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治与福利国家关系的再思考--近期文献综述_工人阶级论文

对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关系的再思考——近期文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党论文,文献论文,福利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目的是对有关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总结和讨论。这些研究进展之所以被称为是“新”的，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政党政治理论”是比较福利国家研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中一种十分成熟的理论流派。概括来说，这一理论认为，政党代表了以产业阶级为基础进行划分的选民的利益，在福利政策上持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或者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或者支持保守主义政策。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政策输出取决于政府中的政党构成情况。

      最近几年，从新的视角来概括政党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不过，学术界对这些研究成果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也没有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而这正是本文的目标。我们认为，近年来，这些研究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理论。首先，它们认为需要将选民的变化考虑在内，即现在的选民与工业化时代的选民完全不同。其次，很多研究表明，制度环境、政党体系和政党之间的竞争对政党主张什么类型的福利政策有重要的影响。第三，政党与选民之间的不同关系(特殊主义的还是纲领主义的)也会影响政党的政策策略。

      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认为，执政党的类型(如社会民主党或保守党)与政策输出之间存在线性的、直接的关系。本文讨论的三类研究都以各自的方式对这种线性关系提出了质疑。有关选民在社会结构方面正在发生变化的实证分析改变了我们的预期，因为这意味着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已经不同于那些体现着福利国家增长初期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利益群体。其次，如果我们强调制度或政党竞争等环境因素，那么政党的政策偏好将不再是由意识形态方面的政党族系(party family)“决定”的，而取决于与其他机构或对立政党的互动。同样，对选民—政党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醒我们，政党通常根据与选民的特殊关系来应用其政策，而不是像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指出的那样，根据纲领的指导来实施政策。因而，如果政党按照特殊主义的规则行动，那么，有着相同意识形态标签的政党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三类研究都有其各自的意义，但它们都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除非我们对政党政治模式进行更新和扩展，否则将难以充分把握政党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传统政党理论仍然在很多方面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提议对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进行界定，同时也探讨了在不能直接应用传统理论的情况下应采取的研究战略。

      我们在讨论近期关于政党政治的研究时，目标并不是要对所有关于政党和政治经济的研究进行全面回顾，考虑到这个主题的范围之大，这样做注定是会失败的。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近期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研究成果。首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福利国家比较研究领域的文献。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讨论属于更宽泛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类似研究，比如产业关系或社会公约(social pact)。其次，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明确涉及政党的福利国家研究。这就将那些强调政府的策略而不考虑政党政治的文献排除在外。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有关政党在福利国家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划分为“新”学派和“老”学派。不过，这里的“新”和“老”两个词主要不是从时间意义上来使用的，因为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仍然很有活力，对某些问题也有着十分重要和强大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讨论的“新”的研究路径，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取代或否定传统的研究路径。在传统的研究路径假设中，我们从政党所属的族系甚至是其标签就可以直接推导出政党的政策偏好。该假设是传统研究路径的基础，而新研究路径区别于传统研究路径的地方在于，针对限制或质疑这一关键性假设的因素，它们提出了相关理论和概念。因此，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具体说明了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前提假设依然适用的范围条件，并且讨论了当这些条件不完全具备时，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经验意义和理论意义。

      近来这些对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质疑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有关“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些讨论引发了福利国家比较研究，尽管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反思政党作用的重要研究成果。“新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强调现有政策的路径依赖效应，它们认为正是福利国家自身的扩张改变了选民和利益群体的偏好和预期，从而改变了政治游戏规则。因此，政党对政策输出和政策效果的影响即便没有因为“政策遗产”而消失，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观点自然引发了一波反弹，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研究路径的辩护上，而且更具建设性意义的是，对政党因素仍然起作用的方式在概念上进行了重新建构。例如，有学者指出，政党在行为上的差异可能取决于决策环境(在福利扩张时期是为了获得声望，而在紧缩时期是为了避免公众的指责)，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上，社会民主党可能比保守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研究成果既没有得到系统概括，也没有建立起关联性，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本文的结构如下。在第一部分，我们将重新审视有关福利国家的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然后，我们将讨论有关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关系的三种新的研究取向，接下来的部分将分析这些新的研究路径对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应用和新分析思路的意义。最后作为结论，我们将指出下一步研究最有前途的方向。

      “老学派”：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分析中的政党政治研究路径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论的一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而出现的。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A.Hibss)、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R.Tufte)和克里斯托弗·休伊特(Christopher Hewitt)是最早就政党对分配政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表明，左翼政党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决定，并与扩大再分配政策相关联。他们还将这种政党影响归因于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在选民构成方面存在的阶级差异。与此相似，斯腾·伯格(Sten G.Borg)和弗朗西斯·卡斯特尔斯(Francis G.Castles)的研究也指出了右翼政党对政策输出的影响。

      在出现这些关于“政党发挥作用”的研究的同时，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和瓦尔特·科尔皮(Walter Korpi)提出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对福利国家影响的理论，它与前面的研究存在相关性，但又是相对独立的。这种权力资源理论也认同政党政治对社会政策和政治经济有影响的观点，不过，它更重视作为政党政治基础的社会结构中的各阶级的动员，以及工会这样的其他阶级行为者的作用。科尔皮认为，社会政策应该被理解为民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民主为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机会“来将分配领域的斗争带入政治领域，而在政治领域中，工人阶级政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它们在人数上的优势”。这样，在议会中获得的社会权利可以作为新的权力资源反馈到经济领域，与资本的力量相抗衡。与权力资本理论相似，古斯塔·埃斯平-安德森(

Esping-Andersen)认为，社会民主党形成的这些社会政策不仅成为了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的权力资源，而且也是影响阶级构成并进而影响社会民主党的动员能力的特殊手段。因此，与最初的政党政治研究相比，权力资源理论使阶级动员、政党归属和政党政府之间的关联变得更为明确。通过对政治阶级结构的深入分析，它对由政党和工会展开的集体行动的作用提出了一些细致的观点，强调政策对集体动员的反馈作用，证明选民与政党之间的确存在联系。

      关于“政党发挥作用”的研究和权力资源理论为大量利用“政党政治发挥作用”这一前提假设的研究构建起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些学者大多采用定量的方法来检验左翼政党力量增强——由议会或内阁的席位来衡量——是否会导致福利国家的扩大。这些研究都“假设”左翼政党动员低薪人员和工人阶级，这些人员是再分配方面的集体主义的最重要支持者。因此，这种研究通常以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将政治仅仅看成是“将不同利益群体的偏好和需求传递给领导者的传送带，然后领导者来实现这些偏好与愿望”(就像科皮本人在对简单化的政党政治研究方法所作的批评中表达的观点一样)。在这种观点的最简化形式——“政党差异论”中，政党政治研究路径仅仅检验了政府的左—右构成是否会对政策输出产生影响。福利国家从扩张时期转向紧缩时期，社会条件随之发生改变，一种反射性推理被应用于福利国家的削减中：左翼政党主张减少削减福利项目，因为它们代表福利国家的受益者，而且在理念上认同福利国家。这些研究对左翼政党、左翼政党的选民和政策偏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即工人阶级是左翼政党的主体选民，他们对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有着强烈的偏好，因此，左翼在民主的阶级斗争中支持福利国家的扩张。

      “新学派”：后工业化时代的选民、环境及政党—选民关系

      在过去10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党政治经常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的假设和机制的方式影响社会政策。下面，我们根据使这些研究有别于传统理论的论点将其分类：首先，政党的选民构成已经发生变化；其次，选举制度、政党体系和政党之间的互动对解释社会政策的变革十分重要；最后，政党与选民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会影响政策的制定。通过这三类研究，我们讨论了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关系研究的一系列新研究路径。尽管这些研究都对政党在福利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但是它们没有明确地提及彼此。我们认为，它们能够并且应该被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理解政党政治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对这些研究逐一进行讨论。

      (一)变化中的选民构成：政党的行为取决于其所代表的群体

      从政党政治角度研究福利国家的传统文献将政党看成是“民主的阶级斗争”中重要的行为主体，这种定义强调的是政党的代表功能。权力资源理论的传统研究表明，左翼政党是福利国家扩张的推动力量，并认为其原因在于左翼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近期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政策的制定的大部分研究依然延续了这种理论假设。但是，大部分沿袭政党政治传统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检验过政党的选民基础。相反，它们假定，与福利国家扩张时期一样，左翼仍然代表着再分配方面的集体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据这种对选民构成的假设，他们对其实证结果作出了解释。发现左翼力量对再分配及福利的慷慨程度有着积极影响的研究认为，这一点证明了建立在传统假设基础上的模式仍然成立：福利政治仍然是和50年前一样的民主的阶级斗争。许多研究的确发现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但“左翼政党变量”的解释力变弱了。这种解释力的削弱被认为证明了政党的作用在降低，以及政党在纲领上的差别越来越多地因为诸如全球化或财政紧缩等外部力量而受到限制和缩小。最后，一些研究发现不存在政党差别或“预料之外的政党行为”(比如左翼政党主张削减福利，或左翼和右翼政府实施相同的社会政策议程)，这被认为证明了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变松散了，甚至政党的代表功能已经“空心化”了。简言之，如果左翼政党不维护“旧”的福利国家和推动更多的再分配政策，或者右翼政党不推动减少国家干预和再分配，那么，这都将被认为证明了政党的政策不再受核心选民的利益驱动。这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它是完全建立在选举模式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之上的。

      这样的假设很明显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过去几十年间，选民及其利益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的关于政党体系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和选举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来了一系列选民联盟的解散与重组。可是，这些研究几乎完全被研究福利国家的学者所忽视了。关于选民变化的研究表明，政党可能仍然是“与特殊社会群体有着紧密联系的纲领性组织”，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些特殊的社会群体是谁进行重新认知。一旦我们对选民的构成有了更充分的认知，政党政治变量对社会政策发展的解释力可能与权力资源理论兴盛时期一样有效。

      认为应该考虑到选民的变化的观点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与选民中发生的变化(例如，同一个政党现在动员的社会群体与20或30年前已经不同了)有关，另一方面与选民的偏好发生的改变(例如，即使政党动员的仍然是同一社会阶层的选民，但这些“传统选民”的偏好可能已经改变了)有关。

      认为选民发生了变化的观点主要指的是，左翼政党日益吸引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产阶级选民。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绿党、激进左翼党)动员的选民是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年轻、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其中很多是妇女。这些中产阶级选民“向左转”是受文化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过，很多学者指出，无论如何，这对分配领域的政党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服务业中拥有高水平技术的女性是典型的“新左翼”选民的代表，她们明显带来了不同的社会风险，而且其社会偏好不同于一般的男性产业工人。她们需要与教育、社会投资、普惠主义及性别平等相关的社会政策。相比而言，她们不是十分关心传统的再分配方案(因为她们都是高技术人员，是市场上的高收入者)。这意味着如果左翼政党主要依靠这些“新”选民，那么，可以预期左翼政党将提出更具市场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投资政策，而非传统的再分配政策。

      第二个方面关注的是“传统选民”的政策偏好发生了改变。这种观点指向的是工人阶级的偏好。工人和低收入选民越来越多地转向保守主义和反对移民的立场。多项研究表明，这些问题在工人阶级选民当中十分突出，甚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放弃左翼，转向民粹主义的右翼。显然，选民日益流失的威胁对左翼政党的社会政策议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潜在地促使左翼政党的福利政策日益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的方向。

      但是，改变工人阶级利益的并不仅限于文化方面的新导向。就经济和福利方面的偏好而言，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前的“工人阶级”至少分裂成了两个群体：内部人和外部人。这种内部人—外部人的分化指的是“在数量日益减少、以男性为主体、工作有保障并处于优势地位的雇员与人数众多、长期失业和处于边缘化的群体”之间的分化，他们在社会需求和偏好上都存在差异。不同的学者对这两类分化的群体如何在政党政治领域被动员起来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到目前为止，戴维·鲁达(David Rueda)和戴斯蒙德·金(Desmond King)是其中观点最为鲜明的。他们认为(但没有经过实证经验证明)，劳动力市场中的内部人仍然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而外部人要么弃权，要么支持极右政党。如果这符合实情，那么可以预期左翼政党将维持保护内部人的现状(主要通过社会保险政策)，而不是推动以外部人利益为导向的政策(例如以需求为基础的最低保障、社会投资和普惠性福利)。而豪泽曼和沃尔特对瑞士的选民重组和选民偏好进行了经验性分析，结果表明：正是原有的内部人——工人阶级的政党偏好转向了右翼，旨在维护现状和福利上的狭隘民族主义。相反，外部人要么弃权，要么投票支持那些主张更具普惠性的和基于需求的社会政策的左翼政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预期极右政党将主张维护福利政策的现状，而吸引外部人投票的左翼政党(不论是绿党、社会民主党还是激进左翼党)将主张普惠主义的再分配政策。

      总之，关于基础选民变化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更新对政党实际所代表的利益的理论假设。只有当我们根据政党目前的、得到实证经验证实的选民基础来推导出政党可能实行的政策时，才能检验政党是否仍然完全发挥了其代表性功能。仅仅因为政党所做的事和30年前不同，并不能说明政党不再代表它们的选民。政党主张不同的政策，可能只是因为它们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

      (二)环境：政党的行为取决于制度和政党竞争

      在传统的政党政治研究中，政党的目标及其政策选择取决于其所属的意识形态“族系”，而这最终又取决于政党的选民所在的社会阶级。政党的选民偏好与政党的政策偏好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在上文所提及的研究选民变化的文献中也是得到认可的。这两类研究基本上不关注政党偏好和行为可能受制度与政党环境影响的方式。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强调了环境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从而潜在地推翻了传统政党政治研究路径的前提假设。

      就制度而言，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分析了选举规则、政党偏好及政党影响之间的关系。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和大卫·索斯基(David Soskice)指出，在多数制的选举体系中，出现左翼政府，从而出现高水平再分配的可能性，要比在比例代表制中低。这是因为在两党制体系下，中间选民受理性驱动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而通常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多党制使得代表中间阶层的政党和代表底层阶级的政党可以建立一个支持再分配政策的联盟。同样，卡伦·朗·贾斯科(Karen Long Jusko)和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解释了选举规则和低收入选民的地理分布是如何制约左翼政党的选举动员策略，并最终影响左翼政党的权力的。这是对政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表明，不同选举规则下的两个左翼政党对福利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不过，其中的一些研究没有质疑关于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政策偏好的基本假设，比如，它们仍然假设左翼政党代表低收入阶层，因而主张实行更多的再分配。从这个意义来讲，制度没有改变政党的偏好，而是制约了权力关系。不过，本·安塞尔(Ben W.Ansell)的近期研究将制度主义的观点往前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安塞尔认为，政党的实际偏好(而不仅仅是政党的相对权力)取决于制度环境，在这里也就是取决于福利国家制度本身。他的研究发现，左翼政党同意还是反对向高等教育分配资源，取决于该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是大众化的还是精英化的教育体系)。在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左翼政党同意增加高等教育支出，因为这会产生再分配的效果；而在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左翼政党反对增加支出，因为这会带来倒退的效果。慎重对待这项研究结果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不同国家在支出方面的偏好进行简单比较，因为这些偏好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意味着，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政策偏好不能被简单地设定，而是要放到一定的环境中来考虑。

      第二个影响政党政治的重要的环境因素是政党体系自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区分两类研究：一类研究是比较静态的，强调政党体系的结构(尤其是分化程度)的影响，另一类研究强调政党体系的空间结构(spatial configurations)决定的政党竞争态势(dynamics of party competition)。

      “老学派”所设定的政党体系针对社会和经济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在左翼和右翼之间进行的简单选择。最符合这种观点的当然是两党体系(例如美国或英国[原来的]的政党体系)。在多党制体系中，这种类推意味着所有政党可以归入两个阵营(从而形成一种两极化的政党体系)，每个阵营有不同的政府选择，主要的竞争领域是社会—经济政策。用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和斯特恩·罗坎(Stein Rokkan)的术语来说，这些政党体系都只存在一种分化：劳资冲突。

      不过，一些学者强调，除劳资冲突以外，次级分化也影响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在欧洲大陆国家，除社会民主党外，从政府与教会分离中形成的基督教民主党也很强大，它们对福利国家的扩张具有很大的影响。基斯·冯·克斯伯根(Kees van Kersbergen)早先指出了基督教民主党在这方面的显著作用。在北欧各国，城市—农村的分化体现在农民党中，它们支持并影响了慷慨的福利国家的建立，而在其他国家，这是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莫瑞吉欧·费雷拉(Maurizio Ferrera)的研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表明，种族、语言或宗教分裂以及意识形态的极化，阻碍了普惠性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碎片化的和根据行业确立的福利项目的建设。这一观点得到了萨拉·沃森(Sara Watson)的支持，他强调了左翼内部的分裂是如何导致左翼政党之间出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的，其中社会政策被当作一种策略性的和有特定目标的手段加以使用，从而阻碍了它们采取包容性的政策(encompassing policy)。

      另一些学者考察了不同的政党体系结构带来的不同竞争态势。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党竞争只是一个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bale)，潜在地制约了执政党可能的行动路线；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党竞争对政党的政策偏好而言是根本性的推动因素。第一种观点被赫伯特·基茨切尔特(Herbert Kitschelt)应用于关于福利国家削减的研究中。他认为左翼政党的竞争会阻碍政府作出削减福利的决策，而右翼政党的竞争会对此起推动作用。此外，政党实施削减政策的能力取决于竞争对手的特征，例如其纲领的可信度与组织的灵活性，以及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基茨切尔特没有真的讨论为何政党会首先采取削减政策。不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党竞争的影响。

      第二种关于政党竞争的观点更具基础性，它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在本质上是由战略上的考虑推动的，这种战略上的考虑取决于各政党在政治空间中所处的位置。皮科特认为，政策通常被用于吸引重要的选民群体，而不是用于实现政党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上的政策纲领。谁是关键的选民群体取决于政党体系的空间构成。克里斯托弗·格林-彼德森(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将类似的逻辑应用到对议会以及政党希望进入联合政府这一目标的分析当中。政党可能会根据一些潜在的联盟合作伙伴的立场来调整自身的社会政策立场，如果这些合作伙伴对组成联盟十分关键的话。这种对政党竞争的策略性理解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政党政治视角。在自下而上的传统研究路径中，政党是社会阶级的代理人。相反，这种关于政党竞争的策略性观点将政党看作是策略性组织，它们相对于社会结构具有部分的自主性，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利用社会政策来调动选民的支持。这种观点以政党组织研究为基础，并且得到了后者的支持。这些研究指出，政党过去与选民的关系更为紧密，但现在变得更加自主了。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是建立在产生于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群众党(mass party)模式的基础上的。这种政党的确界定了明确的选民，并通过紧密的组织纽带与之联系起来。但是，二战后，群众党的组织模式很大程度上被全民党(catch-all party)取代，这种类型的政党刻意扩大自身的选民基础。一些学者甚至走得更远，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民党被卡特尔党(cartel party)取代，这种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更为松散，而且对国家的依附程度更大。无论如何，政党组织的这些变化表明，政党对其过去的核心选民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小，因此，选举方面的战略性考虑对政策决定的影响可能变得更为重要。

      总体而言，这部分所讨论的研究表明，要对政党的政策偏好作出推测，仅知道它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是不够的。相反，我们需要研究政党运行的环境。选举制度会制约政党获得政权的方式，政治制度会影响政党的政策偏好，各种分化构成了政治的领域和政党联盟的组成，而政党竞争的空间结构会限制或影响政党根据选举得失作出的政策选择。

      (三)政党—选民关系：政党的行为取决于政党与选民的关系

      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即政党—选民联系的基础可以是对政党纲领的认知，可以是特殊主义的物质利益方面的动机，也可以是社会—文化纽带。也就是说，选民支持一个政党可能是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政党提出的政策，或是希望用选票来换取直接利益，或是由于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对该党表示认同。传统的政党政治研究没有对政党—选民关系提出明确的概念。最常见的观点认为，政党及其选民与一种涉及广泛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政党所主张的特定的政策纲领(例如，社会民主党支持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应该代表着选民的偏好。因此，这是从纲领的角度而不是特殊主义或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政治的。

      与这种从纲领出发的角度相反，一些学者强调，社会政策有时是由政党的特殊主义动机决定的。这种观点在早先的关于福利国家的国别研究中就提出来了，比如对意大利、希腊和日本的福利国家的研究。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安·绍拉·奥洛夫(Ann Shola Orloff)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美国和英国的社会政策的早期发展的研究十分有影响力。通过借鉴马丁·舍夫特(Martin Shefter)关于国家建设和政党恩庇(party patronage)的研究，他们说明了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行政自主性的缺失是如何加剧了庇护主义式的对社会项目的滥用。这种庇护主义关系的存在反过来阻碍了革新派政治家提出扩大社会政策的要求，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新的社会政策也会被“绑架”，服务于庇护主义的目的。因此，如果特殊主义的政党—选民关系占据主导，即便是信奉纲领主义的政治家，其政策立场也会受到影响。

      尽管有这些早期的研究，但特殊主义的政党—选民关系对社会政策的影响直到近期才在比较研究的层面得到更广泛的关注。朱利亚·林奇(Julia Lynch)2006年出版的被广泛引用的著作指出了特殊主义关系是如何在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节点(junctures)上发挥作用的。具体而言，在以行业保障为基础的福利国家中，特殊主义关系会妨碍政府实施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林奇解释道：“显而易见，以行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险项目比普惠性的项目更适合于那种有着细致的针对性目标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正是特殊主义的政治竞争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此外，持特殊主义立场的政治行为者不会鼓励国家能力朝中立化发展，因为这将使其特殊主义策略面临风险。然而，如果国家能力不足，普惠性福利政策是无法得到施行的。因此，在弱国家的条件下，即便信奉纲领主义的政治家也不会鼓励发展普惠性的福利项目。

      玛格丽塔·埃丝特韦茨-阿贝(Margarita Estévez-Abe)对日本福利国家的研究将有关政党—选民关系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她探讨了采取不同的政党—选民关系战略在制度方面的动机。她认为，政党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有针对性目标的政策还是普惠性政策取决于选举体制。选举规则决定了选举战略，因而也决定了政党和政治家的政策选择。选区规模和个人投票的重要性是两个关键要素。在有多个参选者的选区中，选举竞争主要围绕有组织的投票人团体进行，即围绕小范围的群体利益进行。个人投票也会使候选人作出特殊主义的政策选择。因此，在埃丝特韦茨-阿贝的模型中，政党和选民之间的特殊主义关系或者纲领主义关系本身不是自变量，而是如下因果机制的一部分，该机制将选举规则与具有针对性目标的政策或者普惠性政策关联起来。

      从关于政党—选民关系的各种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与传统政党理论所假设的政党行动受政党纲领指导不同，政党的选举战略可能是特殊主义的。政党有时会采取受益群体较窄的政策，以吸引这些特定的选民。如果特殊主义占据主导，那么，这有可能让秉承纲领主义的政党甚至放弃实施普惠性政策。支持采取特殊主义的条件包括：国家官僚机构具有自主性和存在特殊的选举规则等。在这些条件下，建立在宽泛的意识形态群体基础上的纲领主义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我们预期会出现碎片化的政策，它们针对的是对获取或维持权力十分重要的选民团体。

      讨论：在更新与修正之间

      我们从上面讨论的三类研究中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传统政党政治理论能适用的实证案例比之前预想的要少得多。就那些不符合传统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的案例而言，需要对政党政治理论进行修改，要么更新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要么在概念上对该研究方法进行更根本的重构。因此，在最后一部分的讨论中，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传统政党理论的范围条件。范围条件指的是我们认为一种理论在其中能够成立的经验条件。然后，我们接着要讨论上面提到的三类研究对下一步研究的意义。因此，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当这些经验条件不完全具备时，我们应该如何分析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的关系？

      前面讨论的三类研究都可以根据传统政党政治理论成立的范围条件来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更新”对于作为政党政治驱动力的选民构成的认识(本文所讨论的第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该观点是对传统理论的一种比较温和的批评，因为它没有质疑政党的政策偏好代表着选民利益这一政党—选民关系。不过，它对传统理论的适用性仍然具有相当明显的意义：社会结构和选民构成越是从工业化模式向后工业化模式转变，关于政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性质的传统假定就越缺乏说服力。第二类研究强调环境对政党政策的影响，这是对传统政党理论更根本的批评：它认为总是有必要考虑到政党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环境，而不仅仅是特殊的历史条件。这里，该问题也可以根据范围条件得到重新论述。主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分化基础上的两极化政党体系与传统政党政治理论视野中的单一化政党竞争结构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最后，关于政党—选民关系的理论也暗含着一个重要的范围条件：如果政党明确将政策用作换取特定选民的选票的工具，那么，建立在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的政党族系基础上的政党理论将是存在不足的。

      总之，传统政党理论的范围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和选民结构、两极化政党体系以及纲领性的政党—选民关系。关于例证，我们可以认为二战后30年间的英国是符合传统政党理论的范围条件的。其中，以工党和保守党为主的两党制在左右之间提供了明确的选择，它们主要是根据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上的立场而区分开的。它们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纲领方面。尽管英国比较早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但其社会结构仍然主要是根据产业阶级来界定的。除此以外，很难找到那种实行“纯粹”的两党制、以政党纲领为导向、建立在工业化结构基础上的政党政治。例如，美国符合两党制的条件，然而，即便美国曾经存在过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但这种社会结构转化成阶级政治的程度也远没有达到欧洲那样的水平，而且特殊主义的政党—选民关系一直十分强大。在谱系的另一端，明显不符合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范围条件的是意大利第一共和国(1948-1993)：它的政党体系是三极分化的(包括中间、极左和极右)，左翼内部存在分化，存在很明显的宗教分裂，而且特殊主义竞争十分普遍。

      简单版的政党政治理论的适用性在当代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而且影响最深远的障碍可以说是后工业化。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现在已经远远超过工业部门，这不符合工业化的社会结构这个范围条件。就一些新型政党(如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出现以便满足新的利益需求而言，后工业化通过把政治从一维的冲突空间转变为多维的冲突空间，也在以不符合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方式改变着政党体系和政党竞争。另外，政党也调整了它们的组织结构，其选举策略也变得更加灵活。鉴于这些普遍的挑战，我们下面将进一步讨论，当传统政党理论的这些范围条件不能全部满足时，我们可以怎样调整我们的理论和研究。每一种福利政党政治理论都暗含了对政党的政策偏好的假设。我们讨论的三类“新”的研究流派都指出了使政党的政策偏好朝着不同于传统研究理论预期的方向发展的因素。因此，认真对待这些研究意味着我们要调整我们关于政党的需求的看法和假设。

      本文讨论的第一类研究认为，随着后工业化的到来，政党的选民构成已经发生了改变。由于这类研究没有质疑政党自下而上的利益代表关系，因此它与传统政党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容的，但是它需要我们更新传统理论的基础：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想当然地认为，各政党代表着工业化和战后经济增长时期的阶级结构。然而，后工业化使阶级结构发生了改变，从而也使选民在政党和政策方面的偏好产生了变化。所以，尽管政党的政策偏好可能仍然是其选民所驱动的，但是，我们需要根据政党当前的选民的需求来调整对政党的需求的预期。从实证研究上讲，这种“更新”可以在微观或宏观层面进行。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对政党的影响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加入了对个体层面的政策偏好和政党偏好的分析。这类研究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因为这些研究开始真正从经验方面来考察选民的政策偏好，而不是进行理论上的假设。丘萨克(Thomas Cusack)、艾弗森和雷姆(Philipp Rehm)共同的研究成果以及雷姆或鲁达各自的研究成果都首先考察了后工业化社会中的风险群体对特定政策的偏好，然后再将这些偏好与政党和政府的实际行为联系起来。不过，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经验方面来考察后工业社会中不同的潜在选民在政策和选举方面的偏好，因为这两方面可能都已经有所改变。然后，我们才能根据政党的选民构成及其选民的偏好对政党可能采取的福利政策主张作出假设。在研究中加入这种调查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党是如何对不同(阶层)选民的要求进行优先排序的，或者政党在进行政治交换时是如何驾驭选民的这种异质性的。

      必须承认的是，在对选民的变化进行控制后，大样本宏观比较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选民重组的程度与结构在不同国家都不相同，不能简单地用标准变量来概括和综合。不过，本文所关注的选举方面的变化不是任意的：以关于选举变化态势的(二手)研究为基础，我们可以直接用更有意义的变量来取代原来的变量(例如“左翼政党的权力”这样的变量和其他类似变量)。比如，我们目前知道需要在“新”的和“老”的左翼政党之间进行区分(例如，要在更具工人阶级色彩的左翼政党与中产阶级成分更多的左翼政党之间进行区分)。因此，简单的“左翼力量”这样的变量不再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区分激进右翼政党和温和右翼政党的影响，因为它们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极其不同的。概而言之，后工业社会中政党体系的选民基础在发生变化，这需要我们将政党重新划归为新的政党族系，例如，工人阶级左翼、中产阶级左翼、绿党等。政党可能依旧使用着与30或40年前一样的名称，但这些名称不再使我们能够获知其选民的构成情况。

      强调政党竞争的重要性的理论要求对政党政治的作用进行更根本的反思：传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是由选民的构成及其利益所驱动的，而强调政党竞争的研究则强调政党作为组织的相对自主性以及各政党间的互动所具有的独立作用。政党竞争理论中较激进的观点认为，各政党的主要关注对象是那些它们彼此都想要争取过来的选民。政党不再受限于社会结构决定的选民—政党关系，它们努力想要采取一种符合公众的心意的政策立场，同时也会考虑其他政党的立场。其目标是使本党获得的选票和/或职位数量最大化，而实现该目标的方法总是取决于其他政党的行为。这与传统理论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逻辑完全不同。相反，政党的政策偏好变成策略性的，带有机会主义色彩，也不再像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固定不变。因此，在这种激进的研究路径中，政党的政策偏好是经常变动的，这取决于选举策略和政党体系的特殊结构。因此，这种理论观点很难融入大样本的研究设计中。

      政党竞争研究中一种相对温和的观点仍然以传统的关于社会结构决定的选民—政党关系的假设为基础，但是增加了竞争因素。这种观点认为，政党的选民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政党会选择其中的一部分选民，如果其他选民对选举的重要性降低的话。因此，尽管政党的战略发生改变，但只不过是将政策重心从全部选民缩小到其中一部分选民。在这种比较“温和”的政党竞争理论中，也可以将竞争作为一个制约因素(constraining factor)纳入分析：政党的定位可能是由选民的社会阶级构成决定的(与传统的或更新后的假设一致)，但其目标的实现程度(即政党的政策选择)会受到政党竞争的限制。因此，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和更激进的左翼政党竞争，那么可以想见，它主张的政策可能会比其与中间政党或右翼政党竞争时支持的政策更具左翼色彩。从经验上讲，这种制约性效应可以被纳入到通过互动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进行的回归分析中，以便检验社会民主党在与更激进的左翼政党竞争时，其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找到直接影响和制约性影响，从而将从政党竞争出发的观点与从选民构成出发的观点结合起来。

      传统的政党理论认为，阶级即便不是社会中唯一的分化，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分化。以社会分化为基础的理论却强调其他社会分化影响着政党的身份认同和政策偏好。据此观点，对政党体系的两个特征应该予以考虑。首先，类似“竞争作为制约因素”的观点，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它伴随着左翼的分裂(比如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或右翼的分裂(比如在奥地利、法国和挪威)。其次，我们需要考虑跨越劳资对立的文化分裂(比如在德国、荷兰和瑞士)的重要性，将非经济的文化的激励作用引入政治经济领域。这两种基于社会分裂的思考都影响着政党的预期定位和策略：由于政党体系的两极化和碎片化，政党将代表着更加细化的群体，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政党的政策偏好将更狭隘。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衡量政党体系的两极化和碎片化的常规指标，将这一观点纳入经验研究中。此外，重视非经济的文化方面的分裂在政党体系中的重要性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政党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立场不仅由其选民的物质利益所决定，而且也由与分配议题相关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主张实施济贫政策或社会保障计划，这可能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不是在回应其选民的物质利益。同样，激进右翼政党维护福利国家可能是出于国家认同的原因。这些因素要求我们从所处的环境来仔细研究国家的政策讨论和政治进程，这就给传统的政党政治研究方法带来了挑战。

      最后，有关纲领主义的政党—选民关系和特殊主义的政党—选民关系的研究认为，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只适用于政党利用纲领的号召力来动员选民的情况。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理论方法来分析那种完全建立在特殊主义的选民—政党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状态，因为政党的定位和策略所发生的改变使得“左”和“右”这样的政党标签完全失去了意义。不过，与政党竞争理论中的情况一样，这两种研究方法也是可以实现彼此相容的。一种方法是重新定义因变量，例如，林奇认为政党竞争的特殊主义模式会导致社会政策的碎片化，从而维持以行业为基础的福利覆盖原则，所以因变量就不包括社会支出或福利慷慨程度这样通常使用的指标。同样，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个渐进性的指标来对特殊主义的程度进行控制，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提供了关于各国不同政党采取的庇护主义行为情况的专业调查数据。

      更新传统理论，以便使其适用于有关纲领主义和庇护主义竞争的研究结论的一种更为间接的方法就是：追溯不同的选民—政党关系产生的制度原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埃丝特韦茨-阿贝认为，在日本，存在多个参选者的选区和个人的投票使政党只关注小团体的利益。这意味着投票的分散化会导致更具特殊主义色彩的政策，因而要用制度变量来对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政党—选民关系的类型进行控制。同样，我们可以考察国家自主性的程度，它决定了政党和政治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了特殊主义的选举动机来影响福利的分配。总之，考察不同的政党—选民关系(直接考察或通过关注其制度性原因)会使我们意识到，这些都是与传统政党理论的假设不同的策略。而且这些策略意味着不同的(更碎片化的)定位和政策选择。

      表1对本文讨论的这些理论观点及其意义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我们讨论了为了在经验层面解决近来许多研究文献提出的理论挑战而可能采取的一些策略，但我们的讨论不是也不可能是毫无遗漏的，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不过，我们的目的是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策略进行一个系统的概括。

      如果从更激进的视角来看，这些新的理论研究路径，特别是第二种(政党竞争)和第三种(政党—选民关系)，与传统的政党理论是很难兼容的。但是，这些研究路径可以进行调整以适用于传统理论，甚至与传统理论相结合，这样一来，就像前面讨论的很多研究所表明的一样，可以使我们对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出一些重要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当这些研究路径与传统的政党政治研究路径相结合时，会形成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政党是作为社会中的不同选民的代表在采取行动，还是政党的政治行为最好是被描述为一种半自主性的和策略性的精英行为？文化价值观(宗教或后物质主义)对社会政策的制定有多大影响？政治家什么时候会在政党—选民关系方面选择不同的策略？政党是如何整合或排除不同选民的偏好的？

      

      结论：根植于“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新”政党政治理论

      政党政治是福利国家比较研究中一种十分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福利国家扩张和不同福利体制的理解。但是，新的研究趋势指出了政党政治影响社会政策发展的新途径，表明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政党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本文讨论了三种类型的理论构建和研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政党政治理论假设的观点。第一类研究认为，后工业化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政党的选民构成，因此，预期政党仍然主张与工业化时期一样的政策是缺乏根据的。第二类研究认为，政党的需求取决于政党竞争的环境及其面临的(选举)制度。因此，只有当我们将政党运作的环境考虑在内时，才能对政党的影响进行理论概括。最后，第三类研究认为，传统政党政治理论所假设的纲领性的选民—政党关系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即便在发达民主国家，一些政党还是会用庇护主义或特殊主义的策略来动员选民，这将会改变我们对政党所主张的政策的预期。

      我们认为，从这三类“新政党政治”研究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这些研究表明，传统理论能够应用的实证案例十分有限，即只能用于那些选民按阶级进行分化(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相类似)、政党体系呈现两级化、政党竞争采取纲领主义模式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讨论了当以上范围条件不完全满足时，应该如何调整有关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关系的理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更新调整政党政治理论有时只需考虑到选民构成的变化或者认识到政党竞争对根源于特定模式的政党政策带来的限制。或者有必要在概念上对政党政治模式进行更根本的重构，以便对政策决策背后的策略性动机作出解释，这些动机受到政党竞争结构的制约，有时是由特殊主义的选举策略所引导的。

      下一步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考察政党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代表着特定的选民及社会阶层的利益，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与竞争党派争夺选民的需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关于选民、政党和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福利国家研究可以从借鉴选举研究和政党研究中受益匪浅。在讨论中，我们看到一部分福利国家研究已经向比较政治研究的其他领域靠拢，这对我们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有帮助的。

      本文原载《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3年第1期(总第43卷)。作者与译者感谢相楠、欧飞利(Philipp Oser)和艾小娇在译文审读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建议。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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