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两国论文,中韩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人论基督教 矣。本文则从一个目前还不为时贤所关心的论题切入，从比较宗教学[1]的角度去揭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而主要是五十年代以来的差异，以显现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生命力，并借此观照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不同特征，这正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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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对这两个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国家来说，其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都是重要的。回溯中韩两国的基督教传播史[2]，其共同点是：古代基督教传道事业的中断、近代西方传教士东来的始终不渝的传道精神以及新旧教传播中艰辛的、而非一帆风顺的曲折历程。20世纪以来，尤其是本世纪50年代以降，中韩两国基督教传播的进程及其现代命运却发生了变化，乃至产生了重大的差异。信徒的数量的增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种差异。且看以下一些数字：
在20世纪前期的韩国[3]：
天主教：1910年为7.35万人，1920年为9万人，1933年为12.76万人，1941年为18万人，1945年为18.36万人。
新教：1910年约为20万人，1945年约为30万人。
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4]：
天主教：1910年为130万人，1918年为190万人，1935年为290万人，1948年为320万人。
新教：1904年为13万人，1914年为25万人，1920年为36万人，1935年为51万人，1948年为70万人。
由于统计数字的年代差异，而且又缺乏它在两国各自总人口数量中的比例，即使在信徒中，也在数量的发展中混有为数不少的“吃教”者。故仅从这些数字作出比较，区分它们的传道事业的孰优孰劣，孰快孰慢，看来是不够的，但我们由此也可大体看出中韩两国的基督教的传播事业在20世纪前期是难分轩轾的，至少是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但是，自50年代以来，中韩两国的基督教命运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先看韩国[5]：
天主教：1953年为16万人，1967年为73万人，至80年代中期为110万人，占总人口的3.1%，截至1989年，有神父15222人，教堂2000多座，它的教徒人数列在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之后，居世界第4位。
新教：截至80年代中期有教徒900余万，占总人口的24%。据不完全统计，在1890年1000人中只有1名基督徒，在30年代，50人中有1名，至80年代，4个人中就有1名新教徒了。目前，希望获得新教神职的学生超过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再看中国：由于缺乏正式分布的数字，对50年代以来中国天主教与新教信徒人数仍不甚清楚，学界通常认为，至1950年，还只有0.25%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6]；当今的情况，据1991年12月31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四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所披露的数字有信徒500多万，牧师1000名左右[7]，不到一年（1992年9月11日）教会领袖丁光训主教在《金陵神学文选》序言中说：“从大的环境来看，我国基督徒一百几十年来始终处在极少数地位，被非基督教以及敌视基督教的思想和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新教人数至今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8]与韩国的基督教新教在国民人口中的比率相比较，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原因何在？讨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现代命运，不仅是饶有兴味的宗教研究的论题，而且也与现代化进程中两国的社会发展密切关联，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本文较多地从韩国的视角切入，同时与基督教的入华史相映照，以示题旨。
在此，我们先从新教（改新教）入韩时的客观环境谈起。
就其传教的视角而言，新教传入时的环境与条件显然有利于它的发展并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历史的基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朝鲜的李氏封建王朝已近衰世，在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面前，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外患与内乱相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其情况正如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所揭示的：“门户开放以后，资本主义侵略对农民经济的打击，执政阶层对外国势力的妥协和屈从；因国际纠纷以及制度改革而产生的政府困难和农民的负担过重；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不顾农民生活贫困的无休止的政争；农村知识分子经济的破落和他们的政治意识、领导能力的提高；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阶层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涌进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掠夺而产生的破落以及他们与农民阶层产生的联系等等。”[9]姜氏在揭示甲午农民起义发生原因的这段论见，也是19世纪末朝鲜社会的全方位的真实写照。有道是，宗教总是对现世苦难的一种抗争和控诉，更是它传播和发展的温床。“当整个世界在他们眼前崩溃之时，在那个历史时期，朝鲜人的确需要倾听一种教义。逃避现实的基督教教义恰好在朝鲜历史的那段时期及时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当时如果没有特殊的传播环境就不会有充足的理由迫使朝鲜人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转向基督教。”[10]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的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福音随苦难而广布，基督教的皈依者随危机而增添，尤其是1907年发生的“信仰复兴运动”，自平壤开始，迅速波及全国，为基督教新教在当代韩国的二度勃兴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基督教的精神觉醒运动成为韩国教会的心灵的新生之表现，至今仍为韩国基督教徒信仰生活的源泉[11]。
本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基督教之勃兴，并一跃成为亚洲基督教势力最为兴盛的国家，更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
我们看到，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与基督教的上升势头几乎是同步与成正比例的。6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工业化成功的背后，韩国也面临着种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韩国社会学家卢吉明在谈到这种宗教发展的社会诱因时指出如下几点[12]：1，社会结构不稳定与不安意识加剧，为宗教发挥其作用提供了土壤与良机；2，由于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拉大，从而导致了社会上被剥夺意识的日益增长，而需求水平的提高一旦与自身所处的境遇发生作用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宗教动机（或宗教冲动）；3，现存价值观、权势及共同体的崩滞，而强调兄弟友爱气氛的宗教团体便可能成为恢复业已丧失的权威集团的重要途径。卢氏所论，确为宗教，尤其是考察基督教在本世纪下半叶韩国增长的时代动因。
相比之下，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社会，未必没有与上述相似的社会政治环境，然而自马礼逊入华传教的百余年间，基督教却在近代中国遭遇到了种种阻力，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排斥与攻击的目标。虽则在这曲折的进程中，基督教的布道事业亦有成绩，尤其在文化教育事业，如兴办学校、创建医院和新闻出版等方面。从表面上看来，中国教徒的绝对数量也有增加，但却不能改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良形象，而那种有意或无意地将西方社会的种种痼疾与弊端看成是基督教直接或间接的产物的论调，更是败坏了基督教的声誉，“何况西教作为列强大炮和商品入侵的伴随物，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帮凶的不光彩使命，时时都在刺激饱受民族屈辱的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反倒强化了保文保种的防御意识。”[13]如发生在本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即为一显证。从而使这种外来的“洋教”难以在中国生下根来，而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纳[14]。遑论50年代后期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顿使基督教信徒锐减，其传道事业也遭到了挫折。虽然自1978年，基督教再次在中国复苏，但此时与韩国的基督教的教势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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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基督教的传播及其现代命运之差异，还应当更多地从宗教自身上找原因，因为社会的客观环境只是为基督教的输入提供了一种外部条件，而输入后的成功与否，则要取决于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起根本作用的内在条件。
第一、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与同属世界性教派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它自身所蕴含的自我革新的传统及变化不息的精神。西方著名宗教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一书中，用翔实的史实有力地说明：基督教作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种推动力量，正是在于它的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精神，而这种精神要努力将自身融入人性之中，并要奋力去改变世界[15]。正是基督教诞生时的原生态及其特征，它的普世主义光焰，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现代韩国，尤其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的韩国，找到了它更好的烛照点。
众所周知，基督教最初是罗马社会的广大下层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绝望，而在宗教上寻求出路的产物，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16]，它确为当时受苦受难的人们提供了一条幻想在“天国”解脱人间苦难的出路。它的那种重人生体验不重高深知识、不以神学为基础的信仰方式，极易与社会下层的民众情绪相沟通，它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与他们之间也有某种亲和性。此外，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也有其特点，与传统宗教——儒教和佛教不同，天主教与新教特别强调作为信徒共同体的教会组织，在韩国，“由于传统上沿袭下来的近代的自发自助集团或利益集团并没有得到发展，因此当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或危机的状态时，人们就会解散这种组织，同时探索作为补偿组织的新共同体并寻求其支持，这时天主教或新教作为新的避风港，便成为大受欢迎的对象。”[17]
基督教这种内在的原创性质，正在前述二战后韩国的社会环境中寻求到了利于自身生长的最好的条件，它原来所蕴含的平等观念、民主思想及人道主义的品格等，在现代韩国得到了现代诠释，于是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便成为人们普遍寻求的一种新的避风港了。
第二，现代韩国勃发时的宗教环境对基督教在韩的传播也相对有利。
韩国的几种传统宗教，如儒教、佛教、道教等，自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年）以来，未能保持其内在的基础，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中，它们拉大了与民众的距离，从而未能成为民众的思想体系而发挥作用，“经历了朝鲜王朝，儒教蜕化为党争和贵贱等级差别的阶级思想；佛教则因统治阶级崇儒抑佛政策而趋于衰败；道教则蜕变为流行于风水占卜先生、衙门文书之辈的民间土俗信仰。因此，称得上传统宗教的这几种宗教，在朝鲜近代史上的动荡时期，对民众的不安全感未能开出有效的妙方。”[18]1984年在一次社会调查中，自认信儒教的人仅1%，特别是在战后出生的一代年青人中，儒教已被目为明日黄花而被冷落，这是因为，“在多元化、组织化的工业社会，在明显存在着相对的被剥夺意识，自我平衡危机以及对情境决定行为的模糊认识的工业化过程中，韩国的儒教要发挥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19]佛教面临与儒教同样的问题，以至它在70年代后期出现了信徒骤减的负增长倾向。
第三，在韩国，基督教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人们在它与人们信奉的民间教派中找到了某种契合点。韩国的一些古老的民间教派或新兴的民族教派的信奉者，他们发现已经尊奉了几千年的神（Hananim），就是《圣经》中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它们是有“姻亲”的，乃至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也是吸引众多信徒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基督教徒不同意把各种各样的中国神灵观念与基督教上帝的概念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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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中韩两国基督教本色化的视角寻求一下两者现代命运差异的深层原因。
在中国，这种本色化的努力，早在明代随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传教时就开始了。新教的自立运动也可追溯到19世纪。在19世纪前期，由于忽略了本土的文化传统，本色神学的工作收效甚微；自19世纪中叶以后，始有进展。在20世纪，尤其在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激发起本色教会运动，它力图把基督的福音植根于中华大地[20]，当年如赵紫宸、吴雷川等神学思想家也从学理层面作过许多的努力，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但就其对中国现代社会影响的层面看，似未能产生过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在20—40年代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也不无进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吴耀宗等发起“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21]。自治、自养、自传这一“三自”原则，无疑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基本条件与要素。由于吴耀宗等人的努力，自此中国的基督教会已不再受西方教会的控制，迈出了中国教会自立运动史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多少年来，让基督福音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国土里得以生根的愿望，无论是在中国基督教教会的实体建设上，还是在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方面，都远未达到所期待的目标。
令人深思的是，同样从域外入华的佛教，经魏晋在中国植根到隋唐而中国化。为什么佛教能够融汇到中国文化中来？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佛教的“本色化”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倘佛教不与中国本身的儒道文化融通合流，佛教不可能有今日的天地[22]。对比之下，不由令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发生了这样的感叹：“如果中国天主教自明朝末叶传入中国后一直顺利地沿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开辟的道路前进，具体地说，如不发生激烈持久的‘礼义之争’，教会又是以开放的态度实行适应政策，承认基督宗教信仰与儒家伦理彼此有相容共通之处，则今日中国很可能成为亚洲基督徒占多数的一个国家，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全部重写。”[23]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假设，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并不顺畅，韩国则取代中国，而成了亚洲基督徒占多数的一个国家。
在韩国，由基督教输入史可知，1784年李承薰等人筹建的朝鲜教会是在北京寻访圣职者未果而自行创立的，论者指出：“研究朝鲜天主教史的学者认为，没有圣职者入国传教，而自发自动的建立教会，为世界传教史上之一特色。”[24]创教者李承薰等人从北京带来了利玛窦等人《天主实义》等圣书，潜心研读，多有心得，笃信上帝的权威与万能，并在李朝“以儒教为立国精神之大本”的氛围下，把基督教理解成能调和与完善儒家学说的一种教派，而不认为在基督教的天主教与儒家的天命观之间有何根本的区别[25]。我以为这可能是朝鲜本色化神学的最早尝试。后天主教虽屡遭教难，但仍有发展，1831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决定建立独立的朝鲜教区，与北京教区相分离。教势复兴，韩国的神学思想家的神学本色化方面多有建树，如丁夏祥在“己亥教难”时所写的《致宰相书》（1839），有力地驳斥了天主教是邪教的谬论，为天主教而辩护，成为日后流行的传教名篇。
的确，韩国基督教本色化的成功之处，恰恰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东方的韩民族本土文化之间取得了某种调和，因而未曾出现过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严重对立，本色化的进程始终比较平缓。至于韩国新教（改新教）的本色化工作，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早在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就大力推广“倪维思计划”（Nevius Plan），奉行自治、自传、自养三项原则，在韩国颇有成效，这对它的基督教本色化的进程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正如白乐浚在其《韩国改新教史》一书中云：“韩人基督教初会，乃系由知性的、道德的、宗教的力量所形成，给予面对腐败与颓落的国民造成了奋发回生的气氛，振起新的生命力，种下基督教新的理想。在这种思想与行动进行期间，国民生活产生了理智的、社会的、道德的、产业的活动，这使具有数千年旧历史的这个国家，迈向新纪元的新生命力活跃起来。至1910年，韩国教会的教势，已达到能完全自力维持、自进传道、自主治理，不须要自国外增派宣教师。”[26]这是韩国新教的“三自”，倘依白氏所论，韩国新教在1910年“三自”的目标就已达到，这至少比中国在1950年才得以完全实现“三自”，要早出足足40年之久，这一点，对50年代韩国基督教势力急剧上升无疑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一点是，“三自”是中韩两国基督教传道事业的共同趋向。但是，要使这一历史上属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中韩两国乃至东亚世界，并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地作出有力的回应，也许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注释：
[1]在我看来，比较宗教学是对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所作的比较研究，它既探讨不同地区与国家宗教之间的发生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的事实联系，也着力于两者之间的横向比较，而不管它们之间有无直接的影响联系。
[2]关于中韩基督教的输入史，容当另文详述。
[3]此处的统计数字据蔡茂松的《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554页、赵匡为主编的《世界宗教总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0页、斯潘塞·J·帕默：《世界宗教概览》（韩国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等书综汇而成。目前，笔者尚缺少90年代韩国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统计的最新资料。
[4]此处的统计数字据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250页、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等书综汇而成。
[5]据赵匡为主编：《世界宗教总览》，前引书，第358—360页。
[6]据张化：《基督教早期“三自”的历史考察》，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7]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委员会1993年出版，第433页。又，F·斯托克韦尔在《当代中国宗教》（Foster Stockwell,Religion in China Today,New World Press,1993,P.162,P.200）一书云：在1991年中国大陆地区大约有天主教徒360万，新教徒约有550万，这一材料显然来自于中国方面的统计，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四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所披露的数字大体吻合。
[8]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前引书，第457页。又，据资深基督教学者林治平估称：大陆的基督徒占总人口的5%，香港也占5%左右，台湾则为3%，这一比率，看来是大大偏高的，至少就大陆的情况是如此。见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论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版。
[9]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10]斯潘塞·J·帕默：《世界宗教概览》（韩国篇），前引书，第61页。
[11][24]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前引书，第574页。
[12]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13]孙竞昊：《西学·西教·近代化—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及相关问题的思索》，载顾学稼、林
、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14]林治平在《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及其贡献》一文中云：“稍微涉猎中国近代史的人往往会对基督教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所以常有人于历数基督教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之余，便不愿接触基督教的教义了。”（载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9页）；李恩涵在《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一文中亦云：“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其直接间接所及于中国文化、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影响，实甚重大而深刻，由此而引起的一些问题，其性质常常是错综复杂的。”（载《道与言》，前引书，第141页）因此，近代中国的基督教的传播史，迄今为止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大多已超出题外，在此不容申论。
[15]参见C·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6]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17][18][19]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前引书，第77页，76页，79页。
[20]参见杜洪荣：《“五四”时期的本色神学思潮》，载《道与言》，前引书；又，吴利明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一书，论述赵紫宸、吴耀宗、王明道、徐宝谦、吴雷川等5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的思想及为神学本色化所做的工作，论述颇详，很可参阅。
[21]见《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这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以吴耀宗为首的40位基督教领袖于1950年7月28日联合发表的，9月23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发，并配发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将9月23日定为三自爱国运动纪念日的由来。
[22]参见邵玉铭为林治平所著的《基督教与中国论集》一书写的序言，前引书，第23页。
[23]沈保义：《人类文化史上一笔智慧和知识的大交易》，载《基督教与近代文化》，前引书，第21—22页。
[25]金胜惠：《五色朝鲜服：韩国的宗教和宗教研究》，载《基督教与近代文化》，前引书，第397页。
[26]白乐浚：《韩国改新教史》，第445页。转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前引书，第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