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城市化理论学派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派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 K928.5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基本上是与其工业化过程并肩而来。所以在对第三世界二次大战后的城市化的最初研究中，西方学者基于一个假设：认为第三世界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相似的过程，只不过是在不同时空上的重复而已[1～3]。随着后来的深入研究，这个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挑战，不同的学者对第三世界的城市化提出了新的假设，如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虚假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大都市连片区（Desko-ta）以及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4～7]。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在高速工业化进程中，并未获得相应速度的发展，出现了所谓不足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零城市人口增长（Zero-urban population growth ）和反城市化过程（De-urbanization）[8～10]。
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历了与众不同的城市化过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11]。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在亚洲的崛起以及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别具一格，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各种理论应运而生。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述评，以促进对中国城市化的更全面理解。
1 各派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的论说
各派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的系统研究，大约始于本世纪70年代中期[12]。之前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中国作为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何以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并因而未能实现西方式的城市化[13～15]。其中Weber认为，儒教作为中国的统治思想， 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城市化发展，促进了乡村主义的壮大。Tawney则认为儒教与资本主义并不冲突，中国城市化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城市的经济实力过弱，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又过大。他坚信，只有城市中的上层阶级，如工业家、银行家和各种各样的专门技术人才才能推动社会的变革。
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系统资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各派学者开始对中国城市化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到城市的诸多方面，包括城市人口、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结构、大城市作用、小城镇发展及农村城市化等，但研究的重点仍然较多地集中在对中国独特城市化模式的探讨上。在解释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和特色，以及它为何大大慢于其工业化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学说。
1.1 反城市主义说（Anti-Urbanism or De-Urbanization）
通过对中西方城市化过程的比较，部分西方学者[16,17] 提出了反城市主义学说，试图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找到中国70年代城市化过慢的内在原因。他们认为，对中国1949年以来城市化演化的任何严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毛泽东反城市而亲农村的各项政策（anti-urban and pro-rural policies）。认为毛强调农村地区与其憎恶城市是相应的。 这是因为从投身革命开始，毛就认为农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热情，不仅是可资信赖的基本政治力量，而且是革命创造力的不竭源泉。而与此相对应，那些殖民化了的口岸城市则是寄生体，是中国资产阶级得以存在的温床。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使毛对农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深信不移。同时在共产党领导层内，也普遍认为城乡之间是对立的，城市被视为是不可信赖的知识分子和腐化的西方化商人的集中地。因此从1949年开始，新中国政府即采取了一系列根植于反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各项政策和社会政治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毛对乡村地区怀有极深感情的一次具体显露，建立“人民公社”的主要目标正是要缩小和最终消灭城（工）乡（农）之间的差别，缩小它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差别，使工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跃进运动明显强调了乡村地区的发展，而没有为城市增长提出特别的发展战略。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城市在意识领域里的又一次新的冲击，是毛发动的一场战斗和革命，旨在清除中国共产党内以城市为基础可能出现的新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并对城市功能及其以基本建设为表现的载体予以极大的轻视和削弱。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许多党内领导人认为，革命既然已经成功，现在就该集中力量来发展工业，就该遵循苏联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把重工业布局在城市里。这样一来，技术精英和行政专家的权力自然就重要起来，而这恰恰与毛所倡导的领导干部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相冲突。毛、刘关于政治领导的分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着重群众参与还是精英负责，二是着重使用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三是着重政治挂帅（红）还是技术挂帅（专），而这三个方面都正好象征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野。在毛看来，刘的路线正在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对毛来说，革命的最终成功在于农村，农民不仅仅是纯朴和诚实的农业劳动者，他们的勤劳和简朴亦可以用来对未受过革命苦难的城市人口进行教育。始于1957年的大规模干部下放运动和始于60年代中期以后的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许均可被视为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这一学派的学者因而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反城市主义意识形态，是造成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1.2 工业战略说（Industry/Strategy-Oriented Urbanization）
对以美国学者为主提出来的“反城市主义”学说，英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18,19]。Kirkby认为，在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农民确在一定程度上怀有一种反城市的情感，但问题是毛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选择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政治决策时是否受这一情感的左右。中国共产党的确在农村根据地从事革命许多年，但这是一种为减少牺牲而被迫作出的选择，是一种有逻辑和有计划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革命经历了一个始于城市又终于城市的环行过程。而自1949年后，其工作的重心就一直停留在城市，使环行过程转变成为一个线形过程。因此可以说，毛所领导的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并未忘记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实现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化。
此外，中共执政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政策措施，也均是为实现其工业化目标服务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为实现工业的高速增长，中国就不得不将消费压至能被人民容忍的最低水平，来最大化地增加资本积累。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当60年代初，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境时，中国把2000多万的进城人口遣返农村；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城市经济的不景气，又把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分送到农村。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农村工作是他们的内行，而城市工作是他们的外行，因此农村被认为是确保城市工业顺利发展的安全调节水库，是消化城市不稳定因素的场所。始于50年代中期的农村集体化和1958年以后的人民公社运动，并不单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同苏联当年一样，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对城市和工业的能源和各种物料，以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
同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同时又受到来自国际上的技术封锁和政治孤立，在国际贸易中也受到剥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高速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因此中国领导人内心深处存在着千方百计发展自己国家工业的渴望。另外，基于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和60年代中苏战争、援越战争的经历，以及最终统一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国家安全考虑，优先发展工业也成为当然选择。Kirkby因此认为，中国革命并非是一场“农民暴动”，而毕竟是一场工业革命。
优先发展工业自然也就引出经济活动和居民点的分布问题。实际上，在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城市在未来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战略计划。中共并不反对把城市作为城市来建，而是对城市过度膨胀的非生产性消费，如住房、道路、公共交通设施、商店等等，存在着天生的不满。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高城市现有人口的利用率和提高生产的技术构成。50年代初，中国城市人口的就业率平均约为15%左右，而80年代却达到60%左右，形成了普遍的双职工家庭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唯生产主义的盛行，不难理解，中国又为什么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潜在的城市青年送往农村，因为这些人并不能为城市生产作出具体的和有形的贡献。
中国对城市规模的限制，有些学者认为是反城市的举措，但这一派学者认为，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发展工业，因为城市的过度增长会威胁到工业的最优发展。一是乡村人口的大量涌入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害；二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带来食物供应的紧张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不足，引起政治动荡。因此为了保护工业的发展，中国对城市规模实施了限制，甚至把工业企业分散布局。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以便提出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但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上。赞成发展大城市的一派，认为中心城市具有积聚效益，便于工业快速发展；而赞成发展小城市的一派，则认为工业在小城市发展可以投资少、见效快。尽管两派观点分歧，但却仍都是以工业为导向来考虑城市的发展。
综上所述，Kirkby认为，“反城市主义”论是浅薄而矛盾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化的缓慢增长并非由于遵从意识形态里抽象的革命原则所致，而是过于注重既定的工业化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大目标，中国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而是将大量资金用于重工业建设，削弱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后劲。Cannon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论点，认为中国工业的空间布局也并不是建筑在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之上，而是更多地考虑了军事战略上的要求。实际上，中国在冷战时代，一直受到来自美苏两国的军事包围和威胁，因此“三线”式的分散化工业布局是中国政府预防不测的务实选择。而这种分散化的工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1.3 城市二元体系与工农业均衡发展说（Dual System of Urban Centers and Rural-Urban Balance Development）
美国华裔学者章生道[20,21] 在解释中国独特城市化过程的原因时认为：中国存在着城市双元体系，即一个源于本国封建后期的传统城市体系和一个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影响的城市体系。从这两个体系的相互变化中，可以找到中国城市化缓慢的内在原因。中国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里，一直比较重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一批拥有现代化部门的新兴工业城市，资本积累和技术扩散均较快，因而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发展也相应较快。但随着与前苏联关系的破裂和农业经济的吃紧，中国开始加强传统城市的发展，摒弃了苏联向城市和工业一边倒的发展模式，转而采用修改了的日本模式，即同时强化城市的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注重工农业的均衡发展，通过行政等级体系结构，缓慢地将现代化的技术扩散到下一级城市以及农村。 部分西方学者[22,23]认为，中国自1957年后所实行的各项“反城市”措施和政策正是这一模式转变的结果。而中国在1957年～1978年在全国各地普遍建设的小型和中型企业，确实实现了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既有效地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又阻止了城市贫民区的出现。但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却同时使有限的资本未能形成规模经济，减慢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步伐。
章氏并指出，中国城市二元结构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一是二元结构并不明显，一体化程度高，低等级中心与高等级中心有较多重合，便于技术呈等级扩散；二是比例效应法则（Law of Propor-tionate effect）不鲜明，城市的增长速度与其规模不呈明显的正比关系；三是中小企业在各城市的分布相对均衡。因此，他认为，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二元结构研究的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城市化的独特过程，因而有必要发展新的定义和理论来研究象中国这样具有较强国家目标和浓厚意识形态的城市化过程。
1.4 工业化与城市偏爱说（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biased approach）
陈金永[24,25]是系统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另一美籍华裔学者。 他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论说，认为中国的“不足城市化”过程，可以用社会主义的工业偏爱的发展逻辑来加以阐释。
中国1979年之前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与前苏联的模式相当一致，并不是偏向于发展农村，而是偏向于发展工业。因此为了获得工业投资的资金，采取了与苏联一样的办法，通过计划经济下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策略地把农村的经济积累转移到城市工业中。同时，通过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农村迁移人口阻隔在城市之外，以保证现有城市人口对城市现有基础设施的最低消费需求和大型国有企业所在地（通常为城市）的政治安全。户籍制度事实上不仅使中国人口在部门上形成工业和农业的尖锐对立，而且在地域上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它是一道看不见的城墙，是一个新的更严格的城乡二元体系的再造者。
陈氏认为，为确保实现最大工业化和最小城市消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粮油补贴和供给制，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居民的个人消费；通过强化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分配，尽可能压缩城市服务设施的建设投资；通过严格限制农村人口的迁移，尽可能充分利用城市里的劳动人口；通过招雇廉价的临时工，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以及通过鼓励乡村城市化，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等。从这些具体措施来看，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并非是“反城市主义”，而是更具有城市偏爱倾向。这些措施也并未导致工农一体化，而是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由于过分偏重工业发展和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农业和城市第三产业得不到相应发展，从而一方面降低了农业对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 一方面又大大降低了城市增长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其结果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也就自然缓慢下来。
改革开放以后有两个重要变化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转折性的影响：一是农村改革，它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减少了农业人口的外流压力。一方面又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使农村出现了成亿的富余劳动力；二是中国政府开始允许多元化的经济形式并存，从而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活力。随着非农经济的扩张和经济管理的分散化，城市也开始雇佣乡村剩余劳动力。由于这些变化，自8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人口城市化从统计上来看基本上保持了与其工业化的同步发展，但由于这些乡村迁入人口并没有获得城市常住户籍，不能真正享受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因而常被视为“二等公民”。所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已不再实施城市偏爱政策，还为时尚早。
因此陈氏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是苏联式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下的“不足城市化”，其原因就在于一是过分偏重工业化；二是采取了城市偏爱措施。前者减小了城市的乘数效应，后者防止了“过度城市化”的危险。
1.5 综合说
香港学者薛凤旋通过对中西方社会经济体系的对比研究，提出了与上述理论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受到其社会经济体系的深刻影响，的确有其独特性。纵观1949年以来的发展，尽管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有些年份甚至有所下降，但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却不是“反城市主义”，也不是“城市偏爱”，亦不完全是“工业导向型”的，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过程，需要进一步加以综合研究。因为城市化并不宜只用人口城市化程度这一指标来衡量，还应该包括其他过程，诸如城市化程度的时空变异、城市中心的数量和体量的增长、城市中心的性质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城市的发展应最终被限制，而代之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斯大林却认为社会主义还应发展更多的大城市，并把这一思想付诸于苏联和东欧的实践。中国在解放后的最初10年里，基本上遵循了斯大林的城市和工业发展模式，把工业配置在城市之中，以便逐步把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在城市的建设上，甚至也模仿了于城市之中开辟宽大广场，将工业与住宅区用绿带分隔等的苏联式作法。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在其城市发展战略中，坚持了要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实践中，也开始逐步把沿海过度集中的工业分散到内地，以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为良好的城市空间格局。在城市内部，通过建立自给自足式的街道委员会，有机的把工作单位和城市服务设施组织成了一体。因此，中国实际上是有选择地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思想，这就是一方面认识到城市在生产、贸易和行政上具有更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要为乡村发展留有余地，以便能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由此薛认为，某些学者认为中国是反城市主义的理论并不成立，在中国领导人的思想里，城市是既存在着优势，又存在着劣势，而且其发展要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要稳妥均衡的发展。毛泽东的辩证法观点，工业农业“两条腿走路”，正是这一策略的形象诠释。
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80年代初以前的人口城市化程度确实较低，但若从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上来看，则1949年～1981年间仍增加了141%左右，与总人口增长率相比，也快了45%。 从各时期城市化程度的变化来看，则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其原因各时期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均与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认为，中国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在政府的操作之下实现的。如果确认城市的增长是建立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那么也可以认为中国这一时期的城市化是大体上合理的，因为通过工业的有计划配置，中国城市化的地区差别的确有所减小。
中国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类型城市人口的增长，1953年～1981年，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15%， 而同期总的城市人口只增加了78%。从表面上看，这与中国所实施的政策相违背，但实际上仍是一致的。中国大城市快速发展的原因大体有三个：（1）自60至80年代初，中国几乎没有建立任何新的中等城市， 因而工业发展就全部集中在已有的中等城市和大城市，致使这些城市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2 ）工业分散化政策虽然降低了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的增长速度，却使各省会城市因地方计划经济决策权以及投资的增大而获得了迅速发展，许多跃升到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之列；（3 ）城市行政区划变动扩大了城市的地域范围，增大了大城市人口的统计数。
薛氏又认为，中国城市在经历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一直试图实现多重目标，包括变消费性为生产性、在城市内部发展无阶层区别的新型社会经济模式以及创建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等，因此尽管随着党内的政治斗争，城市政策不断改变，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却基本上仍然是遵循了基本的社会主义理想。扩大城市行政范围、建立城市区是中国为实现城市多重目标的一种探讨和实践，它旨在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城市通过扩散工业技术更好地为乡村服务，使乡村通过副食品供应保证城市市场的稳定。另外，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一般均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行政中心，通过城市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也许一直是中国所着意追求的目标，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常常偏离目标。因此，要真正了解中国城市化的复杂机制，就必须从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层次去综合研究。另外在对北京城市的发展研究中，他还发现了中国文化价值观对中国城市建设和城市布局的深刻影响力，认为要从本质上理解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还必须研究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26]。
2 结论：探求全面的理解
“反城市主义说”在西方曾相当流行，至今也仍然经常被用来阐释中国不同寻常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它的确注意到各种政治运动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也首次从意识形态方面部分解释了其中的根源，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这一学说至少在3个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1）没有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和比较，因而不能说明这种反城市主义的信念是仅存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中，还是也存在于其他历史时期。（2）没有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各项政策，多少有些片面， 因而未能充分说明造成这些政治运动的根源有多少是来自于意识形态，有多少是来自于现实的或不得已的选择。（3 ）这一学说无从解释中国曾在相当长时期对城市居民所实行的各种优待和补贴政策。
“工业战略说”在西方引起较大关注，因为它从意识形态和现实两方面来加以考察，对中国各项政策的阐释更为客观全面，也更具说服力。但这一论说亦有不足之处：（1 ）虽然充分论证了中国优先发展工业的一系列政策和过程，但未进一步探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独特关系，即与西方已有的城市化理论不同，象中国这样的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迅速工业化并非一定能带来较快的城市化。在工业企业完全分散布局的情况下，尽管劳动人口的职业可以非农化，但地域组织却仍可能是乡村化的。（2）过分突出了工业化因素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诸如历史、文化、社会组织结构和国际环境等其他因素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因而显得片面。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家来说，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与众不同的行政组织方式等都会对其城市化产生巨大的影响。（3）正是由于未从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 ，因而对各有关政策的解释仍不够深刻。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比较重综合和中庸，所以尽可能保持平衡发展是其制订各项政策的出发点。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政策一直是多目标的，而加速工业化只是实现这一多目标的突破口，并不是永恒的战略重点，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常会因不同历史时期的条件变化而出现波动。
“城市二元体系与工农业均衡发展说”试图把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二元结构研究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城市化，验证了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性，指出了西方现有城市化理论的不足，同时该学说还较好的阐明了在中国，随着政府决策目标的变化，城市的发展会发生相应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大的变化。但正如章氏自己承认，二元结构在实际上和功能上并不明显。因此作为一个大胆的假设，章的实证分析仍显得不够充分，而且企业不达致规模效益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城市化的缓慢和其低水平。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不发展并不构成对城市化的压抑，城乡之间的“引推力”才是主要的因素。另外，他亦没有进一步探讨造成中国决策目标变化的原因所在。
“工业化和城市偏爱说”具有其独到的见解，而且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推论而出，因此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性。但把中国60年代～70年代所采取的许多政策都归结为城市偏爱性，有所牵强。诚然，中国通过价格剪刀差把农村的财富转移到了国家手中，但城市、特别是沿海的主要工业城市，如上海，并没有因此而受惠，这些主要城市创造的财富也同样被转移到了国家手中，不少是由中央投资至其他地区，包括“三线”及其它城市中去。所以对城市人口的各种补贴只是为维持其最低生存而采取的一种类似战时配给制的措施，不少特大城市的市民的生活水平，虽然稍好于农民，但与他们生产和创造的财富比，是严重偏低的，谈不上是偏爱。如果说这些措施曾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那就无从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这些偏爱措施的弱化，城乡收入间的差距反而加大了。另外，把中国城市化过程类同于苏联的模式，似乎也不妥当，苏联的不足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不足，而中国的不足城市化还表现在人口城市化的不足，而且从1958年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确实开始与苏联越来越不同。
“综合说”所使用的研究思路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主流，是融合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产物，它不仅研究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众多因素，而且研究城市化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宏观结构以及众多影响因素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试图从文化价值观等更深层次揭示中国城市化的独特发展规律，因而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和科学性。这一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1）指出了人口城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研究的全部， 还应该对诸如城市性质、城市个体、城市区域结构等加以分析。（2 ）从众多因素的研究出发，分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提出了新的论点，即中国城市发展政策在原则上是一贯的，而在目标上又是多重的，因而能够较好的解释中国城市化在宏观上具有缓慢增长的总趋势而在时段上又具有波动性的这一发展特征。（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独特城市化的深刻影响，从而为未来研究中国城市化提出了新的方向。但由于综合研究的复杂性，因而这一学说的某些研究结论仍需加以深化和完善，特别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思维观对中国独特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强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各学说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难以完全阐释中国城市化的独特规律。但尽管如此，这些理论都试图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深层次方面来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因而具有一定意义。理论是过去实践的总结和未来实践的指南，因此在社会经济结构全面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有必要发展新的理论，以指导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1997—08—14，收到修改稿日期：199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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