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最优税收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最优论文,税收论文,政府干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各国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差异，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是在不断优化的，但即使是在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各产业所占比重也很不同。就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工业产值一直占比最大，虽然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但服务业产值占比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还较远，甚至与同等程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一定差距。2010年，世界服务业产值占比的平均水平是70.9％，高收入国家是74.3％，低收入国家在2010年也达到了50％。2011年，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占比为55.6％，中低收入国家为55.5％，而我国2012年服务业产值占比仅44.6％。①在此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提倡走“以改革促调整，以调整促发展”的道路。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指出，收入、技术和要素禀赋变化是导致一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Kongsamut et al.，2001；Ngai and Pissarides，2007；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但这些研究却无法解释我国服务业产值占比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都相对较低的现象。 一些学者发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多，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越低(汪德华等，2007；Amin and Mattoo，2006)；也有学者实证研究了政府的宏观税负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李绍荣和耿莹，2005；何茵和沈明高，2009)，但对政府干预的激励和作用机制缺乏系统的研究。用财政分权理论和GDP激励解释产业结构的文献(张晏和龚六堂，2005；高鹤，2006；张军，2007；周黎安，2007)，也较少从系统的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问题。本文在完整的宏观经济框架下，结合我国投入产出结构，以不同产业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为基础，加入政府的激励机制，构建了有政府参与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使用税收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及其在经济中的传导机制，这不仅解释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现象，从而对改进我国的产业税收政策起到指导作用，而且，模型中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博弈分析也对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政府激励和干预的均衡模型 (一)模型设定 我们将具有政府激励的最优政策问题引入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经济环境被分为政府与市场两部分，市场由两个代表性生产者和一个代表性消费者构成，其中，两个生产者分别属于服务业部门(设为部门1)和工业部门(设为部门2)，由于工业品主要作为生产资料，而服务业产品主要作为生活资料，因此，为了简洁和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工业部门的产品只能用来投资，服务业部门的产品只能用来消费，消费者会购买两种产品。政府通过制定每期的税收政策干预经济，政府会对两部门的资本使用征收从价税。假定对服务业部门的税率为
，对工业部门的税率为
，表示政府对两部门生产过程中资本流动的干预。给定政府的税收政策，市场上的参与者选择自己的行为分别使得效用和利润最大化。为了简洁，下文中，我们将省略时间下标t，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分别为两部门的资本和要素投入。代表性生产者追求利润
最大化，其中，
分别为两部门的价格，设
，则p表示部门2对部门1的相对价格，r表示单位资本成本，w为工资。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厂商雇佣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品。代表性消费者拥有资本和劳动，且从两部门的生产者处得到工资和资本租金，消费者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消费品以满足其效用，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投资品以积累资本。因此，消费者每期会选择最优的消费和资本购买量以最大化一生的效用
，其约束为
。其中，C是每期的消费，ρ表示连续利率，θ表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Tr表示政府给予消费者的转移支付，δ表示资本的折旧率。一部分文献考虑到了政府区别于社会计划者的激励(Gordon and Li，2011；Acemoglu et al.，2011；周黎安，2007)，我们也假设政府是理性的且有自己的激励，他在考虑消费者福利的同时，也会有GDP最大化的激励，因此，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约束条件为：
，其中a表示政府在消费效用上的权重系数，a越小则政府越重视GDP，G表示每期外生的政府支出。 整个博弈可以分为政府和市场行为两部分。首先，政府每期对税率的选择是策略性的，在每期开始，政府在对市场理性反应有预期的情况下，先制定对服务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资本税率，分别为
，以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其次，给定政府的税率，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市场上的行为是竞争性的，每期开始，消费者拥有固定
(这里设
=1)单位的劳动力和
单位的资本，两个生产者竞争性地租用劳动力和资本，使两种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各自的边际成本，实现消费品和投资品当期的生产。之后，产品在市场上出售，消费者用得到的工资和租金购买消费品，以实现当期的效用最大化，他也购买投资品当做资本积累。同时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分别使得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出清，即政府和消费者的消费总和等于服务业部门的产量，资本积累和折旧等于工业部门的产量，每期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全部被两部门所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实现了财税收支平衡，即政府外生支出等于从两部门得到资本税收之和。之后，博弈进入下一期。 (二)模型均衡和求解 整个政府与市场博弈的均衡由政府的税率策略集合
、市场上宏观变量序列
和价格序列
组成。首先，给定市场均衡，税率序列使得政府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其次，宏观变量序列和价格序列满足市场均衡：(1)给定要素价格，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2)给定产品价格，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3)要素和产品价格使得要素和产品市场出清。 我们在Ramsey问题下求解此模型，将政府寻找最优税率的过程转化成为政府基于市场在给定税率下的反应寻找最优资源配置的过程。即先找到在市场最优化条件下的符合自己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要素配置组合，再对比市场的最优条件反推出最优的税率。经过计算求得此问题的均衡条件以及最优税率后，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工业部门的资本税率
，即应该给予工业部门补贴；服务业部门的资本税率由消费品和投资品影子价格的相对大小决定，当后者较大，即投资品的社会价值较大时，消费品的税率
。 这个结论比较符合经济直觉，由于在模型中工业部门的生产可以为社会积累资本，为经济中所有部门所用，所以，当工业品的社会价值比较大，即工业品生产带来的社会回报较高时，节省资源多生产工业品可以生产更多两种产品。再考虑到GDP是政府目标激励的一部分，所以，理性的政府会对服务业部门征税而对工业部门给予补贴，从而引导资本更多地流向工业部门。而且，当工业品的社会价值增加时，政府对服务业部门的税率也会增加，以进一步促进工业的发展。 2.政府关心GDP程度越大，即α越小，对工业部门的补贴越多，相应地，服务业部门的资本税率会减少。 首先，当政府更关心GDP的增长时，政府希望经济中有更多的资本，以进一步生产更多的物质资本，因此，会进一步增加对工业部门的补贴程度；其次，由于消费品也是GDP的一部分，服务业的税率也会有所下降，以减小消费品的生产扭曲。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对工业部门有偏向，在政府总支出不变时，财政收支平衡将由较少的转移支付来维持。 (三)最优税率结论的现实意义 在这个有政府参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我们分析了政府制定税收政策的动机和具体政策。由于投资品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资本积累，而消费品只作为最终消费而存在，在政府有GDP激励而不是只关心社会福利时，政府更愿意多生产投资品，从而，对工业部门给予补贴而对服务业部门征税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从我国以及世界其他39个国家2000年到2011年的投入产出表看，我国工业产品在投资品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均值为90％，而服务业占投资品的比例很低，均值仅为8.2％，而美国的数据分别为70.6％和25.6％；我国工业品在中间产品的占比均值为64.4％，服务业为23.1％，而美国与我国相反，分别为30.4％和64.4％。②这意味着我国服务业的生产性很低，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比较小。因此，在各地政府的GDP激励下，政府会更愿意优先发展生产性价值较高的工业，为工业用地和资本的使用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使得我国工业产值占比居高不下；而相反地对服务业征税较重，从而导致服务业产值占比较低。总体来讲。我国经济增长率很高，但产业结构严重不平衡。 三、最优税收的作用机制 (一)税收作用机制分析 在上文中，我们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得到了政府运用税收手段干预经济时，会对服务业部门的资本使用征税而对工业部门的资本使用给予补贴的结论。下面，我们将从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机制出发，分析其对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分配比例、经济中资本存量的变化、各产业的产出变化以及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影响。在模型稳态时，我们进行税率对各变量的比较静态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 1.当服务业部门的税率提高时，有以下几个作用：第一，会使经济中流向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减少，流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增加；第二，会使经济中人均资本存量增加，由于总劳动力数目固定，从而使总资本存量也增加；第三，会使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增加，而对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不产生影响。 首先，服务业部门资本税的征收，使得服务业生产者面对的资本成本相对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减少，劳动力使用相对更多；其次，服务业部门资本税的征收也使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导致产量下降，使得部分生产要素被释放到工业部门。当后者的作用较大时，总体上就会表现为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下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增加。 同时，服务业部门的高税率造成的资本成本增加，会减少服务业部门对资本的使用，从而导致资本更多流向工业部门；又因为劳动力也更多地流向了工业部门，从而使工业品的产量提高，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增加。在劳动力数目不变的情况下，整体的资本劳动比增加了，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不变，相对于劳动力增加的资本最后又被服务业部门吸收，因此，长期均衡下，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增加。这个过程可能是因为经济中资本总量增加，导致资本成本有所降低，服务业部门还是选择多使用资本，从而，服务业部门最终的资本劳动比是在增加的，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下降。总之，服务业部门的资本税使生产要素向工业部门聚集，从而带来投资品产量增加，促进了资本积累。 2.当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时，对工业的资本给予补贴，一方面使得经济中流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增加，流向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中流向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增加，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总资本存量增加。 这个结论说明，当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时，虽然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价格上升，会使工业部门使用更多资本替代劳动力，但是，当工业部门产量提高，使对资本需求提高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互补性地提高了。从而，对工业部门的补贴，在总体上看，是使劳动力更多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同时，资本补贴使资本也更多地流向工业部门，带来工业品总产量增加，因此，经济中总的资本存量会增加。 3.对服务业部门征税和对工业部门补贴都会使投资品相对价格下降，从而使资本成本下降。 对服务业部门征收资本税，一方面使该部门厂商的成本提高，从而使该部门产品价格上升，而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下降，由于工业品价格与资本成本正相关，因此，资本成本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服务业部门的资本税使生产要素流向工业部门，从而使工业品产量提高，供给增加，又进而会导致工业品价格下降，从而，资本成本也进一步下降。对工业部门征税，一方面会使工业品因成本上升而价格增加，从而会提高资本成本；另一方面，成本增加也会造成工业品产量减少，工业品供给下降，导致价格上升。相反，对工业部门进行补贴，则会使工业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资本成本下降。此时，由于工业部门有补贴，以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工业部门得到了更多的优惠，而没有补贴的服务业企业则因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资本成本而产量持续受到影响。工业部门生产出来更多的作为投资品的工业品主要是被其自身吸收了，因此，补贴政策使工业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但却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这个结果是对整个经济发展有好处的，虽然在不同产业间的偏向政策导致发展不平衡，但投资品成本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服务业的抑制作用，同时使GDP最大。 (二)税收作用机制的现实意义 上面的结论说明了在稳态时，政府对两部门资本的税收对经济中各变量的影响。政府对服务业部门征税和对工业补贴的政策，总体达到了使经济中的生产要素更多流向工业部门，使投资品生产更多和总资本积累更多的目的，从而系统地解释了我国作为消费品行业的服务业产值占比低而作为投资品行业的工业产值占比高的现象。 我国工业相对于服务业资本密集度更大，对其进行补贴，会使该部门的资本拉动劳动需求的作用大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从而会使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投资品产量增加，进而使总资本存量增加。随着我国服务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增加，服务业对资本的需求也不断变大，这一方面说明了补贴工业和对服务业征税政策的必要性，会更能体现出资本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服务业征税使服务业对资本的需求降低，在资本减少带动劳动力减少的效应强于劳动力替代资本效应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本都更多流向工业部门，导致工业产出增加，服务业产出减少，从而使经济中资本总量增加。同时，由于工业产量规模较大，对工业大量补贴，使资本需求增加，补贴使投资品价格朝着有利于工业的方向发展，并对服务业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使产业发展不平衡。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有政府激励和政府干预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和干预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政府在追求总产出最大化的激励下，使用对工业补贴和对服务业征税的干预政策，使经济中的生产要素更多流向工业，从而促使市场生产更多投资品，促进经济中的资本积累，使两个产业都能进一步发展，最终达到GDP最大化的目的。本文从理论上解释了我国工业产值占比一直较高而服务业产值占比较低的现象，并指出了政府干预与此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既有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论基础。 我们指出，这样的资本积累过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总产出有正向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对两个产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但是，也造成了不平衡发展。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部分是工业部门的单向循环，资本积累更多地为工业部门所用，只有当资本总量的增加足够多并能够使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增加也足够多时，服务业部门的产量才会提高。从而解释了我国为什么迟迟不进入服务业高速发展阶段却一直在工业发展阶段徘徊循环的现象。政府GDP最大化导致的过度投资和投资错配，也使资本的边际产量下降，进而使投资回报率降低。 政府过分追求GDP、我国生产链条中服务业生产性偏低和工业品作为投资品的单一性，共同导致了以上现象。相应地，由此导出的三项政策建议就是：第一，应该弱化政府追求GDP的激励，使政府更多地关注整体社会福利；第二，不断改善我国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鼓励促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不断地改善有利于政府不合理干预的传导机制和经济环境；第三，调整各产业间的税负和补贴力度，使其变得更加合理平衡，从而使各产业平衡发展。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世界统计年鉴[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②比值经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即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网址为：http：//www.wi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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