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文化论文,历史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物的开发利用
文化资源是个宽泛的概念，文化遗产是其中一部分；文化遗产包含的对象也很多，文物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遗存”。文化资源有无形与有形之别。文物是有形的，它是特殊的文化信息的载体，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见证物。
开发利用是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来说的，开发的对象不同、利用的目标不同，使得开发利用往往成为一个具体的课题。
文物的开发利用是有前提的。首先，文物本身的价值必须得到绝对的尊重。文物之区别于一般的物，是因为其具备了特殊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如艺术的、科学的、历史文化的、使用的等等，如果开发利用诋毁了这些基本价值，那就不能称之为开发利用了。其次，开发利用不能违反国家的《文物保护法》。这点是文物的开发利用区别于其它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所在。在《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发利用行为作了很具体的规定，这意味着开发利用不仅要有内容上的合理性，还要有操作上的合法性。从目前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现状来看，不乏违反这两点前提的“开发利用”。保护工作仍然是个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利用更应慎之又慎。
文物的开发利用还应被理解为保护工作的一部分，是大有可为的。以往我们提到文物保护，往往局限于“物的保护”这个层次，这是一种消极的保护观，也是偏面的文物观。文物与其他文化遗产、资源一样，既具有历史文化的沉淀，又具有时代性。有些文物，在它诞生之前，就注定了它的地位和价值足以成为“见证物”，因为人们对它的创造付注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宫廷文物就具有这种特点。还有一些文化遗存，其“出生”十分普通，但在它的沿用过程中附上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成为文物。许多名人故居，纪念地就属于这种情况。可见，文物价值的形成有不同的特点，但一旦它们成为文物，便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它们一般都脱离了原有的使用状况，脱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同时，它们成了参观物、研究对象，甚至是保值财产，这意味着它们具备了一种新的价值，一种具有时代性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变化，文物或非文物的划定会有变化，文物的价值大小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对文物的看法不能绝对，不能不考虑时代精神对文物的准确反应。文物的开发利用，实质上就是我们在继续谱写文物的历史，在发挥文物的生命力。同时，也是在向后人展示我们对文化资源、遗产的认识水平。假如我们像仓库保管员似地一味关心文物之存亡，说明我们至少是缺乏激情和创造力，假如我们不顾文物的“健康”，歪曲文物的精神，说明我们至少是缺乏理智。
文物的开发利用还是个资产经营问题，看不到或不愿正视这个问题，开发利用就难以操作。文物分为国家所有、集体或个人所有等不同的财产属性。开发必然涉及到投入，投入又有不同渠道，并且不可能不讲究回报。不同的所有权与不同的开发者之间的不同组合，不能不寻找不同的开发机制。目前，政府为国家所有的文物的保护已经投入很多，但还不能满足保护所需的投资，所以，要开发投入恐怕一时有很大困难，这就要求社会共同来保护和开发。这就首先要解决所有权、使用权的相关利益的关系。而且，一般来说，文物的开发难度大，投资回报比较有风险，不能与一般的房地产开发相并论。在看到文物的开发价值的同时，还应客观地估计到这种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也就是它的不可开发性。这种不可开发性因素如果得不到其它可靠补偿，投资行为就缺乏经济上的可行性。事实证明，开发活动不能简单地以赞助义举来对待，这解决不了文物生命的机制问题，也解决不了文物管理的体制问题。这样说来，开发以后的利用问题是个关键，文化价值需要利用，经济效益也需要利用，两者不能偏废。利用资金开发文化价值，这是文物部门的动机；利用文化价值及其带来的有形资源来开发经济效益，这是投资部门的动机，无论文物所有者和开发者是谁，两方面的动机都必须正视。应该说，我们对这个环节的研究还不够，但局部的开发经济已经预示着，文化和经济的互利开发是有可行性的。
文化遗产：新意识与新课题
《汉语大词典》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而我们今日所谈“文化遗产”，关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多少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所作界定、并在世界范围遴选著名的人类自然与文化历史遗产的影响有关。不过影响所及，其意义是广泛而又深远的，已远远超出了荐举几处中国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范围。依拙见，它引发出某些新的理论，在一些相关的领域产生一种推动力。这里我想结合文博工作提一些看法。
简言之，对“文化遗产”的新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整个民族确立新的文物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文博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新的文物意识与以下三个转变（确立）有关：
1.确立与“文化遗产”相对应的大文物概念。从词源上讲，“文物”一词最初主要指礼乐典章制度，或礼乐宝器，它们被用以明贵贱、制等级。后来其含义扩大，兼指历代相传的文献、古物。至本世纪，“文物”才逐渐地被定义为“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古代遗物”。可是要注意，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所谓文物（即古代遗物），往往被等同于传世的或发掘出来的某些器、物，如玉器、青铜器、钱币、书画、陶瓷以及某些古建筑之类……，对此，可称之为小文物概念；大文物概念几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不突出，只有在谈到诸如长城等古代遗物时，才会意识到这也是“文物”。正由于对文物持着一种狭窄的认识，所以会发生那些令人为之痛惜的事情，如，在有意识地努力保护古都北京的种种文物的同时，同样作为文物的古城墙却被拆除了。从小文物概念转变到大文物概念，将拓宽我们的视野，明确我们所要研究、保护的对象。
2.确立建立于“全民意识”基础上的法权观念。在古代中国，文物大致上被视为一种私有财产，或为皇帝、皇室据有，或为有权、有钱、有势之辈收藏、占有。近代以来，随着国人有关国家观念的转变（“民权”取代“王权”），以及后来保护文物的法规出台和不断健全、完善，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文物包括所有权归个人的私人收藏品，已毫无疑问地变成为国家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但是，时至今日，在一些个人的意识中，文物乃国家财富这一点还十分薄弱。近年来时常耳闻的国家文物遭毁坏、流失，就在相当程度上与此有关。现在宣传文物属于文化遗产，既可强化文物乃国家财富的观念，又可进一步突出这一观念的实质，在于肯定和强调文物为全民共有，为全民共享，并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加以保护。“全民意识”是我们需要认真补上一课的。
3.确立既见“物质”又见“精神”的审视眼光。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遗产，文物在本质属性上是承荷着历史内涵、精神气韵的物质载体，接近于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之“3”。 这就是要求我们在鉴赏或研究文物时，不仅仅要从文物的角度着眼，还要深入地揭示其中积淀、包蕴的精神、文化内涵。这一点虽早已为前人所道，然而不能不看到，见“物”不见“人”，见“物”不见“精神”的现象，在今日文博界还相当普遍，亟待改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文博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课题。比如：
中国正以持续的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这一方面刺激、带动了“古玩热”、“收藏热”，对文博工作似乎带来一种福音。而另一方面，汹涌澎湃的经济开发浪潮，又对田野文物和尚隐埋在地下的各种文物，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就至关重要。要解决好这对矛盾，牵涉面很广，但其中有一点，是需要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加大力度进行大文物概念和“全民意识”的宣传；
既然文物是人类的文化遗产，那么，它们就不仅仅是今人的财富，还属于子孙万代。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和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时，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决不能图一时之功利、逞一时之快，而毁弃长远的价值和利益。文博工作应尽快地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必须运用多学科的手段，多层面、多角度地拓展文博研究，要从自然、社会、历史、人文诸种因素的交融、结合中，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共性和个性，由此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
最后想说的是，大约二十年前，尚无“文博”一词（至少在词典上没有）。直到1990年出版《汉语大词典》（第六册），仍未收入该词。然而今天，“文博”一词不仅在文物、博物馆工作领域通行，而且已为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广为采纳。例如《解放日报》开设了“文博”专栏。小而言之，这反映了有关文博的教学、研究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大而言之，整个文博工作已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得到一种社会共识的有力支撑。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以为，今天已到了明确地确立“文化遗产”作为文博工作核心概念的地位的时候了。由此关键词的出发，建构一整套理念，调整工作思路和发展方向，推动文博事业在新时代、新世纪的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
历史文化遗产有有形与无形之别，但无形的可以转化为有形文化遗产。
以旅游而言，历史文化名人是无形的文化遗产。各地的建立旅游点、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近几年来，屡屡发生的历史文化名人争夺战，就是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发相关的。这种争夺，较大的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航海东渡的徐福原籍之争，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炎帝“户口”之争，西施故里之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所在地之争，老子故里之争……此起彼伏，且有日趋频繁、激烈之势。这种争夺，早已超过了古已有之的“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心态，蕴藏其后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旦名人归属权得到公认，就可名正言顺地发展旅游业，以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
知名度是无形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中介环节。能够成为历史文化名人，数量是相当少的。因而历史文化名人，就是一种稀缺资源。近日见到一则报道，浙江舟山市桃花岛，与著名作家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描绘的、主角黄药师所住的桃花岛极为相似。当地人由此得到启发，产生借助金庸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发展海岛旅游的新思路。他们把金庸的题词“碧海金沙桃花岛”七个字，摹写在码头的巨型招牌上；他们在征得金庸同意后，把往返岛上的客轮命名为“金庸轮”……经过许多与此相关的努力后，桃花岛终于被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应当说，桃花岛优美的自然环境是起作用的；当地人们的努力与浙江省发展旅游事业的需求，也是紧要的。桃花岛，在借助金庸这一名人招牌前，却似藏于深帏中的闺秀，鲜为人知。融碧海金沙、奇岩神峰、传说故事、渔家风情于一体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已经沉睡了数千年。今朝一旦脱颖而出，靠的是金庸的知名度。如果说，过去的都是历史的话，那末金庸也自当属于历史文化名人之列的。这是把无形历史文化遗产向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衍变的典型实例。应该说，古人早已这样做了。与今人不同的只是自发与自觉的差别而已。
近年来，一些城市和地区，面对旅游资源匮乏的情况，依据现代科学技术并参考文献资料，兴建了以古典故事、风俗风情、历史人物、神话传说、著名建筑与名胜风光为题材的人造景物。这是把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作的一种努力。这里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为数不多，如“锦锈中华”、“无锡欧洲城”与四川德阳的艺术墙，它们经过岁月的考验，成为众口交誉的人造景观。成功是一种刺激，而天才的创意常常引来蠢才们的仿效。自“锦锈中华”产生轰动效应后，各地搞“缩微”、修“宫”建“城”、造“文化村”的热浪滚滚而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正在进行的人工造景项目有1000多个，结果可用十个字概括：投资高，游客稀，回收无期。上海近效建造的一个“西游宫”，3年不到， 就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究期原因，大多归为重复建设、文化品位不高与行政命令而非企业行为。其实，失败者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这就是不知道景物与景观的区别与联系，不懂得历史文化遗产的共通性与地域性的关系。
我不同意轻率地使用人造景观的名称。不是人造景物在工程结束后，马上可以成为人造景观的。景物与景观绝不可等同。景物是客观的、本然的存在，景观是作为主体的人，对景物这一客体在意识上的反映与评价。景观是渗透了人的认识、情感、鉴赏与评判的，是主体的人与客体的景物相互交融后所形成的独特的印象。任何人造景物，只要它蕴含有较丰富的科学的、历史的、艺术的内容，并经过人们一定时期的价值认同后，都有成为人造景观的可能。事实上，现今的一些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大率都经历过一段人造景物——人造景观——旅游景点这么一个过程。现今涉及到人工造景物利弊的文章或报道，一律使用人造景观的术语；同样，在人造景物的决策者们的心目中，也只有人造景观的概念。尤其是后者，根本不知道景物向景观的转化，是要经历史的积淀与考验的，是要经人们认同后方能实现的。令许多投资者不解的是，一些与“锦锈中华”在地理位置、交通环境方面相近的人工造景，却只能落个渗淡经营，其间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人造景物并不是都能向人造景观转化的，而且这种转化的成功率是相当低的。
转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子是，处理好了历史文化遗产的共通性与地域性的关系。失败者，大多没有处理好这一关。目前，全国已经建起的人工造景项目有1000余个。其中，仅“西游记宫”就有500多个， “民俗村”、“环球公园”、“世界公园”不下几十个，甚至连“宋城”。也有四五个。综观这1000多个人工造景，除少数尚能吸引游客外，大多数游客流量严重不足，入不敷出，负债累累。重复建设、面目雷同，是投资者们都撞向了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共通性领域。《西游记》以其丰富、绚丽的艺术想象，创造出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而且描绘得如此生动活泼、新奇有趣。它巧妙地把人物思想性格与动物体态习性有机在结合在一起，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的艺术形象。作为一个中国人，稍有点文化水平的，大约没有不看《西游记》的。《西游记》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艺术瑰宝，把人人熟知的东西再行建设起来，缺乏吸引力乃是必然的。愈是具有地方性的东西，就愈具有国际性。旅游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人在不同文化模式里的流动。西方旅游者到中国，满眼所见皆为异国情调，这是他们何以对中国的民俗风情，情有独钟的原委所在。人造景物能成功地转为人造景观，一定是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地域性的缘故。四川德阳，成都平原北端的小县城，以其戛戛独造、不落凡境的艺术墙，令无生命的石头，成了光芒照人的艺术珍品。它采用了国内较为罕见的古希腊罗马建筑风格的石柱、长廊的设计方案，由半园、长廓与各种拱券联结起来的石墙，充满了异域文化的韵律。内容则为万古常新的“生命之歌”，以及取材于巴蜀文化之源的广汉三星堆的“智慧之光”，兼具浮雕、圆雕、透雕的特点，令人叫绝。巴蜀文化，是富有地方特点的，而广汉三星堆文化，则是特中之特。正是以地域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依靠，到德阳的人必去艺术墙。那里的游客，绝不比被称为德阳一景的文庙少。德阳艺术墙，已成为德阳的一个重要的人造景观。
不是所有的人造景物，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它的踪迹的。那些没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又以一味摹仿他人成功处的平庸之作，必将被荡除出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具有地方特点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旦同人造景物水乳交融般结合在一起后，并经历了岁月的考验与人们的价值认同后，就会成为有着永恒旅游价值的人造景观。这是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与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历史文遗产开发与利用中应该注意的。
以可持续发展论指导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些年来历史文化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由人类不当的经济行为造成的，大量表现为现代化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性破坏”，如最近中央电视台曝光的一批汉文化遗址（汉墓葬、汉碑等）被推土机铲平；95年围绕北京鲁迅八道湾故居是否被拆除引起的争论；杭州西湖景区建造高层建筑；云南石林旅游区建设大型水泥厂；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造起了煤窑、灰窑；长达两年围绕究竟要不要抢救、保护南越王宫署遗址所发生的纠纷等均属此列。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人们旅游方式、旅游认知、旅游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山水观光旅游，开始追求一种超愉悦、超常态的生活经历，从而产生更高尚、更深沉的旅游动机，在立体的文化空间中遨游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凡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都逐渐被旅游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对文化资源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都是缺乏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表现。
现代化，固然是今天世界上一切贫困和落后国家和地区走向富裕和繁荣的光明大道，但它不应以历史文化的丧失为代价。早在五十年代初，北京进行市政建设、道路改造时，有人以阻碍城市道路建设为由，坚决主张拆除北海团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闻讯后怒不可遏。他据理力争，认为照此说法，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马路直通过去，根本不需要讨论。当时周总理得知后，立即亲自前往踏勘、调查，后来作出了将中南海围墙南移，马路转一个弯的决定，结果就此救活了从辽金时代起就是王宫一部分，又历经元明清，保存到今天的世界上最小的“城”；并且由此国家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建设有利”的方针，可惜此方针至今没有很好贯彻执行。
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落后是可以改变的，现代化经过几代人奋斗也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而且通向明天，造就未来的现代化方式与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历史只有一部，对历史文化的任何破坏都将永远不能弥补，因此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绝不能被眼前暂时的利益所诱惑，不能让历史文化在我们手里断层，失去延续性，一定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观念。
因旅游业发展造成对文化资源的破坏更应引起高度重视。旅游业是文化型的经济产业。昨天的文化又是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又是明天的经济。旅游促进经济发展已是共识。目前我国已有半数以上省、直辖市在制定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时将旅游业定为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或第三产业的重点产业，这说明旅游业的战略地位已非比寻常，但是不能不看到，在铺天盖地的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中，许多紧闭了千百年的山水、文化资源、历史遗址，一个个被启封、打开、曝光，其结果不少人文景观、文化资源在浅薄化、粗俗化、功利化中遭破坏、践踏，甚至湮没，在换来一时的经济利益下却毁掉了无法再生的宝贵的山水和文化积淀。如八达岭长城和泰山是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我国伟大的人文景观和风景名胜之地，但是当地有关部门受趋利动机驱使却在上面架起了索道，更有甚者在施工中将泰山顶日观峰一侧炸去一片，并在古代帝王登山祭天、设置祭坛的岱顶上建造了一座娱乐城。这种无视文化、无视国宝的短期行为不仅毁坏了文化资源和世界遗产，而且有愧于祖先和子孙后代。
历史是昨天的记录，历史从来都是连续的。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不仅意味着对作为个体的古建筑所进行的理想状态的风格修复，也意味着保护文物古迹遗址，延续人文景观的传统格局的风貌特点，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民俗精萃，并力图使这些文化资源得到持续利用。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要让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这些资源，更应把它当作世界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来对待，所以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必须以可持续发展观作先导。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概念的提出是近十年的事。1987年4 月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夫人提交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这份报告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她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是在探索、寻求新的发展模式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发展观。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其实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公平性（Fairness）。文化资源是前人留下的财富，因此， 既应该允许当代人平等享受，还应该保持代际间的公平分配与发展，反对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损害或剥夺后人公平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的权利，同时还应做到公平地分配有限的文化资源。这一公平性应充分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2）持续性（Sustainability）。 旅游业的发展对不可更新的文化资源的消耗是绝对的，为了让后人和全球人类共同享受这些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乃至旅游业的发展规模、速度要有一定界限的限制，改变数百年来人类在追求发展、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以牺牲人类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做法，以保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能持续到将来。这是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发展理论所根本不同之处。
（3）资源观（Resource outlook）。文化资源是不可复制的。 它是以往社会发展留下的足迹，一旦遭损无法复原，而旅游业的发展对文化资源又有很强的依赖性，可以说资源开发的潜力和可利用的程度是旅游业能否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绝不能采取掠夺性的开发利用，最终导致资源枯竭，而应有序地、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开发利用，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属性的文化资源，采取不同对策，在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前提下使其最大限度发挥出应有价值，并尽可能地延长文化资源寿命。
（4）全球观（Glode outlook）。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因其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性，但都是世界文化资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要求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在尊重各国历史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共同保护人类文化资源的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将一些国家具有世界意义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人文景观经过严格审核、考察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正体现了这一精神。至1997年4月，我国已有12 处自然遗产与人文景观被收进《世界遗产名录》。
目前，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明确作为今后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这在去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已作了全面阐述。最近，国家文物局又将重新修订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并将把可持续发展思想写入条文中，这无疑将从法律上保障以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求实求真——以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
人类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是宝库。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极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文化典籍、历史遗址、出土文物，还是民间文学艺术、民俗民风、屋宇器具，皆堪称繁若群星，浩如大海。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巨大财富。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繁荣，而且有利于全人类文明昌盛。
那么，应怎样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宝库？
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现代科学是人类智慧最重要的成就，是现代文明的精髓。科学崇尚求实求真。所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也就是说必须以求实求真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毋论考古挖掘，还是古藉整理；毋论维修古建筑，还是仿制古物；毋论学理分析，还是文艺阐发，皆必须示历史之实，求历史之真，力求符合历史的真面目。当然，完全符合历史的真面目是不可能的，但必须千方百计的求实求真，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力求符合历史真面目？
第一，中华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全部生命的创造物，作为炎黄子孙的当代中国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勾画出历史的真面目，并传之子孙后代。
第二，真历史只有一个，假历史可有无数个。历史是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柱，历史文化遗产可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我们究竟需要真历史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还是需要假历史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毫无疑问，当然需要真历史提供的资源。因为唯有真历史才会提供真资源，而真资源才有真价值。
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件大事，必须本着对民族发展和世界文化发展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进行，求实求真。
第一，必须分清开发与破坏的界限，反对名为开发实为破坏的错误倾向。开发应以保护为前提，如果不注重保护，只讲开发，其结果，必须严重破坏文化遗产。例如，在长城上建索道缆车，在长城下建球型映院，古长城仿佛闹市，古战场的气韵丧失殆尽，难道不是破坏？在古老的文化遗址上纷纷兴建“现代文物”，难道不是破坏么？此类事一多，中国许多文化遗址便会在“开发”中被“开发”掉了，浩劫难逃。
第二，必须分清利用与糟踏的界限，反对名为利用实为糟踏的错误倾向。利用应以忠实于原意为前提，如果不忠实于原意，所谓利用势必成为对文化遗产的糟踏。乱译古书，弄得文理不通，随心所欲，乱加附会来解释经典，以及胡编瞎说的所谓新编，皆属此类。例如，一部《周易》不是被吹为“宇宙代数学”、“最高预测学”，可以预测世界杯足球赛，可以治疗爱滋病，闹得胡天黑地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不是被一些江郎才尽的所谓艺术家们糟踏得面目全非、荒谬绝伦么？
第三，明辨历史文化精神中的精华与糟粕，反对名为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实为宣扬糟粕的错误倾向。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保护，但应区分历史文化精神的精华与糟粕，以免将糟粕当成精华弘扬。秦始皇兵马俑是文化史上的奇迹，具很高的价值，因为其中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但是高度评价兵马俑的价值并不等于要鼓吹秦始皇的暴政“业绩”。区分文化精神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应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维护民众的权利和改善民众的生存状况。离开这个价值标准，鼓吹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颂扬康熙大帝的“伟绩”，这是弘扬什么优秀传统？
第四，提倡实话实说，不要忌讳。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以事实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实话实说，不要忌讳。中国有忌讳的传统，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传统仍颇有影响。为圣人讳言、为名人讳言、为了某些不知什么理由讳言。这种讳言实情的现象在近现代史领域中特别盛行。同一史实，今天为这个目的这么说，明天为那个目的那么说，实在要不得。因为事实只有一个。
科学求实求真。达尔文环球考察，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根据进化论，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达尔文实话实说，引发了赫胥黎与威尔伯福特主教间有名的争论。威尔伯福特叽笑赫胥黎认猿为祖先，而赫胥黎则仗义直言，反唇相讥：与其将愚蠢的人当祖先，还不如将猿当祖先。科学家认为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并无损于人类，而且科学的发展更提高了人的尊严。
文革结束后，年迈的巴金写了五本随想录，合订为一本厚厚的讲真话的书。巴金以忏悔之情讲真话，反而提高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华民族更需要讲真话的历史书，因为唯有真历史才值得借鉴，才会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资源。
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必须求实求真。
真历史指示着中国的未来！
关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再认识的两点思考
对“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化利用”的涵意，应该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加以理解。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历史文化遗产”定义为有形文化的角度而言， 它显然远不止是所谓“历史遗存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of historical relics）”的经济行为，而是旨在充分地实现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对有形历史遗产的资源共享的文化事业。而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或许正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时期，需要在将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两相观照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能否对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惊人成果作出充分的反应和吸收，能否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相互贯通中去丰富我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切入点、概念、方法以及分析框架等等，正在日益地成为影响到这种再认识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的极关键因素。兹对上述两点分述如下。
一，假如可以说当今存在着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在其中的中国学者与他的所有外国同行相比具有最幸运、最激动人心的机会，那么它一定就是考古学。正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现甲骨文和敦煌（以及稍后的吐鲁番）文献曾极大地推进了后来半个世纪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一样，对于七十年代以往层出不穷的重大考古发现将给我们重新认识祖国文化遗产以何等程度的推动力，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至于过份。中国的文献史料汗牛充栋。但由于被过早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所反复强调的主导价值取向以及记叙范式所局限，书面材料所荷载的有关过去时代的讯息，在某些领域大量重复，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语焉不详，甚至少有提及。书面文献提供的古代世界图景上存在的诸多盲点，适足可以用考古学证据予以填补。据报载，广西东汉墓葬中的雷钵上发现了彝文，如果消息属实，则彝族文字传播的确凿历史就有可能从明代中叶再向上追溯一千四、五百年。出土于西北某汉驿遗址的“过所简”，至今致使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焦急地盼望它们被早日发表；因为保存在这些古代“路条”上的关涉西域城邦国家的消息，将大大扩展现今基于《汉书·西域传》所获致的有关知识。瓷器在宋代作为日用器皿进入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个事实只有在零星暗示和有关文献与考古实据相对证后，方可真正得到阐明（见爱宕松男《宋代瓷器行用的普及化》，《东洋史论集》卷1，页195至326）。
倡言以“考古学的解释”（archaeological explaination ）重新检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近趋势，尤其集中地反映在李学勤教授的《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一书里。以《古史辨》作者群体为中坚的“疑古”派，把西方近代的实证史学方法和明清以来分别以章太炎和康有为为代表的古、今文经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以“辨疑”为显著特征的史学流派。经、子之学在他们手中完全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疑古学派至今留给中国史学很多重要的、积极的影响，但是他们也有轻易说无、“辨疑”过头而失于臆断的偏颇。“走出疑古时代”并不是对古史辨学派的简单否定，而是以书面的和地下的“二重证据法”超越它的史观。在这里，所谓“考古学的解释”也已远远超出了用地下实物为文献史料作简单举证的范围，而成为融汇了知识考古、语言考古、民族考古等多重内涵的文化分析的考古学。因此，突破疑古境界，从释古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其实也是考古学本身实现从器物考古的樊篱中获得突破的过程。
二，从明清之际直到民国初年，中国经史之学的传统，按王国维的说法凡有三变。初变于顾炎武一反明代游谈无根的风气而倡率朴学，即所谓“固初之学大”。其二变以戴震、钱大昕为代表，考据方法由于经史、小学专门之业的成熟而愈趋慎密精致，即“乾嘉之学精”。其三变则始于上世纪后半叶，“言经者及今古，考古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故“道咸以降之学新”（见王国维《沈增植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就在王国维写下这些话的前后，民国时期的国学在与欧美东方学之一支即“汉学”（sinology）的大信息量沟通同时经历了新一轮的蜕变。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发韧于明末清初、繁密于乾嘉诸家、虽迭经后世的风气转换而依然沉淀为国学基本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似乎很自然地与西方汉学的方法交融为一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以文史相通为标榜的国学与西方汉学以人文学科各领域相互贯通的实证方法作为基本传统本身就十分接近。二者都注重文字学的训练，重视文献的校订、释读，在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情景的研究方面更关注“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或者“如何”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国学经历了新的蜕变而渐臻繁荣的三十年代，早已盛极而衰的西方实证史学传统正在开始被年鉴学派所促成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全方位地向历史学渗透的新趋势所取代。二次大战以前，此种新趋势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到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由此，似乎有必要对西方“汉学”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加以区分。二者并不完全是可以互相置换的同样概念，恰恰是标示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两种不同传统或不同阶段的名词。西方汉学使用人文科学相互贯通的理论方法，主要回答“是什么”或者“如何”的问题；而中国研究则开启了诸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人口学、政治学等等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相贯通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新风气。它更偏重于回答“为什么”或者“如何”的问题。在中国，由于长期遭到取消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恢复不到二十年，从事历史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都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训练。因此当英国的某个社会史学者觉得历史学家们正在把庄稼种到别人园子里的时候，研究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中国学者或许会感觉在他们自己的园子里却有不少是别人种的庄稼。
我以为，为了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水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中国学者应当加强对西方中国研究学术成果的回应与交流，至少应当维持过去从事国学研究的那些学者与西方汉学家那样广泛深入的学术沟通，去探求更加切合于特定研究对像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相互贯通和渗透的新路径、新方法。与此同时，正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解释并不是对疑古派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超越一样，上述新路径、新方法的采纳也丝毫没有意味着由国学与西方汉学中积淀下来的那一套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已经完全失去它的效用。新的研究视角会关涉大量先前尚未触及过的历史细节，它们只能靠提出这些细节研究任务的人自己去加以解决，而不能指望曾经兴盛一时的实证史学已经为后人准备好所有必需的细节研究。过程或结构的理论分析只能以基于实证史学的细部研究作为依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资料的直接的感性体验和实证研究作基础，概念化的历史分析便只能流于虚妄和不必要的误读。
地方志与旅游资源开发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方志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利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一、方志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信息
地方志是一种“无所不载”的文化载体，它不仅纵述历史和现状，横叙一地自然、社会、人文，而且连续不断编修，代代相传，能清清楚楚地展示人、事、物在时间上的发展变化。一个地方的旅游资源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地方志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方志所载的旅游资源大致可归纳为四大类十三方面：
1、自然景观：山景——包括山峰、峡谷、石林、岩壁等； 水景——包括江、溪、河、海、湖、水库、泉、潭、瀑、潮等；洞景——包括岩洞、溶洞等；天象——包括日出、日落、佛光、云雾、瑞雪等；动植物景——包括珍稀禽兽鱼虫，奇花异草，古树，原始森林等。
2、人文景观：城镇街市；园林；宗教设施（寺庙、观庵、 石窟等）；工程建筑；遗址遗迹；纪念馆、纪念地；石刻题咏；民情风俗。
3、神话传说：风景名胜往往与神话传说连在一起。 许多名胜原本不太出名，只因有了神话传说，为人传咏，才名声大振，饮誉海内外，故神话传说也是一种旅游资源。
4、土特名产：风味特产既是旅游者争相购买品尝、 馈赠亲友的物品，又为招徕旅游观光者的重要旅游资源。
二、地方志是旅游资源普查的指南
旅游资源的丰富与否决定着本地方旅游事业的成败。所以，一个地方要发展旅游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即普查本地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的普查，可以地方志为蓝本，按图索骥，有的放矢地进行。那样，可迅捷地掌握本地旅游资源数量是丰富还是贫乏，属性是单一还是多样，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哪些是已开发利用的，哪些是未被很好利用的，哪些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改变面貌的。通过旅游资源的分析，即可归纳出本地旅游资源布局是集中还是分散，开放时间是全年的还是宜季节的，投资效益的高与低，从而为政府兴办旅游业的决策提供咨询参考。如太仓县，经济发达，根据《太仓县志》调查，太仓县名胜古迹少而散，仅有州桥、周泾桥三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郑和纪念馆、张溥故居等二十九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游客多为本地人。以此可以看出，太仓县可以利用的旅游资源较少，若新建旅游点，必定是投资额巨大，十分不经济，因此不能把旅游业作为太仓县的主要行业而盲目发展。
三、方志为开发新旅游资源提供了丰富资料和信息
对一特定的旅游区（点）而言，当它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时，方志恰是满足这种需求最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浙江建德县为使县旅游经济上一新台阶，旅游部门反复查阅了《严州图经》、《严州府志》、《建德县志》等方志，查到了建德历史上曾有三个洞（灵泉、清风、蔼云），冬温夏凉，唐宋时已有许多人来游玩，并按方志所示方位，找到了这三个洞。1979年，县有关部门开始整修洞府，成为建德新的重要景点。
四、方志为旅游区的开发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景区的开发规划为一地发展旅游业、制订旅游经济战略必须要进行的工作。这一工作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就是前面论及的旅游资源。除此之外，我们在规划时还应考察那些旅游资源所处的地理环境、交通环境、人文环境。这些有关旅游区开发规划所需的主体资料以及附属资料在各类地方志中都能找到，而地方志原本即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和实地调查采访，反复考订后编成的，具有地域性、资料性、真实性、广泛性、连续性的特征，因而它所储存的资料不仅能为旅游区开发规划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而且能避免旅游区开发规划的“趋同”，体现本地区的特色性。贵州省大方县、黔西县地处贵州省西部、乌江上游，有大渡河桥、千岁衢、奢香坟、沙井观音洞、甘棠汉墓群、水西公园等名胜古迹。贵州省旅游部门在1985年进行景区规划时，查阅了《大定府志》、《大方县志》、《黔西州志》等志书，发现两县杜鹃资源非常丰富，有一百华里杜鹃带，杜鹃品种有百合、青莲、紫玉盘等十七种，林带中还生活着许多珍稀动物。这样“百里杜鹃”的自然保护区被划定下来供游客参观游览。
应当说方志这种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开发利用价值是很高的。遗憾的是，对这一点，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对它的研究投入还很不够。这里，建议并呼吁政府部门加强方志等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价值的宣传，加大研究经费的投入和项目的设置，使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为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