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论文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王 璞,邱怡慧,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关键词] 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

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针对人口增长率逐渐降低、劳动力资源不断萎缩、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等问题,中国及时调整人口政策,适时推行全面二孩政策,鼓励适龄女性生育二孩。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对分析和掌握人口变动态势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胰腺术后的患者由于胰腺原发病、胰腺组织切除、胃肠解剖位置变化、餐后刺激减少、胃排空与胰腺分泌不相协调等原因,使得胰酶分泌水平不足以维持正常消化。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PEI发生率高,可在60%以上,而中段或远端胰腺切除术后PEI发生率相对较低[11-12]。

11月15—16日,农业农村部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了全国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工作会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出席并讲话。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生育意愿指生育主体表现出的态度和看法,生育意愿的形成往往受特定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综合影响,如地区生育文化传统和家庭观念等[2]。学界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侧重于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目的展开。(1)生育偏好方面。石智雷等研究“单独二孩”群体的生育偏好,分析指出中国农村地区居民“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有所转变,但普遍认为“有儿有女”最为合适[1];贾志科等研究城市居民的生育偏好,发现城市育龄人群对性别无特殊偏好,但女孩偏好略高于男孩偏好[3]。(2)生育目的方面。卢海洋等研究育龄女性二胎生育目的,分析指出养育后代有利于满足女性自身的情感寄托和养老需求等[4];陈彩霞等研究农村地区女性生育目的,分析指出农村地区女性生育行为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满足养老需求、提升家庭实力等[5]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步受到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学界分别基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广泛和深入的分析。(1)宏观角度方面。张晓青等对比分析“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指出经济发展程度、生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公平程度等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6];刘庚常研究当前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分析指出文化传统、科学技术、社会公平、社会服务等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外部因素[7];周晓蒙研究城镇家庭生育意愿,分析指出城镇家庭生育意愿受生育政策、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影响[8]。(2)微观角度方面。李波平等基于家庭内部特征,分析指出个体生育意愿的形成主要受生育成本、预期收益、家庭收入状况、夫妻关系、受教育程度、职业选择等因素影响[9];陈秀红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分析指出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主要受家庭规模、经济资本、受教育程度、就业性质和社会保险参与度等因素影响[10];王良健等研究发现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不高,主要受年龄、户籍、社会保障、首孩性别、流动时间、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11];曹艳春研究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分析指出性别、年龄、经济压力、第一个子女的年龄和户口类型等会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12];张永梅研究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分析指出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主要受受教育程度、养老观念、生活质量、工作类型、职业规划等因素影响[13]

目前,学界关于公共服务感知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较少,既有研究侧重于公共服务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如Aarssen 研究发现女性生育意愿受公共福利政策和社会化完善程度影响[14]。同时,学界关于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既有研究侧重于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城镇定居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侧重于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以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进一步梳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假设

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交叉领域的有机系统,系统内部各个分支的演化和变革都会影响整体的发展。社会构成主要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文化模式托管系统等,这四大子系统相辅相成且自成一体,在其自我组织与分化的过程中构成了完整的、持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的社会体系[15],即任何系统最终都会呈现出稳定和均衡的状态,但这种稳定需要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以有序的方式相互作用[16]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可知,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是由承担不同功能且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主要受主观与客观两大子系统影响。从主观层面来看,女性二孩生育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支持体系,尤其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因此,公共服务感知是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核心影响要素;从客观层面来看,家庭禀赋是个人和家庭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女性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尤其是具有不同家庭禀赋条件的女性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评判存在明显的差异性[17]。因此,本研究将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作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分析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逻辑分析框架(图1)。

1.公共服务感知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应对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的有效手段,其实质是生育的储蓄经济功能和保障经济功能的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深远,即政府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了低收入家庭预算紧张的局面,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和均衡程度的逐步提升改变了传统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和观念传导机制,使得家庭由单纯依靠个体防御转变为依靠公共服务和个体共同防御[18];且在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便利程度和普惠程度逐步提升的现实环境下,日益增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导致女性为生育二孩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生育二孩为其带来的收益,导致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降低[1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公共服务感知越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图 1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逻辑分析框架

Fig.1 Logical framework of female′ s two- 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中国大学目前的学术环境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蜕变,人才成长的环境宽严失当,学风浮躁、追求肤浅、理想浮夸。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现代大学生是否能感受到学习和生活的快乐?也许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以至于顾不上自身的价值,忘却了生活的真谛,忽视了心灵的力量;也许他们把现实社会看得如此的实际,以至于把自身命运与财富的积累视为一体,放弃了崇高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3]

10月份,上海石化行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但有下行迹象,主要原因是9月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大幅跳水,石化产品失去价格支撑,贸易争端影响逐步显现,化工品需求受到一定抑制。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40.58亿元,环比下降8.89%,比去年同期下降4.4%;1—10月份,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达到3382.18亿元,同比增加279.56亿元。

2.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禀赋与能力的延展,是家庭成员内部可以进行共享的资源,主要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家庭成员的个体决策和行为往往是基于家庭禀赋和家庭决策所作出的优化选择[20]。可见,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家庭禀赋的影响。具体来说:(1)家庭禀赋中的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规范、互惠信任和关系网络等因素。社会资本是家庭获取外界支持和关注的来源,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形成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尤其是会受到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的影响。因此,女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储备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二孩生育的风险和成本,相应地有利于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社会资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高。(2)家庭禀赋中的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培训情况等。受教育程度是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外,对女性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主要的非政策因素。贺丹等通过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2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人力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人力资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3)家庭禀赋中的经济资本主要通过家庭经济状况中的家庭收入来表征。经济资本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尤其是个人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同时,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升,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弱化,现代社会的家庭相对于孩子的生育数量而言更为重视孩子的培养质量,人们的生育理性逐步增强[2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经济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经济资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4)家庭禀赋中的心理资本指家庭成员在成长过程中所体现的效能感、责任感等。受传统养老观念和孝道思想影响,中国子女在家庭养老中扮演主要角色,在代际养老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其自身的生育意愿会受到一定影响[24],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5:心理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心理资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3.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地区差异。中国生育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25]。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子女代际养老观念仍影响深远,再加上相关政策的倾斜,因而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较高;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较完善,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养儿防老观念逐渐淡化,加上东部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因而东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较低。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6: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即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1.公共服务感知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分析结果,公共服务感知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根据模型6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公共服务感知较好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比公共服务感知较差的女性低4.174%。这表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有效地改变了传统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女性可以通过日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来规避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故假设H1成立。

(二)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1.因变量。因变量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在问卷中用“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来测量。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将不愿意生或只生1个赋值为0,愿意生1个以上赋值为1。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后,发现有219人表示不愿意生或只生1个,占比为22.37%;有760人表示愿意生1个以上,占比为77.63%。

2.自变量。自变量包括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1)公共服务感知。公共服务感知主要是分析女性对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均衡程度、便利程度、普惠程度等方面的感知程度,选项分为非常差、较差、一般、较好、非常好,依次赋值为1、2、3、4、5,均值为3.04,表明被调查女性的公共服务感知程度多数为一般。(2)家庭禀赋。家庭禀赋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具体来说,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政治面貌、配偶政治面貌、社会公平感知、社会交往频率来衡量。其中,政治面貌和配偶政治面貌的均值分别为 0.06、0.16,表明被调查女性及其配偶的政治面貌多数为非中共党员;社会公平感知的均值为0.48,表明被调查女性的社会公平感知多数为不公平;社会交往频率的均值为2.86,表明被调查女性的社会交往频率多数为一般状态。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受教育程度、配偶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来衡量。其中,受教育程度和配偶受教育程度的均值分别为2.31、2.47,表明被调查女性及其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均较低,多数为初中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的均值为3.87,表明被调查女性的健康状况多数为比较健康。经济资本主要通过家庭年收入和家庭房产数来衡量。其中,家庭年收入和家庭房产数的均值分别为93 644.87元和1.12套,表明被调查女性的家庭经济状况整体较好。心理资本主要通过养老态度来衡量,养老态度的均值为0.91,表明被调查女性多数秉持由子女负担的养老态度。

表 1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Table 1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注:地域类型变量赋值仅代表类别,无统计学上的实际意义,故该变量不求均值和标准差

1.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公共服务感知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中医解读】亢龙有悔、飞龙在天等招式,让不少武侠迷心存向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物的确是人类的养生导师。通过模仿动物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式。

(三)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是二分类变量,宜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1)

其中,i 表示样本的第i 个观测值,p i 表示女性i 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概率,x i 表示自变量,n 表示自变量的个数,α 表示截距项,β n 表示估计参数,ε i 表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CGSS 2015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表 2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and family endowment on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注:1)******分别表示各变量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2)模型1中的“-”表示未使用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地域类型等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中的“-”表示未使用家庭禀赋、地域类型等变量进行回归,模型3的“-”表示未使用公共服务感知、地域类型等变量进行回归,模型4中的“-”表示未使用地域类型变量进行回归;3)常数项中的“-”表示不存在此值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CGSS是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数据调查项目。结合本研究的实际需要将育龄女性的年龄定义为15~49岁,剔除生育子女数量大于1的样本和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979个。

3.控制变量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各控制变量的估计效应基本符合预期假设,且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其中,年龄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户籍类型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且根据模型6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可知,农业户口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比非农业户口的女性高12.750%。这主要是缘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而言较为落后,传统养老观念和代际养老模式导致农村女性较多秉持养儿防老和重男轻女的生育观,进而提高了农村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根据模型5的回归分析结果,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且根据模型6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比东部地区高7.791%。这主要是缘于西部地区的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较为深远,且受自身和家庭收入水平、地区社会保障完善程度等因素影响,其更倾向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导致其二孩生育意愿相对于东部地区较高。故假设H6成立。

2.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分析结果,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体来说:(1)社会资本中的配偶政治面貌和社会交往频率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个体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女性配偶的中共党员身份有助于推进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利于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女性社会交往频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丰富社会资源、提升社会融入程度,从而增强女性对生育负担的承受能力。故假设H2成立。(2)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分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和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其收入状况,以增强其风险防控能力,且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动机,从而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健康状况是生育行为产生的首要前提条件,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故假设H3部分成立。(3)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收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有效地增强了女性的风险应对能力和降低了养儿防老的功能,且提升了女性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故假设H4成立。(4)心理资本中的养老态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秉持子女养老观念的女性及其家庭所要承担的养老负担较大、休闲时间较少,导致二孩生育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降低。故假设H5成立。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研究运用Stata 12.0软件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t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进行相关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DW值均接近2,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问题;考虑到横截面数据回归经常存在异方差问题,直接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在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表2)中,模型1是仅有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2是基于模型1加入公共服务感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3是基于模型1加入家庭禀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4是基于模型1加入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5是基于模型4加入地域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6是基于模型5得到的边际效应。

“红色文化”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红色文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虽然它的概念内涵有争议,但是并没有妨碍红色文化在实践育人中的功能发挥。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个新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精神优势,是中华民族永葆旺盛斗志和进取精神的强大动力,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宝库。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红色文化的内涵做详细的分析。

3.控制变量。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会受到女性个体特征与所处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选取年龄、户籍类型、社会保险、性别偏好、地域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的均值为40.25岁,标准差为7.12,表明被调查女性具有较大的年龄差异;户籍类型的均值为0.65,表明被调查女性多数为农业户口;社会保险将未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中任何一项视为未参加社会保险并赋值为0,反之则视为参加社会保险并赋值为1,均值为0.96,表明被调查女性多数参加了社会保险;性别偏好的均值为0.15,表明被调查女性偏好女孩;地域类型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将东部地区赋值为1、中部地区赋值为2、西部地区赋值为3。

2.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配偶政治面貌、社会交往频率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分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和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年收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养老态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3.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

新兴支付方式的急速发展和普及对传统银行这一老牌的支付行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银联支付新品牌——“云闪付”便成为了顺应支付发展趋势、旨在满足市场多元化要求的产物,它借势将“互联网+银行”的模式打入人心,重新抢占支付市场的份额。

(二)对策

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受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以利于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1.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健全女性社会保障。随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应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女性二孩生育的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各级政府应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基本医疗卫生、生育保健、公办幼托、养老保障等相关配套服务,从而有效减轻女性二孩生育压力和提升其二孩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健全女性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来保障女性的职业发展权益,有效减轻女性二孩生育阻力;同时,通过构建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减免、二孩生育补贴、适当延长二孩产假等生育奖励机制,以有效消除高龄女性及家庭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2.改善女性家庭禀赋,减轻二孩生育压力。女性家庭禀赋的强化要进一步完善社会资本网络以提升女性人力资本积累,健全经济配套措施以减轻女性家庭养老负担。一方面,完善社会资本网络,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各级政府应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提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切实改善女性的人力资本状况;同时,加强基层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建设,为扩大女性社会交往范围提供社会资源保障和媒介支持,有效提升女性的公平感知程度和社会信任感,增强女性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提升其二孩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健全经济配套措施,减轻家庭养老负担。通过健全经济配套措施切实加大女性就业政策的优惠力度;同时,加大养老财政投入,创新养老模式,以进一步减轻家庭养老负担,从而有效提升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

传统的材料实验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讲台上做实验,并逐步讲解实验的过程,得出实验结果或材料性能特征。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班级人数较多,坐在教室后排的同学就无法看清楚实验的全过程。这会导致学生在自己动手做实验时,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验过程,实验的失败几率增加,并且在学生动手实验过程中,学生操作不当便会导致大型精密仪器受损等问题。微课的出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微课时间较短,可重复观看,这样学生就能完全弄懂实验具体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既能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又可以通过在视频中重点强调仪器安全使用说明,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3.统筹资源优化配置,缩小地区生育差异。为进一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既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源投入,又要注重完善东部地区二孩生育的多元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生育政策倾斜,加大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普及群体和范围,切实提升西部地区的生育服务水平和保障水平,从而缩小地区生育差异,实现预期人口有序增长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东部地区二孩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着力构建复合多元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落实生育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转变东部地区女性的二孩生育观念,从而有效提升东部地区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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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family endowment and female ′s two -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WANG Pu, QIU Yi-hui, ZHENG Yi-fa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in 2015, an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utility of fertility behavior,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and family endowment on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family endow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as a whole. Female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ve higher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than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ccordingly,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to improve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improving female′s family endowment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two-child fertility, and coordinat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resolve regional fertility differences, so as to improve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stable population growth.

Key words :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family endowment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22( 2019) 03-0069-08

[DOI] 10.13322/j.cnki.fjsk.2019.03.010

[收稿日期] 2018-12-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045);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 (BGA160034)。

[作者简介] 王璞(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基层治理。

*为通信作者 。

(责任编辑: 林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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