，科学面对的始终是未知。已知是供学习，未知需要探索。在现代，老讲已知的问题肯定很难讲，因为如果不能独出心裁就要老生常谈。所以，讲已知的问题其实不如探讨未知的问题。但事实上，多数人讲的都是已知的问题，也喜欢了解已知的问题，只有少数人才去碰人类未知的问题。当然，探索人类的未知涉及各种条件，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机会和条件。甚至在近50多年来，真正对人类的文明做出创新性贡献的科学家，在整个人类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的。
20世纪的科学对许多重大问题尚未找到答案，21世纪的科学也未必都能找到，甚至还会提出更多的问题。显然，未知也只是已知的未知，因为人类已经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比如说，你能知道公元3000年科学的前沿问题吗？你能知道100年后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思考题吗？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知的未知已是已知，不知的未知才是未知。对它们，我们只能简单地说“我不知道”，或者说“它们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东西”。看来想不通过探索来说明未知的东西，结果是努力越多，收获越少。或者说，对于未知，离开了探索，你越想说明它，就越不能说清它。这也算一条“未知说不清”定律吧。只有通过科学探索，发现了未知，才可能摆脱这一定律；探索已知的未知，便可能获得发现，把未知变为已知或者发现新的未知。
6.意义和价值
“是不是只有在我望月亮时，才真正相信月亮存在？”[6]爱因斯坦给派依斯提的这个问题肯定没有价值，但有意义。说它有意义，因为涉及“客观世界是否独立于我们的认识之外而独立存在”的问题，还直接涉及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的理解，因为科学家只有通过测量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微观粒子。说它没有价值，是指我们没有注意、认识和接触到的东西，对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发生影响。因为它尽管存在，也是“它”的存在，与我无关。除非我注意、接触、认识或欣赏它时，或者它使我不得不注意、接触、认识或欣赏它时，它才对我的生存状态发生影响。
从一定的角度看，许多重大的问题都是没有价值的，比如“宇宙是怎样起源的？”“宇宙有多大？”“人类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有地外文明存在？”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问题有“意义”。对于许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应用研究，人们容易看到其蕴涵的价值，尤其是技术和工艺的价值。那些有开发性质的研究，如纳米研究、基因研究和克隆研究，则更加有“价值”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肯定有许多问题没有价值，却有意义。有意义的问题是否有价值，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问题所处的社会人文条件。在学术研究中，最关键的是了解问题的意义，看到问题的价值，并且不要把价值和意义当做一回事。
总之，追问不辍，学术研究无止境。
［收稿日期］2004-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