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新型工业化及其制度供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环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6X（2004）05-0046-07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同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在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为了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进程，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分析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的制度供给，对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本态势及其对新型工业化的制约
我国的传统工业化是成本推进型和粗放式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模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决定了我国将处于资源环境压力的上升阶段。资源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构成对新型工业化的制约：
1.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构成了对新型工业化的制约。我国是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人均水资源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特别是水资源日益紧缺，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全国有300多个城市缺水，每日缺水量达到2000多万吨，每年因为缺水而影响工农业生产数百亿元。全国七大水系和五大湖中，20％-30％已经遭到水质污染，水质污染带来的损失达300亿元。除了由于污染造成水资源缺乏以外，涵养水源的破坏也加剧了水资源的紧缺。例如，由于黄河上游的涵养林以及沿岸森林植被的破坏，近几年来黄河断流也表现得日益严重。由于地下水开采缺乏规划和管理，严重超量开采，水位持续下降。矿产资源供给的前景也不容乐观，仅从石油来看，从1993年起我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2000年的原油进口项目就达到7000万吨左右，今后还要增加原油进口1000万—2000万吨。土地资源损失严重，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了84.2万公顷，而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不足，人地矛盾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总体来看，我国的资源短缺是显而易见的，但资源利用中的浪费现象仍是有增无减；同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自然条件差，发展成本高。65％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33％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区、荒漠区；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活和生产；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如果世界平均的发展成本为1，则中国发展成本与世界平均值的比为：1.2∶1.00。工业发展成本是1.25∶1.00，农业发展成本是1.05∶1.00，基础设施成本1.28∶1.00，区域开发成本是1.25∶1.00。按照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经济规模要扩大2-3倍，资源的消耗将要进一步加大，资源约束是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制约因素。
2.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环境形势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从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最终形成了高代价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相对数量比较高，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相对数量便有所降低。其主要原因是：（1）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进行了环境保护的组织制度创新；（2）1989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置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与法律监督；（3）建立了环境保护的科研机构和环境保护的监测体系。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国家级环境监测网、地市环境监测网、企业环境监测网三级监测体系；（4）建立了中国环境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1994年中国颁布了《21世纪议程》之后，中国初步建立了环境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些基本制度有：环境影响的评价制度，通过法律规定所有建设项目必须有环境影响的评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环境形势不容乐观，水资源日益紧缺，造成了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目前全国有300多个城市缺水，每日缺水量达到2000多万吨，每年因为缺水而影响工农业生产数百亿元。在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农村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由于治污措施不健全，使大气污染相当严重。同时随着经济活动强度的不断加强和车流量的日益增多，许多大中城市车辆尾气有害物质排放量的超标，使大气中的氮氧化和物和臭氧浓度也增加了。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同时，酸雨的面积也大大增加了，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酸雨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80万平方公里。
3.生态环境仍有恶化的趋势，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工业化的重任。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由于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性使用所造成的经济发展成本的相对数量有所降低，但绝对数量仍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环境污染进行了有效的控制，环境成本有所下降，但生态破坏的程度与资源浪费仍在上升，经济发展成本的绝对数量不断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周宏春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为9％～12％，世界银行1997年计算的中国90年代中期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约占GNP的7.7％。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雷明对1995年的环境成本、资源损耗、自然资产的退化、环境保护支出进行了估算，他认为，1955年的环境成本为2199.38亿元，占当年GNP的3.7％，占当年GDP的4.2％。自然资源耗竭的损失为466.69亿元，自然资产退化的损失为1529.30亿元，预防性支出为204.38亿元。从经济发展中的这些环境损失的估价来看，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本是巨大的，因此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本的绝对数量是上升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新型工业化的重任。
4.局部生态环境恶化尚未根本改变，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本仍有上升之势。主要表现在：（1）一些生态敏感区的生态恶化之势尚未彻底遏制。黄土高原地带的水土流失仍然很严重，20世纪90年代末期黄河的几次断流，1998年长江的特大洪水的隐患仍然存在。北方土地的水土流失、荒漠化和沙尘暴现象还在蔓延。全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7.3％。土地荒漠化速度在加快，20世纪90年代达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2）资源短缺之势将日益突出。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矿产资源供给的前景也不容乐观。（3）大气污染与水污染仍在加重。由于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仍占到70％以上，而且较长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观，再加上城市中汽车尾气的排放使得许多城市的大气污染都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废水排放总量仍然呈现增加的趋势，全国的大部分水系都被污染。
二、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颁布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是生态环境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我国生态环境破坏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引起的，其中制度因素是核心。具体表现在：
1.重工业优先模式的弊端。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一国在工业化阶段，往往采取粗放型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但往往伴随的是经济发展的高成本。当工业化实现以后就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选择的重工业优先模式是符合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对中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为实现工业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这一时期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9倍，能源消耗却增长了14倍，有色金属和铁矿的消耗增长了23倍以上。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或超过60％，而根据郭克莎的研究来看，我国在这一时期总要素增长率仅仅只有0.2％，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7％，整个经济增长的97.3％仅是通过资源的大量投入而带来的。按道理，当工业化基础被奠定以后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使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被强化，这样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到90年代这种模式下所留下的隐患一直在持续着。
2.制度缺位或制度执行不力。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着手建立了一系列环境管理的制度，诸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污染制度等。但是这些制度主要是在环境污染的事后治理方面，而生态保护方面的制度和资源利用方面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些有效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污染、水资源浪费现象仍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即使在有些方面建立了制度，但制度执行不力，制度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从环境污染的治理制度来看，中国虽然制定并实施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但由于有些制度本身失效或制度实施效果不好，使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得不到有效控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一直采用计划经济的“命令式”和“补贴式”，但它们不能保证实施效果，收效很低。在资源利用方面，资源价格扭曲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有效纠正，使原材料价格过低，产品价格偏高，助长了资源的浪费。资源核算制度不健全，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源利用等经济发展成本不能在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中显示出来，资源耗竭状况反映不出来，使人们无法进行经济发展成本与经济发展收益的对比，在工业化实现中造成人们忽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
3.政策不合理或政策的失效。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政策大多数是在计划经济或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存在着政策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在环境保护方面强调的行政手段与计划手段多于符合市场经济的经济手段。造成了政策效果不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容易造成人们的思想误解，把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看成是非经济活动，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经济主体的责任；二是政策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暴露出了政策的不合理性。（2）政策的外部效应大。一些政策在实施中产生外部负效应，例如，在污染治理中我们一直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这主要强调排污者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但这种政策对“谁治理”界定不清，使其演化成了“谁排污、谁交费”，由于排污费标准低，企业愿意交费，但所交的费用加入成本中，通过销售过程，转嫁给了消费者，形成了“谁消费，谁交费”，使政策产生了很大的负外部性。（3）政策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政策多为部门政策，政策的法律效力弱、调控的范围小，使政策在具体的操作上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造成了许多政策执行不到位。政策内容上义务性规定多于责任性规定，导致政策界线不明晰，使政策的弹性大。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缺少协调和配套。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制定和实施政策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引导和保护经济主体的合理行为；二是限制经济主体的不合理行为。但是政策本身所存在的不合理性，使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常常造成政策执行中的扭曲行为。
4.缺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制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基本结构，它已为人们创造出秩序，并试图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但是制度这种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制度环境的制约。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来看，环境意识的低下，使一些具有正式约束的制度缺乏良好的文化环境，影响了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环境意识主要是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解度，我国的环境意识差主要表现在：（1）缺乏自然资本的观念。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没有把生态和环境而是仅仅把物质、货币形态的东西看作是资本，在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仅仅强调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积累，没有树立起自然资本的观念。（2）工业化发展中的短期意识导致了短期行为。对一般的经济主体来说，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下，形成了各种掠夺式的经济开发行为，乱砍乱伐、乱垦乱采，而不考虑其行为的长远后果。对地方政府来说，以经济指标作为工业化的考核标准，只管上项目，不考虑环境影响。“先发展，后治理”，将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置之度外。（3）缺乏应有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律意识，在工业化发展中消极被动地对待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导致了许多环保方面的法律在执行中出现了有法不依和知法犯法的现象。
三、资源环境约束下新型工业化的制度供给
中国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加速实现工业化，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这必然加大资源的利用规模，使资源、环境、生态和能源问题更为突出。同时中国人口基数大，截至2003年底，我国总人口为12.9227亿，城镇人口5.2376亿，农村人口7.6851亿，如果继续走其他国家以及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会影响我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载能力，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努力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弱点和弊端，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与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完全相区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了推进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进程，针对资源、环境约束和制度的短缺，在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要加强制度供给。
1.进行工业化的模式转换：建立“成本内生”的工业化模式
在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下，通过治理方式仅仅只能缓解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必须首先转变工业化模式，建立“成本内生”的工业化模式：（1）在工业化的发展观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人与自然的协调为核心，彻底改变把自然视为征服对象的发展观，使工业化发展由对物的终极关怀转向对人的终极关怀，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相结合，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相结合，以降低工业化的代价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净收益。（2）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上，建立低耗能、轻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在工业生产中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条件下的末端控制转变为全过程管理，推行清洁生产和柔性化的工业生产方式。一方面注意生产技术工艺的生态现代化，在生产工艺过程的设计充分考虑资源约束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实施中推广循环经济模式，对残余物进行经济管理。进一步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加强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与使用。通过新的产业政策进行工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调整，进行工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大力推行循环经济。（3）在消费方面，倡导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把生活质量的提高建立在资源的低消费和生态环境优化的基础上，提倡文明消费与适度消费，改进消费结构，加强对消费过程中破坏环境行为的抑制，建立资源环境低负荷的社会消费体系，在消费领域中建立与生产领域类似的抑制高能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机制。（4）在工业技术选择上，围绕环境保护和降低资源消耗建立新技术创新体系。一方面研究、开发和推广无污染的新技术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新技术，另一方面，研究和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工业新技术，降低资源浪费，拓宽工业化的资源利用空间。（5）在工业化的评价方面，建立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以工业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来衡量工业化发展的速度、数量和经济效益，以经济发展成本和经济发展的净收益来衡量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生态效益。
2.建立质量型低成本运行的工业经济体系
质量型低成本运行的工业经济体系是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数量型高成本运行的工业经济体系相对应的。这一工业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有：
（1）制定工业产业政策与工业产业规划时把各种工业产业、各种产品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严格限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发展；积极扶助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的产业发展，重视科技进步在企业技术升级、治理污染中的作用，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应从我国工业化自身的特点出发，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和模式。我国的关键是调整工业产业结构，转变传统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工业结构调整要拓宽视野，按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进行重新调整，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使工业布局、产业布局在更高层次上合理分工，协调发展。
（2）推行清洁工艺，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针对我国资源贫乏、利用率低的现状，在新型工业化实现中必须将资源节约放在首位，注重资源节约型工业产业的发展。利用企业升级中的技术改造和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尽快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变粗放型为集约型。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纳入资源环境因素，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生态经济规律，以最小的工业经济发展成本来改进环境质量；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从根本上解决工业生产污染问题。要加强清洁生产技术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和使用，及时转化为现实的污染治理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是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载体；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环境保护的投资效益是1∶5或1∶6，可见环境保护投资的经济效益是很大的，由于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私人投资无法控制搭便车，因而在环境投资上要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政府的直接投资。
（3）强化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环境管理力度。把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相结合，在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生态经济系统的整合，在技术系统的连结下，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功能对接起来，在保持生态环境系统容纳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严格控制国家限制性和禁止性工业产业；要坚决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坚决实行环境保护预审制度；从境外引进生产设备时，应优先考虑先进设备和工艺，但同时也要相应引入环保设备，以防止生产设备和环保设备的脱节和污染的环境转移；由于乡镇企业发展与布局缺乏规划、设备简陋、工艺落后、管理和技术水平低等，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所以除了要关、停、限制或整改一批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和淘汰乡镇企业落后设备，还要结合中心乡镇建设加以集中发展，特别提倡每个乡镇划定一个工业小区，所有企业必须在小区内审批发展，这样便于规划管理、集中处理污染及节约大量资源与能源，产生集聚和规模效益。
（4）大力发展环保型工业产业。要利用政策倾斜驱动和政府推动来加速消除工业结构性矛盾：研究新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充分运用税收、信贷、折旧等经济手段限制粗放经营，鼓励集约经营，对因从事环境保护活动而造成利益缺损的工业产业，要制定优惠政策和补偿机制，鼓励污染企业搬迁，建立无污染、少污染示范区；对于兼并、组建规模化的企业集团，除了保持原排污总量指标外，还应优先增拨剩余总量，重点用于新改扩建工程；而对那些有害于环境质量的产业，要采取强制性措施，限制其生产和发展，包括责令限期改造，冻结投资，禁止发放新增贷款、扣回贷款等，促使环境资源的配置朝着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发展；积极培育和扶持环境保护产业这作为调整结构性污染的突破口。重点攻克符合国情的污染治理技术、生态破坏恢复技术和综合利用技术；要积极发展性能先进、高效经济的污染治理设备、资源综合利用设备、节能和节水设备，实施环保工程、农业生态工程等，形成环保支柱主产业，发挥技术市场规模优势，增强治污技术装备和能力。
3.完善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经济发展成本内化的工业化模式”为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确定了方向与原则，“质量型低成本运行的工业经济体系”为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但是新的工业化模式和工业经济体系又需要政策引导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环境政策选择是从环境资源的角度出发，对经济运行的激励和对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来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中，环境因素的决策通常游离于工业经济决策之外，本质上并没有实现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因此要改变传统决策思维方式及其决策体系，完善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而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或建立相应的决策机构，建立高层次、综合性的协调机构，提高环保机构的权威。二是依靠法制使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化。要制定关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法律法规，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作为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准则和制度，达到程序化和规范化。三是鼓励公众和团体参与，使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利用国家制定的政策、法规和标准，是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最直接和最优先采用的一种手段，这也是发达国家在环境管理方面取得的一个基本经验。其政策体系涉及到产业组织、区域发展、投资体制、财税关系、价格、贸易结构及技术进步等重要方面。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完善的重点是：
（1）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产业政策。工业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其一定时期的工业化发展目标而制定的相应发展、限制工业产业的目标以及保障实现这些目标的各项政策所组成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工业产业结构政策与工业产业组织政策。新型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将保护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环境基础的思想结合到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工业产业组织等政策环节之中，从而使工业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服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产业结构政策的核心在于将各产业、各种产品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确定为产业发展优先序列的重要参考，鼓励重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和对环境无害或有益的产业的发展，同时严格限制乃至禁止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产业的发展，取消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和保护，大力支持环保产业，并把其列入优先发展领域。
（2）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工业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工业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区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工业经济政策。在对一个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正确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该区域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向，以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尤其是优先安排欠发达地区优势资源开发项目，从带动该区域的发展。二是区域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在正确分析区域资源条件的基础上，对本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以适应本区域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鼓励有关林草产业的发展；在缺水地区，则通过限制耗水量大的产业发展而鼓励耗水量少的产业发展，以实现资源持续利用、维持生态环境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三是区域工业产业布局政策。通过合理确定或调整有关产业的布局，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同时，减轻或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尤其是对于在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布局不合理的产业。
（3）可持续发展的工业税收政策。中国可持续发展税收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和完善环境与资源税收体系。环境税实质上是环境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其目的是通过由于外部不经济而引起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使企业积极治理污染，实现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在建立环境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税种齐全、范围广泛、征收力度强的环境资源税体系。我国政府尽管推行了一些资源开发利用的税收政策，如耕地占用税、矿产资源税等，但其计算办法仍不适应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今后，应加快起征CO[，2]等温室气体的燃料环境税、森林资源税、渔业资源税等，逐步把有关部门现行的资源补偿纳入资源税范围。二是根据企业经营或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及资源持续利用的关系及其程度，制定具体的税收条件或减免政策来鼓励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发展与产品生产。
（4）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价格政策。为了有效保护环境和维持资源持续利用，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符合低成本发展原则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将各种资源环境直接投入市场，依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确定、体现资源环境要素的价值，使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再生、补偿纳入工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价值运动和资金运动之中，从而真实地反映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和价值运动全貌。一方面，改变现行的资源价格只计资源开发成本的做法，使自然资源价格至少要包括自然资源开发成本、环境退化成本以及资源利用者成本。另一方面修正与环境有关产品的价格政策。不记环境成本的产品价格政策会鼓励厂商大量无代价地利用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素，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环境退化。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这类产品的价格应包括污染者必须支付清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或支付由于产品生产而造成的环境损失费用，从而通过这种定价政策安排，降低工业化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和破坏，在环境资源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实现新型工业化。
4.建立生态工业经济体系
新型工业化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坚持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和追求经济增长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要做到人、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新型工业化的实现中要处理好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建立我国的生态工业体系。生态可持续工业发展这一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把生产过程纳入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实现工业经济发展的生态化。依据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建立生态工业体系的具体思路为：
（1）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我国环境资源的利用水平。科技进步是人类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最根本的措施。在发展我国生态经济的过程中，要建立鼓励科技创新的技术进步体制，形成科技推广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技术进步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重点推进以土地、矿产、水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开发利用及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为主要内容的资源节约战略，强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统一规划与管理，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在城市普遍实施城市节水工程，推广节水器具和设备，鼓励冷却水、工艺用水循环利用再生利用，节约生产和生活用水量。
（2）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生态工业体系的建设。对现有经济系统运行方式进行变革的对策则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对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建立以高科技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将高投入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效益型和科技型经济。加强重点区域的“三废”治理，在主要城区、重点江河流域和重点工业开发区建设和完善“三废处理设施”，在城市必须率先建立污水处理厂，争取尽快达标投放，控制和治理工业污染源，加快推广清洁生产技术，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硫排放，加快推进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以及危险废物集中处理，以实现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生态化。
（3）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生态工业经济的增长。发展我国生态工业经济增长首先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以高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其主要方向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级化。高技术产业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可保持最低程度的环境污染。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航天等高技术产业是依靠科技、知识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即经济的增长要借助于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而生产要素量上的持续投入，则可限制在最低水平内，因此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废弃物的排放也在最低限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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