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总结经验与创新理论的光辉典范_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总结经验与创新理论的光辉典范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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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是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一道创立了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人类开辟了争取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既批 判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也密切地结合实践,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 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理论不断得 到创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马克思的一生是研究科学理论、从事革命实践的一生,是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善于 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和发展理论的一生,也是不断从实践中创新理论、永葆理论的 生机与活力的一生。这些尤其在马克思起草《共产党宣言》和投身欧洲革命风暴、步入 中年和理论上日趋成熟以后更为突出。

对革命风暴的反思与总结

1848年的欧洲革命风暴,在软弱的资产阶级和不够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参预下,其结局 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的。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从 来是持积极态度的,总是把革命同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从考察法国 革命中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断。恩格斯也从考察德国阶级斗争的发展 中提出革命日益“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认为“一个民族在这种剧 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1](p.38)。马克思恩格 斯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对革命的失败从不悲观,认为“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 ,而是革命前的传统残余”,这些残余“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从这一意 义上说,1848年革命的失败对于革命者与革命党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革命的进 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 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 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2](p.37 )

为了使革命的党走向成熟,迎接未来的革命高潮,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即将失败与已 经失败的情况下,毫不停息地把消化和总结欧洲风暴的经验教训,把深化和发展唯物史 观的任务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从1848年的革命实践看,资产阶级在 革命中取得政权以后,绝不会同工人阶级共享革命果实,而只会运用国家机器去残暴地 镇压工人。不论是从民主共和国变为议会共和国,还是从议会共和国变为军事独裁政权 ,都是使国家机器更为完备,而不是毁坏它。马克思从中揭示了一条真理:工人阶级要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 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理应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打碎资产阶级国 家机器,而不能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二要建立工人阶级专政,这是取代国家机器“打 碎”后的需要,也是前一个要求的必然逻辑。两个要求突出地反映了马克思结合革命实 践所提出的新思想和新经验,反映了马克思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同《宣言》 相比,原先提出的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了,也更加现实了,推翻资产阶 级统治如果没有打碎其国家机器的革命行动,只能是一个难以实现、更难以巩固的空想 ,即使推翻了也还会卷土重来,出现复辟;而《宣言》提出的另一个思想,即把工人阶 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更加具体化了,以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工人阶级专政来实现 工人阶级的统治,保证和巩固它的统治地位。在这里,是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宣言 》的思想,而马克思及时作出的理论概括又提出了两个全新的论断,直接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为了科学地表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还必须把上述理论创新的成果补充到《宣言》所 阐述的阶级斗争学说中去,作出更完整更系统的概括。革命实践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既 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各阶级、各政党的阶级实质,善于识别各种花言巧语 去剖析资产阶级的谎言欺骗,把历史战斗中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 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也要善于把阶级 斗争同工人阶级专政联系起来,把阶级斗争提到无产阶级解放的高度。马克思正是在这 样的思考中提出了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三条新贡献:一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 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是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 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些新贡献从实践上看是欧洲革命风暴经验的总 结,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有关阶级斗争论述的全面概括;从理论上看既坚持了一 元论的唯物史观,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对阶 级斗争从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全过程的科学概括。这些新贡献从整体上既说明了阶级 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也说明了阶级存在的历史性、暂时性和过渡性。它在理 论上的创新,不仅同资产阶级有关学说相比是全新的,即使同马克思恩格斯先前在《宣 言》中的思想相比,也是全新的。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突出之处,是把批判资本主义同实现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是同 科学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理论。他认为坚持这种革命的彻底性,就必须同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作斗争,反对它们把革命中途停止、半途而废的观点。只有用这 种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或社会主义的革命观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失败、暂时处于低潮的 情况下振奋精神,迎接更大的战斗。为此,马克思提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 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 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p.462)这些从革命失 败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不仅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最好的补充和阐发,对革命的长期 性、艰巨性也作了最好的说明,它深刻地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把 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桥梁,提出了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实现变 革的革命精神,把《宣言》提出的社会变革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这一全新的 论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未来,把革命力量的注意力引向未来更远大的 目标。

当历史进入19世纪50年代,不仅欧洲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的主要使命是总结经验 教训和提出新的革命学说,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复苏,出现了普遍的高涨。马克思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谈不到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革 命低潮的形势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步骤地耐心地准备将来的革命战斗,也为将来从 事革命所需要的理论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为深化对资本主义认识而研究和创新经济理论

革命低潮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活动的空间大为缩小,但同时又 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来研究理论,为他们的革命抱负和革命事业做准备。他们深知,创 立为人类解放的理论千头万绪,当时还只是迈出了最初的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和开拓 的领域很多很多,但最紧迫最现实的还是每天都要与之面对的资本主义,还是如何看待 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及其取得胜利的原因,还是更深入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开拓 经济领域中这块为资产阶级学者长期占领的阵地。于是,马克思不顾自己的政治处境、 经济状况与健康状况,不顾自己难得的这一点点喘息时机,毅然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和写作,把制定自己的经济学说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开辟了他长期战斗的“新战场”。

马克思把制定自己的经济学说看作是先前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完善与深化。他认为唯物 史观如果不能揭示眼前的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就不能证明自己的普遍性,就只能 停留在假设的阶段而不能成为科学的原理。因此,马克思不论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 《经济学手稿》,还是写作《资本论》,都是围绕着上述重点展开的,特别是提出以下 几个问题:

一是从他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1895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对唯物史观的实质和革命的条件做出了精辟而科学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 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 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 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 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 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 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 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pp.32-33)马克思在当时作出的这一论断,其完整性、科 学性远远地超过了先前在《宣言》和欧洲革命风暴中的有关论述,标志着唯物史观的理 论建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而更加深化了,已经达到了可以指导今后研究工作和革命实践 的水平和高度,不仅为《资本论》的写作创造了条件,极大地缩短了唯物史观从假设到 科学原理的距离,而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中揭示了社会革命的时机和 条件,提出一个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去解释 ,认为“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 会出现的。”[3](p.33)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时时回 顾以往的革命年代,回顾他们在对资本主义英勇冲击中存在着幻想与估计不足的情景。 因此,这段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分析也是他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深化,是对当 时思想认识的自我批评与纠正。总之,马克思在1859年的研究成果,不论从理论上还是 从实践上看,都有创新的重大意义。

二是从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科学地 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提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的理论,突破了古典 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难题,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中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 密,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的发现,有充分说服力地证明现代资本家是靠无偿 占有他人劳动发财致富的,也戮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所谓公道、正义、平等 和利益普遍协调的虚伪谎言,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也是少数 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改变 了先前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在黑暗中摸索的情况,使人有豁然开朗 的感觉,它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以及对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与资本主义 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三是马克思在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经历了多年哎心沥血刻苦钻研的划时代成果《资 本论》第一卷终于在1867年问世了。这一人类思想史上光照千古的理论巨著从分析资本 主义社会的细胞开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的 特殊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 运。马克思作出的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是这样概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是 原始积累,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完成的,是用血和 火的文字载入史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根本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资 本剥夺的过程“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 ”,在这一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 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 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 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 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 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 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 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 剥夺了。”[3](pp.268-269)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最艰难的岁月中完成的一项最艰巨的工程。它的问世, 标志着马克思理论攻坚的任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尽管这一胜 利同原先设想的宏伟目标还有相当距离,但作为这一工程的主干和核心毕竟树立于世了 ,而且这一巨著集马克思主义两个伟大发现于一体,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新高峰。

革命曙光中的审慎与清醒

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革命失败后欧洲历史上反动的10年。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 出现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建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资本主义周 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特别是1866年——1867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 阶级革命运动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70年代初的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在上 述情势下发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一开始,就象对待自己的节日那样,满腔热情地来迎接和关注这 次革命,对革命的业绩作出崇高的评价,对革命存在的问题与可能产生的后果则提出同 志般的忠告和实事求是的分析。由于他们对这次革命倾注了崇高的感情并对其全过程进 行了深入考察,仅仅在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天马克思就写出了《法兰西内战》这样深刻而 精辟的总结,特别是在讴歌这次革命的伟大意义中表现出一个理论上成熟的革命家应有 的审慎与清醒,为未来革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从1848年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871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说明20年间革命运 动的深度正沿着《宣言》指引的方向在发展。马克思充分肯定这一革命把工人阶级反对 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曙光和开端,是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他认为巴黎公社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为无产 阶级革命创造了一种具体的政府形式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因为“一切旧 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 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 得解放的政治形式。”[4](pp.58-59)马克思在这里以巴黎公社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 先前提出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使这一思想更加具体化,也更加落实了。

由于巴黎公社的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和未来的设想了,而是一个可 以感觉到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具体的实际榜样了。公社以自身的实践表明它是立法 权和行政权统一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马克思认为公社的根 本经验有两条:一条是取消旧的常备军,建立人民武装;另一条是取消特权,废除官僚 制度,提出国家公职人员应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社会的主人,实行普选制和低薪制。这 两条不仅极大地缩减了政府的开支,摧毁了压迫人民的物质力量,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摆正了公职人员与人民的关系,体现了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有了这两条及 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公社就会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 人道的方式经历几个不同阶段,实现劳动的解放和经济的改造。即使这一革新的事业不 断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甚至遭到暂时的失败 ,但是人类开始的这一运动毕竟已经不可抗拒地到来了,公社的这些原则将是不朽的、 永存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马克思在肯定这一伟大革新事业重大意义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理论 上审慎和清醒的科学态度。

一是提出不要把公社和革命神圣化,不要认为他们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 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绝对正确的。要看到任何一次革命中都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做 出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正视革命中的缺点与错误,正是革命 党郑重而富有批判精神的表现,这不仅不会削弱革命,恰恰会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而神圣化的结果只能把缺点错误美化,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革命蒙受更大 的损失。神圣化的错误还在于完全不顾革命者在认识水平和个性特点上的差异,把他们 绝对化、简单化,这当然不符合客观实际,一定会在客观实际面前碰壁的。

二是从唯物史观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高度提出要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正确对 待巴黎公社的失败。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但是,他们创造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主 动性和灵活性,是不可能预先绝对准确地估计到的。历史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进程固然有 它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无数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和补充的历史偶然性,并不是不起作用的。对于巴黎公社这样的革命运动,马克思认为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 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 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 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 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5](p.210)

马克思在对待巴黎公社问题上反对神圣化和反对把必然性与偶然性绝对对立的思想, 充分说明他在革命实践中更加老练和成熟了。对待革命实践的一切要取分析态度,既不 要以偏概全,以支流代替主流,对革命全盘否定,也不要美化一切,不敢正视缺点和问 题,把革命神圣化;既要坚持必然性,要善于把握和利用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 又不排除偶然性,要善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既要反对把一切都当 作必然的历史宿命论、神秘论和无所作为的思想,又要反对把一切都当作偶然的唯意志 论、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这一切同对待1848年革命相比,不仅有了更加切合实际 、更加清醒冷静的科学态度,是革命经验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而且通过对公社革命运 动的全面分析,提出了它的失败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缺少无产阶级政 党的领导,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走到尽头,新社会还没有达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 地步,等等。因此,马克思要求,对公社不要作出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要虚构和幻想新 社会。

以宽广的胸怀面向世界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马克思进一步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坚信国际工人运动的发 展定能使公社的原则获得更大的胜利。马克思不顾自己病痛日益加剧的状况,以他一贯 的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紧张地投入国际总委员会的工作,期望在他有生之年为全世界 的工人运动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频繁活动于国际工人运动之中。他认为根据形势变化的特点 ,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 盾,利用它们所提供的议会讲台,进行公开的议会活动,争取在各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 级政党,同时要在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彻底清算党内机会主义的影 响。马克思虽然还面临着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完成《资本论》撰写的历史任务,但他仍 然同恩格斯一道共同承担起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同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 范围广泛的理论斗争,写出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论权威》、《哥达纲领批判》、《 反杜林论》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不朽之作。就拿《反杜林论》来说,这部全面 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虽然是由恩格斯单独署名发表的,但是正如他本人所 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 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 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篇的第十章(《 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 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成了我们的习惯。”[6](p.11)

马克思此时虽然已经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但他进行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的热情却处 在一个充满活力与极其旺盛的高峰。他本人所具有的这种状况,有两个特点足以说明。

其一,他有丰富的思想储备和理论积累,有说不尽的话和写不完的事,需要作出也能 够作出理论创新。正如卡尔·考茨基说过:“马克思完全沉浸在现实和未来的斗争之中 ,他一心一意想着的是,哪些是他要说的话,而不关心那些他已经说过的话,直到他生 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迫切需要构思并表达出来。因此,马 克思根本不可能专门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他以前写过的文章上面。”这里清楚地表明, 马克思有毕生辛勤劳动所收集的大量素材,有深入思考与研究的丰硕成果,有关注现实 与未来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总之他拥有理论创新的丰厚基础和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的 晚年有大量“新话”要说,而无暇顾及他已经说过或写过的“旧话”。他在理论上又进 入一个朝气蓬勃的创新阶段。

其二,他善于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人类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善于从世界历史的高度 把自己的目光从欧洲转向世界,以宽广的胸怀注视着世界的一切。他不仅特别关注俄国 、美国和东方社会的历史,而且以极大的精力去研究世界通史。他撰写了《编年大事纪 》,对欧洲的历史事件(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作了批判性的评述,重点放在研 究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上,放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 的阶级统治上。马克思在撰写《编年大事纪》时所利用的实际材料有多种版本的《世界 通史》、《俄国国家史》、《俄国史》、《俄国和彼得大帝的历史》等有关资料和文献 。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手稿共有4本,约105个印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此时马克思的研 究范围也大为扩大了,因为他研究任何事物都习惯于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前提,追根究 底地作历史考察。这样,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在这里,理论上 的创新同样是他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深化、开拓和进一步引伸的必然成果。

马克思的理论创新精神,不仅十分重视现实和未来对理论的要求,也一贯重视过去提 出的基本理论必须根据现实的变化来坚持与运用,其突出范例就是他生前同恩格斯为《 宣言》的德文版和俄文版共同撰写的两篇序言。1872年的序言明确提出,《宣言》阐述 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时也指出,由 于《宣言》发表25年来的巨大变化,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有些已被更加完备的思想所 代替;1882年的序言从马克思晚年思考与研究的重点出发,提出《宣言》尚未说到的美 国和俄国,已经从当年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或变为资本积聚迅速发展的国家,或变为 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马克思根据俄国的情况提出一个新的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的问题,即俄国公社这种已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能不能直接过渡到高级 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或者还必须经历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瓦解过程?对此,马 克思经过长期研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他先前提出的社会形态学说作出了重大突 破,提出了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论断,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 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这就为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提出了新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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