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邑·天民：墨家天下治道及当代价值
陈小刚
(中共平塘县委党校，贵州 平塘 558300)
摘 要： 墨家从“天”视域出发，倡导“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其意在“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和、天下利、天下治”；其蕴藏着整体性、平等性、和谐性的思维特质和多元性、交互性、共治性的理论资源。从“天下治理”视域看，墨家“天下治道”的理念可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而达到“非攻”而世界和谐、守御而国家安全的善治目标。
关键词： 天邑；天下治理；命运共同体；非攻；守御
一、天邑、天民与天下治道
历史文化不是过往的图景，古典智慧也不是僵化的思想。轴心时代的智慧之光思忖着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历史似乎总会以相似的方式出现，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乱、天下变”的转型变化，还是当今世界所处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二者都预设一个共同性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为应对春秋战国时代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危机和“天下乱”的失序状态，墨家给出了“择务而治(从事)”的治理方案。其具体包括： 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 ——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 ——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 ——即语之“兼爱”“非攻”[1]。从而，于内形成政治—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结构性国家治理之道和“尚贤义政”“尚同兼爱公义法仪”“交相利兴利除害节用节葬”“非命尚力非乐自苦”“尊天(自然)事鬼(道德因果)”的价值原则。于外构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民)”的命运共同体①和非攻(兼爱)的和谐世界；守御则使用国家安全的“天下治、天下和、天下利”的原则。如此分而总、总而分、内而外、外而内的“国家治”和“天下治”思想体系，蕴藏天下、国家、地域、官府、乡邑、里、室家、人等立体性的不同层级和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关系等结构性不同维度。在“兼”性治理系统中，“天之邑”(所有国家间)、“天之民”(一切交互主体间)彼此“兼爱”“非攻”、良性互动。于国家间而言，强调“天之邑”(诸侯国或国家)间要以天下治、“一天下之和”(世界和谐)为目标，突出“以兼为正”的平等、参与和“义为良宝”的守御、非攻，最终确立合理有效的天下秩序。墨家的国家治理哲学和“天下治理之道”，可以为应对当下全球性问题、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挑战②等的全球治理③体系、国际新秩序提供思想资源和价值引导。
于全球治理而言，“存在与差异”“一与多”启示着我们：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为，人类正处在“天——天邑 ——天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从统治、管理到治理、善治的转向④，呈现出整体理念、参与理念、共治理念的发展趋势[2]。墨家的天下治理思想，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多元性、平等性的“兼”治方略，类同于今之全球治理思潮。从“天——天邑——天民”视域出发，“治天下”“一同天下之义”“兴天下利除天下害”是墨家天下治理旨趣所在，其涉及价值、规则、主体、对象和有效性等诸多方面。
一是天下治理的目标是“兼以易别”。它是超越人界、国界、种界、民族界界线，构建普遍而广泛的共同价值。
二是天下治理的治理规则体系是以“兼爱相利——非攻——守御”三位一体，并且确保天邑间、天民间的合理秩序。
三是天下兼(共)治的主体。按照墨家的理念设计和历史情况，包括三类：(1)由“‘天’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的各国官府(公权代理机构，代表普遍意愿的贤能政治)；(2)各国间的盟会(类似于正式国际组织)、盟约(类似国际公约)；(3)和平非攻的墨家团体(善守御)和部分纵横家群体。
四是天下治理的对象。其包括三个层次：(1)“天邑”间的安全问题——如何“安国家、全社稷”的问题；(2)“天民”间的基本人权问题，特别是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问题；(3)“天地人”之间的生态关系问题——“(春秋)无义战”而导致生态恶化，诸如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资源过度耗费等问题。
五是天下治理的效果。墨家思想不是纯粹的空想、幻想，而是本于历史、原于现实、用于实践的理性智慧。墨家(特别是墨子)一直都在践行“兼爱”“非攻”“守御”的治理原则，取得了“止楚攻宋”等成就。其治理的有效性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而论，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1)抽象意义上的平等“天邑”和现实国家间存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其治理的效果存在差异性；国有大小、强弱、穷富之分，也导致不同国家在其价值取向上存在分歧。(2)“兼爱”“非攻”“守御”规则体系存在权威性和普遍性不一致的问题。国家中自爱别爱(自私之爱和差别之爱)、饰“攻”者多，而“兼爱”“非攻”能自守者少。(3)诸侯政权、会盟、墨家团体缺乏普遍权威性。其主要表现为：强、大、富之国能否代表弱、小、贫之国的意愿；诸侯国家会盟、盟约的相对松散和不平等的问题，影响“天邑”间的关系。其解决的方式，既有背信弃义撕毁盟约，亦有城下之盟。墨家高举天下道义，“蹈义而死”，但其力量较为有限，甚至多采取“自杀式灭亡”方式解决问题(前提都是为了“道义”)。(4)诸侯国家、诸侯会盟、诸侯盟约、“巨子”及其团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对很多问题都难以达成共识。以上问题也是当今全球治理的共性问题。墨家思想之主旨，通过“天邑”“天民”，意在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兼爱相利、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和谐世界；大小、强弱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以“兼爱”“兼利”“兼食”“兼有”为法仪的“天”维护“天邑”间、“天民”间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大攻小、强凌弱、众暴寡，根除“无义战”“兼并战”和强权政治、霸道政治。墨家认为不能以牺牲小国、弱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大国、强国；“国无大小”，所有“天邑”国家都有自己的正当权益，奉行积极守御性的国家安全策略。这就是“非攻”构建和谐世界、“守御”保卫国家安全的永恒价值。
2.6.2钩藤根腐病常见防控方法有田间排水通畅，避免积水烂根；带药移栽(药液浸根或蘸根)；适期施药，合理选择药剂。
二、非攻与和谐世界
战争与和平，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主题。消弭“攻、篡、暴、傲、欺、辱”，实现“兼”之和谐性，是墨家不懈奋斗的理想。攻伐不绝的“不义战”，是阻碍“一天下之和”的最大因素。从“攻——秩序失衡”到“非攻——秩序重构”的深刻认知和理性建构，使墨家对战争本质开始真正觉悟。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百姓生死、世界和谐的重要因素。一旦战争发轫，百姓必然遭受战乱之苦，国家间关系失衡，天下整体利益受损，和谐世界就会变得血腥而无序。
若要使得“天之邑”“天之民”平等、公义地参与天下治理，共建和谐秩序，就必先让其共存。共存而共治，共治而共存。故而墨家以“天之兼”、整体性为保障机制；以“兼爱非攻”而共存；交互主体间良性互动，诸侯国家间、墨家团体、纵横家共同组织参与；“一兼天下之和、一同天下之义、一兴天下之利，一除天下之害”。这种和谐世界的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抽象意义上的伦理价值。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原则，构建形而上的平等性，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只有真正懂得形而上的那种爱，才会在现实中付出爱的实践，即“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顺”。这样，“天之邑”皆兼爱相利，天之臣(民)皆互助互利，方可从形而上的理性价值和灵魂深处消除罪恶、制止攻伐，走向“非攻”而和谐。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上，墨家团体聚众讲授其主张，墨子及其弟子游说列国奉行“兼爱非攻”。其若为政于诸侯国家，则必以“兼爱”“非攻”之理反对、禁止不义之侵略战争。为了制止战争，墨家可以“摩顶放踵”“赴汤蹈火”“赴义而亡”。可以说，对于天下秩序的重构和国家间的和谐稳定，墨家团体(墨子及其弟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者墨子及其弟子止楚攻宋，二者于各国从政的墨家弟子均以“兼爱非攻”为政；若有违背“兼爱非攻”者，则墨家即与其国君交涉，免除其职务，对其执行墨家之法。
兴天下整体公利，不仅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皆天之臣(民)”履行其生产的基本义务，还预设了一个天下治的稳定环境。所谓“天下和，则利人多”，就是要求主体(个体、室家、乡邑、诸侯国)，特别是“天邑”国家要明察公义之实，不得篡夺、欺诈和攻战，即坚持“非攻”以达到“天下和”而顺天、鬼、百姓之利。非攻⑤是基于公义的契约，反对主体间交相亏害的“攻”[3]。
所谓“攻”(
，
)，《说文》云“击也”，后引申为攻打、攻取之义。“攻”，小则是盗窃、攘取和杀无辜者的个体私利行为；大则为“不义之战”而损公利的诸侯私利行为。“非攻”的主旨在于规范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尤其是诸侯国以攻战为特质的私利行为。此处，“非攻”与“攻”的不同界定，呈现出战争中的公私区分，即“攻为私，非攻利公”。
战争的深处是政治的博弈，而政治的内在要领是经济。所谓战争，是经济交流后的延续，也是基于物质能量或社会信息的流通性⑥。权力易发生流变，而财富常常不动，故易于引发战争。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大小不一、强弱差异的国家实力格局，使得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聚敛财富、追求自利，社会陷入了弱肉强食的战争状态。在此社会情境下激发的“非攻”，其目的在于帮助弱者，保其生存与发展，建立一种平衡、节制的理性国家间秩序⑦。各诸侯国若要保持既得利益(得而勿失)和稳定(安而不危)，就必须执行“非攻”原则，以便于协调“天下之公利”与“各诸侯国之私利”。墨家否定“攻”(战争)而坚持“非攻”原因有三。其一，军队或师徒(士兵)的运动致使“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影响天民(社会成员、天下百姓)的经济生产。其二，“攻战”在结果上的不利影响：人口死亡⑧，生产者减少；战备、物资的大量损耗⑨，使得原有财富或“天下公利”受损；国家或社稷倾覆灭亡⑩，使得部分共同体消失，民众之利和公利受损。其三，对于交战国来说，“攻”(战争)是交相亏而“两不利”的损利行为。《公孟》所云：“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简言之，攻战是夺民用、废民利的不义之举。
对于“社稷主人民正”的国家公权代理者来说，就涉及为政者(尤其是天子、诸侯、国君、王公大人)的战争观，即“非攻”与“攻”的价值厘定。“攻”是一种非生产、非创造的自利观，是相互掠夺和战争，“利”(公利或财富)会减少。“非攻”是一种益于生产、创造的整体公利观，“利”(财富)会增加；同时追求和创造“利”的行为本身就是公利与自利的统一。“非攻”有两个维度。其一，从共时性上看，国与国、乡与乡、家与家、个体与个体的相互侵占掠夺，只强调主体的私利，忽略主体间(关系)“交相利”的整体性。其二，从历时性来审视，国与国、乡与乡、家与家、个体与个体间的相互侵占掠夺，强调其当前之利，忽略了长久的整体之利。因此，为政者(仁者和贤能者)依据公义和“兼爱”的原则，“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得随意使用国家(公权)暴力机器而发动战争。其中，关键是要形成“兼爱”和公义为指导的“非攻”式战争观
。墨家认为，战争的正义
与否不仅取决于天(民)意，更取决于道德上的正义性和整体利益上的保障性：“非攻”即符合义利、天(民)意标准。因此，战争是具有道义性和伦理性，不可饰“攻”而违背战争的伦理规范
。
值得注意的是，征伐、诛并不等同于“攻”。夏禹征三苗，商汤灭夏桀，武王伐纣，均不是“攻”，而是“诛”；不是私欲的伪装，而是“天志”的显现。禹汤文武圣王之行考虑的是整体利益最大化，而桀纣暴王之行则是针对个体私利，有损于整体公利。征伐的原则是顺天意，即“有义征无义”
；征伐的目的在于保障邦国、民众的整体利益
。所谓礼乐征伐，本出自王者(合乎民意的圣王)，然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无义战”，不再是征(诛)，而是远离了“天意”和“道义”的“攻”。这使得倡行“兼爱”而救济困危的墨子不仅在理论上主张“非攻”，还为实现“非攻”(消弭战争)提供了防御之法，且亲身实践其“非攻”理论。《墨子·公输》就记叙了墨子劝阻楚国进攻宋国的故事。
战争中民众和诸侯国的利益的保障性问题，本质就是整体公利与个体私利的合理性问题。墨家从“天”的维度阐发个体间的平等和诸侯国间的平等(主权)
，其极力阐释作为“天邑”的诸侯国和“天臣(民)”的民众的地位。墨家认为，如果他们(天邑、天民)可以被任意侵犯、攻取的话，那么意味着由诸侯国和民众所构成的天下共同体也可以被侵犯、攻取，即任何主体都可以通过“攻”战，任意侵犯剥夺天下公利和个体私利。显然，这是违背“天民”意愿和“天邑”国家利益的。因而，墨家反复强调“非攻”，从“天邑”和“天民”的视角，规定诸侯国和民众都具有不可侵犯性和平等性(或神圣性)，从而使得天下公利、“天邑”国家和“天民”的权益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非攻”提供了一种交相利的互惠模式。它既保障了天下整体公利或大多数人的利益
，又为包含“天邑”间、“天民”间整体利益的天下共同体之和谐发展创生了良性环境
。良性环境是以“兼爱”为根据，以“非攻”为原则，以天下公义为价值，以天下整体利益为标准，以“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墨子·天志下》)为目标，构建天—天邑—天民间的和谐世界。
也就是说，要实现人类长期和平、社会持续发展，就必须让“天邑”之国家间、“天民”之人民间共同树立、认可、实践有效的和平理念，彻悟普遍的义务和共同的职责。这个理念，只能是“爱、义、利”的统一、“兼爱——非攻——守御”的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性价值。它不仅为国家间提供了“兼爱”“相利”“非攻”“公义”的伦理理论，构建了“道—技—器”的积极防御体系，也给出了“政—邦交—国家实力—止战”的总体国家安全原则。
三、守御与国家安全
“兼爱”“非攻”，为和平与发展奠思想之基，强理论之根，立实践之本，利于国家间的共生和谐和天下之治。然而，在频有攻伐 “天下巨害”的时代，身处“大攻小、强执弱、富侮贫”的“天下失义”中，墨家一方面要高扬“兼爱—非攻—正义”的和谐大旗，另一方面更要“亲民”“约治”而使“国有备、善守御”，确保作为“天之邑”的所有国家的利益和作为“天之臣(民)”的所有民众的合理权益。对于确保“天之邑”的所有国家的利益，墨家的“非攻”“守御”思想对其既进行理论设计、价值导引和技术操作，又提供实践形式和范本。将其归结为两个层次的国家安全保障，一是理论保障，具体分为：(1)最高权威“天”之保障——天，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与独立；(2)道义保障——“兼爱、公义、非攻”。二是实践保障，具体分为：(1)“备、守、御”——国之备、城之守、技之御；(2)墨家巨子团体(组织)，其主“兼爱”，倡“非攻”，举“公义”，善“守御”。其核心要义在于以保障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
为目标，治理暴力和化解冲突为根本。
“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兼爱非攻公义”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天之邑”的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如何“善守御”而确保国家安全。各国都有其国家利益，墨家若仅仅是游说讲解和平之道，大国、强国(意图兼并的“窃疾”之国)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其立场而停止攻伐。故而，“察时政之变而通守御之道”的墨家，为此构建了“国之备、城之守、技之御、贤之治”的总体国家安全策略。
④统治突出强制性，管理更加强调技术上、模式上、经济上、法律上的政策制定，而治理概念更为广泛，它不仅包含了操作层面的建构，而且更注重提供一种机会，搭建一个平台，设计一系列机制或框架来处理全球公域中出现的问题。
所谓“国(国)”，邦也。其字形上包含疆域、人口、兵器，古代指诸侯所受封的地域，于今指有土地、人民、主权的政体。依其字义，国家的构成要素——领土、人口、兵器，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之所为国家，不仅在于土地、人口和政府，更在于其主权。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观念，乃是宗法体制族邦社会，并不具备“主权”的内涵。为了确保大小不一的诸侯国家能够独立、平等和自主，墨家给出的“天邑”“天民”理念，可与之相应。“天”视域下的诸侯国，借助“天之邑”强化与其他诸侯国家之间的互存性、关联性、平等性，其目的在于以“天”为法仪(最高权威)确证这些国家之主权；否则它们在没有最高法仪的保护下，可能被其他诸侯国随意兼并蚕食。“备(
)”字形从人備(备)。其本义指谨慎、警惕
；依循词义而延伸出准备、储备、完备、具备等意
。“备者，国之重也”。治国如履薄冰，须小心谨慎，故而要预先准备，使得“国有备”(国之备，乃国之具)、有具(完备)，则可无患。“安”字形从“女”在“宀”下(见表1)，表示无危险，指安定、安全、安稳之意。其与“危”相对，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易·系辞下》)。《墨子》有“安国之道”“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等表述，意在说明“安”是一种安全、稳定、内不乱、外不危的状态。《墨子》认为“安国之道”的要务在于治理国家忧患。
表 1“安”字演变表
墨家指出国有七患。
92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sensi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soldiers: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墨家认为，“城郭沟池不可守”“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的国防观念，“边国至境，四邻莫救”“ 四邻谋之不知戒”的邦交关系，“尽民力无用、财宝虚于待客”的民困财乏，“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所信不忠，所忠不信”的关系危机，“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大心理，“畜种菽粟不足”的生存困境，都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表明，国家统治者在明了国家安全的“七患”后，必须居安思危，“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上至天子国君，下至黎民百姓，都要有备。若国无备则亡，民无备(粮食安全)则殆：
肥胖孕妇孕期体质量控制，能够显著降低巨大儿的发生概率，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巨大儿的发生率分别为5.00%、18.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袁海琳[10]研究发现，肥胖孕妇孕期定期运动与未定期运动者，巨大儿的发生率分别为3.93%、17.57%，与本文研究结果相似。张菲菲等[11]研究表明，孕期体质量控制能够降低巨大儿的发生概率。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步行运动能够降低胎儿的体积以及脂肪含量。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
每年的清明节，十四团党委都会派水车从十四团团部出发，往一个叫做“七零三”的地方洒水，“七零三”在这一天，成为了所有十四团人洗涤灵魂的所在。
由于五谷不收而馑、旱、凶、馈、饥，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不可治。墨家认为：“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如此民不安则国危也。
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公输》
二是城之守，即主权
理念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墨家主张“非攻”而不“非守”，既要“备”，也要“守”，以守御确保国家安全。面对国家间的欺凌， 墨家提出了以 “城之守”为核心的领土—主权—自卫的国家安全理念。其中，涉及“守”与“城”两个核心概念。“守”，字形从宀，从寸(见表2)。宀指房屋、空间，寸是法度。《说文》云“守官也”，表示官吏的职责、职守
。其本义应为依据法度管理、保持、卫护不可随意侵犯的某一空间。“城”(金文，小篆)，字形从土、从成。 《说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可见，城之功能在于保民
。对此，墨家指出“城者,可以自守也”(《墨子·七患》)。所谓城者，邑也。“邑”(甲骨文)，字形上为囗，表疆域；下为跪着的人形，表人口，合起来表城邑。《说文》云：“邑，国也”。《书》曰：“西邑夏、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皆是。”以上可以看出，古人视城—邑—国为一体。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国都、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大国有成百上千城邑，小国则有一个或几个城邑。城池—国家地域—领土，对应的是“国无大小，皆天之邑也”。天下划分万国，它们也是有大有小的。城是当时各个大小不一的国家地域空间的标识。墨家以城池防御为核心，意在阐明城池是国家领土、主权的标识。所以，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切“天邑”国家可以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和武力攻击而进行国防建设，都有在已经遭到外来侵略和武力攻击时，进行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的权利。“城之守”的自卫意识和主权理念，具体表征为守之道和守之法。所谓守道，《墨子·备梯》载录了墨子与禽滑里的对话，可明晰之。禽滑里问墨子“守道”，墨子对曰:“姑亡,姑亡。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以少间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其慎之，恐为身殃。”面对甲兵起于天下，国家大攻小、强执弱，墨家提出欲守小国之道。此种守道，包含“守”与“不守”。作为领土、主权意识所表征的城，应是寸土不失，保其完整。
表 2“守”字演变表
故而，必先理解何者可“守”。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虽善，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凡守围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楯,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适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则民亦不宜上矣，然后城可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 《墨子·备城门》
上古圣王的战争观，以天命判定公私；三代贤君的战争观，以民本、德性来审视公私；而当时之战争观，表征为春秋无义战，未能厘定公私、义利关系。
三是技之御，即科技防御视域下的国家安全。为了制止攻伐战争，墨家构建以科技为核心的有效防御措施，从而维系“天之邑”国家的安全，确保其合理权益。“御”(甲骨文
)，字形左乃“行”之省写，中为绳索形，右是“人”形，表示人握辔行于道中，意为控制、驾驭。当时，“御”乃“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一，是君子必备的本领。
在全球贸易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也在逐步多元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企业主动出击，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就国家而言，“御”就变成了以技术为核心的驾驭、防御本领。强国、大国之所以可以攻伐弱国、小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凭借就是其拥有的战术兵器。墨家总结出当时天下所用的攻伐之术， “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礮辒、轩车。”为此，墨家设计了与之对应的防御战术，诸如，制高点守法《备高临》、攻城云梯守法《备梯》、水攻守法《备水》、暗道突门守法《备突》、地道毁城战术守法《备穴》、人海战术守法《备蛾傅》以及《备城门》中对城防设施、城防布置、城防力量的细致论述[4]。以上为仅存之数，其余已亡佚。尽管如此，也足以表征为了防止战争，保障国家安全，墨家通过不懈努力所做出的战术研究，及其研究所表现的科学性、实践性。对此，可以通过止楚攻宋事件中墨子在棋盘上的战术博弈来加以澄明：
推荐理由:名为作家的人，总能以有别于常人的视角来理解世界。欧洲文学奇才朱利安·巴恩斯，以一个看似平凡实则不凡的女性的一生，勾连起了从二战到新千年，整个动荡二十世纪英国社会的精神变迁。不断有力又踏实地叩问人生的终极话题：究竟何为勇敢，惧怕死亡是否就是怯懦？作者视角特别匠心独具，处理沉重话题，却笔意风趣。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屈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此外，作为国家统治者若不采取积极防御的国策而懈怠淫佚，就会导致国家灭、社稷亡、百姓苦。所以“备”者，实乃国之重也。在处理“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完，不可以自守”的国家安全问题上，墨家认为，国家统治者应反其道而行之，从国家的构成要素——食、兵、城出发，构建“国之具、国之备”。食者，国之宝也，应构建国家粮食储备；兵者，国之爪也，应构建军事防御；城者，所以自守也，确保国家领土安全。若此，则民劳而不伤、民费而不病、民安而不苦，国家安全也
。
式中：v是清洁机器人的直线行走速度；n是履带驱动轮的转速；r是履带驱动轮的半径；n电是驱动电动机的转速；i是减速齿轮箱的减速比。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也就说“前奏”奏得响，就能先声夺人，引发学生渴望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如果说，先声夺人的课堂前奏是一堂课成功的一半，那么，轻松活跃、余味无穷的课堂尾声，也必使一节课得到升华。
从中可以看出，真正止楚攻宋的关键，不仅在于墨家守御之道，更在于其守御之术、守御之器
。此外，墨家在强调技术在军事中的巨大意义的同时，也强调了兵士的素质和能力。墨家的“非攻—技术—守御”策略，是以技术研制和应用为前提，高度重视技术在积极防御战略中的应用。其策略于今之际，对于国家的军事力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其一，该策略是强化以科技兴军、科技强军的完整军事防御体系
；其二，该策略是战术博弈的思想实验，可以为当今各国之军事演习提供借鉴——非攻、博弈而消解扩张战争[5]。
四是贤之治，即综合实力视野下的整体国家安全。春秋战国时代，天下之所以失序，根源在于各个诸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不平衡，才会有国家间的强执弱、大侮小、众暴寡。这充分说明，“天邑”国家若要共存而保其全，就必须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为后盾，做到“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如此的国家安全包含两个方面：一者没有外部威胁，可以维持国家间公义；二者没有内部混乱，国家治而万民富。它包括四个层次：国之备、城之守、器之御、贤之治。此上所构建的总体安全
为国家独立自主
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亦为和平治理国家打开了独特而宽广的领域。因此，国家要实现“入守则固，出诛则强”的目标，就必须坚持以贤者治国。
研究者们利用中国162个慢性病监测点的调查研究发现，2010年,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1.6%[1]。中国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城乡居民(按照人数计算)的慢性病患病率由2008 年的18.9%增至2013年的24.5%，按疾病别分析的慢性病患病率中，糖尿病仅次于高血压处于第二位，15岁及以上调查人口自报糖尿病患病率为3.5%，10 年间上升了4倍，且农村显著高于城市[2]。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染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墨子·尚贤中》
历史上，我国经历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盛世，亦经历了“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强”的晚清乱世。历史给予我们启示，只有天下贤者治，国家方能发展，国力方可提升，自主而不受制于人、才有话语权。所有“天邑”国家都是由和平而发展，由发展而更和平的
。
概言之，天下命运系于各国及其人民。有着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特质的墨家思想，从“天”的整体视域出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天邑”和“天民”的古典智慧和中国方案。要赢得天下治，建构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世界秩序，就应从“兼—平等—消弭国别、族别、家别、人别”出发，“非攻”止战而和谐世界(自由世界)，积极守御而国家安全，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费而不为备也。” 《墨子·七患》
注释：
① 此类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可能可行的。金应忠先生从“人区别于独立性的群体性内在需要”切入，分析了国家共生关系存在的合法性。由此所形成的国际社会共生性理论所提倡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逻辑，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为“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行性做出了解释。(金应忠. 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J]. 国际观察, 2014(1):37-51.)
②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③蔡拓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 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4(1)：94-106，207.)
俞可平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平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俞可平. 全球治理的趋势及我国的战略选择[J]. 国外理论动态, 2012(10):7-10.)
一是“国之备”，即用忧患意识导引国家安全。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左传》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故备者，国之重也”(《墨子·七患》)，此乃墨家“安国之道”的核心所在。其基本内容涉及“国”“备”“安”三个基本概念。“国”，是理解国之备、国之安的前提；“备”，是国之安的表征；“安”，是关乎国之安的性质状态。
⑤“非攻”根源于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和“尚柔”思想，是墨子“兼爱”主张的要义。
⑥在实践中，人类社会总是有意图地设置关卡，特别以国别、乡别、家别的不同界限来限定社会信息、物质能量本身的流通。就某种国家形态形成来看，其本身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会循着某种路径强化非血亲社会，而弱化血缘纽带。然而先秦时期的诸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以血缘纽带为核心的宗族社会，社会信息或物质能量总是有意无意地被截断，而整个社会本身应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互需流通社会。因此，一种强大的社会渴望和冲击力将会摧毁这些人为关卡，即战争的必然爆发。
⑦这种理性的国家间秩序，是针对弱肉强食行为进行调节与平衡的文明秩序，但本身并不能消灭源于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墨子·七患》
⑧百姓冻馁、疾病而死，士兵战败(丧师)而死，使得人口减少。
⑨兵器、战车等军备靡弊，牛马肥往瘠反或死亡，粮草物资辍绝而不继。
⑩“鬼神之丧其主后”，即君死国亡不可胜数。
对于“守”与“不守”之道，《墨子》提出了五不守：“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畜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墨子·杂守》)墨家对于“守”与“不守”之间的区分厘定，既有理性分析，又有具体方法原则，具有较强的可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形成了“守之道—守之法(原则)—守之人”一体化的守城安国之道。
根据现代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正义战争从宏观角度包含五个要点：合法政权领导；正当理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正当意图(为和平而战)；正当的手段(战争手段的损失不能高于它所带来的利益；手段必须合乎目的即须采用和平的手段)；战争作为一种最后途径(迫不得已的情况)。从微观角度说，战争中的正义涉及最佳战略思想和军人个体伦理道德。
在实践中容易造成战争与伦理的割裂。一些饰攻者不遵循道义，以荆、吴、齐、晋为例说明战争可以扩土开疆，牟利而人广。墨子指出此“四五得利，未为行道”，因为这些人没有看到莒、陈、蔡其所以亡的原因是攻战。因此，战争必须有道义、伦理。对于战争中的公私问题，我们必须审视现实主义的战争观，尤其是把战争与伦理完全割裂的观念：契约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时期取消了交战国间的契约，伦理不存在。利己主义认为，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国家都是利益至上，不存在伦理。无能为力主义认为，和平时期伦理道德有意义的，而战争时期变得苍白。
《七患》中有“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其既阐明了征的原则是“有义征伐无义”，更强调了发动的战争的慎重性、谨慎性。
如《离卦·上九》之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这说明“征伐”与“攻”在价值观上有根本区别。
当时，主体普遍缺乏主权国家观和主权公民概念。墨子以公共理性考订，试图给予主体间的平等，即在“天”的视域下，诸侯国或个体应拥有平等的主权。这种主权和平等具有神圣性，不得随意践踏。
这里的整体公利或大多数利益与边沁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相类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边沁所说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它包括如下两层含义：弱势多数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强势少数的利益；如果某种利益能够被提供给每一个人，那么它就应当被提供给更多的人。”(蒂姆·索尔根.理解功利主义[M].谭志福,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6.)
“非攻”背后蕴含着一种更为深刻的生态伦理价值：“非攻”可以更好地保护生命共同体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更是社会环境的人性净化。在完整性的生态环境中，人类才能站在应有的位置之上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从而真正理解自身及其未来的存在意义。因而，“非攻”不仅具有功利主义取向，还凸显了人本主义价值观。
所谓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说文解字注》云，“愼也。心部曰：愼者，谨也。言部曰：谨者，愼也。得僃而三字同训。或疑僃训愼未尽其义，不知用部曰，具也。此今之僃字，僃行而废矣。废而僃训具，尟知其古训愼者，今义行而古义废矣。凡许之书所以存古形古音古义也。方言曰：僃，咸也。此具之义也。又曰：蒇，敕，戒，僃也。此愼之义也。”
两个案例都有明显的合院特征。其中，民宿的院落（能指）、大理州典型住屋形式的院落（对象）与院落类型传达的地方性（所指）形成了完整的语义三角形，这种构成形成了具有表义特点的建筑符号。当然，院落地方性“所指”之下存在着多层含义，比如大理民居曾受汉式合院文化的影响，民居回应地域气候的方式，居民已形成的生活流线等内容。
备，先具以待用。《书·说命》云：“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左传·僖公五年》云：“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备，具足也。《易·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对此《墨子·七患》篇进行详述：夫桀无待汤之备，故以其极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装、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随着可持续发展，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逐渐上升，具有可降解性的生物材料的环保性是其他材料不能相比的，在汽车塑料应用中具有巨大的潜力[28].
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权利，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内的最高权、对外的独立权和防止侵略的自卫权。所谓对内最高权，是指国家行使最高统治权，国内的一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管辖；还指国家的属人优越权和属地优越权。所谓对外独立权，是指按照国际法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独立权，即独立自主地、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地处理国内外一切事务，如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本国的情况，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国家形式、组织自己的政府、制定国家的法律、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等等。这就是国家行使主权权利的自主性和排他性。所谓自卫权，是指国家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和武力攻击而进行国防建设，在国家已经遭到外来侵略和武力攻击时，进行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的权利。
《说文解字注》：守，官也。《左传》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从宀，从寸。从宀，寺府之事也。寸部曰“寺，廷也”，广部曰“府，文书藏也。”从寸，法度也。守从二者。
出自《榖梁传·隐公七年》。原文为：“城为保民为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对“兵—素质—防御”的能力论，其并非技术至上论。墨家把兵士的素质和能力看作是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
当今时代战争本身的主要物质条件，均以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因此，重视和加强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赵敏本不叫赵敏，她是敏敏特穆尔，汝阳王家的宝贝女儿，绍敏郡主。若不论历史的最终走向，单看她的身份，自是无须奋斗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她眼中从来看着更高的那片天空。
总体国家安全，是指国家安全从单一的政治—军事安全转向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多元安全的综合体，从安全威胁的木桶效应和连锁效应出发，国家安全危机隐患存在于各个领域，哪一个领域的安全失控都会导致国家失败。
国家独立自主的具体表征：首先，依靠自身发展，通过举贤任能、处理国内政务等全力把本国的国内事务处理好，以实现本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其次，从本国实际出发，着眼于本国人民的力量，通过发挥本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以最终实现目标；再次，完全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政策，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而随便改变自己的意志，坚决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主权，并同为害人民利益和国家主权的行为斗争到底。
当今，“和平与发展”虽是时代的主题，但“大攻小、强执弱、富侮贫”局域性的非正义战争还不断发生。墨家提倡的“非攻”“守御”仍有其时代意义。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不是“和平主义”者,在面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和发达国家欺压、剥削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非正义,就更需要积极吸取墨家“非攻”“守御”的思想主张,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以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认真地对待个别差异：“差异是一种资源。”教师必须充分尊重这一资源，通过不同作业的训练引导学生吸取、探究知识，让每一个学生在不同起点上获得最优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475.
[2]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5.
[3] 陈小刚. 墨子公私观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16：31-34.
[4] 秦彦仕.《墨子·备城门》诸篇综合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28-39.
[5] 李彬.墨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J].国际政治科学,2009(2)：61-87.
收稿日期： 2019-01-28
基金项目： 2018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墨家思想研究”(GZLCLH-2018-140)；2019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联合课题“墨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GZLCLH-2019-165)
作者简介： 陈小刚(1990— )，男，云南昭通人，中共平塘县委党校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127( 2019) 05-0006-08
[责任编辑 乐 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