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人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3；K512.3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12-0080-09
17世纪，随着俄国不断东侵，中国和俄国有了直接交往。由于言语不通，不得不以拉丁语和蒙古语作为媒介，甚至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也只能起用通晓拉丁语的耶稣会士张诚(P.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和徐日升(P.Thomas Pereyra)作为翻译。虽然最终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兼顾了中俄双方利益，但两国都对耶稣会士在谈判中的立场心存疑虑。《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中俄贸易迅速发展，来京商队络绎不绝，边境交涉和文书往来日益频繁。所以，在18世纪初，中俄两国几乎同时都将培养自己的翻译视为当务之急。正在这种情况下，两所语言学校在北京先后成立，一是国子监俄罗斯学，一是内阁俄罗斯文馆。《朔方备乘》载：“俄罗斯学有二，名虽同而职掌不同。国子监之俄罗斯学为俄罗斯来京读书子弟而设，所以柔远人也；内阁理藩院之俄罗斯学为八旗习俄罗斯字学生而设，所以通象译也。”[1](卷十三《俄罗斯学考叙》)
俄罗斯文馆创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同治二年(1863年)被合并至新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在俄罗斯文馆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多名俄人担任教习之职。这些人身份复杂，居京缘由不同，充任教职时间各异，所发挥作用有别。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尚无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拟采取中俄文献相互补正的方法，钩沉探微，以推进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 俄国商人、降人及后裔充任教习
根据清内阁大库收藏的满文档案《康熙四十七年三月，设立俄罗斯学之上谕奏事档》载，俄罗斯文馆成立于康熙四十七年。①是年三月初八日，康熙令大学士马齐“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具奏”。三月二十一日，康熙得知“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68名”，当即下令，“均令习之”。三月二十四日在俄国商队驻地俄罗斯馆(北京东江米巷会同馆)内“支搭席棚，开始教读”。[2](p105～106)②这样，俄罗斯文馆从筹办到开学仅用了16天，反映了康熙皇帝对培养俄语翻译的紧迫感和重视程度，同时也使文馆在各项制度均未建立的情况之下就运转起来。
从《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的“内阁原注”中可以看出，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初三以前，中俄外交文书的翻译工作都是由俄罗斯佐领罗多珲承担的，只是从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才换成了库兹马(Кузьма)、伊凡(Иван)等参与。[3](上册，p281，290)罗多珲是首任俄罗斯佐领伍朗各里之子，通俄文和满文。《八旗通志》载：“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尼布绰等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来归之鄂罗斯伍朗各里，康熙七年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各里管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整佐领。伍朗各里故，以其子罗多珲管理。罗多珲故，以大学士马齐兼理。”[4](卷三)罗多珲很可能死于康熙四十六年，而后便由大学士马齐管理俄罗斯佐领。依前例，俄罗斯佐领负有为朝廷翻写中俄文书之责，而满人马齐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应该是促使康熙在仓促之中创办俄罗斯文馆的直接原因。
俄罗斯文馆成立之时，正值胡佳科夫(П.Р.XудЯков)率领的俄国官家商队来京，清政府便直接在商队驻地“支搭席棚”，由一位名叫瓦西里(Василий)的商队成员教授俄语。瓦西里因此成为史载俄罗斯文馆历史上的第一位俄文教习，同时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境内教授俄语的俄罗斯人。有关瓦西里的生平事迹，中俄文献中均未留下详确记载，只知其任职时间非常短暂，首次授课时间为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两个月之后便随商队返回俄国了。[2](p105～106)
实践证明，依靠不定期来京且又不能长期在华留居的俄国商队成员并不是解决俄罗斯文馆教习问题的上策。清政府将目光转向定居北京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佐领。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大学士马齐奏请康熙皇帝从俄罗斯佐领中选择“善于俄文者，派为教授”。结果，俄罗斯佐领的小拨什库(汉文作“领催”)库兹马(又作“库西玛”、“库锡玛”和“库希玛)[3](上册，p289)[5]《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九)[6](p2518)和披甲伊凡最先被选定为俄罗斯文馆教习，而后又有雅科夫·萨文(Яков Савин)(又作“雅稿”、“雅槁”和“雅郭布”)[3](上册,p295)，[5](《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九)[6](p2518)加盟。他们均为雅克萨战俘后裔，即在北京出生的第二代俄人，俄文水平有限，但在当时的京城之中，却是可以担当俄罗斯文馆教习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他们还担负着为清廷翻译中俄间往来公文之任。在俄文文献中，雅科夫一直被以“通译”称之。然而，到康熙五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们已感力不从心，难堪重任。对此文献这样记载：“库兹马等生于北京，从前俄国来文内有难译之处，均咨询老俄人。现老俄人渐次亡故，俄国事件关系重大，倘再来文，诚恐难解之处不能成译。”[2](p106)显然，他们的俄文水平仅能应付简单的公文翻译，远未达到精通的程度。对于俄罗斯文馆学生而言，教授其俄语入门知识应该没有问题，但要将其培养为承翻中俄往来文牍的高水平译员来，就不大可能了。结果只有伊凡一人去职，因为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内阁原注”中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康熙五十一年七月，[3](上册，p318)而库兹马和雅科夫的辞职请求并未获得批准。雍正二年(1724年)，内阁大学士马齐奏请皇上提升库兹马和雅科夫的官阶，以奖掖其教习学生和长期承翻俄罗斯文书，结果前者“补放本佐领骁骑校”，后者升为“六品官，仍于领催上行走”[5](p2518)。另外，据《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载，一直到雍正十二年，俄国来函依然由他们翻译缮写，而此时，二人仍被称做“俄罗斯馆先生”[3](下册，p622)③，说明他们既没有停止承翻中俄往来公文，也没有中断在俄罗斯文馆的教学工作。除此之外，库兹马和雅科夫还始终保持着祖辈的东正教信仰，与俄国商队以及来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关系密切，在雅克萨战俘后裔中具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当北京的圣尼古拉教堂在1730年地震中倒塌之后，二人会同教堂长德米特里·涅斯捷罗夫(Дмитрий Нестеров)，集众人之资对教堂进行了重建，并请俄国神父举行了圣化仪式。[7](p126～127)
就在1711年年底，清政府还从盛京的投降俄人中选中了尼堪(Никон)(又作“尼坎”)[3](上册，p318)来京教授俄文。为了考察尼堪的俄语水平，库兹马与1711年第二次来京的俄国商务专员胡佳科夫一起对其进行测试。库兹马称“我等生于北京，尼堪系属俘虏，语言当比我强”，而胡佳科夫认为其“言语甚好，因不通文理，故精细之言不佳”[2](p106～107)。可见尼堪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口语尚可，却不大懂得文法，用俄文进行精确的书面表述有些困难。尼堪在俄罗斯文馆的任职时间似乎不长，因为从《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内阁原注”中看，他只是在康熙五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三年间与库兹马、雅科夫等一起承翻过外交文书，后来便不见了他的名字。[3](上册，p318；下册，p321，325，340)
处于草创时期的俄罗斯文馆的俄文教习由俄国商队成员、降人及后裔构成。其特点有二：一是教习队伍不稳定。在所延聘的5名教习中，只有俄罗斯佐领的库兹马和雅科夫长期执教。瓦西里作为俄国商队成员的身份本身就决定了延聘他作为教习只能是权宜之计。二是教习的语言水平有限。来自俄罗斯佐领的教习在中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俄语教育，而瓦西里随商队来华短期内也不可能通满语和汉语。俄罗斯文馆的这种困境直到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抵京后才得以改善。
二 俄国传教士团教士和学生充任教习
经康熙皇帝准允，以修士大司祭伊腊离宛(Илларион Лежайский)为领班的第1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15年来华，以为俄罗斯佐领提供宗教服务。俄国传教士来华为俄罗斯文馆聘请俄文教习提供了可能，而其摆脱完全依赖俄罗斯佐领的局面，进入借助传教士团人才资源时期，则是始于雍正初期。雍正二年皇帝下旨：“黑龙江一带毗连俄界，不可缺少俄罗斯文通事。拟将京城两名俄罗斯文通事派往黑龙江，似于该地翻译俄罗斯来文为好。”但散秩大臣兼都统拉锡与隆科多商议后认为：“现能译俄罗斯文书者，仅有旧俄罗斯罗刹牛录之雅稿、库西玛，此外无人。此二人中，若派一人前往黑龙江，则另一人便不能翻译，致使两地均误。京城备有通译俄罗斯文书者，甚为要紧。且伊等本系俄罗斯人，若住边界地方，其与往来之俄罗斯人本为同族，或有制肘通信之处，亦难逆料。”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为方便与俄国往来，急需在边境和京城两地同时配备俄文翻译。2.现有俄文翻译的水平有限，且身为俄国战俘后代，其对清廷的忠诚度受到怀疑。3.必须将培养本国俄文翻译一事提上日程。雍正谕令“教习俄罗斯语文实为要紧，当多招学生，教习俄罗斯文”[3](下册，p417)。于是，在1725年雍正谕令检查俄罗斯文馆办学状况之后，理藩院延聘了2名传教士团神职人员，[8](p42)[9]而后又延聘3名传教士团学生到俄罗斯文馆任教，并委以翻译中俄之间往来文书之任。
第1届修士司祭拉夫连季(Лаврентий)，中国史籍中亦称为“拉夫林铁”。[3](下册，p399)1715年作为第1届传教士团成员来华，第2届传教士团时留任，直到第3届传教士团抵京之后才于1737年被带回俄国。他曾在俄罗斯文馆担任教习，但行为颇不检点，传闻其与女仆关系暧昧，衣冠不整，爱财如命，涉嫌侵吞教产。[10](p60,102～105)他拒绝与第2届传教士团领班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合作，为此1731年和1732年普拉特科夫斯基两次写信给俄国外务院抱怨拉夫连季“不听号令，拒绝离开旧教堂而前往新教堂，还教唆汉语通译雅科夫强迫修士大司祭从新教堂迁往老教堂”。[7](p129～130)④拉夫连季在来华时被康熙皇帝赐予七品官的待遇，已经置办了相当数量的田产，家中雇有佣人，生活丰腴无忧，而一旦受普拉特科夫斯基的领导，他的个人利益必将受到影响。另外，他与俄罗斯佐领长期一起生活，赢得了后者的认可和尊重。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他得到了身为沙皇亲信的俄国商务专员郎喀(Лоренц Ланг)的支持。
第1届教堂差役奥西普(约瑟夫)·季亚科诺夫(Осип〈Иосиф〉Дьяконов)是最初几届传教士团神职人员中素养较高的一位。他唱诗读经，不喝酒，“给神圣的教堂增添了光彩”。在京学会满语后，被理藩院借用负责翻译理藩院和俄国枢密院之间往来公文，[11](p101)并担任俄罗斯文馆教习。[8](p37)《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内阁原注”中两次提到雍正年间俄罗斯文馆的鄂西福参与翻译致俄国的咨文，笔者以为，这个鄂西福正是奥西普(约瑟夫)·季亚科诺夫。[3](下册，p525，548)此人大约在1736年卒于北京。
此外，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内阁原注”中还提到，雍正九年五月费约多尔与库兹马、雍正九年六月费多尔与鄂西福等一起将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咨文译成俄文。[3](下册，p547，548)“费约多尔”和“费多尔”是俄文“Федор”的译音，当为同一人。查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名单，雍正九年(1731年)时在华、名为“Федор”的只有第1届传教士团学生费奥多尔(费多特)·特列季亚科夫(Федор〈Федот〉Третьяков)一人。此人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之为“佛多德”，[1](卷十三《俄罗斯学考叙》)原是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生，1727年作为首批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满语，1732年9月8日随郎喀离开北京回国。[7](p115，130～131)从费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的名字、在中国文献中的称谓、居京时间和学识几方面判断，费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极有可能就是费多尔。按照惯例，理藩院通译同时也是俄罗斯文馆教习。至于费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是否担任过教习，笔者尚未找到相关文献记载。
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1717出生于色楞格斯克，神父之子，1725年起为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蒙语学校学生，1729年作为第2届传教士团学生抵京。罗索欣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在汉语和满语的学习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完成了几部手稿，如《1730年京报摘抄》、《1735年中国钱粮交纳情况》等。1735年被任命为理藩院通译，1738年起在俄罗斯文馆担任教习，[9]⑤年俸40两。在本文所述诸位俄人教习中，他的贡献较大。他不仅授课，而且为满足教学急需，与满人富勒赫合作编译《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俄国国内需要汉满语翻译，罗索欣于1740年随绍库罗夫(М.Л.Шокуров)信使离京，1741年被外务院派往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担任满汉语通译，并负责汉语和满语的教学工作，培养了4名学生。1761年罗索欣去世。他一生完成译作三十余种，包括《三字经》、《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资治通鉴纲目》、《八旗通志初集》、《异域录》等。但当时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占据主导地位的德籍科学家始终把罗索欣当作翻译，其任务只是为前者的研究提供资料，所以其译作鲜有出版。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其汉学成就才引起学界重视，被视为俄国汉学第一人。
弗拉德金(Алексей Владыкин)亦为第2届传教士团学生，1732年来华。罗索欣回国后，清帝降旨由他接替罗索欣之职，负责翻译中俄两国往来公函，并在俄罗斯文馆教授俄语，为此赐给他年薪40两银子。他与学生伊万·贝科夫(Иван Быков)曾向商队总管列勃拉托夫斯基(Герасим Лебратовский)提供过秘密情报，1746年6月6日随商队离开北京回国。[11](p271，285)在俄罗斯文馆充任教习时，弗拉德金参与了《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的编译工作。1754年他被委任为俄国商队总管重返北京，就俄国学生、中国使团赴俄和允许俄国在黑龙江自由航行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并极力维护俄商利益，[7](p221，224)引起理藩院不悦。理藩院认为弗拉德金在所有事情上都固执己见，在贸易方面是个“既无经验又很愚蠢的人”，希望俄国方面不要再派像他这样曾经在北京学习过的学生担任商队总管。[11](p295)弗拉德金1755年返俄以后向枢密院提交了一幅中国分省图和一张北京平面图，他自称这些地图都是他从皇家藏书阁拿出来描摹的，为此花费了1500银卢布。[7](p189)
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1716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征兵办公厅书吏家庭，后成为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生，1739年至1740年跟随在莫斯科的受洗中国人舒哥学习满语。[8](p57～60)1743年作为第3届传教士团学生随第二次来华的绍库罗夫信使抵京。在华期间，他同样担任了理藩院通译和俄罗斯文馆教习，[7](p162)并参与完成《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的编译工作。1755年随同第4届传教士团回国。在1756年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女皇的谕旨中称列昂季耶夫“冷静而正直，勉力学习汉满文并精通之，堪当外务院满语通译之职”，谕令“其在外务院任职，以中尉之衔领翻译之职，照发北京时期年俸250卢布”[7](p221)。次年，列昂季耶夫受命协助罗索欣翻译和注释《八旗通志初集》，1762年由列昂季耶夫最终完成了工作。17卷《八旗通志初集》的俄译本是他在回国后与罗索欣合作的结晶。1763年列昂季耶夫在外务院开办满汉语学校，教授4名学生。1767年他随克罗波托夫(И.И.Кропотов)来到恰克图，而后参加了中俄政府间就修改《恰克图条约》而举行的谈判。他一生翻译了很多中国典籍，如《易经》、《大学》、《中庸》、《实践录》、《三字经》、《名贤集》、《上英宗应诏论水灾》、《雍正遗诏》、《圣谕广训》、《大清律》、《大清会典》等。与罗索欣不同的是，列昂季耶夫的20多种译作都有幸出版。18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120余种，他的译著占其中的六分之一，在俄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1786年列昂季耶夫去世。
在雍正和乾隆前期延聘的来自传教士团的俄人教习中，罗索欣、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三位学生的学识较高，发挥的作用更大。他们将俄国的俄语教材引入中国，与满人富勒赫合作所编的《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被视为中国第一本俄语教科书，在中国俄语教学史乃至中俄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1925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列宁格勒发现了《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的手稿后曾撰文介绍。他写道：“列宁格拉德古代文字博物院(Likha
ёv旧藏)藏抄本，14本(序1本，文13本)，题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写以满、汉、俄3种文字。前有Fulohe序，此人就是译此俄语文法的人，可以说是汉译第一部俄语文法本。他同拉里婉(Hilarion，Larion Rossokhin)(即罗索欣——笔者注)译前10本，同阿列克写(Aleksé
)译后3本。Rossokhin未尝以东方学者名，我拟有一日为作一传。他出生于西伯利亚，在1740年左右离北京，而在1761年殁于圣彼得堡。阿列克写就是Aleksé Leont’evi Leont'ev(即列昂季耶夫——笔者注)曾在1742年赴北京，留居约十年左右。如此看来，Fulohe译俄语文法为满汉文时，应在1735年至1745年间。”[12](p189～190)据《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前言所载，1727年第1届传教士团学生沃耶伊科夫(Лука Воейков)到北京后，曾把一本俄语语法送给俄罗斯文馆，但当时文馆中无人能把它作为教材在教学中使用。苏联学者沃尔科娃(М.Волкова)认为，在18世纪以前，俄国最流行的俄语语法书是斯莫特利茨基(Мелитий Смотрицкий)的《俄语语法》，所以沃耶伊科夫所送的很可能就是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当1738年冬罗索欣被聘为文馆教习后，即与满人富勒赫等开始着手将这部语法译成满语和汉语。到1745年，已译完全书的十分之九，即《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前10册。同年，弗拉德金继续工作，又完成3册翻译，到1746年《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编译工作全部结束。[8](p42)⑥《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手稿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用满汉俄3种语言写成，共14册，405页，内容分为3部分。第1部分“导论”为第1册，包括富勒赫撰写的前言、语音入门、教堂用语及数词。第2部分“语法”包括第2册至第12册和第14册。译者将斯莫特利茨基语法中的词源学作为主要内容译出，同时翻译一部分正字法和句法内容，而构词学部分则略去未译。第13册是第3部分，内容为“学生须知”，作者为列昂季耶夫。[9](p154～157)⑦笔者以为，与其说《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是对斯莫特利茨基《俄语语法》的翻译，不如说是中俄学者的再创作。因为它充分考虑到中国学生的实际需要，不仅将其一部分内容介绍到中国，而且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如俄语书写规则、造句规则、含有基本词汇和会话的小词典、满语口语句式俄译等。
三 俄国传教士团领班充任教习
1755年列昂季耶夫离华以后，俄罗斯文馆停止聘用传教士团人员担任教职，从1764年开始主要起用自己的毕业生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的确，俄罗斯文馆断断续续地培养了少数能够充任教习或翻译的优秀毕业生，比如上面提到的富勒赫、第7届传教士团学生安·弗拉德金在致俄国政府报告中谈及的云庆(Юнь-Чин的译音)[13](p76)、《清实录》中记载的员承宁[5](《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五)等。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根据傅恒大学士等人的上奏制订了文馆的章程。章程包括文馆设立的目的、教习编制、学生来源和人数、考试和升迁以及管理单位等内容：“学习俄罗斯文字，原为翻译往来文移之用。康熙年间立学，设教习2人，将俄罗斯佐领下库锡玛、雅槁挑取。学生额24名，由八旗学生挑取。后因俄罗斯佐领下无堪充教习之人，即以官学生暂行管理。应请立定章程。五年一考，列一等者作八品，二等者作九品。教习缺出，即以考授八品官学生，奏请充补，候升主事。以学生优劣，定教习黜陟。归内阁理藩院管理。”[5](《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九)这个章程是俄罗斯文馆在运作了约半个世纪以后制定的首个章程。它的出台表明，这时的清廷并非不重视，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文馆的发展。与此同时，文馆还聘用了一名俄国逃人。据第5届俄国传教士团教堂差役齐明(Степан Зимин)讲，1764年一名叫彼得·卡尔曼(Петр Калман)的逃人被从恰克图解送至北京。他曾经是托博尔斯克商人弗拉基麦罗夫(Владимеров)的养子，1771年被授予八品武官，任副教习之职，[14](p24)为此清廷赐予其妻室和大笔娶妻银两。这说明，俄罗斯文馆即便起用优秀的毕业生，也同样需要俄人教习。既然如此，俄罗斯文馆为什么停止聘用文化水平较高、稳定性较强的传教士团人员担任教职呢？
笔者认为，促使清廷把提高办学质量的途径由过去依靠传教士团教习转变为制定与完善内部运作机制并同时主要起用本馆毕业生、间或辅之以俄国逃人的直接原因是18世纪中期中俄关系跌入低谷。从康熙时期起，清政府在北部边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准噶尔地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发动的叛乱。“在乾隆朝准噶尔几起几落的战乱之中，要数阿睦尔撒纳之乱最严重。”[15](p59)俄国先是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而当清政府平叛之时，又将逃人隐匿不还。此外，俄国政府通过信使布拉季舍夫(В.Ф.Братищев)执意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俄船在黑龙江航行。这些事实无不暴露出沙俄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对此，中国方面将闭关罢市作为一种遏制的手段，在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三次闭关。中俄关系的这种情势波及到了传教士团。当第5届传教士团一行14人于1754年12月抵京后，中国政府只允许6人留下，其余均遣送回国，其中就包括4名学生，所以第5届学生的位子空缺(从第1届至第14届传教士团，仅有第5届学生空缺)。另外，色楞格斯克城防司令雅各比(И.В.Якоби)向俄国外务院报告说：“自1759年秋季开始，博格德汗就谕令将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及其随员和学生们通常居住的教堂封锁，不准他们外出到任何地方去。此外，中国当局还指定了忠实可靠的哨兵守卫，并在大门上钉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中国臣民如有胆敢进入此教堂者，定当处决。”但是，这件事情是否确实发生过，尚存疑问，因为中国政府很快就对俄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彼国喇嘛已多年留住我国，我方一向照例供给各种良好给养和充足之粮食，并无任何虐待之处，而俄国人竟然还就此事说三道四！”[11](p334，340)就连第5届传教士团换班回国事宜也受到影响，到1771年第6届传教士团抵京为止，第5届传教士团居京长达17年！
尽管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文馆运作有了章程可依，并延聘俄国逃人与毕业生共同执教，但其教学水平还是呈下降趋势。乾隆后期(1779年)，理藩院只得借助于第6届传教士团学生审讯俄国逃人。[7](p274～275)到了嘉庆年间，文馆的学生在充任翻译时洋相百出。关于这一点，第13届传教士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Е.П.Ковалевский)在自己的游记中曾有描述。科瓦列夫斯基写道：“这个文馆里的学生对俄语几乎是一窍不通。他们的俄语考试简直太可笑了……有一回文馆学生因为俄语水平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时(1805年——笔者注)我们俄国的戈洛夫金外交使团正好来华访问。众所周知，这个使团最后不得不从库伦掉转回国了。库伦的官员请理藩院派几个精通俄语的人来跟俄国人谈判。理藩院办事很痛快，责成文馆挑了4名优秀者前往库伦。翻译们到了目的地，当要他们开口跟俄国人说话时，他们的表现非常糟糕！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们对俄语完全无知。后来，库伦官员将此事向上做了呈报，这几个翻译都遭到了发配。”[16](p203～204)此时，连文馆的教习也必须依靠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和学生的帮助才能够应付教学和翻译工作。当第9届与第10届传教士团行将换班时(这意味着通晓满汉语的第9届成员将离去，而新任传教士团成员尚未学习满汉语)，文馆教习舒敏甚至表示，他准备另谋差事，因为失去了俄国人的帮助，他就不能继续教授俄语。而当舒敏听说曾作为第8届传教士团学生而在京学习过满汉语的“巴老爷”(卡缅斯基〈П.И.Каменский〉的俗名为“巴维尔”)被任命为第10届领班时，他非常高兴。当第10届传教士团于1820年12月抵京后，舒敏不仅登门拜访，而且请卡缅斯基将他编写的汉语对话译成俄语，以便在教学中使用。[17](p69～70)⑧正因为如此，道光四年(1824年)大学士托津等奏：“俄罗斯学官生诵习俄罗斯文字，乾隆二十九年以前，有在京学习满文之俄罗斯协同教授，迨后仅用本学人员。迄今日久，俄罗斯来文，颇有支离，承翻事件，无从考查。请仍于驻京学习满文俄罗斯内，挑取一名，协同教授，以资校正。”[5](《清宣宗实录》卷七四)于是，俄罗斯文馆自道光五年起再度聘用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教习。
魏若明(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神父之子，1817年毕业于沃伦斯基神品中学，后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1820年作为第10届传教士团修士司祭来华，出任由领班卡缅斯基于1822年创办的雅克萨战俘子弟学校校长，从1825年秋起在俄罗斯文馆担任教习。[18](p103)1829年，沙皇批准魏若明担任第11届传教士团领班。当第10届和第11届传教士团行将换班之际(1830年)，托津等于道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奏请延聘魏若明继续担任教习，并对他的教学成绩一再给予肯定：“旋经理藩院挑取现在驻京之俄罗斯魏呢雅明，移送到学协同教授官生，翻译文字。数年以来，该俄罗斯帮同教授，实属用心，所教官生亦渐长进。今魏呢雅明复经该国恳请再留一班，由理藩院奏准在案，臣等请将魏呢雅明仍令在学协同教授，翻译文字，以资熟手。伏思魏呢雅明在学教授官生，颇有微劳，无可鼓励，臣等会同理藩院堂官等，拟将魏呢雅明教授用心之处行知该国，令其自行酌量鼓舞。”[19](p1614)所以，魏若明在担任第11届领班期间继续在文馆教授俄语。这样，在担任教习的前后15年中，“魏若明必须到位于京城另一端的俄罗斯文馆上课，并为此而学习了满语”。[18](p108)作为第11届传教士团领班，魏若明与属下产生了严重矛盾，俄国外交部只好下令由安文公(Д.С.Честной)管理传教士团内部事务，魏若明继续负责对外联系。魏若明在对外交往方面极有手腕。他一共花费了6000多卢布结交清政府的王公高官。他同西欧在北京的最后一位传教士、供职钦天监的葡萄牙籍遣使会士毕学源(G.P.Pereira)私交甚好。1838年毕学源去世后，魏若明根据其遗嘱接管了包括大量珍贵藏书在内的毕氏遗产，并将藏书转移到了俄国传教士团图书馆。[20](p196)魏若明1841年回国。其在汉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译有《授时通考》。
佟正笏(П.А.Тугаринов)，神父之子，1827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夫神品中学，后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1830年作为第11届传教士团修士辅祭首次来华，1840年起任第12届领班。1841年接替魏若明出任俄罗斯文馆教习，为此还举行了正式而隆重的仪式。[18](p115)1844～1845年在佟正笏的建议和参与下中俄政府间首次大规模互赠图书，而俄国回赠图书的对象就是俄罗斯文馆。作为传教士团领班，佟正笏通过与理藩院往来及阅读报纸的方式搜集各种情报，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内政和外交情报及时报告给俄国政府。1849年任职期满离京回国。
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1817年出生于契斯托波耳市(今处俄罗斯鞑靼斯坦境内)，先后在喀山神学院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就读。1840年作为第12届传教士团修士辅祭来华，1846年奉召回国。1848年升任修士大司祭，1849年至1859年、1865年至1878年在北京领导第13届和第15届传教士团。1878年年底猝死法国。1849年巴拉第接替佟正笏出任俄罗斯文馆教习，对此中文文献有如下记载：“再查，本馆教习学生俄罗斯巴拉第由理藩院奏准协同教授本馆学生等因，于上年十二月十九日由理藩院来文该俄罗斯应补领上年十二月分十二日之饭钱捌百文，本年正月分一个月之饭钱贰串，共贰串捌百文，相应先期知照贵部查照核办可也，须至移会者，右移会户部。”[21](p104)综观巴拉第的活动，一方面为俄国的侵华活动效力，在《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名字频频出现于清代官方文献之中，另一方面在佛教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所译《蒙古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及所编《汉俄合璧韵编》均为国际汉学名著，并主持出版俄国第一本汉学连续出版物《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被苏联汉学奠基人阿理克(В.М.Алексеев)视为俄国汉学三巨头之一。
固礼(Гурий Карпов)，1814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神父之子，先后在萨拉托夫神品中学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学习，1840-1849年作为第12届传教士团修士辅祭在北京居留，负责管理圣尼古拉教堂和雅克萨战俘子弟学校。1851年晋升为修士大司祭，1855年在圣彼得堡神学院以《论主教神职》一文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858年率第14届传教士团再次抵京，1859年任俄罗斯文馆教习。中文文献记载如下：“现据俄罗斯馆报称拣得现来驻京之俄罗斯达喇嘛固礼可以教授，理合奏闻，将俄罗斯达喇嘛固礼移送俄罗斯文馆协同教授八旗学生，并承翻文件。[21](p104)固礼直接参与了《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并致力于《新约》等东正教经籍的汉译工作。1864年离京回国，1882年去世。
同最初来自传教士团的几位教习相比，魏若明、佟正笏、巴拉第和固礼具有一些共性。4人的身份和地位较高，都是修士大司祭和传教士团领班；大多两度来华，在华时间累计超过15年，巴拉第甚至3次来华，居留中国约30年(自1818年俄国政府对传教士团进行整顿之后，新1届传教士团领班均从以往传教士团成员中挑选)；学识较高，都曾在圣彼得堡神学院就读，固礼还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俄语水平自然不成问题，满语或汉语水平也很好；熟稔中国情势，是地道的“中国通”。但是，由于鸦片战争后中俄关系的实质已经由以往的平等交往转向了俄国伙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瓜分，这些领班作为事实上的俄国驻华外交代表不愿意也不可能为中国培养高水平的翻译，更不愿看到出自俄罗斯文馆的翻译成为他们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的有力对手。他们愿意接受聘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方便出入重要衙门，晋接中国高官，刺探情报。这些领班肩负着更高的政治使命，他们在中俄外交史上发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作为俄罗斯文馆教习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关于他们在俄罗斯文馆任职的情况在俄文文献中少有记载)。所以，中俄关系的变化和传教士团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清政府延聘传教士团领班“协同教授”的愿望化为泡影。当然，佟正笏也曾致力于将俄国的俄语教材引入中国。俄国政府采纳佟正笏的建议而于1845年向俄罗斯文馆所赠的10箱357种800余册俄文书籍中就包括大量教材，仅1885年同文馆教习班铎(Е.П.Пандер)为当时仅存的682册图书编写的目录中就有《翰林字典》、《事类丛书》、《新文汇编》、《行文语类》、《文法必读》、《语学必读》、《斯拉完俄罗斯合璧文编》、《文法溯原》、《文法集成》、《文法论略》、《文法入门》、《文法辑要》、《文法便览》等。[22](卷三，p62～69)但是，佟正笏建议俄国政府回赠图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答谢清政府的馈赠，同时拉近与清廷的关系，以期在对华外交中获得好处。他在1844年5月31日给亚洲司的报告中写道：“如果外交部认为向俄罗斯文馆赠送俄文书作为对中国政府的回报是一件善事的话，这将在政治方面给我们带来异乎寻常的益处。”[23](p20)当清政府收到俄国这批赠书后，“惟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当事者议发还之”[1](卷三十九《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叙》)，就连赠书的整理和书目满译也是由第12届传教士团学生戈尔斯基(В.В.Горский)等人完成的。[23](p21～23)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直至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馆仍未能实现“学习俄罗斯文字，原为翻译往来文移之用”的办学宗旨，而这又与俄国教习并未发挥出“协同教授”的作用密切相关。
注释：
①关于俄罗斯文馆的成立时间，我国学术界另有1741年(乾隆六年)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之说，分别见：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俄国的阿多拉茨基认为是1758年，见Адоратский Н.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uссuя в Кumae за 200леm ея су
есmвованuя:Олыm 
ерковно-uсmорuческо
о uссле
ованця ло архuвным окуменmам.Казань.1887.C.191.苏联的沃尔科娃称，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保存的《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Собранuе ванеǔщuх uзвлеченuǔ ,nеревеенных с рyсскоо языка)手稿上载，其创建于1705年，见Волкова М.П.Первый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ащихся ПКраmкuе сообенuя Инсmumyma нароов Азuu АН СССР.[T]61.М.:1963.C.154～157。
②高文风认为俄罗斯文馆初设馆址是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显属讹误。参见高文风：《我国的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黑龙江大学学报》(外语版)1979年第2期，第105～106页。
③此处翻译有误，应为“俄罗斯文馆先生”。
④老教堂指位于雅克萨战俘及后代居住地的东直门胡家圈胡同的圣尼古拉教堂，第1届传教士团抵京后即驻足于此；新教堂即根据《恰克图条约》规定于1728年建成的位于东江米巷玉河西畔会同馆的奉献节教堂，第2届传教士团抵京后驻足会同馆。
⑤另一说为1735年起在俄罗斯文馆担任教习，参见：Скачков П.Е.Очеркu uсmорuu русскоо кumаeвeенuя.М.：1977.G.41。
⑥苏联的沃尔科娃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均认为此3册是由列昂季耶夫翻译的，我国学界也大多沿袭此说。笔者以为，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前言中只是载明1745年“阿列克塞”又开始翻译另3册，而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两人名字同为“阿列克塞”，且1745-1746年又都在北京。笔者认为斯卡奇科夫的观点更可信，因为弗拉德金早在1732年来华，在罗索欣回国后即接替罗索欣之职，而列昂季耶夫1743年才抵京。尽管列昂季耶夫在来华前已有一定的满汉语基础，但在短期内大量承担翻译教材之重任的可能性较小。
⑦笔者以为也不能排除第13册的作者是弗拉德金的可能。
⑧10年后，当第10届传教士团届满回国时，舒敏与第11届传教士团监护官拉德仁斯基(М.В.Ладыжкенский)谈话仍需卡缅斯基从中翻译。参见Ладыжкенский М.В.Дневник,веденный в Пекине с 1-го декабря 1830-го года//Кumаǔскuǔ блаовесmнuк.190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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