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的历史沿革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论文,历史沿革论文,评价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思想史上，思想家怎样认识民众，也就决定了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对理想国家及制度的构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思想家对民众的认识最主要体现在传统儒家“民为国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民本思想发端于商末周初，从产生起，就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获得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进程。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沿革
（一）殷周：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民本思想发端。最早有籍可查的论述，可追溯至殷周之前，在反映原始生活的神话传说中就有民本思想的胚芽，如神农尝草，有巢造屋，燧人取火，大禹治水等，都反映了部落首领在人类之初，对部落成员和社会所表现的本能性的责任感。关于这些传说，《尚书》、《史记》中均有记载，如《尚书·吕刑》中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惟殷于民”。禹在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1]51。这些神话传说虽不能作为信史来对待，但这些书中的记载，更多反映了著述该书时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民本思想至迟在殷周即已萌芽。《尚书·盘庚》中有“重我民”、“施实德于民”之说。《尚书·酒诰》中有“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的话。周初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对传统的天命神权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2]213西周大政治家周公，要求统治者“用康保民”，“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知小民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2]237。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殷周之际，民众的重要性已被统治者所认识，已经有了明确的民本思想的萌芽。这些警句决非有闲文人空发臆论，而是对最早的政治关系所进行的最初认识和思考，是以政治之初王朝兴衰更替的残酷现实为对象的，因此，这是我国古代智慧对政治和政治运行的直接理解和评价。
（二）先秦：民本思想的理论概括时期
先秦时期，民本思想进入理论概括阶段。春秋之际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强凌弱，众暴寡，子杀父，臣弑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3297。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民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没有民的参与，推翻一个旧政权和建立一个新政权都是不可能的。基于这样的现实，思想家们（及个别开明统治者）开始对以往资料和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从而使民本思想首次获得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而言，先秦民本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1.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弱化神的地位，先人后神的观念大大提升了民在政治思维中的价值。由于西周思想家的敬天保民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民本思想很显然是把神（天）放在了民的前面，他们的政策主张只就操作层面而言是现实的，而在理论上天则是最终归宿，是最后的决定力量，是最后的解释。国之兴亡，民之祸福，皆由天定。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明确否定神的思想理论，但开明的思想家已经把神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他们认为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神依民而行事，民和而神降福。隋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3]88宋公要用民祭天，司马子鱼阻止道：“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3]314这种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神，但是神民位置有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民的重要性而言，神只能处于第二位。民为神主的思想表明了这样的道理：没有民，神也就无从谈起。从这种思想引申出的政治原则就是对民的重视，正如季梁所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3]88这就要求君主的政治活动应该面向民众，先“成民”然后才“致力于神”。由于民比神更重要，政治的重点就要放在民身上，虢国的史嚚有言：“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3]209这句话就点明了“听于民”的重要意义。
2.把民引入政治思维以后，思想家们又发现民是政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民众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民众的反抗斗争使一顶顶王冠落地，民众的逃亡也使统治者头痛不已，梁惠王曾询问孟子，为什么“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4]52。民众不但赶跑了周厉王，而且还“弃其上”，使蓼、六两国“不亡何待”[3]1504？总之，思想家从不同政治事件中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民的问题是政治中的基本问题，民的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衰与国之存亡。基于这样的认识，先秦思想家都非常重视民的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较早地提出重民、富民的思想，据《论语》所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5]287“所重：民、食、丧、祭。”[5]416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众摆在了首位，因此，“得乎丘民而为天子”[4]973。他总结桀纣先天下的原因认为：“桀纣之先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斯得天下矣。”[4]503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曾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做船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6]512在荀子看来，人民是国家的基本力量，“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6]227，百姓成为国家富强的决定性因素。
3.思想家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就是行王道仁政。历史一次次地显示出民众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乎丘民才能成为天子。因此，如何得民已成为先秦思想家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在儒家看来，就是要行仁政，“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4]185。这就要求统治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7]872。在具体的政策要求上，就是要统治者富民、利民、亲民、恤民等等。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5]9“宽则得众”[5]416。孟子主张行仁政，“制民以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因此，要争取民心必须给民以固定的产业。他还主张“民事不可缓也”，而且取于民要有节制，“取于民有制”[4]333，不能无度，才能得民心。在荀子看来，行王道仁政就是要爱民利民，“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6]153。这样君主才能安于统治地位。他还主张，行王道者必须裕民、富民，若一意搜刮民财只为了中饱私囊和国库充实，而百姓贫困，也会亡国，只有民富，才能增强国力，免于倾覆灭亡，所以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者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6]153因此，只有民众富了，国家才能富强。“下富而上富”[6]104也是贯穿民本思想的一个基本理念。
（三）秦汉唐宋：民本思想的系统完善和实际运作时期
可以说，民本思想的基本命题在先秦均已被提出并被反复论证。在秦汉唐宋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被进一步系统完善并转化为实际运作。孔孟都曾挟其治国主张奔走于列国之间，以推销他们的民本思想。可是在弱肉强食“争于气力”的时代，各家人主还来不及体味民本的价值，便退出了历史的竞技场。唯秦王凭一柄利剑，削平六国，四海归一。然而，可悲的是，秦代君臣在统一六国之后，强力治民，征发过度，“穷困万民而适其欲”[8]2332。民被置于死地而后反，致使“一夫作难而七庙坠”，强秦还没有来得及悔悟便被历史所吞没。这残酷的现实使西汉统治者本能地抛弃了秦朝的暴政，民本思想重又显现出其耀眼的光芒。在秦汉唐宋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秦汉唐宋时期的民本思想不再是仅仅从民众重要性的角度来论证，部分思想家更从哲学上论证以民为本的必要性，使民本思想达到一个哲理化的高度。在董仲舒看来，君主行仁政安民，则天才“与之”，君主代天理民，必须顺承天意，以安乐民心为务，他说：“天之生民，非为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与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9]220董仲舒认为天道是任德而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8]101。君主为政治国又必须遵从天的意志，因此，君主应该实行德治仁政才能符合天意。宋朝的张载认为天与人合而为一，自然之天无知无虑，从民情可体察天道，“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在此他就强调了民的神圣地位，“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10]256。因此君主应该行仁道，以仁德博施天下民众。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仁是一种先天的善心，他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无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11]294所以君主就应该体现这种先天的仁德之心，治国治民必须为政以德，“王道之要，不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12]11。明朝的王阳明认为君主应该爱人亲民，是因为每个人心中皆有的良知使然。君主首先必须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也就是说加强自我修养，行使亲民明德的仁政王道，最终才能使国治天下平。可见，思想家对先秦民本思想最大的发展就是在理论上从哲学的高度找到了以民为本、仁政王道的必然性。
2.历代王朝均奉民本思想为正统统治思想，甚至一些帝王也发诏旨、著文章阐发民本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秦灭亡后，惨痛的教训使得统治者和思想家们深有所思、所悟。汉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秦之所以灭亡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实行苛刑暴政，因此，汉初的统治者施行了“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一些政策，这实质上就是民本思想的要求。晁错也推行“贵粟养民、垦荒减租、入粟拜爵、三十税一”等一些具体措施，之后不久，武帝便把力主民本的儒家“定于一尊”。民本思想在施政政策上得以实现，并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隋王朝是一个强大的王朝，它不仅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而且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隋炀帝却骄逸无度，征伐不止，结果不出十年民蜂拥而起，初建的强国转瞬崩覆，这一点，强烈震撼了唐初的统治者。唐太宗李世民认真地总结和吸取了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经常“以隋为戒”。鉴于隋亡的教训，李世民拒绝了封德彝等人“任法律，杂霸道”的主张，采纳了魏征等人“王道仁政，安人理国”的治国方略。所以，唐朝之初便实施了许多“仁政”，而且实施得较历代都更为充分，所以，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贞观之治”。另外，王安石、张居正等也曾试图通过变法，使民本思想得以实施。
（四）明清：民本思想的极致时期
明清时期是民本思想发展的最后时期，在这一时期，思想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升华，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对民本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较之以往民本思想要来得丰富，主要表现为思想家对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批判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擅天下之利为己有，在根本上违背了天下为公的原则。黄宗羲指出，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出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13]4。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唐甄言辞更为激烈：“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4]196专制政治的特征之一，是把专制君主的利益置于一切人的利益之上，君主一人安逸享乐的代价，上天下人皆不能各得其所，明清时期思想家显然认识到了专制政治的这一本质；(2)批判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专擅天下之权，把一切权力据为己有，结果，导致社会政治愈来愈黑暗。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认识到，秦汉以来专制政治的弊端，就在于政治权力愈来愈向君主个人手中集中，这一方面表现为地方守宰日益无权，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丞相权力被日益剥夺。权力愈是集中，便愈是有可能被滥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是专制政治愈来愈走向黑暗，因而，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史，也是专制政治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历史；(3)批判秦汉以来历代专制王朝以一家之法代替天下之公法，或曰“三代以下无法”。黄宗羲认为，在三代以上，二帝三王所制定的法律，无不为天下之人谋利。可是后代的君主却出于一家一姓的考虑，“惟恐其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13]10黄宗羲称秦汉以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一家之法，无疑触及了专制政治的本质。
2.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还表现在，思想家试图限制君主的权力。如何对君主的权力进行限制，明清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认识。(1)设学校以公是非。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认为，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天下人之上，以君主一人的是非为是非，结果是天下无是非。“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趋以为非。”[13]17以君主之是为是，以君主之非为非，是古代中国人长期积淀下来的习惯，那么，强权与真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历史上却很少有人讨论。明清时期思想家讨论这一问题的用意无它，就是要在君主的是非之外建立一个公正的是非标准；(2)置相以分割君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认为，秦汉以来君主权力日重，专制政治日益黑暗，宰相权力被日益剥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思想家把改良君主专制的愿望寄托于恢复宰相制度上。黄宗羲说，“相”本来是分身之君，是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仪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13]14基于这样的认识，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以分割君权。
二、对民本思想的简要评价
诚然，主张“贵民”、“富民”、“亲民”、“养民”的民本思想，要比“轻民”、“瘠民”、“暴民”的思想进步得多，而且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只有民本问题解决的好，才能带来一个个盛世。但是，当民本思想展示它美丽的外表时，其自身的缺点也暴露无遗，正确的认识民本思想，以下几点必不可少：
1.思想家与政治家对民本问题的重视，并不是自觉产生的，而是伴随着民众波澜壮阔的斗争出现的，所以，这种思想是民众靠实力“争取”到的。君主虽然承认民众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但并不会改变民众的被统治阶级地位，而且如果谁接受了这种认识，并在实践中注意这个问题，那么谁就能得到更多的主动权。可见，这种认识不但不会损害统治者的利益，而且还会更有利于他们的长治久安。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君主才会重视民的问题。历史也证明，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都是以对民本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得如何为转移，认识得深，解决得好，就会国泰民安，繁荣富强；违背民意，一意孤行，逆天行事，极致则会官逼民反，天下大乱，社会则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5]86的现象。而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又都会促使人们对政治问题进行一番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其间无论是对以往症结问题的确定，还是对未来解决办法的探索，往往都要落实在“民本”问题上，于是民本思想就会有一个再认识和新发展。或许正是这种再认识和新发展，推动了一个个盛世的出现。秦末农民战争使民本思想在汉初被勃兴，并导致“文景之治”的出现。隋末农民战争使民本思想在唐初有了一个再认识和新发展，并获致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到来。可见，民本思想的升降沉浮是有规律可循的，民本思想的再认识和新发展和农民战争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推动民本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是思想家的逻辑思辩能力，而是与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如果非要说民本思想的发展是思想家思维能力提高的结果，那么这种思维能力的提高也直接来源于农民战争。
2.既然民本思想的提出与发展是与农民战争直接相关，这就决定了思想家主要不是从维护民众利益角度提出了民本思想，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如主张“君舟民水”的荀子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因此他认为要使君子安位，首先必须使庶人安政，“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可见君子安位仍然是荀子追求的最终目标。“庶人骇政”使君子不能安其位，因此，荀子主张对庶人“莫若惠之”，以使其“安政”。可见“惠之”只是使“君子安位”的手段。重民的主体仍然是可以惠民的君主，民仅是被君主重视的对象。思想家主张民为国本的同时，也并不怀疑“君为民主”合理性，据《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君主是万民主宰的思想是每一个民本思想家都不反对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秦汉以后的君主进行批判后，认为理想的君主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13]3的为民谋利之君，可是当我们让君主来为民谋利时，很显然君主仍然是民众利益的主宰者。君主是民众的主人，只有当民众的“多力而不可敌”影响到国家的统治，也就是在水要覆舟时才是重要的。历来都有人给荀子的“君舟民水”论以较高的评价，可是只要把君主喻为舟，把民众比为水，那么君就永远要位于民众之上；民众可以覆此舟，但却避免不了，也改变不了要载彼舟的命运。民众再重要，也不过是用来载舟的水而已。
3.民本思想家认识到的“民”，首先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当民众在战争中显示其威力时，首先就是集体的力量，因此民本思想家对民的重视首先考虑的也是一个整体。民心背向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但很难想象单个人的背向对一个国家可以有什么影响。其实，“在很古的时候，当思想家提出‘民’的概念的时候，人们便把‘民’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存在”[16]46。正如贾谊所说：“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17]127可见思想家对民的重视，是由于对整体的民众力量的畏惧。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其地位和价值要高于君主，因此才会有“民贵君轻”的结果。但是，在这整体的民之中，任何个体只是分享了整体民的价值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此，单个的民不但不会贵过君主，甚至是无贵可言了。思想家既然没有发现作为个体所存在的民，更遑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了。在他们那里，个人只有置身于整体之中，才有价值和利益可言，作为个体的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民本主义思想家们出于对民众的同情，描画了一副副社会蓝图，其政治理想有许多非同凡响之处，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民众的认识决定了其政治理想并不是要改变君主专制制度，而只是试图通过一些措施以使君主制度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三代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