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楚辞学界学术活动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学术活动论文,述评论文,学界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楚辞学界可说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学术研讨活动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活动之频繁、规模之盛大、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对于楚辞学界本身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相较于其它学术门类而言，则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不少人对当今的楚辞学界有“显学”之誉，实非过甚其词。而面临世纪之交，梳理、条陈、总结、评述近二十年来的学术活动，不仅是为了展示业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更是着眼于新世纪楚辞学界的发展与繁荣。笔者近二十年来曾亲身参与并经历多次重大楚辞的学术活动，在此特进行述评，冀有愚者之一得。
自从两千多年前屈子以其闪光的人格和澎湃的激情创作出惊采绝艳新体诗——楚辞（尽管“楚辞”之名始见于汉代，且包括了他人之作，但作为一种新体诗，此处仍以此名之），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国便有了对于屈原和楚辞的研究活动，只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资料的匮乏，我们无从窥见战国后期研究屈原和楚辞的情况，然而我们从宋玉、唐勒、景差诸人模范屈原诸作的情形，不难想见他们研习、创作楚辞的热烈状况，不然这种新体诗的创作何以能形成一时之风尚？然而从战国后期直至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于楚辞的研究大体还停留在个体的自觉活动的层次上，还很难说是一种集体的有意识学术研讨。一个很显著的例证是：二千多年来，楚辞学界尚无一次集体的、颇具规模的、有着较为明确而集中的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至少没有文献根据）。本世纪五十年代，屈原曾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1953年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当时在北京和世界范围内举行过一些纪念活动，但这毕竟是纪念性的，还不能称为真正的集体性的学术活动，标志着楚辞学界昔日那种较为单一的封闭的个体学术探讨模式逐渐向集体的多元的较为开放的学术研讨形式转变。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二十年楚辞学界的一些重大的学术活动。
在中国楚辞研究史上，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群体性活动是1982年端午在湖北秭归举行全国性的“屈原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楚辞研究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研讨盛会。也可以说是我国楚辞学界力量的第一次颇为集中的展示。时间是1982年6月24日至7月1日。 会议主要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联、文联等单位筹办，与会者达120余人， 他们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和湖北省各地，其中既有老一辈的全国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如汤炳正、姜书阁、胡国瑞、石声淮、魏际昌、张震泽诸先生，更多的则是专治楚辞学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此尤当提到的是：楚辞研究的巨擘姜亮夫先生所开设的“楚辞研究班”的十二位及门弟子中有七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马茂元教授临时因病不能赴会，特派其助手带来《屈原研究集成》的编写计划，征求意见。讨论会收到学术论文达八十余篇，专家们聚集在屈子的家乡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由于是第一次盛会，特别是在学人们经历了政治上的诸多曲折和学术上的长期荒漠之后，与会者十分兴奋活跃，研讨的问题十分广泛，从屈子的生平思想到其作品的内蕴艺术，从楚辞学本身到其文化背景，从社会学、文艺学的分析到考古学、美学的研究，都有专题的探讨。会议的成果除散见于后来发表于一些报刊的论文外，主要集中反映在不久以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屈原研究论集》中。关于这次会议另有韩嗣仪的报导：《屈原学术讨论会在秭归举行》（《光明日报》1982年6月27日第3版）、张仲良的学术综述：《湖北首届屈原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会议期间， 不少专家特别是一些老年学者不顾年事已高，步行几十里，翻山越岭前往屈原的故里探访瞻仰屈原遗迹，向往其人格风范。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一个契机，它从此揭开了中国屈学研究的新篇章，一个团结、汇聚、组织全国屈学界同仁对楚辞进行全面、深入和创新研究的时期开始了，自此以后，全国性的屈学讨论会从来没有中止过，而地方性的屈学研讨会更几乎是年年召开。可见这次讨论会确有首倡之功。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在辽宁大连、四川成都先后召开了邀请部分外地学者参加的全国性屈学研讨会。大连会议的全称是“辽宁省首届屈原学术研讨会”（也有人称为“辽宁省首届屈原学术研讨论会暨第二次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会议由辽宁省文学学会屈原研究会、辽宁师范学院主办。时间是1983年8月3—7日，与会人数达120余名，除辽宁省外另有全国18个省市的学者参加了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论著近70份，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会后由主办单位编印了论文集《楚辞研究》，收入35篇论文。对于会议情况张弘有报导：《辽宁省举行屈原学术讨论会》（《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12期）。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全国楚辞界同人之间的联系，探讨的问题也在首次湖北屈原研讨会的基础上有所深化。成都会议由四川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主办，时间是1984年5月23—27日。 会议全称应为“成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暨第三次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见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参加会议的学者近80人，他们来自全国20个省市。会议收到66篇论文。这是一次颇具个性特色的会议，原因是其专题性的特征。会议较为集中地就“屈原否定论”展开讨论，特别是对少数日本学者之屈原“否定论”进行辩驳，因而具有国际影响。这次会议的大部分论文人选在黄中模主编的《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一书中。对此次会议的反馈信息较为活跃，主要有顾文硕《我院召开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光明日报》1984年6月19日的报导：《成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批评“屈原否定论”》，常振国、绛云《屈原研究动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6期， 1984年8月1日）。
1984年端午节期间（6月4—8日）， 在武汉召开了“湖北省屈原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次屈原学术讨论会”，会议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至此，湖北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独立的省一级的屈原研究会（据悉，辽宁学人曾在1982年4 月在大连成立“屈原研究会”，但其系辽宁省文学会下属之二级学会）。成立会规模很大，邀请了全国的许多楚辞专家与会，总共100多人， 收到论文50余篇。会后张仲良有《湖北第二次屈原学术讨论会观点概要》（《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程， 就是进一步具体商讨成立中国屈原学会的有关事宜，并为此具体做一些准备工作。
1985年4月8—11日，在湖南岳阳成立了湖南省屈原学会，会议由湖南省社科院文研所和省社科联主办，到会才达60余人，收到论文40多篇。会后《岳阳师专学报》编印了会议专辑，收文14篇（1985年第3 期）。《船山学报》也刊出了《屈原研究论文集》专号，收文31篇（1987年专号）。自这次会议后，湖南省的楚辞研究活动十分活跃，而在岳阳地区尤为突出，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的楚辞研究群体，为全国楚辞学界所瞩目。
早在1982年湖北秭归会议后不久，不少学人就萌生了建立全国性屈原学会的想法。1983年大连会议前夕，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汤炳正二先生向广大学人发出成立全国性屈原学会的倡议。在那次会上大家对此表示积极响应，并初步进行磋商，提出以“两湖”为中心，组织成立中国屈原学会。会上还推选出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作为全国性学会筹委会的成员，并委托湖北省社科院文研所着手具体筹备工作。经过近两年的策划、协商、奔走、申报、备案， 广大学人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1985年端午节期间（6月20—25日）， 在湖北江陵召开了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由中国屈原学会筹备委员会、湖北省屈原研究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该院文研所、荆州行署共同主办。到会代表近170人，收到学术论文111篇，仅从此可见会议之盛况。日本在华访问学者稻田耕一郎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姜亮夫先生被推举为名誉会长，汤炳正先生被选为会长。从此，全国的楚辞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大家互通信息，切磋交流，学术活动进入了经常性、群体性和规范性的轨道，由此也促进了楚辞学届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因此，这次会议在我国屈学研究史上有着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这次会议的学术探讨颇为活跃，其中关于“屈原爱国主义”的论辩，体现出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会后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论文集《楚辞研究》，入选论文28篇。此外对这次会议的反馈材料颇多，主要有：蔡靖泉《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述要》（《江汉论坛》1985年第8期）、 徐少舟《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屈原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日本稻田耕一郎《楚韵千秋》（日《东方》1985年9月号）等。此后直至1998年5月，中国屈原学会先后在杭州富阳、岳阳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十周年）、广东深圳召开了六次年会（如包括85年在江陵召开的成立大会，则共有七次）。在经济浪潮的冲击、科研经费紧张、学者赴会拮据的状况下，能如此正常坚持举行年会，实非易事。现将这几次年会的主要情况简述如下：
富阳会议（在屈学界，学人多习惯以举行会议的地点称呼该次年会，故以此名之，下同）：会议由中国屈原学会和杭州大学筹备主办，地点在杭州富阳县，时间为1986年5月21—25日， 会议名称应为“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实际上也是全国第五次屈原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达104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由于受当时整个学术界所掀起的反思与方法热风潮的影响，这次年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五四以来楚辞研究的经验，如何把新方法同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开拓楚辞研究的新局面”。会议开得颇为活跃，一些青年学者如刘毓庆、罗漫等以其敏锐新颖的学术思想引起楚辞学界的重视。会议的反馈有：知晓、曲日《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综述》（《语文导报》1986年第10期）、张帆《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学术讨论综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汨罗会议：这是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也是全国第六次屈原学术讨论会。会议由中国屈原学会和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地点在岳阳汨罗市，时间是1988年5月21—25日，到会人数达120人，收到论文60余篇。由于会议在汨罗举行，“屈原自沉汨罗”的问题自然成了会上探讨的一个突出的热点。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导，有李家欣《第五次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侧记》（按：应为“第六次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此文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8期）。
贵阳会议：会议全称为“中国屈原学会第四届年会暨贵州古典文学文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屈原学会、贵州古典文学学会和贵州教育学院主办（按：以后由中国屈原学会举办的全国性会议均称年会，一般不再称第几次全国屈原学术讲座会）。 地点在贵阳市， 时间是1990年5月28日—6月1日。出席会议者达180人，收到论文110 余篇（据蒋南华《楚辞研究后记》）。会议主要议题有：屈原的爱国主义及其影响；楚文化与苗文化之渊源关系；楚辞与苗文化；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项新成果。显然这次会议的讨论范围过于宽泛，对于屈原爱国主义和楚辞研究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依然没有消退。但会议“广开视野，突破藩篱，勇于探索，不囿旧说，畅所欲言，大胆争鸣，追求真理”（张啸虎先生在此次会议上《闭幕词》语），在学术研讨上较有特色。会后编选出版了论文集《楚辞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9 月出版），收入论文32篇。会议反馈蔡靖泉有《中国屈原学会第四届年会学术观点综述》（《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 周建忠有《中国屈原学会第四届年会暨贵州古典文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述评》（《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亦收入其《当代楚辞研究论纲》）。 这次会议还进行了学会理事会的换届选举，汤炳正先生再次当选为学会会长。
临汾会议：会议全称应为“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五届年会”，由中国屈原学会和山西师范大学筹备主办，地点在山西汾临，时间是1992年10月9—13日。出席会议的代表106人，其中国外学者者8人。提交论文89篇。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屈原与中华文化”、 “屈原与世界文化”、“屈原研究展望”。会后反馈有：冯俊杰《中国屈原学会第五届年会述要》（《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 另《山西师大学报》从1992年第3期至1993年第1期选举了会议部分论文，《云梦学刊》1993年第1期也刊载了部分论文摘要。
江陵会议：这是第二次在江陵召开全国性的屈原学术讨论会，也是中国屈原学会第六届年会，时间是1994年6月13—16日，距1985年6月第一次在江陵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刚好十个年头。会议由中国屈原学会、湖北省屈原学会、湖北省社科院、江陵县县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提交的论文达50余篇。由于一种文化习惯心理，回顾检阅近十年来楚辞学界的研究成果，反思其不足并探讨楚辞学今后的走向，自然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大家围绕十年来楚辞研究的成果、当前楚辞学界的学风、楚文化的研究、创作主体与文本、楚辞传播学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中国屈原学会对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成果进行了评奖，经评委们严肃认真的评选，评出一等奖12人，二等奖16人，三等奖10人，并颁发了证书。虽然没有任何实物与奖金，但对于学人来说，这种荣誉也足以使他们精神上获得安慰与动力。会议反馈有何常生（念龙）《中国屈原学会十周年纪念暨第六次学术讨论会综述》（《江汉论坛》1994年第11期。按：“第六次学术讨论会”应称“第六届年会”）。
深圳会议：全称为“深圳国际楚辞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七届年会”，由中国屈原学会和深圳大学主办。时间是1998年5月11—14日， 在深圳香蜜湖渡假村举行。来自韩国和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楚辞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达50篇。面临世纪之交，回眸与展望是这次年会的主要内容。自上届江陵会议后，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姜亮夫先生、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汤炳正先生先后谢世，与会学者对此表示深深地哀悼。这次年会还进行了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褚斌杰先生被推选为学会会长，张正明、崔富章先生继续被选为副会长，毛庆、赵逵夫、潘啸龙、周建忠等一批卓有成绩的中青年楚辞研究学者也被推上学会的领导位置，这预示着下世纪的楚辞学届后继有人。因此，这次会议可说是一次面临世纪之交的继往开来的盛会。会议反馈有：何念龙《世纪的回眸与展望》（《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除上述由中国屈原学会主持召开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外，各省市的屈学研讨活动也十分频繁。如湖北省屈原学会先后在武汉、黄石、襄阳、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开年会或开展屈学研讨活动。在时间的安排上，尽量与中国屈原学会的活动分开，采取交叉进行的方式。参加会议的人员也不限于本省，广邀全国的楚辞研究者赴会，同时尽可能将会议成果反映出来。如1989年襄阳会议就以《襄阳师专学报》屈原专号集结会议论文，1996年宜昌会议也将论文集结成册（《屈原文化研究论文集》）。湖南省岳阳市的屈学活动也异常活跃，他们几乎每两年就要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屈学研讨会。其学术活动虽立足本地，但总是面向全国，邀请全国各地楚辞研究专家与会。有时甚至走向世界，如岳阳的屈学活动就曾多次邀请日本等国的汉学家与会，并与日本学者建立了较为经常的联系。综观近二十年由各地举办的屈学讨论会，除上所提到的外，其影响较大并颇具特色的会议应为1991年6 月在湖南岳阳召开的“湖南省首届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和同年10月在开津召开的“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两会值得重点提及：
“湖南省首届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屈原学会主办，中国屈原学会协办。 地点在岳阳市， 时值“91中国湖南汨罗江国际龙舟节”之际，会期5天（6月14—18日）。到会的湖南省和国内外楚辞研究专家达80余人，前苏联的著名学者尼古拉·费德林院士，日本学者竹治贞夫教授等多位友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共收到60余篇论文。这次会议事先的学术准备比较充分，先向邀请与会的专家通报会议主题，征集高质量的论文，并写成论文提要，于会前印刷成册，使与会者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学术信息，便于交流，因此，这次会议的学术讨论很活跃。会后又精选了31篇尚未发表的论文集结出版（《屈原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湖南出版社1992年）。另有反馈文章：美文《首届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综述》（《求索》1991年第5期）。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时间是1991年10月20—23日。主办单位有：天津市语文学会先秦文学研究会、天津市屈原学会、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80 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提交的论文35篇。这次会议有几个显著的特色。一是会议的主题十分鲜明，与会者较为集中地就屈原的人格精神、屈原与“士”文化传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应该说这是一次对这一问题相当精彩和透辟的研讨。二是由于与会者不仅仅局限于楚辞研究工作者，而是多学科学者的参预，因而大大拓宽了屈原研究的视野；而且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使研讨得以深入。三是会后编辑出版了一部颇具特色的反映会议成果的书——《东方诗魂》。该书由郝志达、王锡三主编，以“屈原精神”为切入点，以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为主要背景材料，分别从屈原本体、屈原影响、文化哲学三方面来阐述屈原的人格与精神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这样该书不仅鲜明地反映了这次会议的成果，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在历来的会议成果的反馈中这是一种新颖的颇具特色的尝试。另外，胡学常有《“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理论与现代化》1992年第2期，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 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8期复印）、 周建忠有《“屈原与中国文化”研究鸟瞰——兼述天津“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天津会议后， 由各地举办的具有影响的全国性的楚辞研讨会就不多了，除湖北、湖南两省举行的楚辞研讨会曾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赴会外，以后学人们参加了的主要是由中国屈原学会和各地共同筹备的年会。
以上我们对近二十年来全国楚辞学界的主要学术活动进行了回顾，显然我们可用长期、经常、活跃、灵便等概括其特点，这就是时间上的延续性频繁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协同性、方式上的多样性交叉性。仅从数量上看，近二十年来全国楚辞学界省级以上的学术研讨活动达22次，其中中国屈原学会年会有7次， 由省或直辖市组织的全国性研讨活动有11次，这些足以说明近二十年国内楚辞界的生命活力。当然一种学术研讨活动的价值不只是外在形式的展现，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和实际成果的显示，而在楚辞学界恰好是形式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内在精神的光大。直截些说，近二十年来楚辞学界频繁学术活动的开展大大地推动了楚辞学的研究和繁荣。对于近二十年来楚辞学界丰硕的学术成果可另撰文论述。在此我们只是简明扼要地从学术活动对楚辞学界的促进作用谈几点看法。
第一，催发了大量楚辞研究成果的产生。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每当一次楚辞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便会有大量的楚辞研究论文出现。特别是在全国性的研讨会举行之后，全国各地的学术刊物就会刊载会上的许多学术论文。举一个例子：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当全国性的楚辞学术会召开不久（时间周期大约是半年到一年），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所复印和在“索引”中出现的楚辞论文就会急剧增加；而相对说来95—97年全国性的楚辞研讨活动较少，那么这几年复印和摘目的文章也要沉寂些。事实上每一次较大的楚辞研讨会都促使（或者说是逼使）与会者积极撰写论文，即使其中难免有一些急就之间，但总的说来还是推进了楚辞研究的兴盛和繁荣。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举行的楚辞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学术论文达1110余篇，会后出版或编印会议论文专集、专刊13本。同时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也极大地促进了学人个人专著的写作与交流。仅就笔者所知，近二十年提交会议的或学人在会议期间私谊相赠的楚辞研究专著就有100 部之多。而对于出版部门来说，学术会议更是编辑们组稿的大好机会。如目前湖北教育出版社正在编纂的大型楚辞研究丛书《楚辞学文库》，其策划、组稿等工作往往都是在学术会议召开之际与撰稿人协商，取得良好的效果，加快出书的节奏。
第二，促进了学术探讨的深入。学术活动给广大学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互通信息、切磋交流和积思广益、深入探索的学术场所，特别是专题性的研讨会，更能起到释难解惑、发微探幽的作用。如成都会议关于“屈原否定论”的争辩、中国屈学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屈原爱国主义”进一步的广泛讨论（后来的几次年会也曾继续讨论此题）、富阳会议关于方法论的集中发言、天津会议上关于屈原人格精神的透彻阐述、深圳会议上面临世纪之交回顾与展望，都使得学人对这些问题取得了较为明晰和大致认同的看法；而即使在有些问题上难达共识，然而各抒己见、纵横陈词、论证辩难，也必然有助于认识的深入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学术交流的成效往往并非一时见于会上，更多的则是会上的启迪而形成的会后的思索钻研。例如在“方法热”的高潮期间，几次全国性的楚辞研讨会上各种新见奇说层出不穷，这里面固然有许多真知灼见，有益于楚辞研究的推进，但实在说这其中也难免泥沙俱下，颇有些以偏代全的舍本逐末之论。这一切引起了许多学者会后深思，纷纷写出一些评说这一些现象的文章，高呼“魂兮归来”。因此，学术会上的交流论争常常只是会后深入思索探究的触发点；不过，这个触发点对于学术问题的深层推进功不可没。
第三，促进了楚辞学界研究队伍的建设成长。近二十年来，楚辞学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学术研究梯队。这里既有老一辈的早已卓有成就的楚辞学界的大师泰斗如姜亮夫、汤炳正诸先生，也有更多的新的卓有成就的中年学术骨干，如聂石樵、褚斌杰、张正明、崔富章、戴志钧、赵逵夫、毛庆、潘啸龙、黄中模、汤章平、龚维英诸君；还有不少崭露头角颇具创新精神的青年新星如周建忠、徐志啸、李大明、李诚、蔡靖泉、罗漫等人。而我们可以说后两类学者中的不少人步入楚辞研究之路及其学术成果的取得，均与屈学研讨活动的积极开展相关。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的科研人员为例，该室科研究人员虽原来大都具有研究生或大学本科学历，且多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或科研工作，但在1981年以前并没有人专门从事楚辞学研究。然而由于在这一年底责无旁贷地由湖北省发起和筹备翌年在秭归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屈原学术讨论盛会，他们便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往楚辞领域转移，每人都撰写与会论文，由此而一发不可遏止。以后随着屈原学术研讨活动不断的开展和深入曾先后有张啸虎、毛庆、何念龙、马晓玲、蔡靖泉、牟怀川、李家欣等人进入楚辞研究的行列，都曾写出了具有一定份量和影响的楚辞研究专著或论文。因此，秭归会议显然是他们走入楚辞研究之途的重要契机：而后来他们所参与组织或参加的一系列屈原学术研讨会又成了他们深入这一领域的有力推动因素。有的人由此而逐步成为在全国较有影响的楚辞研究专家。这种情形决不只在湖北，类似之例在全国各地楚辞研究者中都有。可见学术研讨活动的频繁广泛的开展无疑对学科队伍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助长催化的作用。据粗略统计，近二十年来，参加全国省级以上屈学讨论会的学者不少于二千人次，如果不重复计算，先后参加研讨的学者达五百人，其中经常参加屈学界学术活动并撰写学术论著者也不低于二百人，也就是说，在今天长期进行屈学研究的人员达数百人之多，这还不包括那些大量在高等院校从事先秦文学教学的教师。对于一个比较专精的学科而言，这确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九十年代，周建中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曾特意编纂了《中国当代屈学点将录》，共收录一百七十人，其中大多数是1977—1990年间“生产过有影响有份量的楚辞著作或论文”的作用，而这些人大多都是参加多次楚辞学术研讨会的积极分子。现在如果要进行新的点将，将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纵观全国的楚辞学界，凡是学术研讨活动开展较为活跃的地方，往往也是其人才较为集中的地方，如湖北、湖南、四川、江浙、东北等地。近年来，老一辈的学者先后不幸谢世，特别是最近姜亮夫、汤炳正二先生先后病故，如巨星殒落，使屈学界同仁痛惋。不过他们所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大都已成为屈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将成为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令人欣慰的是，综观近二十年十八次全国性的屈学盛会（包括由某省市举办而邀请全国各地楚辞研究者参加的研讨会），与会者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学者，且其中有不少人近二十年来一直在此领域潜心研讨，笔耕不辍，成绩斐然。应当说楚辞学界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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