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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学”这一范畴，但人的思想却相当丰富而深刻。在当代中国，研究人学，既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能忽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研究邓小平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述，对人学学科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在人”——邓小平从人的视角对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人的问题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他恰好有两段话，从人的视角总结了70多年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是在总结民主革命胜利经验时，邓小平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①]二是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②]
邓小平这两段论述，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经验总结。前者是对第一次革命的总结，后者是对“第二次革命”的总结。对于第一次革命中我们党依靠人民的团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创造的战争史上的奇迹，人们早已熟知，历史亦有定论。这里我们主要对邓小平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关于人的重要性认识的论断作一理论分析。从总体上说，两次革命中关于人的重要性的论述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但历史条件却很不相同。第一次革命中，广大劳动群众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党所领导的革命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翻身得解放的渴望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第二次革命则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在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但中国第二次革命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是在世界进入新技术革命、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开始的。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使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各种新与旧的观念冲突，各种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并最终体现在“人”身上。一切变化的根本都在于人的变化，而一切发展的根本也在于人的发展。历史再一次把大变革的任务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认识到全面调动全体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性。从这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在第二次革命中提出的“关键在人”，决不是无的放矢的无关宏旨的抽象议论，而是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科学论断。只有从对历史的反思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时代脉搏的把握中，才能真正理解邓小平“关键在人”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位哲学家说过，每当社会的大灾难过后，人的问题总是被提到重要的地位。这话是有道理的。邓小平在新时期重新强调人的问题是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对这场灾难经济学家可以测算出中国的经济损失，但却无法估量对人的心灵、精神所造成的严重损害。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③]“‘文化大革命’十年，青年一代中毒相当深。”[④]“‘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⑤]“‘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⑥]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的损失，而是着眼于纠正文革中被颠倒了的是非、善恶观念，纠正不尊重人、任意践踏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错误。他亲自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认识和思想问题，现在看来，从解决人的思想认识入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如果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从人在文革中被压抑的视角来认识到人的问题的重要性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深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作用就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价值了。邓小平多次谈到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那就是下放权力，给农民、企业以自主权，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⑦]邓小平对农民的创造性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农民有两个伟大的发明创造，一是家庭联产承包，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两大创造都取得了预想不到的好效果。
邓小平在看到人在改革中的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也深刻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⑧]。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时，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⑨]政治体制改革更多地涉及到人的利益，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利益。因而，能否处理好人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人”的时代内涵还表现在邓小平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新形势下，我们对问题的分析绝不能仅仅只看到演变的外在条件方面，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稳定、改革、发展的环境需要现实的中国人去创造；历史的机遇需要现实的中国人去捕捉、去利用；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需要现实的中国人去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1世纪远景目标的实现，所有这一切，都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从这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关键在人”的科学论断既具有凝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又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黑格尔说：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青年人之口，含义大不相同。“关键在人”这沉甸甸的四个字，寄托了邓小平多少殷切的希望啊！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的人民本位思想
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一切工作中究竟以谁为本位的问题，不是一个枝节问题，而是根本的问题。这一问题决定着社会的政策导向和价值导向，具有根本的意义。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是邓小平人的思想的核心和灵魂，这一思想既继承了唯物史观和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又在理论上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容，为我们研究人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关于人民本位的具体论述十分丰富，可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民是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⑩]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等等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并认为这是最大的政治，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二，人民是主体。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党正确认识的源泉，是我们党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决定性因素。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1)。某些人提出所谓“精英治国论”，这是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论、人民主体论根本不相容的。
第三，人民利益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关于评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邓小平先后提出过“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标准”。这三个标准归根到底还是人民利益标准。实践的结果是好还是坏，要看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局部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如果在全局上看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要加以否定。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最终都必然要落脚到人民利益上。邓小平多次谈到“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评判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人民性特征。
把人民作为“本”，就掌握了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譬如，我们必须实行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又要注意不能搞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多次谈到一要坚持公有制，二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两条都是从人民本位的角度提出来的，也只有从人民本位的角度才能理解。人民本位观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大局，偏离这个大局，我们就会犯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
研究人的问题，也有许多观察点，观察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邓小平关于人民本位的思想是人的问题的核心，也是基本的观察点，从这一根本立场出发，就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其他人学问题。邓小平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观察点即立场的极端重要性。
1.关于人道主义问题。针对西方某些国家说我们打击刑事犯罪是违犯人道主义的指责，邓小平指出：“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12)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是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正义之举！邓小平还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抽象地讲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不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就分不清是非，陷入抽象人性论的唯心主义泥潭。现实社会是复杂的，而不是理想的和纯粹的。“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13)
2.关于人权问题。我们依法处理了几个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西方某些人就从人权的观点指责我们。邓小平首先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14)从人民本位的立场出发，我们当然强调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少数个人的权利。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上邓小平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5)“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6)西方某些国家拿人权来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国家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才能获得最基本的权利，国家贫弱、沦为他国殖民地，人民就会遭难，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3.关于人格问题。邓小平十分重视作人的人格，“但谈到人格，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比较穷，但是我们要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已经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7)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为追求个人的私利，不惜丧失人格、国格，对此，邓小平作了十分尖锐的批判。这充分表明，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做人，光明正大做事，才能形成自己光明的人格，赢得人民的尊重。
4.关于人的价值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使每个人都能实现其自我的价值。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中每个成员的个人价值的实现，改革就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人才脱颖而出，使每个人都有英雄用武之地。邓小平关于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个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社会条件。但必须指出，水滴不等于大海，个人价值毕竟不同于人民价值。人民主体与个人主体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并不排除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对立和冲突。因此，邓小平多次指出，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牺牲自己的利益。”(18)以人民本位为出发点来认识人的价值问题，他就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为社会的奉献视为人生价值的真谛。他就会把自我统一于人民，统一于社会，在高奏人民价值的雄壮乐章中弹响个人价值的琴弦。
5.关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邓小平认为，人有个性，个人之间也有差异，在工作中努力程度也不一样。“这种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因此，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19)承认并重视个人才能品德的差异，但不能无限制地夸大这种差异。个人才能品德再大，与人民群众相比，总是第二位的。用人民本位的立场观察这一问题，就不会犯夸大自我的错误。邓小平用大量的篇幅谈到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公民。他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20)“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21)邓小平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22)他告诫全党，“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23)邓小平称他是人民的儿子，他以极其博大的胸襟，承认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的责任，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断地解剖自我，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出发来认识和分析个人的去留问题，在实现新老交替之后，他“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24)只有牢固树立人民为本的思想，才能达到如此崇高的境界！
“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把人民本位的思想落实到实处，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落实到实处，就必须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人民是按照各级组织和专业分工联系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在社会实践中造就出大批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领导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人才难得。”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表明把重视人才的思想落实到实处并不是十分容易的。邓小平人才观的要旨如下：
1.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25)。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亲自抓教育，抓科技，实际上就是抓人才。可以说人才问题，是萦系他心头的一桩大事。“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6)得人才者得天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2.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关键是要善于发现人才，大胆使用人才。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人才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并不是没有人才，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要发现人才，必须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打破论资排辈的思想，要敢于启用青年人，“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27)邓小平指出，“人选好了，还要帮助培养”(28)，培养人才，包括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也包括必要的物资投入，从各方面关心爱护人才。他说，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各类人才。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可以给津贴补助。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各类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而不是老是把人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3.团结人才，使用人才。针对左的错误做法，邓小平指出，用人的主要政治标准，就是看其能否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要善于团结一切具有爱国主义的科学家。“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29)
发现人才，团结人才的目的是使用人才。邓小平说，“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30)邓小平还说，“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要放手地用人。”(31)邓小平把能否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作为领导干部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邓小平还从改革干部制度、人事制度方面谈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说：“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因此，我们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32)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老干部，要树立大局观念，带头实行退休制度，使年轻一代尽快成长。邓小平关于人才思想的论述，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人民事业的爱和情，使我们体会到邓小平识人用人、重才惜才的博大胸怀。
“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人的塑造理论
新的历史时代和新的历史任务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国人的素质的现状与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要求形成极大的反差，邓小平以忧国、忧民、忧党的高度责任感强调教育人、塑造人、提高人的素质的极端重要性。
1.塑造人是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在现代社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我国科技、教育还不发达，全国还有近两千万文盲和半文盲，许多地方还是粗放型经营，高消耗，低收益，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3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只有被劳动者掌握并运用到生产中去才能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仍然是第一位的东西。
2.塑造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动力支持。“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有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34)邓小平在谈到人的重要性的时候，曾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5)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犯罪、腐败现象、党风和社会风气下降的现状，邓小平说：“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36)他多次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如果经济发展上去了，社会的风气却变坏了，经济搞成功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必须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艰苦奋斗的教育，优良传统的教育。要坚决克服只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塑造人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邓小平认为，要使国家长期稳定，必须依法治国，“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37)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法制教育才有基础。稳定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是邓小平始终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的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38)1992年，邓小平又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发现靠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中国的长治久安，关键在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39)这是真正关系大局的事，只要把接班人教育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邓小平不仅论述了教育人、塑造人、提高人的素质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对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实际上涉及到人的塑造的目标问题，即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21世纪的要求？邓小平对此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但从总体上看，邓小平对人的塑造的总体设计是“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四有新人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这里，我们想说明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的人的塑造目标的现实意义。四有新人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按照“四有”条件就能得到正确的说明。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许多人对这句话作了简单化的解释，有些人所注意的仅仅是居民的收入和日用品的生产，或者简单地归结为“钱”，这是片面的。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这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必须包含的基本内容。近年来，一些人物质生活富裕了，但精神却非常贫困，有的拜神驱鬼，滥建寺庙；有的花费巨额资金，营造坟墓；有的比阔斗富，一掷千金；有的赌博吸毒，卖淫嫖娼；还有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以非法手段谋利等等。“为富不文”、“为富不仁”的现象表明，仅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并不等于人的全面发展。有些领导干部在艰难困苦中经受住了考验，却在致富以后成为金钱的俘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些“富贵病”在我国已开始蔓延。触目惊心的事实从反面说明，邓小平关于塑造“四有”新人的理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
四有新人的塑造是一项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怎样把塑造四有新人的工作落到实处，怎样找到四有新人的教育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这都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邓小平关于人的塑造论为我们提出了总的目标，许多具体问题还有待人们去研究、去探索。
综上所述，邓小平人的思想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丝毫没有玄辩、艰涩之处，但却在平常话语中蕴含着深奥的哲理。他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始终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同时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邓小平务实求实的风格和战略家的风范。邓小平人的思想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研究这一思想对中国人学理论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2) (13) (14) (15) (16) (17)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35) (36) (37)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380、153、205、9、165—166、176、162、111、34、41、125、345、348、3、151、173、272、3111、273、108、109、381、378、17、369、120、144、190、287、163、380页。
③ (11) (18) (19) (25) (32)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342、337、106、221、326、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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