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文论文,科举论文,明代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3)04-0039-04
科举作为抡才大典，与读书人命运紧密相联。清初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姚江书院训约》曰：“自科举取士以来，名臣良吏，多出举业，扬名荣亲，道无逾此”。[1]正因如此，科举与学术文化等关系很密，文学也莫能外。
近年来有较多明清诗文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八股文与文学的关系，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注：参蒋寅、吴承学、曹虹《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一文，见于《世纪之交的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页195～197页。）但真正涉及科举与文学关系者，则尚无其人，只有陈正宏《明代诗文研究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版）一书较多涉及了选本与文学的关系，但忽略了科举的影响，现就科举方面选本出版对明代文学影响作些初步的探讨。
科举用书不仅仅局限于四书五经，也有不少时人与前人的诗文集与史书，这些书虽不与时文直接相关，但在明代，这几类书却与时文发生了联系，其中如唐宋八大家文等是与时文很有关联的。（注：明人对苏轼文章极为推崇，其重要原因就是苏文条畅疏宕犀利更有利于博取考官的好感。王世贞《
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四二《苏长公外纪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文者。”另外陈绍英《苏长公文燧》卷首也记：“当今以制义取士，学术事功，无所不备。而尤以疏宕犀利为夺目，故最便子瞻文。”）学为八股文，主要是代圣贤立言，而唐宋八大家中，如曾巩是公认为道学气较重的一个大家，这些大家的别集中有不少文字是关于圣贤之学的，因而这些大家的集子既是古代读书为学的基本典籍，也是读书应举的士人揣摩为文的必备古籍。但科举考试之重要也使一些读书人过于强调目的，即中举，因而从整个历史上来看，科举考试也越来越走向简易，不愿花很大精力来沉潜百家，立意为文，而是转以揣摩为事，只读房稿等书坊大量炮制出来的科举用书，黄宗羲《杲堂文钞序》记：
昔之为时文者，《大全》、《通鉴》、《左》、《史》、《语》、《策》，未尝不假途于是也……虽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尚有根柢。今之为时文者，以时文为墙壁，骤而学步古人，胸中无所浸灌，势必以剽掠为工夫，浮词为堂奥，又何怪其然乎？余与天如为是言，于今盖四十余年，风气每变而愈下。时文之士，《大全》降而《说约》，《通鉴》降而《捷录》……其间有一二黠者，缘饰应酬，为古文辞，则又高自标致，分门别户。（《杲堂诗文集·卷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版，页379）
黄宗羲总结了明代士人为八股文的特点，认为明初学尚征实，读书人尚能沈潜子史，不止于《大全》，出言尚有根柢。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也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2]但明末的风气却是再也不愿如明中叶以前士人一样，从学有根柢上下功夫，必然使士人走向“以剽掠为功夫，浮词为堂奥”之路，风气日渐败坏。
科举用书编辑、组稿方式上有不少经验。生于弘治十八年的李诩记：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捡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戒庵老人漫笔》卷八“时艺坊刻”条，中华书局1997版，页334）
书贾从朋友家塾中选出窗稿而出版，并酬以钱二三文，是当时已有稿费，书贾也较精明，预测到了窗稿之刻也能为他谋利，因而舍得花一定的稿费。
明沈宗正《雪堂集》卷五《松溪隐大题文选序》记：
今之选刻略有数端：一曰社选，二三同好，闭门造车，头攒耳摩，千金自享，即命世豪杰，于此乎出醯酱之具，亦或以之祸梨枣、费褚素焉；二曰征选，邮筒之檄，神马尻车未曾移时，赫蹏堆案大都一尊，宿辉映十余辈，司月旦者，怜才徇好，意杂出其间，安得精也？三曰房选，国门初悬，家负南董，其雅俗并收，贤钝偕赏者十不一二，工拙繁简，还镜其人，但耳入其中便为一时风气所转，文与人旋失其重，此其大凡也；四曰小选，春容难粹，险绝多任务，此古已然，非自今日如震泽、毗陵当处撰结，宁止千百年之传，传而久者，一二游戏之余渖耳！人心好奇，膏肓通患生生不穷焉。知来者先据其胜，宁非大惰乎？五曰合选，其人亦必不可一世者，原本正始，旁揽江河，立准考中，字栉句比，宁轻退古之先民，不妄进今之作者，殆将集四种之长而贬其短。然三长未备，五色或迷，赝古乖今，亦有未易衡量者焉。迩年惟符九明《明文会编》大强人意，续刻行，遂有弩末之恨。
记述选录时文的五种方式，这是最详尽的，而且因为要给自己所编文选作宣传，对各种方式都作了评价，如对社选则揭露其“闭门造车”是“祸梨枣”，主要目的是“千金自享”；征选则是用邮筒相邀，但“怜才徇好”，不能精当；就时文选即有五种名目，且编辑者、编辑方式都各不相同，这对当时的出版业来说，既是科举用书竞争到了白热化的表现，也对当时出版者有很大的影响，即如文学，当时文人结社极盛，既能编时文，也能编诗文，诗文选之盛，也与时文选相应，而象编时文的征选方法，也为文人所效仿。时文选家之多与文学选家之多也是有关的，可以说是时文的选录促使了明中叶以后文学选家、选本增多的主要原因。而评点批选，对八股文章法句法等的研究，实际上也促进了古人对文章学的研究，并为时人所用于文学作品的批点中。如金圣叹对小说戏曲的批点，很多是套用了时文批点的术语。
时文选家的身份也有不少变化，据《戒庵老人漫笔》记载还是书贾亲自选录窗课，而后来书贾参与编选已不多了。《句注山房集》卷十四《如兰草引》记：“皇明以制义以衡士，海内操觚学语者，人人自命为宗匠云然。卑者掇拾饾饤，剽秦灰汉蠹以争奇，高者又识骛青牛、神栖白马以故作几狷，……吾姻友冯献猷拥高訾，不自倨，取孝王宗贯日磨勘之，且延江浙万仲弢、冯定之两名儒结社昕夕校艺，蕲拔帜中原。”可知当时能为文者“人人自命为宗匠”，但要使自己的选本能超出别人，则往往要聘请名儒。从冯具区刻房稿后，会试同考官也加入了编辑者的队伍，这极大地助长了风气的堕落，难怪顾大韶要做《敬十八房书说》，讥刺这种风气；[3]黄宗羲要感叹：“经史之学折而尽入于俗学矣”。[4]
竞争还促使一些选家的诞生，有些选家本身就中过高第，或写时文很有名。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五《家塾论举业杂说》记：“汤霍林开串合之门，顾升伯谈倒插之法，因风接响，奉为玉条。莠苗稗谷，似是而非。”可知当时所谓大家也是影响很大的，这也就是坊刻科举用书往往要假托名人的原因。如汤显祖是公认的时文大家，他与归有光被钱谦益称为才子时文代表，见《有学集》卷四十五《家塾论举业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1508）另外书坊刻印此类书籍往往依附大家之声名，如汤霍林，就曾被余象斗冠名于《四书目录定意》与《历子品粹》两书。文人学者的参予，使他们对文章的作法等多有注意，反过来又影响到文人的创作。
同时，科举用书的出版使举业日趋简易，明刘康祉《识匡斋全集》卷三《选文引》：
士子横经挟策，其所蕲向到南宫之首，则得之者赫然雄而望之者敛然避矣。以故他名家稿或存或没不能行，数十载间而是一人者虽言有工拙，才有长短，而耳相剽目，相授可覆按也。然亦惟其言具在，其工者则嗜之者倍，而拙者则摘之者亦倍，名荣于一时，而论定于事后。
这段话对时人何以有喜声气之习，即“耳相剽目”，对于中了功名之人，则“敛然避”，其它名家稿虽好却不能流传，因为没有中科名。刘康祉还触及了为什么时文选如此流行的原因，“其工者嗜之者倍，而拙者则摘之者亦倍”，这说明时人喜品评时文，对“拙者”还要指摘，好的加以品评，拙者加以指摘，挠嚷不已，目的在于出名，在于求利，这就使科举用书刊刻愈加名目繁多，明代文学理论多变，也有不同的流派，这与时文评选之繁琐也是相应的。时文评选流弊很多，连被称作才子时文代表的归有光也说：“当世相嗤笑以通经学古为时文之蠹，而史学益废不讲矣。”[5]张慎言更是喊出“该杀”的口号。其《泊水斋诗文钞》卷三《家书七首》记：
阅坊刻数首，令人欲呕，文章之坏以至于此！气运为之可叹也。拟草一疏以闻，恐召忌，姑已之……闻又有《五经对语》一书，颇为少年所喜，未读，然禀报此书当付秦火。所谓“析言破律，托名改作”（出《礼记·王制》，“一成不变，故君子尽心焉。析言破律，托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其斯之谓与？尔当从本原用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版，页150）
这是关照自己子弟要从本原即经学用功，不要去学做令人作呕的坊刻制艺，并认为文运有关于气运，这已是当时很多学问优长的人的共识。《南雷文定》卷六《陆文虎墓志铭》记：“吴楚名士，招群植党，互相题拂，先生谓兵心见于文士，斗象长于同文。乱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结社，求先生为序者，循环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闻之而觉悟也。”选文结社为的是“招群植党”，各树一帜，已有类于兵戎之象，这是乱亡之兆，故陆文虎作序时屡申此意，冀人猛醒，这可称得上见微知著了。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曰：“三百年来几十科，科数百人名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原注：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吕氏亦为时文大师，明遗民，此诗写于清初，以诙谐冷隽之语出之，与其《破帽换糖歌》讥刺薙发令一样，既有皮里阳秋之意，更有唏嘘不已之心，可谓痛彻，无形中也将八股文视为亡国之因。
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五《家塾论举业杂说》记：“启祯之末间，风气益变，盟坛社坛，奔走号跳，苞苴竿牍，与行卷交驰；除目邸报，与文评杂出；妖言横议，遂与国运相终始。以选文一事征之，亦当代得失之林也。”很有微言大义，且以文运与国运相提。明末清初一些学人深有感于此，并致力于挽转颓势，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等均深于经学，开了一代学风。如顾炎武，还对科举发表了看法，《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条记：“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轻重。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6]顾炎武并提出了改进，《日知录集释》：“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7]入清后更有刊刻万历以前时文的打算。《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记：
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今欲吾甥集门墙多士十数人，委之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以示北方学者。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中华书局1983版，页58）
可见顾炎武深知此弊，而提出了挽救办法。据清人魏崧《壹是纪始》卷六载：“（万历十五年）礼部以文尚新奇，请选程纯正典雅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布，以为典则。”可知政府已经有刊刻样稿的举动了，这与顾炎武的设想是相同的，但反观万历间坊刻情况，效果却不一定好。
挽狂澜于既倒，是很不容易也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科举制，否则就极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但一代学人之努力却也不应抹杀，实际上他们开创了清初的学风，并与晚明经学的复兴极有关联。钱谦益影响了毛晋，刊刻了《十三经》与《十七史》，为一代士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经史典籍，功劳很大。归有光则更早些，反思了科举之弊，回向经学，在书院讲学也时刻以经学为怀，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七《与潘子实书》记：“科举之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弊已极。……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恳恳，欲追古贤人志士之所为，考论圣人之遗经于千百载之下”。[8]
如果不是科举用书的出版已使学风弊极，经学之弊，也使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家猛醒并进而穷则思变，那么，明末清初启蒙者能如何倡导征实的学风，又会不会如此犀利地去批评这种现象？科举用书的泛滥虽在此间扮演了个不光彩的角色，但也可说是它使学风与文风弊极而又促使时人反醒，这或许可视为学术史上的一个“无心插柳”的例子，虽然，学术发展的原因有多种。
科举使学术之弊其实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每每有人出来倡导些观念并试图改变这种颓势，黄宗羲就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黄南雷诗文集·马虞卿制义序》记：
余束发出游，遍交海内，时文之坛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间，周介生倡为古学，因尚子书，《繁露》、《法言》，家传户诵。又数年戊辰，张天如易以注疏，名为表经；未几，吴次尾以八家风动江上，陈卧子以时务崛起云间；而艾千子以先民矩矱，短长当世。要皆各有长处。逮至于今，《蒙引》、《存疑》之说行，士皆踽踽守其轨辙，不敢尺寸逾越于外，已又去《蒙》、《存》而为《说约》。此本举业快捷方式，与理学无与，黠者从而张皇其间，语狂吠，发为时文之批尾……彼刍灵之象形，疑凄怆之来格，以便其空疏不学之实，则千子为之作俑也。（《黄宗羲全集》十，页70）
由此知子书之尚与周介生倡为古学有关，而张溥又倡导读经的注疏，来表彰经学，陈子龙倡导时务，吴应箕倡导读八大家文，而艾南英倡导先民矩矱，诸如此类，可说是明中叶以后，每次学术思想有所变化皆与科举挂起了钩。不管是周介生还是张天如等人，欲倡导什么还是与科举相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科举时文当时读者群最大，而这几个大家都是当时结社的领袖，能影响一时之风气，事实上他们造成很大声势也是与他们在“时文之坛坫”的地位分不开的，所以他们号召子学、经学、实学等皆能流行一时，可见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至深。
［收稿日期］2002-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