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衰落和重建——施韦泽论现代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施韦泽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1)01-0009-07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最近在其《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1]5。此文联系欧洲的启蒙运动，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提出了独特和深入的见解，确实值得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令人感兴趣的是，约100年之前，阿尔贝特·施韦泽①也就类似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因此，本文拟通过概括和分析施韦泽的相关论述，从文化的衰落、文化的伦理本质、文化的重建之路三个方面，对其关于现代西方文化命运的思考，及其对于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文化命运的启示，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并由此为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命运的讨论，提供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料。
一、文化的衰落
1928年，在其为德国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的“当代哲学”丛书而写的《自述》中，施韦泽回忆了其思考现代西方文化命运的过程：“1899年，我在柏林柯蒂乌斯家的客厅中获得了写作《文化哲学》的冲动。……为了确定和评价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成就，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在回顾总结。随之而来的乐观主义的情绪也包围着我。到处的人们都认为，好像我们不仅在发现和知识方面走在前面，而且在精神生活中也达到了顶点。但是我总觉得，在精神生活中，我们似乎并没有超越前人，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在靠前人的成就过活……而且，这些成就中的一部分还在我们的手中消失了……战争作为我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这部著作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3]25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自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德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也逐步走向世界前列；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形势大好”，但年轻的施韦泽则预感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危机，并表达了对当时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怀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更确认西方文化的灾难已经降临，觉得自己有责任分析文化衰落的根源，并探寻重建和复兴文化的新路。
由此，在开始写于1914至1917年的非洲丛林，1923年发表于德国的《文化哲学》中，施韦泽首先确认“我们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这一状况并不是由战争引起的。相反，战争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一种现象”[3]46，接着提出了考察“文化是怎样失去其动能”的问题：启蒙时代和理性主义提出了伦理的理性理想，并通过哲学和公众舆论，使伦理理想诉诸现实、改变现实，西方的文化时代似乎最终来临了。但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伦理的理性理想逐渐不再诉诸现实，而是毫无抵抗、无声无息地隐退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施韦泽看来，“关键在于哲学的失职”，因为，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西方，哲学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但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其天真的信条日益招致人们的不满；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辨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似乎也只在短期内有效。强大起来的自然科学终于起来反抗思辨哲学，把这种出于幻想的庞然大物打成了碎片。从此之后，哲学信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描述现实的科学才是真理。伦理的理性理想对人类信念和现实状况的合理强制趋于崩溃，尽管没有这种强制就不会有文化的改革。
至于就哲学本身而言，施韦泽认为，哲学本来是普遍的文化信念的创造者，但自19世纪中叶崩溃之后，西方哲学已经从一个劳动者变成一个退休者——远离世界，只与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打交道。哲学几乎成了哲学的历史。创造性的精神离开了它。哲学日益成为无思想的哲学。哲学也许还在反思具体科学的结论，但基本性的思考则丧失殆尽。由此导致哲学成为学究的模仿哲学，在学校里，它还有些作用；但是，它已经不能够履行其公共使命，不能够提出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从而也就不能够论证构成文化的理想。面对这种状况，施韦泽强调：“哲学的最终使命是成为普遍理性的引导者和守望者。……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哲学必须努力论证这种理想本身，它的内在价值和内在真理。即使没有相应的总体世界观的支持，哲学也必须使这种理想具有活力。哲学必须竭尽全力，引导所有人，无论是有教养的，还是无教养的，都关注文化的理想问题。”[3]51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信念，施韦泽要在《文化哲学》一书中，探寻论证思想必然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的新路，为西方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做出一位哲学家的应有贡献。
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施韦泽还指出：“如果说，思想失灵是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障碍也损害了我们时代的文化。这些障碍既存在于精神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特别是由于这两个领域之间日益糟糕的相互作用。”[3]52并展开了对西方当时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的分析：第一，现代人置身其中的关系，即物质成就虽然使人从自然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独立生存者的减少、生存斗争的加剧、生活的病态化等等，还是使人感到渺小，使其心理受到伤害，从而人的自由和思想能力被削弱了，文化能力也降低了。第二，现代人过度紧张、过度忙碌、浮躁浅薄，导致了精神退化，许多个人只是作为劳动者，而不是作为人生活着，从而不追求教养，只是追求消遣，并且是精神最低要求的消遣。这种个人浅薄和应该为文化服务的所有机制的浅薄的相互作用，使没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第三，劳动组织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导致了现代人的不完整性，蕴涵在广泛性劳动任务中的塑造个性的力量，由于限定性的、一般地说来即非精神性的劳动而丧失了。而且，这些不自由、浮躁和不完整的人还处于失去人性的危险之中：随着每个人作为人与我们相关意识的消失，迈向严重的非人道成为时代的问题。
第四，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也阻碍了文化，导致了无思想的组织化。个性和理念被置于体制之下，而不是影响体制并保持自己的内在活力。由于放弃了思想上的独立性，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地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由于整体的非道德化，个人也迅速地非道德化。总之，“一个不自由的人，一个浮躁的人，一个不完整的人，一个迷失于非人道之中的人，一个把自己的精神独立及道德判断出卖给组织化的社会的人，一个在任何方面都遭遇到文化信念障碍的人：现代人就这样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对于现代所处其中的危险，哲学没有理解，也不尝试去帮助他们。哲学不再促使现代人去思考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东西。由此，随着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进步，文化问题不是简单了，而是变得复杂的可怕真实，就没有被表达出来。”[3]60
从以上的概括来看，施韦泽关于在19和20世纪之交，西方文化相对于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代走向衰落的观点，不仅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深刻的。就其可成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个显证；而其深刻性则在于，早于我们所熟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文化批判，施韦泽的现代性批判已经是相当深入和全面的了：例如在经济领域，资本市场经济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劳动对劳动者的精神和道德意义则受到了损害，加剧了生存斗争，导致劳动者片面化、生活病态化；在精神领域，由于现代人浮躁，加之文化机制的商业化，导致个人浅薄和机构浅薄互为因果，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则导致无思想的组织化，使没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等等。这些批判，当然是出于施韦泽的独特视角，也不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只要联系一下我国30年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生活，应该承认他的分析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施韦泽强调了思想失灵是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哲学在文化建设中承担着重大使命的观点更是值得当代中国哲学界高度重视；因为，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还不能够说已经搞清楚了。
二、文化的伦理本质
在施韦泽对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衰落根源的分析中，已经反映出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于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并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风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对它的操纵是否正确。”[3]114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的伦理本质”的信念，施韦泽认为当时西方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发展，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进一步说，作为西方巨大的物质成就的结果，个人、社会和各民族生活关系的变革，如果它真的是在富有价值的文化意义上的进步，那么它就会提出对文化信念力量的更高要求。这一点，就像不断加速的船只必须以更好的舵手和舵机为前提一样。但是，为这种知识和能力的进步所鼓舞，当时的西方人却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文化观念，即过高地估量了文化的物质成就，而不再思考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尽管这是必要的。因此，文化衰落的灾难就出现了，并促使施韦泽思考。
那么，施韦泽是如何界定“文化的伦理本质”这一基本观点的呢？“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3]117“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3]61-62“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3]116以上的引证似乎多了点，但由于这是施韦泽关于文化的基本定义，表达了他对文化及其本质的独特理解，因此还是需要的。而分析下来，上述施韦泽的文化定义主要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从外部，即从纯粹经验方面来定义，施韦泽认为完整的文化是实现知识、能力和人的社会化的一切可能的进步，并由此共同促进个人的内在完善，这一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的目的。这就是说，文化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知识和能力、社会关系、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后者。从而，尽管施韦泽主张和赞同知识、能力和社会关系的进步，但强调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才是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目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施韦泽独特和重要的文化观点的关键所在。第二，就文化的功能而言，它首先在于缓和人类的个人和集体的生存斗争，而不是加剧他们的生存斗争。而要缓和生存斗争，既要实现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更要实现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因为，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会有利弊兼有的双重后果，而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必须在现实中维护文化的人的理想即真正人性的人的理想，避免由于外部文化的进步而丧失文化本身。第三，从内部，即从目的本质方面来定义，文化就是每个人应该在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的人性，就是人们的一种伦理地肯定生命和世界的态度，就是不仅我们的生命意志努力敬畏生命，而且敬畏生命日益得到个人和人类的承认。
如果比较一下上述施韦泽关于文化的伦理本质思想和一些通常的文化观念，那么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其文化观念的独特价值。这里有三种文化观念：“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以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培养。在中国古籍中，文化的涵义是文治与教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4]359比较起来，施韦泽的文化观念比罗马的文化观念更为丰富和成熟，与中国古典的文化观念则相当接近；作为一种合理的文化观念，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观念一样，各具特色，共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观念。具体说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观念强调文化是人作为主体改造客体世界而取得的历史性成果，更突出物质生产力在文化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而施韦泽更多地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考察文化问题和理解文化本质，各有其适用范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固然离不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在它们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的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斗争是否已经因此得到了缓和？其发展是否可能有一个限度？人类是否应该更重视社会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人的内在精神和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在此，施韦泽的文化观念确实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把握文化的道德主义观点，施韦泽分析了近代西方文化发展中物质和伦理—精神之间的关系：“在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期的文化运动中，物质的进步力量与精神—伦理的进步力量类似相互竞争地发挥着作用。但在此之后，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出现了：在物质领域内，精神成就以最辉煌的方式继续前进，而伦理的动能则衰落了。”[3]63在几十年的时间之内，西方文化在获得物质进步巨大好处的同时，起先还没有强烈地感受到伦理运动衰落的后果。人们继续生活在由先前伦理运动带来的境况之中，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也没有预见到各个民族之间正在酝酿着些什么。这样，当时就像其无思想地那样，认为文化首先在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哪怕没有伦理，或者只要有最低程度的伦理也就足够了。这种关于文化的浅薄观点，由于得到了一些人的普遍赞同，即那些按其社会地位和知识教养似乎应该掌管精神事务的人的普遍赞同，在公众舆论中也获得了权威地位，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包括理想离开现实，受现实意识支配，对事实的错误信赖，对组织和制度的盲目信赖，使西方的命运变得糟糕。而且，这种现实意识又导致错误的历史意识。历史研究受到了民族、教派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不可能对事实进行客观的把握，出现了一种为了民族的需要而制造的历史。
更为严重的是：“从我们的现实意识和历史意识中产生了民族主义。我们的文化在其中衰落的外部灾难就归结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什么？它是一种下贱的和变得没有意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高贵的和健康的爱国主义的关系，就像顽固的妄想与正常的信念的关系一样。”[3]67-68这里，施韦泽考察和批判当时盛行一时的民族主义，并且把它视为西方文化在其中衰落的外部灾难的根源，是十分尖锐和深刻的。施韦泽认为，19世纪之初的西方民族感情被置于理性、道德和文化的监护之下，知道要通过民族的目标去实现人类的最高目的。但随着文化的衰落，民族理念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它失去了各种理性理想，变得利己和狂热；通过反常的、民族的观念和信念，鼓吹和输出民族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摧毁了文化观念本身。面对这些由于文化的伦理动能衰落带来的严重后果，施韦泽坚持其“文化的伦理本质”的信念：“我们应该处理的严重问题，虽然其本身完全处于物质和经济的领域，但只有通过信念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我们只有通过伦理的理性理想才能够实现与现实的正常关系。只有通过这种理想，个人和社会才赢得他们能够拥有的对于事实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想做心中所想的我们就会受制于事实。”[3]73-74这就提出了文化的重建之路问题。
三、文化的重建之路
在确认西方文化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衰落，分析了其“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发展”的基本原因，并由此确立了“文化的伦理本质”的思想之后，施韦泽就可以提出其关于“文化的重建之路”的观点了。在此，施韦泽确信，文化的复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针对斯宾格勒等人的“对文化的非伦理理解”，即“认为文化衰落是自然现象”的悲观主义，他坚持只有伦理的文化概念才有权利存在，认为对于伦理的精神来说，文化并不是一种有趣的分析对象，而是它赖以透彻地思考人类生存的希望。对文化革新可能性的信赖是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如果对我们力量复兴的信赖是虚幻的话，那么就不是种族的文化，而是人类的文化，现在和将来的人类文化都没有指望了。但是，这种信赖还是可以指望的。如果伦理是文化的建构性要素，那么只要伦理的动能重新在我们用以塑造现实的信念和观念中起作用，衰落就会转变为兴起。”[3]76这里，如同他在确认并分析西方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时，施韦泽发挥了他的把握文化的道德主义观点一样；在探讨西方以至整个人类文化的重建之路时，他也坚持了对文化的伦理理解。由此可见，道德主义是施韦泽理解文化的基本立场，也是其坚信和实现文化复兴的基本路经。
当然，尽管有实现文化重建的坚定信念，施韦泽还是承认，这么做的困难是很大的，以至于对伦理精神力量的强烈信赖，要有勇气才可能形成。具体说来，这种困难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不同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人们，我们这一世代受无思想的乐观主义和无思想的悲观主义的联盟的束缚，缺乏以理性的理念变革世界的勇气。第二，我们的工作是一种重建，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文化理想早就是人类的财富，关键在于要把它重新付诸于我们的现实，使衰老无力重新变成朝气蓬勃。第三，我们文化的复兴仅仅应该发生为一个内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制度改造对于精神革新的帮助作用不复存在，知识与思想之间的相辅相成也不再能够予以指望，物质和精神之间有益的相互作用丧失了。第四，由于个别的个人，并且只有个别的个人才可能是文化革新运动的承担者，文化革新也就变得更困难了。因为，只有一种伦理的运动才可能引导我们走出非文化，但伦理只有在个人之中才可能形成。总之，“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并且只能够产生于许多个人的精神觉醒和伦理意志，这一认识迫使我们去想象文化复兴的困难，习惯的思维也许是会忽略这些困难的”[3]8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施韦泽关于文化重建四种困难的论述，明显地反映出其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念。首先，面对文化的现实状况，施韦泽既反对盲目的乐观主义，又反对宿命的悲观主义，强调要有以理性的理念重建文化的勇气。其次，文化重建要处理好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要尊重传统，又要革新传统，把衰落的思想和新兴民族的朝气蓬勃的思想结合起来。还有，施韦泽认为，文化的三个方面，知识能力、制度改造和精神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西方近代的初期，知识能力、制度改造的进步往往也同时推进着精神伦理的进步，但此后则出现了“最先进的知识现在与最无思想的世界观和睦相处”的状况，市场经济制度的文化障碍也日益凸现，从而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精神—伦理的进步。最后，文化复兴与具有群众经历性质的运动毫不相干。文化的形成只能是这样的：在独立于当下统治性的总体信念，并与它相对立的许多个人之中，产生一种新的信念；然后，这种新的信念逐渐对总体信念产生影响，并最终决定总体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尽管施韦泽的这些文化观念还比较生疏，甚至不一定能够认同；但不能否认，他的分析至少切中了当时西方文化的弊端，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是具有相当启示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建设观念，施韦泽指出：“如果伦理的精神确实是实现文化的现实领域的充分基础，那么只要把这一领域重新导向文化世界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信念，我们就能够重新达到文化。我们衰落的历史宣告着这样的真理：在绝望时，精神是决定性的主宰。”[3]83为此，他强调，在当时西方过度组织化的集体中，现代人应该重新形成独立的个性，并反过来影响集体；在那些只有宣传的真理有效的地方，精神应该重新创造对真正的真理的理解，特别要用文化的人类理想反对卑贱的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在生存斗争加剧、道德败坏严重的地方，精神应该引导人们关注文化。总之，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精神的重大使命是创立世界观。……只有具备了文化世界观，我们才能够具有为文化所要求的理念、信念和行为。……如果思想家为一个时代创立了有价值的世界观，这一时代获得了他们提出的理念，那么这就意味着进步。如果他们没有能力这么做，那么衰落就不可避免了”[3]84-85。这样，施韦泽就正面提出了其文化重建之路：创立有价值的世界观，并把它付诸现实，并通过引证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以及当代的状况，来说明“我们时代的重建必须以世界观的重建开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那么，为了使文化世界观成为可能，它应该满足哪些条件呢？施韦泽认为，就其论证形式而言，它必须是理性—思想的，而不能是思辨、历史、情感、审美和自然科学的。当然，这种理性—思想是认识和意志、观察和体验、思考和神秘的综合：“认识和意志在我们心中神秘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通过理性试图相互理解。我们追求的最终知识是关于生命的知识。我们的认识从外部观察生命，我们的意志从内部观察生命。由于生命是知识的最终对象，从而最终的知识必然是对生命进行思想的体验……思考到底的思想都趋向一种富有活力的、对所有人都必然的神秘。”[3]89而就其实质价值而言，它则必须是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乐观主义肯定世界和生命具有自身价值，主张“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存在的最高价值。由此又产生出致力于改善个人、社会、各民族和人类的生存关系的行动，产生出外在的文化成就、精神对自然力的控制和发达的社会组织。伦理则是人的致力于其个性的内在完善的行动。伦理本身与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无关。但是，依据伦理出现于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之中，它的行动领域也就会相应地收缩或拓宽。……在双方的共同作用中，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和伦理才创造了文化。如果单枪匹马，那么乐观主义和伦理都将无济于事。”[3]90-91
在从论证形式和实质价值两方面提出了其关于文化世界观的定义之后，施韦泽进一步指出，一般地说来，西方文化的未来取决于思想能否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与现有的世界观相比，它更确实和更基本地具有乐观主义（肯定世界和生命）与伦理。特殊地说来，现代西方人尤其必须积极地面对远东的思想，包括印度和中国的思想，由此克服自身的迷失方向的、“无休无止”的行动冲动，以不再让行动的本能和欲望继续占据世界观的位置。为此，西方精神必须重新觉醒，必须思考那十分严重和可怕地驱使着我们的，要使我们陷于无思想之中的行动和进步意志，它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新回归自身，对最终的和最基本的问题进行自我思考，对生命的意义进行自我思考，使行动确立的目标符合我和其他生命的意义的尺度，即敬畏生命的尺度。而“在我们的行动欲望经历了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之后，人们就不用为它在多强或多弱的程度上得到证实而操心。对于行动欲望来说，重要的只是我们能够赋予自己生命以什么意义。关键不在于行动的量，而在于行动的质。紧迫的在于，我们的行动意志达到自我意识，不再盲目”[3]95。这样，虽然我们应该循此追求目标的道路仍然昏暗，但我们必须前进的方向则明确了。
以上笔者概括和分析了施韦泽近一百年前对西方近代文化衰落原因的分析，对文化的伦理本质的确认，对创立文化世界观以重建文化的路径的阐发，虽然是初步的；但联系改革开放前后各30余年的现代中国文化的命运，应该承认其观点还是有相当启示意义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如何以最小代价迎取现代化的成就，并为向更高类型的文明过渡创造条件，而不是回到过去，或者执迷现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造相比，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施韦泽所说，在现代化的早期，物质和制度的进步会同时推动道德的进步，但在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道德不仅难以与物质和制度共同进步，甚至会受到其损害。这时，伦理道德的进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这种文化的伦理本质论是否无懈可击，虽然可以讨论，但至少应该承认它是一家合理之言，值得当代中国学术界深入思考。用这样的观点再来回顾本文开头提出的俞吾金教授关于“从中国近代以降，启蒙精神一直处于边缘的，甚至缺失的状态”的观点，也可以说施韦泽的观点丰富了我们对启蒙运动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意义的理解。当然，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究竟是要“启蒙”还是要注意“启蒙辩证法”的问题，可以争论；而关键在于，我们要建设一种真正的文化。
收稿日期：2010-12-10
注释：
①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译名又为史怀哲、史怀泽等，法国国籍，在文化上属于德国，音乐家、神学家、哲学家、医生。施韦泽行动的人道主义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1952年）在内的广泛赞誉，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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