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优化升级目标和政策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效应论文,措施论文,优化升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8)05-0046-11
一、引言
工业化理论将工业化进程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和按收入水平进行分组的截面分析表明，工业化中期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大都经过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时期，而工业化中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积累的迅速提高和结构的快速转变；二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技术进步加速，表现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高；三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基本上经过了重化工化的发展过程。①
结构主义理论将经济结构变化与长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而不仅仅局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的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不仅具有增长效应，而且属于集约增长效应。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处于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长期过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途径。在目前中国资源环境和需求双重约束条件下，要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迅速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再配置效应，发挥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本文从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就业结构转换效应、第三产业发展的结构升级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探讨如何保持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各种效应的协调互动，剖析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外因素，提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和方向以及体制保障和政策措施。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结构转换效应
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发展，由于各产业的生产率差异导致的收益率不同，资源和生产要素大规模地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制造部门转移，再向服务部门转移，从而保持三大产业生产率之间的基本平衡。与生产结构的转换相似，就业结构也表现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趋势，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程度较强的相关性。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转型的趋势与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的多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吻合，中国产业转型进入加速期，具有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典型特征。但是，与工业化过程中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多国典型事实不相符的是，中国就业结构转型大大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
通过对1978-2006年中国各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②，发现：①第一产业各年指标值均为负值。在改革初期结构偏离度已较高，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偏离度偏离零值越来越远。②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值且较大，说明该产业各部门在这个时期正在接纳越来越多的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这与在此期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上升的情况一致。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值又大幅上升，从1990年的0.93上升到2005年的0.99。这表明，与第二产业在GDP中过高的比重相比照，第二产业正在走一条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路径。③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且逐渐向零值靠拢，这表明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正在向均衡状态靠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第一产业结构偏差越来越大，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越来越小，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差大大小于第二产业。
中国三大产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的状况，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差较大，成为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出的主要部门，但第二产业近年来较高的就业结构偏离度表明第二产业并没有合理吸收从其他部门流出的和正在转移的大量劳动力。由于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而从农业、工业转移出的劳动力，正在大量流入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已成为吸收劳动力最主要的部门。发展服务业对带动就业增加和满足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调整与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1994年起，第三产业就业比重(23％)超过第二产业(22.7％)，2006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达32.2％，第二产业为25.2％。但第三产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结构偏差，服务业内部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具有相当的差异性。与国外相比，在相同增加值产出的情况下，中国第三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已经高于国际标准模式的水平(李冠霖，任旺兵，2003)。从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变化分析，第三产业就业弹性虽然远大于第二产业，但从1986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指标值处于下降趋势，由1986年的0.43下降到目前的0.25。因此，如果不能处理好第三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关系，第三产业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时产出增长不能保持同步，那么，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将会很小。
中国就业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表现：一是劳动力投入偏向第三产业，但全社会产出的技术和投入结构的变化并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投入增长有大幅下降的同时，中国就业的增加主要偏向于第三产业，但是与处于后工业化和经济成熟阶段的发达国家就业结构偏重第三产业的形成机制完全不同，发达国家就业以第三产业为主是已进入以“服务经济化”为代表的成熟阶段才有的特征，与中国当前有着本质区别。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中间投入结构中的份额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第三产业的产业关联特性对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是扩大效果，而在中国，这一因素是缩小第三产业劳动投入的(胡秋阳，2006)。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工业对劳动力的净排出效应迅速增强。中国进入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后，第二产业在生产增长率迅速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迅猛增长。在中国，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就业减少效应大于生产增长导致的劳动投入增长效应，也就是第二产业生产增加没能适应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产生的劳动排出效果，使得中国第二产业劳动投入的增长势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劳动力吸收能力降低(胡秋阳，2006)，这是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三是农业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劳动力减少效应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带来较大压力。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净减少的劳动力对第三产业就业形成了持续压力。
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总体变动不一致的原因包括：一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成为导致就业结构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选择路径是中国就业结构偏离度较高的根本原因之一。三是改革开放后，市场在劳动力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但是仍存在一些阻碍劳动流动的因素，例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乡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制约就业结构调整的制度因素。
三、第三产业发展的结构升级效应
第三产业规模增大和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服务业发展滞后是影响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还是发展的质量来分析，中国服务业与同等程度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近年来服务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但结构不合理、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矛盾仍然较为突出。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服务业的生产性不足，服务业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服务。但是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较发现，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并不低。通过对中国与印度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进行比较③，199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22.1％，1995年仍为22.1％，2000年为24.8％，2004年略升为25％；印度生产性服务业比重1990年为16.14％，1995年为18.3％，2000年20.9％，2005年上升为23.1％。从数据比较分析看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稍高于印度，且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有缓慢上升趋势，考虑到中国和印度统计口径的微小差异，中印两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大体相当。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就简单地得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较发达，服务业结构较完善的结论是错误的。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服务业产出中更大的比例用作中间投入到第二产业及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中，即便如此，中国第二产业总投入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中比例较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并没有在产业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高是生产性服务业产出规模较大的表现，但并不代表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同样高，物流、电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政府垄断经营，政策性进入壁垒高，社会资源不能正常合理流动，以及这些行业定价高于市场定价都是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低的表现特征。三是中国许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第三产业部门参与社会分工的深度不够，以及由于交易成本高，工业企业中大量的本应由市场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物流、设计、售后、资金运作等中间服务)转为由企业内部提供，造成市场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在统计上显示为工业的总投入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
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与国外同等发展程度国家大体相当的状况相反，中国消费性服务业比重大大低于国外平均水平。消费性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足印度的一半④。中国消费性服务业比重低的主要原因：一是长期以来高储蓄和高投资导致消费率偏低，消费增速缓慢是制约消费性服务业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二是各地普遍重视重工业，轻视服务业发展的观念导致消费性服务业得不到健康发展。三是消费结构升级缓慢。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消费品需求结构升级的时期，但是由于消费性服务业价格偏离市场定价、政策引导不够、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可以预计，短期内消费性服务业很难出现像工业消费品一样的普遍和大规模消费时期，需求结构升级到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非物质的精神消费占主体的消费结构还需时日。
国内大多数研究成果注意到生产性服务业对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但忽视了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自身效率和加快发展消费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本文研究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和比重均不低，但存在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低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并存的现实状况。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总体思路：一是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改变电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政府垄断经营的格局，降低政策进入门槛，适当增加进入主体，形成适度竞争格局，提高这些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服务效率。二是推进工业企业和服务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社会化，降低运营成本。引导和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重点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和服务环节，将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大力发展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三是改变政府投资体制和降低政府投资比重，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制定政策鼓励消费和改善消费结构，尤其是要提高消费性服务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
四、产业结构变动中要素投入贡献和资源再配置效应
1.产业之间增长因素变动特点和原因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1980-2006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出增长速度相差无几，第三产业资本投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第二产业。这种变化特点与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相符，表明改革以前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重生产、轻消费政策导致的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和严重受排挤的情况有了很大程度改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人均收入提高以后需求弹性较大的服务行业在资源投入方面开始超过制造业。但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看，增长最快的是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第二产业的差距在迅速扩大。主要原因是相对于产出增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投入增长的差距更大。第三产业产出增长比第二产业仅仅低0.73个百分点，但劳动投入增长和资本投入增长分别比第二产业高近一倍和25％，结果第三产业全部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9.18％，第二产业全部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贡献率仅为45.34％，因此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82％，而第二产业却高达54.66％。这表明改革至今，第二产业增长效率相对较高，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增长效率较低。
从第二产业来看，1979-1990年，产出增长率为9.9％，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都较高。1990-1995年，产出增长率明显上升，增长率提高到15.08％，而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迅速下降，分别下降了25％和48％，结果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到73.53％。1995-2000年，增长率相比上一阶段有所下降，同时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下降幅度更大，分别下降了31％和71％，因而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到79.24％。2000-2006年，第二产业增长率开始回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都迅速提高，分别比上一阶段增长206％和210％，为改革开放后增长幅度最高的时期，从而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下降到42.4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二产业的增长在2000年以后主要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带动，因此在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增长效率有所下降。
从第三产业来看，1979-1990年产出增长率为10.03％，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较高。1990-1995年，与第二产业要素增长趋势不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长率有明显上升，资本投入增长率提高了45.02％，劳动投入增长了7％，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迅速下降。1995-2000年，第三产业保持与前一阶段基本相同的增长速度，资本投入增长率略增，劳动投入增长率下降了54％，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到25.31％。2000-2006年，第三产业产出小幅增长，在资本投入大幅下降和劳动投入略增的影响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率提高到56.45％。
注：II为第二产业，Ⅲ为第三产业；资本的产出弹性设定为0.4，劳动的产出弹性设定为0.6；资本投入指标为固定资产净值加全部流动资金，将估算的全社会资本总量与以三大产业在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累计总额中的比重为权数的乘积计算出各产业的资本投入；价值指标根据不变价计算；括号内数据为要素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作用率。
资料来源：1979-1990年数据引自郭克莎(1992)，其余数据为作者计算。
2.产业结构变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产业结构变动的实质是通过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和流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加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也即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包括存量再配置和增量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高度化效应，二是合理化效应。前者是指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时导致的不同生产率部门的比重变化对总生产率的影响，后者是指由于资源在部门之间的流动降低了经济的非均衡程度，从而改善了部门之间的联系状况而对总生产率的影响(吕铁，周叔莲，1999)。
测算具有不同要素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是M.赛尔昆的资源再配置效应(TRE)模型。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实际测算方法是计算经济总体的生产率增长
与各部门生产率增长加权平均数
的差额。我们根据这一方法测算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见表2)。1979-2006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31％，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6.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3％。如果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相比，中国目前的发展时期与多国模型中的第三阶段接近，未来将向第四阶段迈进。从资源配置效应的比较结果看，中国年均增长率的统计值略微高于280-560美元阶段的0.29％，但低于560-1120美元这一阶段的0.56％。从资源再配置效应的贡献来分析，中国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率大大低于多国模型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21％和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大低于5％和9％，这一统计结果与吕铁、周叔莲(1999)的结论基本相符。这表明，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增长的影响较小，与应该达到的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五、产业升级和就业结构变动的技术进步效应
1.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劳动的质和量的提高、中间投入的增加、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等(钱纳里等，1989)。生产率提高因素并不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技术进步也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理论逻辑出发，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都有极其紧密的联系。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资源和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较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较高生产率的部门得到优先发展，低生产率部门不断淘汰和退出，最终带来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以下六方面：一是技术进步通过改变需求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二是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各产业的供给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是技术进步改变全社会就业结构，实现就业结构从“一二三”向“三二一”或者“二三一”转变；四是技术进步导致新兴产业出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五是技术进步通过改变投资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六是技术进步增强一国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改变在国际产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
三大产业技术变动及其生产率变动对经济增长效率的长期变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卡尔多律指出了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与GDP增长的正相关性和制造业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而Baumol的成本病将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与服务业生产率改进难以提高内在地联系起来(Baumol，1967)。但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的兴起，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日益增强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全社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变动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以及三大产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发生迅猛变化。由于信息技术的运用，主要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显著提高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日益增大使Baumol所言的成本病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中成为并非必然出现的趋势，而制造业比重的降低也未必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大量针对中国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各产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增长和结构变动的贡献度有所提高，但不明显。任艳玲、原鹏飞(2006)的研究成果表明，1996-2003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普遍提高，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整个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各行业的技术效率普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不高。顾乃华(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远未能挖掘出现有资源和技术的潜力，技术效率低下；服务业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弱，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徐宏毅(2004)计算出1992-2002年间生产率对服务业经济增长贡献达30.8％(与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传统观点不同)，服务业技术效率变化不大，且绝对值较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
针对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的状况，重点发展的领域包括三个方面。①协调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含义有很大差异。技术效率对应着“水平效应”，技术进步则产生“增长效应”，前者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而后者不仅可以不断维持下去，甚至还可能扩大。针对中国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际情况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水平效应的技术效率的贡献不显著，未来的发展取向应是，在继续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基础上发挥技术效率对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效应。②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是当前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目前现阶段，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迅速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一是中国处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处于钱纳里描述的第三阶段或第四阶段，对消费性服务业大规模需求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支持服务业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提高的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率提高最为迅速的部门，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二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推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三是服务业技术进步能够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就业的增长。③实施以技术进步为纽带，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的发展战略。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诸多行业，来自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来自本部门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即大多数产业的产出增长来源于本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主要原因在于各个产业之间关联度程度较低导致产业之间技术外溢程度和技术有效扩散程度较低。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各部门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和成熟技术在其他部门的推广和应用，能迅速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同时能改变产业自我循环和产业关联度差的状况。因此，必须促进高新技术向服务业的渗透与融合，用计算机网络、通讯网络等高技术手段改造商业、邮电通信业、交通运输业、旅游娱乐业和金融保险业，同时，通过推广服务业部门的先进技术如信息化成果在制造业部门的运用，以此提升制造业部门的竞争能力。
2.技术进步与就业变动
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作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口外生增长与技术进步，因此，没有长期失业问题存在的余地。一方面技术进步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的作用，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增加企业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开发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和新的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种影响被认为是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效应”。同时，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单位投入的产出规模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上升由此使全社会需求急剧增长，导致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对就业需求的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技术进步与就业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
技术进步通过影响各产业投入规模和投入要素结构而对就业发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技术进步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技术进步如果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实现经济增长，那么将对就业造成负面效应。如何协调技术进步对增长和就业的不同效应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投资增长过快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劳动力增长速度相对降低。2002年以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维持在4％以上。新增就业人员2003年为692万人，2004年为768万人，2005年为625万人，2006年为57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近年来处于下降趋势。同时，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就业人口增速(劳动增长率)明显低于投资增速(资本增长率)。张军(2002)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关系时发现，如果投资的增长能够持续有效地驱动更多的劳动投入到生产过程，并使资本劳动比保持稳定，资本产出比就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这意味着只要技术的效率不断改善，技术选择不会过分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经济增长就会有更长的持续性。相反的情况是技术的选择不断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投资的增长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这将加速资本深化的趋势，结果由于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从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有悖于工业化一般发展规律的道路，中国最充裕的要素是劳动力，但劳动力却不是使用比例最高的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走的是一条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径，这不但可能削弱未来增长的潜力，而且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80年代以来，无论国有还是集体企业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显著而持续上升的阶段。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三大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集体企业中的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上升速度更快(姚战琪等，2005)。劳动力用工成本上升和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是造成资本劳动比上升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劳动比的不断攀升是投资过快增长的表现特征之一，而投资的高速增长来自于以下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二是中国国内的储蓄率持续上升；三是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没有将投资项目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影响及劳动者保护等问题产生的成本内部化，造成企业非理性投资；四是各地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成为推动资本劳动比上升的重要诱因。
协调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工资管制(比如各地的工资指导线和非工资性报酬的审批等)和较低的实际利息率，可能会造成企业加快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减少资本吸纳劳动的速度。因此，放松制造业领域对工资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政府控制，让企业自主决定要素价格水平，将会促进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和减缓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二是调整制造业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改善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使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增加与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同步。三是正确协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产业的协调，带动劳动就业的增加。
协调服务业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要处理的关键问题，一是在加大服务业技术进步速度和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的同时，提高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这就要求必须推进和加快服务业部门市场化改革步伐，使服务业实际生产规模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拢，通过服务业产出规模扩大带来的需求效应提高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加快服务业领域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使市场在劳动力等要素供求决定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中国服务业部门工资制度改革滞后，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要素供求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严重影响了服务企业按照市场机制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选择。Qin(2004)的研究表明，实际工资成本对中国服务生产者的约束较弱，远远超过制造业部门的工资粘性和较高的工资水平导致的成本病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损害。因此，在服务业部门引入市场化的劳动力供求机制，将降低现有的工资水平，促进企业使用较多的劳动力。三是降低服务业进入门槛，促进服务业投资规模的扩大。通过为服务业创造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带动就业的增长。四是加强全民对提高教育水平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认识，普及各层次的教育培训机构，正确引导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对增强未来服务业部门就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非常重要。
六、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总体目标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关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却存在较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提升产业结构必须依靠大力发展服务业来推动。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以重化工业为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应过分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展重化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政策层面看，各地在制定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以及在工作实践中，往往将发展服务业与工业化对立起来，在制定支持服务业和支持重工业的扶持政策时往往存在一定冲突和抵触。有的城市基于发展重化工业的考虑，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偏重于鼓励制造业发展。有的城市基于提升经济结构必须依靠大力发展服务业来推动的认识，偏重于制定鼓励和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
我们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社会发展程度，结合21世纪前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实发展道路及发展目标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其原因有三：一是虽然中国进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轻工业和服务业，但是无论经济结构以重工业为主，还是以轻工业、服务业为主，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高效率的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而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程度，利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长期来看，这是推动经济调整和优化的主要动力。二是从经济发展史和工业化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经济结构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容易导致很多弊端，例如，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内外经济失衡、社会矛盾突出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即使经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时重化工业比例迅速增长，但其服务业也是高度发达、比重不断增长、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甚至在工业化前期这些国家服务业比重也是处于主导地位。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问题是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和部分重工业超前发展，因此，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同时结合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否则经济结构将会出现畸形发展。三是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都面临调整、改造和升级的任务，利用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等手段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中国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必须在对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改造和升级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也是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三个主要手段：一是以技术进步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和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二是利用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成果推动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制造业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三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推动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为核心，使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制度在现代服务企业和现代制造企业中广泛运用，从而使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成为生产率首先得到迅速提高、管理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劳动者素质得到迅速提高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增强的现代新兴产业部门。
七、战略举措和政策措施
1.在健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一是减少政府对经营性活动和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参与，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遵循市场机制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二是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地方保护、市场封锁与产业结构趋同互为因果，互相关联，因此，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三是降低企业退出壁垒。通过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企业普遍存在产业进入和退出成本过高等问题。四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各地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发挥地区优势，从而避免各地区在同一产业上进行低水平竞争。
2.大力调整服务业结构，积极推进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今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作为商品生产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改组改造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3.努力协调发展服务业和吸纳就业的关系
目前在中国服务业中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由于传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和对就业的贡献率很有限，因此过度依赖传统服务业吸纳就业，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本深化带来的就业问题，也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服务业结构。因此，应在挖掘传统服务业就业潜力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扶持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包括发展新兴服务业中就业容量大的社会服务业(例如，物流、社区服务、信息服务等)，通过全面提高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来改善服务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4.充分发挥经济杠杆调节作用
一是制定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引导投资结构，发挥经济杠杆优化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从财政政策来看，应通过投资方向调节税来引导投资方向和促进投资结构优化，从而避免因投资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经济过大幅度波动的风险。除了严格控制土地供给的土地政策以外，应当充分发挥土地价格的调节作用，使地价的高低能够影响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的投资成本，发挥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信号作用：二是深化环境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构建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机制。就资源使用而言，建立各类企业都要为取得重要资源使用权和开采权付费的机制。同时，各地应强制建立起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和安全投入制度。就环境保护的约束机制而言，政府要承担起保护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公共职责，要明确“先支付费用，后取得排污权”的原则，各地要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保护环境目标的实现，通过制定严格的产业投资的环境标准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在环境保护和经济结构优化两个目标之间形成互动和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5.发展服务业与推进新型工业化相结合
在经济服务化和工业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发展服务业与推进工业化非但不矛盾，而且能够在更高程度上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力量。一是随着产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工业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二是信息化是提升工业科技含量、带动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创新、业务流程再造、组织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分析，工业的发展对服务业提出了日益增多的个性化需求和提供数量更多服务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既是随产业分工从工业中分离的独立产业部门，同时工业也决定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和产品结构。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服务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等基本上由第二产业提供。
6.培育跨区域进行要素优化重组的大型产业资本集团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的经验证明，产业的空间合理配置和区域经济合理分工主要不是靠政府推动，而依靠大型产业资本集团来完成。在我国原有体制下，企业对地方政府存在着很强的依附性，缺乏有能力跨地区对资源要素实行优化重组的大型、特大型产业资本集团。这种状况在目前尚没有根本改变。在政府推动建立跨区域的大型产业资本集团的同时，还应该消除限制企业跨区域生产、销售、采购、人员流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措施，为企业能够进行跨区域要素重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
注释：
①王岳平(2001)等人对工业化中期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特征有详细的分析和描述。
②我们通过定义结构偏差系数E来衡量就业结构偏离程度：E=a/A-1，其中：a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其数值等于某一部门产值与GDP的比值；A表示就业的部门结构，其数值等于某部门就业人数与全部就业人数的比值。如果E=0，表明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E与0的差距越大，表明结构的偏差越大。限于篇幅，略去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数值结果。
③本文为分析方便以及数据来源的可得性，将印度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包括运输、仓储及通信服务业，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商务服务业；印度消费性服务业按照印度统计口径主要包括贸易、旅馆及餐饮业，公共服务、社区及个人服务业。按照1997年行业分类标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与零售、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中国消费性服务业包括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由于2003年开始中国采用新的产业分类标准，统计数据口径以及行业分类与以前年份不完全可比，因此，文中不显示2003年以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数据。
④笔者按照两国产业分类的可比口径计算，1991-2005年中国消费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致在9％—12％之间，同期印度消费性服务业比重在25％—3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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