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与金融工业集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激进论文,金融论文,工业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崛起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因其在俄经济、政治发展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引起俄国内外特别瞩目和截然不同的反响。如何认识金融工业集团？全面分析集团崛起的背景，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金融工业集团是俄进行激进改革后出现的事物，激进改革是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新社会阶段初期的中心事件。从这一角度讲，对金融工业集团背景的考察，不仅应从激进改革这一即时背景出发，而且应把视野伸展到制约着激进改革作为历史环节之发展的俄罗斯历史发展逻辑深处，似才可能全面认识集团的历史位置。本文将尝试运用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视角，对金融工业集团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
一、激进改革提出建立金融工业集团的客观需要
（一）19世纪—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集中发展到垄断的基础上，产生了二者的融合——金融资本，亦即金融工业集团的资本形态。银行资本渗入工业，旨在监督、调控企业生产，分享工业垄断利润，扩大势力范围；工业垄断资本进入银行，则是为获得大量贷款，扩大生产并分享银行垄断利润。
在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产生的背景却有所不同，它是激进改革深刻改变俄罗斯经济进程的产物。激进改革亦称“休克疗法”，从1992年1月2日开始推行，其疾速变革的性质，使俄经济受到强烈的冲击，陷入以全面衰退为主要特征的危机。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数字，1992年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减少19%，1993年——12%。工业衰退首当其冲，1992年比上年下降18.8%，1993年——16.2%，1994年——22.8%。〔1〕
导致工业衰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严重短缺。因为俄罗斯经济属于资本密集、粗放型的经济，同时又是老化的（工业设备磨损率高达50%）〔2〕、 正在向市场转型的过渡经济，为维持生产、再生产和转向改造，需要注入大笔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投资。因此转型以后，企业对资金金额需求更多，但实际得到的资金却大幅下降。这种困境，从下列数字可见一斑：同1991年相比，1992年全国投资下降39.2%，1993年下降46.6%，1994年下降60.6%。〔3 〕企业资金供应严重短缺，使生产陷入瘫痪或半瘫痪。为了生存，一部分有条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尝试自建金融机构（据统计，1990年后新建银行中，50%以上是由企业或企业集团创办的）或吸纳商业银行结盟，从而产生了企业核心型金融工业集团，如“天然气工业集团”（Γaзпpom）、“卢卡伊尔”集团（Лykoǔл）、“瓦斯”（BAC）集团等，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金融工业集团。〔4〕在金融工业集团中， 企业所需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资金都能得到较可靠的保障，据统计，1995年同1994年相比，15家最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投资额增长250%。
俄转型以后经济全面衰退的另一重要原因，是70年形成的经济联系受到彻底破坏。苏联时期，受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苏联经济在极大程度上脱离于国际市场之外，按照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原则布局和建设，形成以俄罗斯为中心，其它加盟共和国之间分工协作的体系。
苏联解体以后，市场利润原则取代社会主义分工协作原则。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各共和国之间在关税、金融、 货币等方面设置壁垒， 使70年形成的经济联系被迫中断，俄生产难以为继。然而，经济联系和依赖的相互性，使独联体国家无一逃脱经济联系中断带来的恶果：各国经济普遍大幅衰退，对出口原料的依赖程度增强，出现“国民经济非洲化”〔5〕的趋向。这迫使独联体各国逐步认识到， 需要共同努力和作出让步，消除设置在传统经济联系渠道上的障碍。
在这种背景下，1993年1月签署了独联体宪章。此后， 独联体各国为重建统一的经济空间，签署了数百个条约、协议和决议，为建立跨国金融工业集团奠定了法律基础。俄罗斯最先认识到建立金融工业集团的必要性，叶利钦总统在1997年上半年召开的独联体国家首脑会上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必须建立跨国金融工业集团，要么在新的市场基础上恢复过去存在的统一经济空间，要么成为西方的原料附庸国。〔6 〕同时，俄罗斯主动积极地作出努力：自1993年至1997年，俄政府先后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各国政府签署协议，建立了6 个跨国或多国金融工业集团。〔7〕由于集团在恢复传统经济联系方面效果明显， 如今，建立此类经济组织的思想在独联体国家上层已形成共识：1997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建立和发展跨国金融工业集团的经验与问题”国际研讨会。同期召开的独联体国家首脑会上，也专门讨论了建立跨国金融工业集团的问题，认为下一步的任务是建立40个这样的集团，并使其运转。同时，独联体跨国经济委员会正在起草旨在消除发展跨国金融工业集团在法律、税收等方面障碍的跨国公司协议草案。
（二）由于激进经济改革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因而使俄经济转型与反危机交织在一起。这一特点，在金融工业集团发展过程中反映得十分明显。虽然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初衷是为筹集资金和修复传统经济联系，但这只是集团崛起原因的表层。组建集团的深层原因则与转型联系在一起：建立资本流动市场调节机制和市场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承载这种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形式。
转型以前，苏联基本实行中央集权计划调拨财政体制，1930—1965年，企业所需基建投资和大部分流动资金， 均由国家预算无偿拨付。 1966年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以后，虽然财政体制几经改革，逐步提高了需还本付息的银行贷款对预算拨款的比例，一定程度加强了信贷杠杆对经济部门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但从总体讲，中央集中计划调拨的财政体制并未改变。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承当资金动员、组织、分配的主体，银行基本只是执行财政部拨款计划的出纳机关，资金配置与企业经营状况及市场需求脱节，造成资本极大的浪费。1992年实行全面转向市场的激进改革后，彻底摧毁了原有的财政体制，国家与银行亦随之根本转变了在社会资金运动组织中的角色。由于改革以货币主义为理论基础，国家成为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宏观调控者，商业银行则成为调配资金运动的主体：通过扩大、收缩或停止对企业贷款，使资本流向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与部门。国家与企业职能的转变，为建立资本流动市场调节机制奠定了基础。但转型初期，在从事金融投机能带来丰厚利润，对企业投资高风险、低利润的情况下，银行很少认真对企业投资。当时，一些城市大型商业银行虽已开始谨慎地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但主要是为日后抛出，博取差价。后来，随着俄宏观经济形势趋稳，金融投机条件弱化，银行开始有计划地对能带来可观利润的企业提供贷款。但运用信贷杠杆只能从外部干预企业经营，与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资本运动原则尚有差距。为实现上述资本原则，同时也是为在大规模私有化背景下抢先夺得对上述企业的控制权，一些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开始通过资本参与——购买企业股份，组建金融工业集团，实现对企业经营参与。这些银行收购的股票一般分为三类：（1 ）本地区或自己客户企业的股票。（2）有增值前景企业的股票， 如专业出口或生产替代进口产品企业、建材、石化、化学等其它基础性产业的股票。（3）目前效益一般， 但随着俄经济形势好转，将有增值前景产业部门的股票，由此形成了银行核心型金融工业集团。如七大金融寡头中的奥涅克西姆集团、梅纳捷普集团都属于这种类型的集团。
上述银行核心型金融工业集团产生的轨迹表明，银行资本渗入工业资本，是俄银行资本市场化发展的必然逻辑。这种逻辑是银行方面提出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深层原因。
对于企业方面，激进改革提出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深层原因，是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和对经济组织进行市场化改造的需要。转型以前，俄实行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基础，中央集中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各类经济主体（企业、银行、商业机构等）基本依据中央计划运作，彼此之间很少发生经济利益联系，即形成单一国家所有制、单一产业结构、大中型规模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及以其为载体运行的经济机制，脱离经营状况和市场，生产要素配置欠合理，经济效益日益低下，成为激进改革的重要对象。改革之初，通过证券私有化改革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业结构：从国家所有转变为国家、集体、社会个人所有。但市场化经营机制并未马上随之建立。企业资金供应困难、产销脱节、生产停滞……。社会在思考和探索，国有大型企业应如何建立市场经营机制？这种机制是否与企业组织改造有关？
当金融工业集团在社会上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俄学者、经济专家和企业家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敏锐地发现组建集团对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性，及时地予以肯定、论证和建议。他们指出，应把国有大型企业组织根本改造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工业集团。主要根据是：
1.建立金融工业集团，首先是为企业寻找对它的利润极为感兴趣，对企业充满信心，向企业投资的“主人”——金融机构，是启动市场机制的重要条件。其次，“企业应该有自己的或由它控制的商业组织”，因为市场上的主要活动是销售商品。总之，“在市场上效益最佳的公司”是“不仅包括生产，而且包括商业和金融在内的完整的经营活动”的“一条龙式的公司”。
2.将企业改造为金融工业集团，能够有效解决资金供给，摆脱目前的危机，进行产业结构改造和转向。
3.建立有大型银行或企业集团参加的金融工业集团，易于获得外国大型银行和企业的信任，吸引其投资，发挥集团的综合优势和规模效益。
4.通过建立“自上而下”有分支的金融工业集团，有利于由国家参与调节，实现整个经济的结构改造。〔8〕
总之，他们认为，将国有大型企业根本改造为金融工业集团，可以起到在改造经济组织形式基础上建立市场经营机制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他们的论述中，亦已表达了对经济组织规模改造的主张：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后的大型经济组织，应在今后俄经济中占优势。提出这个问题未必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在经济组织规模改造问题上，当时存在混乱的、不切实际的认识和不同的倾向。转型初期，有些人把改革理解为按照19世纪的模式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因此就要彻底地改变原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把生产体系拆开，分散到各生产者身上”〔9〕， 缔造数以百万计的“小所有者”，而不要搞资本的集中缔造“百万富翁”。〔10〕产生这种认识并非偶然。一方面，它出于在俄建立以广泛的私有者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这种认识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实施私有化之初，社会上自发地涌现出许多小型商业贸易组织，小作坊等，它们经营灵活，十分活跃，与多数陷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的大、中型企业形成强烈的反差。据此，有些人以为可以依靠小型经营组织改善生活，活跃和振兴经济。
但政府反对这种倾向。1992年底出任政府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就任当天在答记者问时强调：“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基础设施，这么多财富和资源，不应该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我觉得，我们今天想用小店铺把我国包围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乃至改善生活水平的做法不会成功”〔11〕。“发达的工业是经济体系的核心”，“发达的工业能给小型及私营企业以动力”。总理的讲话，表明他主张以振兴工业生产为核心推动改革的思路，同时包含了反对经济组织细碎化、分散化，依靠大型、国家调节的工业组织，带动小型和私营企业的设想。这种设想，反映了总理对俄经济组织规模改造的态度，也构成政府对这一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
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俄传统的重工部门、军工部门企业家的意愿，同时反映出在国家调节经济问题上，异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含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色彩的倾向。当时，这种对改革模式不同的思路，也反映在如何建立金融工业集团的问题上。分歧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由国家指定，自上而下建立金融工业集团以及国家是否实施对集团活动的监督。〔12〕
这时，社会上已出现自发成立的金融工业集团。政府高度评价和重视这一经济组织的出现。同时十分警惕在组建大型金融工业集团过程中将出现新形式的垄断，违背改革的初衷。为了引导和规范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总统和政府综合了关于建立集团的不同意见，制定了相应的法令，规定了国家监督，自愿组建，防止恢复旧的部门结构和垄断，不允许非法侵占国有资产的原则。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1994 年应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其后至1996年底，总统和政府又签发和通过《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年4月）、 《关于金融工业集团联邦法》（1995年11月30日）、《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4月）等约17个法律、总统令、政府决定。 在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下，集团迅速发展：1994年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同时， 集团在发展中表现出优于一般企业的经济效益。
1995年同1994年相比，在俄工业下降5%的背景下，21 家金融工业集团的利润却增长43%。几个最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涉足于石油、天然气、有色冶金、航空等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努力在生产、销售、工艺技术研制开发、管理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好的商业信誉吸引了外国投资。政府与经济界看好金融工业集团前景：经济学家、俄科学院院士什梅廖夫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指出，俄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起强大的工业—金融集团”。〔13〕
二、激进改革迅速培育了新兴金融资本
金融工业集团有两个显著特征：规模大型化和私人股权占相当比重。据计，1996年底，正式登记注册的集团，平均拥有资本和投资3.26亿美元，其中，国有资产比重均不超过25%。严格说来，直至戈尔巴乔夫末期以前，俄罗斯并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私人资本。那么，实行激进改革后短短数年，俄私人资本迅速崛起并基本完成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原因何在？其间，新兴金融资本发展过程如何？将是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纵观新兴大资本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6年8月—1990年底
在改革初期形成的“自发市场上”，“生意人”迅捷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986年8月以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经济改革， 受中央集权紧紧束缚的经济开始松动。形成被称为“自发的没有任何控制的市场”。〔14〕这时，多数俄罗斯人还停留在是否应转向市场经济的争论上，而一些头脑机敏的苏维埃经济部门人员，共青团机关的干部等已成为被俄学者所称的“生意人”，通过倒买倒卖国内外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抢先在自发市场上挣到数额可观的金钱。也有些人是在《合作社法》公布后，利用合作社为自己开辟了财源。总之，他们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第一梯队”。未来金融寡头们在自发市场上捞到的多达数亿美元的“战果”，是新兴资产阶级在这一阶段成长的缩影。但一般来说，这时的私人资本还未有明确的属性。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尚未正式开始，这一阶段还没有合法的私人银行资本。
（二）1990年12月—1994年6月
这一阶段，在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的背景下，在激进改革引发的投机市场上，新兴资本完成大规模资本积聚。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开始启动。一些大型银行完成资本集中，在地区或部门形成带有一定垄断程度的银行资本。
1990年12月，波罗的海三国已宣告独立，各加盟共和国均发表主权宣言，苏联处于风雨飘摇中；在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战”中，中央对经济逐渐失控。与此同时，苏联与宣布独立的俄联邦先后颁布《苏联国家银行法》、《银行及银行活动法》（1990.12.）；《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1991.7.）等项法令， 金融体制改革启动，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其后，叶利钦签发《关于价格自由化命令》（1991年12月），对《私有化法》的修改补充条款（1992.1.）， 取消外贸国家垄断的法令（1992.6.）等， 为在各个领域进行激进改革准备了法律框架。从1992年1月2日开始，俄罗斯正式推开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样本的激进改革。这一改革，对新兴资本的发展产生三个影响。
1.由于实施以大规模快速私有化、国家全面放开经济调控权等为内容的激进改革，造成国家对大规模国有资产和经济调控的“大撒把”。原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彻底崩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来不及建立，形成经济管理极度混乱和真空。由此引起经济衰退、资金短缺、物价飞涨、卢布狂跌，出口原料、战略原料、进出口许可证、配额管理失控等诸多负效应。在证券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缺乏股票公开交易市场和健全有效的私有化法规，加之私有化企业信息闭塞、普通群众私有财产权力意识淡薄等因，形成了商品投机、金融投机、产权交易投机三大投机市场。在这些投机市场上，大规模国有资产、国家进出口贸易管理权、货币信贷调控权等，都成为牟取超暴利的抢手货。掌握上述权限的干部抑或接近他们，有幸曲线获得这些投机要素的能人，使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的神话成为现实。
在产权投机市场上，私人工业资本迅速积聚。主要作法是，企业领导侵占属于工人的股份；将资产从基础企业中抽出，建立由自己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盈利的私人公司；欺骗性地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票。其结果是，当证券私有化结束时，已经有两种人握有相当数量的工业资本：占有企业一定比例股份（因企业大，其价值已相当可观）的企业领导和为数不多的金融投机家，后者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私有化证券，以此取得了数万家国有企业。〔15〕总之，在这空前的投机市场上，新兴资本把原属国家、企业的巨额利润及国有资产迅速攫取到自己手中，摇身成为大资本家。常规需数十年、上百年完成的资本积累，得以在数年内完成。
2.资金短缺酿成了金融投机的气候，在对工业投资高风险、低收益的强烈反差下，刺激各类私人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在1990年底开始实行以二级银行体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背景下，形成银行资本异军突起和发达的状况。据计，从1990年底至1994年6月，在工业衰退约30 %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数目增加了将近10倍。1994年金融业务量比上年增加19倍。
3.在上述背景下，某些最大的银行完成资本集中，在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形成垄断。如“波塔宁及与他类似的金融巨头们就是在证券私有化过程中，取得对银行领域和贷款业务的控制权”〔16〕。同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开始启动，1993年成立了第一家金融工业集团。
（三）1994年7月至今
某些大银行资本在现金私有化提供的资本投机机会中，与垄断工业资本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速度加快。
鉴于在1993年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人民“为反对贫穷投了一票”——左派阵营共获43.3%的选票，迫使叶利钦同意以切尔诺梅尔金为首的政府放弃“休克疗法”，调整经济方针，俄进入后激进改革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货膨胀率得到明显抑制，卢布兑美元汇率趋于平稳，流通领域、金融领域投机因素有所弱化。从1994年7月1日开始，进入现金私有化阶段——这一举措旨在为私有化企业吸引资金，加快进行技术改造。它对新兴金融资本发展产生了三个影响：
1.以现金购买国有企业股份，拓宽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的经济与法律空间，加快了二者结合的进程。至1997年春为止，86%以上正式登记注册的金融工业集团，是在现金私有化阶段后建立的。
2.为吸引资金，国家不得不对属于军工、采掘业、燃料动力、邮电通讯等部门的一些规模巨大或超大，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重要的企业，全部或部分开放私有化禁令。由于这些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垄断性，若购得其控股权，等于获得对行业的垄断权，从而为银行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提供了经济和法律的基础。
3.在政府受到财政危机持续发展（1992—1994年财政赤字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8—10%左右），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94 年达到1991 年的83200%）双重压力的大背景下， 现金私有化为大银行资本提供了高层次、大规模资本投机的机会。银行资本在抵押拍卖和支持总统竞选的经济与政治的资本投机中，发展为金融寡头。
据报道，抵押拍卖是1995年3 月波塔宁向政府提出的：政府通过对国有资产委员会提供国有企业的控股权进行拍卖，并以此作为抵押，从拥有闲置资金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处获得贷款。合同期为3年。 如一年后政府不能偿还所得贷款，银行或金融公司有权在市场出售抵押企业控股权。政府为稳定财政大局，不再用开动印钞机加大通贷膨胀的老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1995年12月和1996年12月举行的抵押拍卖中，几家最大的银行资本获得在石油开采、加工、销售及银行等部门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企业的控股权，发展为金融寡头。他们是：①别列佐夫斯基的罗卡瓦斯——“西伯利亚石油”集团；②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诺利斯克镍业”——“辛丹卡”集团；③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尤科斯集团；④古辛斯基的桥银行集团；⑤阿文和弗里德曼的阿尔法金融工业集团；⑥斯摩棱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和农工银行集团；⑦阿列克别罗夫的卢卡伊尔石油集团。
综观金融资本的发展不难发现，有三个因素使俄新兴资本迅速发展：1.激进改革前后大规模快速私有化和国家对经济管理权全面下放，正式拉开了对价值巨大的国有资产及重要的国家经济资源经营利润再分配的序幕，为新兴资产阶级快速、大规模积聚资本提供了经济与法律基础。2.由于国家放弃上述权限，为握有这些权力的干部，最先得到由这些权力控制的资产或利润创造了可能性。3.激进改革引发的投机市场，提供了将上述国有资产、国家资源管理权以商品交易形式，按投机价格实现货币价值的中介，从而使掌握、接近这些“商品”的人们和其它能参与到投机市场的能人，成为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赢家。其实，使俄新兴资本迅速积聚的三个因素，均为经济急剧变化所引发。正如“桥”集团总裁古辛斯所言：经济的“急剧的变化”，对于他们创造“迅速、巨额利润的神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7〕因此可以说，没有经济的急剧变化，即没有激进改革，就不会有今日显赫的金融资本。那么，俄实行激进改革是否有必然性？
三、俄政治形势、经济基础与历史发展逻辑的选择
俄罗斯选择激进经济改革具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其中三个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必要性、经济的可能性和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性。
首先，俄选择激进经济改革与其说是经济需要，勿宁说是政治的迫切需要。俄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变更的过程中，上层建筑变革走在了前面：1991年以后建立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只是“上层”“权贵”革命的结果，是有进步思想的一部分管理人员从思想保守的另一部分‘苏共分子’手中夺取了权力”〔18〕。与此同时，经济制度并未随之改变，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占主导地位。民主政治制度由于未有相应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基础的支持，不过是无本之木。因此，民主制度要存在下去，最紧迫的任务是迅速进行经济补课——将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国有制迅速变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培育支持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力量——私人企业家阶级。事实上，由于激进改革在两三年、三四年中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使叶利钦在与共产党角逐总统职位的关键时刻，因得到金融资本的鼎力支持而获胜，使俄资本主义转型进入不可逆转的新阶段。试想，如果不进行激进经济改革，公有制经济迟迟不退出主导地位，叶利钦政权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政治势力吞没，俄社会转型出现反复，并不是没有可能。
其次，俄经济基础允许进行激进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变革应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如果俄罗斯是一个农业小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只能先发展工业，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俄在社会主义时期，已形成工业经济组织大型化，生产集中和高度社会化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体系，这种体系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十分相近，为快速向资本主义转型提供了经济前提。转型的主要任务，在于快速转换国家资产所有权和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经营机制。
第三，似应看到激进改革是俄罗斯历史发展逻辑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展现。纵观公元九世纪古罗斯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诞生后至今的一千多年，俄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两个有规律的“钟摆性”：在民族关系层面，基本是在对其它民族征服、控制权的夺得与丧失之间摇摆；在社会发展道路层面，基本是在趋向西方化与趋向东方化之间摇摆。那么，俄罗斯历史“钟摆”式发展的原因何在？
本文认为，应从俄罗斯文化与民族个性的视角考察。因为民族文化与民族个性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既以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又积极、能动地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完整地体现了经济与政治的综合作用。俄罗斯文化与民族个性对俄历史发展影响显著的因素有：俄罗斯文化的两重性、缺乏理性精神；民族个性的矛盾性、极端性及富于扩张性。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对俄罗斯文化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普遍认为，俄罗斯文化最重要、最基本的特点，是具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两重性。这是由于俄国横跨欧亚大陆，俄罗斯文化具有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双重来源。
俄罗斯文化的另一特性是缺乏理性精神。在俄罗斯， 直至19 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实行以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简单重复，村社农民生活十分封闭，加之村社与沙皇专制统治对农民个人具有绝对权威，都使农民养成与思辩、探索、求真之理性精神背道而驰的因循守旧和驯顺的心理特征。在近代俄罗斯农民占全国人口90%的社会结构下，理性精神在俄罗斯找不到发展的肥沃土壤。
俄罗斯文化特点影响着俄罗斯民族的个性。首先，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外化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矛盾性；其次，俄罗斯民族缺乏理性精神，则使其思维好走极端。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另一特点是富于扩张性。俄国内外学者认为，这与俄发祥于欧亚平原的地理环境有关：无边无际的平原，缺乏山川阻隔与关隘屏障保护，犹如没有围墙的家园，使古罗斯民族产生不安全感。因而，通过扩张寻找安全的疆界，是俄对外扩张原始的安全动因。此外，俄罗斯作为内陆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陆路交通落后不便严重制约。为打通出海口推动经济发展，是俄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因。
俄罗斯文化与民族个性的特点，使俄罗斯民族以特有的视角认识与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使其经济、政治发展受到三对矛盾的困扰。第一对矛盾，是俄罗斯扩张的目标，时常受到国家实力不足的羁绊。因为在扩张的道路上，俄国与资本主义列强发生冲突与较量，势所难免。但由于俄罗斯民族及民族文化形成晚于欧洲文明，其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落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俄国在竞争中力不从心。19世纪中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惨败于英、法资本主义国家，最明显地暴露出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产生第二对矛盾：为向西方文化冲击，总是被东方文化传统羁绊。其原因在于，西方文化不仅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艺术……，而且包括促进其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矗立其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如若采用后者，将瓦解封建农奴生产方式、封建专制统治。因此，一俟俄国向西方化道路的行进危及政治上层建筑时，便会被这种制度制止。
西方化大门被关闭后，逐渐产生第三对矛盾：自我封闭后的东方式的经济、政治状况，拉大了与不断前进的西方文化的差距，并受到后者更为严峻的挑战。同时俄国内西方文化的因素亦会不断成长，通过革命或改革的方式，迫使俄国再次打开西方化之门。
总之，俄罗斯历史发展呈现的在东方化与西方化之间、在对其它民族征服与控制权的夺得与丧失之间摇摆的特点，正是上述矛盾对立双方顽强对抗、激烈较量、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的展现。上述三对矛盾，正是制约着俄国历史发展的内部逻辑。同时，由于俄国两种文化因素各有其巨大源泉、由于俄罗斯文化理性精神的欠缺和民族个性的极端性，使得俄国总是以激进的方式启动社会转折，故而俄国总是以激进的方式启动社会转折，转折总需借助于强制。从彼得坚决镇压了保守的射击军军官乃至亲子，将俄国拖上欧化之路；到斯大林残酷地驱逐“富农”、清洗反对派，实现全盘集体化、快速工业化，开创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转折中，似乎可以找到叶利钦采用休克疗法、大炮和总统制，把俄罗斯“赶入”市场轨道的根据。
叶利钦开创的西方化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国力，二是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金融工业集团在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道路上，正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第一，在俄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国有大型企业，其转型改制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讲，是俄经济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金融工业集团集生产、营销、金融活动为一体，在对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改造基础上，建立了市场经济机制，使企业和集团从单纯产品生产者转化为商品生产者和资本运营者，为俄国大型企业市场化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第二，苏联时期，俄已建设并积累了巨大规模、巨大生产能力，但由于诸种结构不甚合理而低效益运营的存量资本。俄进行经济转型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调整存量资本结构，提高其运营效率。金融工业集团运用了国际经济发展中广泛采用的“资本运营”方法，即没有重新进行基本建设调整企业结构，而是通过收购、兼并等，使数个、数十个同部门或不同部门的企业面向市场进行重新组合，提高经营效益，这对于通过投入较少的增量资本，调整存量资本结构，激活存量资本，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三，组建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有助于参与国际经济竞争。90年代中期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大型企业集团“强强兼并”高潮迭起，以实现集团在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资源合理配置，增强竞争能力，扩大世界市场占领份额。在这种形势下，俄转型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能否将计划经济体制一般地改造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取决于能否建成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水平的经济运营机制。俄金融工业集团，尤其是实力最大的几个集团，几乎都是实力雄厚的大型银行，与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优势行业中，代表着俄罗斯科技水平的优势大型企业的“强强”联合，因此，这些集团无论从行业、规模，还是运营效益方面，都能代表俄罗斯参与亲的国际竞争。从这个意义讲，俄金融工业集团的崛起，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俄经济向市场转型初期，从混沌向有序过渡的一个标志。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国际经济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国家之间经济争夺的重要形式；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是国家经济实力决定着该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俄金融工业集团将可能为俄重振大国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
诚然，金融工业集团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发展中表现出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在处理国家、地区与集团，社会、雇佣劳动与集团的利益分配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集团利己主义；实行“强强”购并与联合，拉大了企业间、经济部门间的差距；倚仗雄厚的经济实力，疯狂向政治渗透，企图形成金融寡头政治……这些负面影响，引起经济、社会极化与不安定，导致政治腐败，阻碍经济发展，并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但应看到，上述现象不仅是俄转型初期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出现的悖论，是与经济快速发展互生的资本主义双胞胎。克服上述负面影响，将有待于俄市场经济进一步规范发展，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注释：
〔1〕〔俄〕《经济问题》1995年第10期。
〔2〕〔俄〕法捷耶夫：《新的一年将给我们带来什么》，1993 年12月31日《实业界报》。
〔3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调整经济作用的历史比较研究》，莫斯科1995年，第40—41页。
〔4〕〔俄〕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俄罗斯金融寡头》，1996 年1月10日《消息报》。
〔5〕〔6〕〔7〕〔俄〕《今日俄罗斯》1997年第3期。
〔8 〕参见〔俄〕阿甘别吉扬：《通过增加投资摆脱危机》载1994年5月16—22日《实业界报》：马乌：《经济与政权》，1995 年莫斯科版，第50—54页。
〔9〕〔俄〕阿法纳西耶夫：《混沌时期的规律》，1992年10月9日《共青团真理报》。
〔10〕〔俄〕丹尼连科：《8月事件之后的一年》，1992年8月17日《消息报》。
〔11〕《新总理赞成改革，但是要对改革做出重大修改》，1992年12月16日《消息报》。
〔12〕马乌：上引书，第50—54页。
〔13〕什梅廖夫：《困境与前途——俄罗斯改革阶段预示着什么》，1997年7月24日〔俄〕《独立报》。
〔14〕〔俄〕参见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上引文。
〔15〕〔16〕1997年1月1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7〕《“古辛”正在拯救谁？》，1997年2月11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8〕丹尼连科：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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