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良心——简评比昂逊的《破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良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昂逊是位与易卜生齐名的挪威作家，他的最有影响的剧作《破产》旨在通过主人公破产前后内心的激烈冲突和几个主要人物的不同表现来阐释他的惩恶扬善的思想。剧中在对人性作洞幽察微的剖析和准确的把握的同时，也不乏对良心和道德的理想化和概念化的图解，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比昂逊想借文学匡正人心、消弭矛盾、拯救人类的良苦用心无疑是真诚的。
关键词 比昂逊 《破产》 善恶观
THE CALL FOR CONSCIENCE
Zhang Jieming
Abstract
Bjmson,winner of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was a Norwegian writer as famous as Johan Ibsen.His most significant play,THE BANKRUPT,tries to illustrate his thought of penalizing evil and praising good through the heros emotional conflict before or after his bankruptcy and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some other leading characters.While making a subtle analysis and just presentation of human natures,the play alsogave a presentment of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in ideals and concepts.However,as a humanist,Bjmson had a sincere desire to right conscience,overcome contradictions and save human being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Bjmson THE BANKRUPT outlook of good and evil
提起挪威文学，人们必称易卜生；提起欧洲现代对剧，人们免不了还会提出易卜生来。诚然，易卜生是伟大的，他是挪威人民的骄傲。然而，恩格斯在1890年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曾如是说：“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在其他各国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1）]事实上，19世纪后半期挪威文学的繁荣是直接得益于该世纪前半期挪威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当时在这块偏狭的国土上曾涌现出一批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具有独立和民主精神的作家，形成了堪与当时俄国媲美的群星争艳的局面。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昂斯藤·比昂逊（Bjrnstjerne Bjrnson1832—1910）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人”和“他们”中的佼佼者。比昂逊是一位能驾驭各种文体，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他几乎与易卜生同时，早在二、三十年代已被介绍到我国，但在近几十年中，“言必称易卜生”使他成为一个知者寥寥的外国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平心而论，比昂逊即便难与易卜生比肩，但“作为一个剧作家，当初他的名望只是稍逊于他同时代的易卜生而已”[（2）]。
一
比昂逊出身于挪威北部的一个农村牧师家庭。17岁那年他去奥斯陆考大学时即开始学习写作，在那里结识了易卜生和其他的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1855年比昂逊离开了大学开始了以笔谋生的生涯，一开始从事新闻写作，以后则走过了与易卜生大致相似的经历：1857年，他的第一部历史剧《战役之间》问世，表明他和易卜生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把挪威丰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作为浪漫主义戏剧的题材，踏上了戏剧创作的征程。同年，他接替易卜生出任卑尔根国家剧院的编导。1865年，他又继易卜生之后主持奥斯陆挪威剧院。他们都致力于摆脱丹麦戏剧的影响，创立挪威自己的民族戏剧；也同为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战败而痛心疾首，唇亡齿寒的危机感更使他们为挪威的独立而不懈地斗争。70年代，勃兰兑斯的“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讨论”[（3）]的呼声不仅启发了易卜生，同样也启发了比昂逊，他先后创作了《编辑》（1874）、《破产》（1875）、《国王》（1877）等现实主义剧作。80年代以后，他又以《人力难及》（1883、1895）一剧为代表经历了与易卜生同样的象征主义戏剧创作第三时期。
比昂逊是位勤勉的作家，一生笔耕不辍，无论戏剧、抒情诗、还是长、短篇小说都成就卓著。而《破产》一剧更以其精确、细致的写实手法受到广泛的好评，成为他的一部最有影响的剧作。
《破产》共有四幕，重头戏集中在前两幕。主要写主人公商业资本家悌尔德由于长期的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终于资不抵债，在戏开场时，已经面临着无可挽回的破产局面，但他仍强作镇静，一方面暗中筹集资金，一方面在家中大宴宾客，制造殷实富裕的假象，妄图“挽狂澜于既倒”，为逃避悲惨的结局而作最后的挣扎。然而“海市蜃楼”毕竟是难以为继的，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尽管他机关算尽，一旦律师伯伦特到来，在财产核算的事实面前，四万镑的巨额亏空说明他的产业和他的声誉都已气数耗尽。到第二幕结束前，他只能痛苦地签字画押，宣告破产。
第三幕则是悌尔德周围的人物对其破产的不同的态度：妻子、女儿的痛不欲生；昔日视其为恩人的啤酒厂经理雅柯伯逊的无情叱责；当初殷勤可人的未来女婿哈玛中尉的不辞而别；向来与乃父“政见不同”的大女儿华宝格也打算离家自立——这是一幅典型的“树倒猢狲散”的败落情景。然而，就在这当儿，悌尔德的秘书桑尼斯则作了截然不同的抉择：他既不落井下石也无意另谋前程，而是毅然把自己八年来靠选择“有利的投资”而积攒下来的一千四百镑钱捐赠给悌尔德，使悌尔德在颓唐中重新振作起来，点燃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之火，从而引出了最有争议的第四幕。与前三幕的危机四伏、紧张激烈相比，第四幕则呈现了一派祥和温馨的春天的气息：破产后的悌尔德一家虽然搬迁到一处较为简朴的新居；依靠女儿华宝格和秘书桑尼斯谨慎经商、善理财务，居然使悌尔德的产业起死回生，债务也即将还清。不仅家里每个人都显得轻松愉快，而且象伯伦特和雅柯伯逊这样曾促使“破产”和反戈一击的“罪魁祸首”又再次成为他家的座上宾——这一切，都使全剧前后无论在气氛上还是在人物性格上都显得如此不和谐！无怪乎人们要怪罪这第四幕写得“太缺乏匠心”，是只有说教意味的“蛇足”。
二
那末，比昂逊究竟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他想通过此剧“讨论”的究意是什么“问题”？
让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比昂逊自己是怎么说的。1903年12月10日，当瑞典文学院向比昂逊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答谢辞中谈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他说：
在我们的意识里，很少有别的成分像善恶观念那么重要，可以说，意识的主要作用就在可分辨善恶，没有人能不分善恶而过得很自在；令我常常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主张创作可无视道德良心，无视善恶观念？如果真的这样，岂不是要我们的心灵要像照相机那样机械，看到景物就照，不分善恶美丑吗？[（4）]
显然，比昂逊是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使命是什么？这就是惩恶扬善，这就是坚持不懈地以自己的作品及其形象来告诉人们，正是“生命中善的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基础”，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主要遗产”。[（5）]所说的与英国的基督教学者伯顿的“当人类进化到身上没有茸毛，臀部没有尾巴，头上不长尖耳的时候，良心就产生了。”为同一种信念。尽管与他同时和在他身后的许多作家表述的或许是一种与他完全不同的善恶观，一种或许更为悲观也更为清醒的善恶观；而比昂逊还是坚定不移地遵循自己的信念走着自己的路。《破产》的剧情及主人公悌尔德沉浮升降正是比昂逊这种善恶观的形象化的表达。
对悌尔德形象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比昂逊创作的着力点。
悌尔德本是个颇有实力的实业家。剧中写到，他不光有濒临海滨的豪华的花园式住宅，而且投资和经营了多方面的产业：在乡下有两个林场，在附近有啤酒厂、木器厂、商号，在城里有码头、仓储业、造船业——两条海船已即将下水。用信托公司经理林德的话来说：“悌尔德在各方面的活动……对于本城本地区和整个国家都是一种荣耀，而且他的才能、毅力都应得到人们的赞扬。”林德的话虽是出于对悌尔德溢美其本人的回赏，不无相互吹捧之嫌，但也透露了剧中不曾正面触及的事实：悌尔德确曾凭借他的精明能干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和意志积聚了可观的资产，并且赢得了广泛的商业声誉。不难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过诚实劳动、艰苦创业的经历。他与伯伦特律师较量时躲躲闪闪、撒谎讹诈，但也不乏大实话：“你这样估价就象在割我的肉？我的产业是我亲手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就是这些产业把我的家庭、我的亲人连结在一起——这些产业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深谙“商业场上的险恶”也可佐证这一点：当其大女儿华宝格用摩勒的破产来提醒他时，他的“你不懂什么叫商业——今天成功明天失败”的反责似乎也不纯然是故作危言来为自己辨解，其中多少也包含着他混迹商界的经验之谈。他面临破产前的四出活动，煞费苦心地填补漏洞，连伯伦特律师都承垂死挣扎时所表现的从故作镇静到以攻为守，从讨价还价到苦苦哀求的急剧变化，在毕现了他投机取巧，阴险狡诈的个性的同时，也足以映衬出他那早年学成，沙场久练的不甘失败、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也就是他的所谓生意“常常有新的希望”——这是一切创业者赖以取胜的最有生命力的财富和资本。就是这样一个已有相当成就的实业家，在最近的三年中，不知在哪件具体事情出于什么动机放弃了“正当经商”的方式，走上了害人害己的投机歧途？作者不曾也不宜详作说明，这固然由于叙述或展现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非戏剧之所长，但作者以《破产》名之而对经营失败乃至败露的基本事实不着一字，只是在人物对话中对“那样事情”闪烁其词，这是颇耐人寻味的！这样处理显然也并非为了创造那种“既瞒住观众也瞒住剧中人”封闭式的戏剧效果。从全剧的结构看，戏剧冲突的高潮即悌尔德在伯伦特律师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布破产，这一剧情被安排在第二幕第二场，而大量的笔墨则落在高潮出现前和发生后的其余三幕，注意到这一点，辅以对剧情的细微末节逐一审察，作者的着力点始水落石出：作者关心的并非“破产”这一事实的本身，而是破产前后主人公内心善恶观念此消彼长的激烈冲突。
剧情告诉我们，悌尔德在堕入商业投机活动之后内心就再没有平静过一天。债台高筑、入不敷出迫使他一次次重操欺骗伎俩的同时，道德自责如影随形地始终伴随着他，搅得他寝食不安。别看他每次说服他所属的啤酒厂的经理雅柯伯逊为他在贷款书上签字时显得那么胸有成竹、理直气壮：“那不过是商业上的形式，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的；”别看他骑着摩勒因破产而抵给他的那匹漂亮的枣红马回家时，还颇有兴致的谈着马的毛色，谈着“这匹马花费了我三、四千镑钱”，并无多少同病相怜的触动和引以为戒的思想；也别看在他那一次次的奢华的家宴的觥筹交错、礼炮声声中还有多少肉麻的应酬、令人反胃的祝词；更别看他在伯伦特律师到来、破产在即时仍镇定裕如，不失风度，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他的表面功夫，决计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恐慌，事实上，“不道德”、“欺诈”、“犯罪”的观念无时不刻地龇噬着他的良心以至使他日不甘食、夜不成寐。而许多欲盖弥彰的行为则愈使他人格丧失，显得荒唐可笑。他的这种可悲的境遇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因为它隐藏得很深，连他最亲近的人都蒙在鼓里，因此在精神世界中他完全是处在孤家寡人的地位，他的内心痛苦因而也是无人分担、无法排遣的。第一幕结束前他的一段独白就泄露了他的这种内心痛苦；他希冀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弄虚作假，渴望渡过这次难关，渴望着从此以后能过无忧无虑的正常人的生活。在第三幕中，当他已被“破产”摧垮，感到既无颜面对周围乡亲，也无力承受严重后果时，曾想卷走仅有的钱财逃之夭夭，其妻则要他向上帝祷告，指责他平时什么事都瞒着他们“既不信任我们，也不信任上帝，“但是你白天瞒的事，到夜里就说了出来”，这一情节完全证实了伯伦特律师对悌尔德所作的洞幽察微的判断：“我清楚你三年来所受的损失——没有一夜好好地安睡，没有一餐吃得舒心”。即使他白天的那些看似正常的言行也不免天机有所泄露，且看他对一家大小兴趣盎然地打听摩勒的破产情况显得多么不耐烦；对大女儿借摩勒破产以儆效尤、对他的影射暗指虽口有诸如“判断投机不投机是困难的”“破产的事每年可见到上千次”的说词，但当客厅仅剩他一人事时，他又显得多么地沮丧，坐立不安，“现出憔悴和疲劳的样子，两手蒙面叹息”。再见他耳闻华宝格曾见律师在他各处产业转悠时又显得多么恐慌难耐，一会儿说“我知道他夏天喜欢到各地参观，今年到这儿来”；一会儿又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能肯定是他吗？”而伯伦特的初访自然使他如惊弓之鸟，一面对镜调整自己的神态，一面念念有词祈祷上帝。还有他殷勤而别有用心地邀请伯伦特退去旅馆房间住到他家里去，烦躁而无情地训斥女儿、迁怪妻子，语无伦次地关照赴宴者的名单，颤抖着双手展看林德的电报……凡此种种，都证实了他的内心是多么不自在、不安宁，多么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既使无数次地安慰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几千次”地绞尽脑汁、思念考虑终也难以解脱，这真是应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老话！
然而，比昂逊笔下的悌尔德似乎并非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而只是一个在道德上误入歧途的典型人物。在面临破产时，我们看到他在顾及自己名誉和家庭儿女同时，似乎更顾及到在他企业中工作的几百号人的生存，并愿为“报答他们，奉献残生”，而第四幕悌尔德改邪归正的剧情的安排，维系的似已不局限于比昂逊创作的得失，其中还有作者人生理想的进步和局限。伯伦特律师指责悌尔德：“把虚伪与真诚混淆在一起，所以连最简单的商业规律都忘记了”就是比昂逊针砭的重点所在。显然，倘若悌尔德真的道德沦丧殆尽、全然不可救药的话，作者是不会下那么大功夫去表现他的痛苦，写他的内心受尽折磨的。悌尔德之所以那么痛苦，是因为他良心未泯，“良心”这东西就如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一凶手所言“它叫人缩手缩脚办不成事；偷不得，一偷，它就来指手划脚；赌不得咒，一赌咒，它就来阻挡你；不能跟邻居的妻子通奸，一动，它就识破你；它是个脸会发红躲躲闪闪的妖精，会钻进人肚子造反的家伙；它老是把你的路堵得严严实实；谁收留了它，就会被它弄得颠颠倒倒一副穷酸样儿。”[（6）]所以，道德上的暂时谬误在比昂逊看来也是极其严重的，是断不可任其泛滥、不予纠正的。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比昂逊并无通过《破产》一剧来揭示资本主义某些社会本质的本意，他关心的还是他耿耿于怀的人的道德问题，“破产”也毋宁说是那种善恶不分，真伪不辨的道德观念的破产更恰切。缘乎此，悌尔德的破产在伯伦特律师看来（何尝不是比昂逊的看法）不啻是件好事，是“比富裕更有福分”的事，因为破产拯救了他的灵魂、他的道德，使他重新能“象一个人那样”去生活。
三
在比昂逊看来，道德问题无疑也是与社会问题联在一起的。一个人如果过分贪图私利，势必要损害他人，所以他的道德观念总是跟集体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悌尔德一意孤行，他的投机活动不但瞒着对手、瞒着下属，而且瞒着最亲近的人——妻子、女儿，所以他破产的后果也危及许多人，包括其家庭，他的合作者，他企业中几百个工人及其家庭。因此，道德问题归根结蒂不只是个人的事，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必须同时考虑到他人、公众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只有这样，个人的活动才是“健全”和“正当”的。这就是比昂逊有别于易卜生所倾心的“个人反抗”主题，而另辟道德问题蹊径的动机所在。易卜生在给勃兰兑斯的信中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到这点：“我无论怎么样也不会属于多数人的赞成的政党，比昂逊说：多数永久是对的；而我说：少数永久是对的。”[（7）]为此，比昂逊总是乐于呈现一种对比的人物关系来表现他的道德理想。
当悌尔德由于道德欠缺，三年来沉缅于不正当的投机活动，最终咎由自取。这对社会多数人，包括他的家庭而言，他无疑是有罪的，但对他的秘书桑尼斯来说，他的破产似乎影响并不太大，因为桑尼斯在为悌尔德服务的同时，他把自己接受遗产和积攒起来的钱径自“投向了有利可图的事业”。因此在桑尼斯的心目中悌尔德仍然是他的恩人：“自从我年少时来到你这里来，承蒙你种种优待，我是非常感激的。”所以，当悌尔德破产后随即又面临着整个产业和家庭的分崩离析时，桑尼斯出人意料地捐出了他自己的全部积蓄帮助他主人，并且愿意与主人一家继续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这其中虽然有仆人对主人的忠心和他对悌尔德大女儿华宝格钟情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则是一种感恩图报的思想，正如悌尔德太太对其丈夫所说：“虽然你平常帮助过不少人，但此时只有一人来救你，你应该想到会有人来酬报你的。”这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比昂逊所设计的道德天平是何等公正！即使悌尔德违反了公德，为多数人所唾弃，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想到他，那么他仍有挽救的余地，这是因为他曾经施恩于人，曾经积过德，理应得到酬报。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无疑为比昂逊所深信不疑的；而如果说桑尼斯的报恩只是个人与个人的恩恩相报；那么，第四幕悌尔德一家励精图治、花好月圆则是世界和社会对善行的恩恩相报。“上帝”和冥冥中的力量总是同样公正地“注视着”人们的一言一行，善待和报答一切善良的人和改邪归正、改恶从善的人的，瞧这第四幕中的一家子，不但事业兴旺、债务即将了结；家庭和睦，桑尼斯和华宝格捐弃多年误会和成见喜结良缘；而且他们重新赢得声誉，为社会所认可：伯伦特和雅柯伯逊成了他们家的好友。至于对三年前那场怯难的回忆，对悌尔德夫妇来说也只是眼前幸福生活的点缀，留给他们的只有“上帝赐福于我家”的无限感慨。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比昂逊的善良正直是勿庸置疑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威尔逊说，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作者真有一颗难得的赤子之心，他的人生观是积极进取的，绝无矫情造作的成份。而且，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向那些乱人耳目的七情六欲妥协。”[（8）]所谓“赤子之心”就是比昂逊的那种强烈的拯救人类于道德堕落之中的使命感，以至不惜冒损害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风险。桑尼斯就是作者为图解其善恶观念而设置的一个概念化的形象。在悌尔德家中他虽然处在重要地位，尤其到后期他实际上是悌尔德产业的主要经营者，但他精神上始终处在奴仆的层次上，除了勤勉工作、忠心耿耿、逆来顺受以外，他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个性。他内心深处爱着华宝格但又自惭形秽、羞于启齿，而且无来由地怕见华宝格。西妮和哈玛耻笑他那不雅观的红手掌，他也就逢人就把手藏在身后。当华宝格已明显地鼓励并愿意接纳他的爱时，他仍止步不前。他那副唯唯诺诺的窝囊劲难怪招他主人的责备：“你应该摆脱那种害羞的样子”“生意人应该活泼敏捷”。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奇迹般地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悌尔德一家，而且完全堪称一种无私奉献，尽管在内心中充满着对华宝格的爱，但在与华宝格共同管理她家产业的朝夕相处中，桑尼斯居然从未有过丝毫流露，这是不可思议的！更有甚者，当难关已渡，三年后悌尔德家柳暗花明时，他又毅然提出要离开悌尔德家只身去美国。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是如此超凡脱俗，并且显得来无踪去无影，相形之下，他在剧中唯一的闪光点也显得黯然失色：第三幕结尾处当华宝格怀疑他捐钱给其父亲的诚意时，他曾平生第一次大胆地抗争，并因此赢得了华宝格的尊重和内心的归顺，但这个闪光点就如倏然消失的流星，与他主导性格是那么不协调，使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个人物只是作者心目中善的观念的一个不成功的化身而已。
华宝格是剧中另一个作者精心设计的理想人物。她身为悌尔德的大女儿，从小处在一个虚伪世故、追名逐利、商业气氛很浓的生活环境中，但她却“出污泥而不染”，与她虚伪的父亲互为异己，与她庸俗的妹妹、“妹夫”判若陌路，用她父亲悌尔德的话来说：“从你小时候起……不知怎么的，我们的意见就常常不合，而且相差愈来愈远。”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又聪明能干、清醒理智的资产阶级新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她早就隐隐约约地嗅到她父亲不正当的商业活动，感受到她们家庭的潜在危机。因此，当悌尔德骑着摩勒的马回家，她又收到她的好友摩勒女儿南娜的来信时，她深感摩勒的破产实为前车，若她父亲不悬崖勒马，那么她们的家庭完全有可能步摩勒家的后尘。于是，她对摩勒的破产趁机大发言论，既指出商业投机的危害：害人、害己、害家庭；又鞭辟入里地剖析了这种“不正当”商业的不合法（用的是别人的钱）和不道德（欺骗和虚伪的本质）性。斯言诚哉！悌尔德听了她的这些有明显影射成分的言论，虽口中竭力狡辨，但心中未尝不为所动，第三幕他破产已成定局时，他最担心的就是华宝格会用“摩勒小姐对她父亲所说的话来对待我”，因为他对华宝格说过的话记忆犹新：
对一个人危害最深的莫过于虚伪的生活！……假若有一天我发现我父亲所给我的一切都应该是别人的——凡他要我相信的原来都是假的——那么毫无疑问，我将会无地自容、愤恨至极！
所幸的是，比昂逊毕竟是个成熟的艺术家，他在华宝格这个理想人物的塑造上很注意分寸，使这个形象成为剧作中最成功最丰满的形象。作者写她的与众不同，主要是突出她的正直、真诚一面，她只是对她父亲不正当和虚伪的行为格格不入，例如那些劳命伤财“粉饰富有”的宴会，以及她父亲为了奉承人又放礼炮又舞手帕的丑行等。但作者并没有把她神化，为人儿女的她既爱她的家庭也爱她的父亲，当她妹妹西妮和哈玛全神贯注留意她父亲骑回来的马时，她关心的却是她的父亲。一旦她父亲破产已成事实，出乎她父亲所料的是，她并未过多地责怪其父亲，而是表示了不依靠家庭，决心自立自强的意愿，与她那娇生惯养的妹妹西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桑尼斯的帮助使他们家庭有了一线转机时，她又毅然担当起经营和管理她父亲的业已颓败的产业，大有“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气慨，表现了与家庭风雨同舟、对社会承担责任的强者品格，同时也显示了她具有比她妹妹更深切、更真诚的对父亲的爱。
对于剧中唯一的爱情情节——华宝格和桑尼斯的爱情，又为抒情诗人的比昂逊在这部现实主义剧作中也作了较为真实而又客观的处理。是的，作为富家女子的华宝格曾碍于门弟、身份无意接受桑尼斯的爱情，当她亲眼看到桑尼斯借一束花寄托他的倾慕之情时，她只感到羞耻和愤慨。但应该说，她之所以不满意桑尼斯，很大一部分原因出于桑尼斯本身，她讨厌桑尼斯毫无个性、甘为人奴的样子。一旦她在桑尼斯身上看到了他隐含的价值、他的正面品格时，华宝格的态度就幡然有别，如当桑尼斯对她居高临下的无端怀疑感到羞怒难忍，一反以往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以犀利的言辞、威严的气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时，华宝格立即对他刮目相看，产生了对他从无有过的好感，愿与他并肩担当拯救家业的大任。当危机已过，桑尼斯毫不功臣自居，却准备悄悄离去时，华宝格终于心悦诚服于他无私人格力量的伟大，主动向他倾诉了爱情，全剧也终以他们结成百年之好而圆成美好的结局。
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19世纪的作家，比昂逊或许是过高地估计了人类道德的有限力量；或许对产生社会罪恶的根源把握得不够准确；或许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抱有过于天真的幻想，但是，比昂逊无疑是极其真诚的。他想借文学以匡正人心，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人类、消弭社会矛盾的迫切心情和执着精神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我们似乎也不难从《破产》这样的作品中看到作者不曾意识到的客观效果，譬如悌尔德虽然债台高筑、危机四伏，但仍高朋满座、酒宴频繁、竭尽摆阔装富之能事，这本身就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时期某些本质的东西。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声誉往往比金钱更重要，这就诱惑不少财迷心窍、心术不正的人以投机取巧、空买空卖来制造原本不存在的声誉，以欺骗和坑害无辜的人们。从这个意义看，《破产》不啻是又一部巴尔扎克的《纽沁根银行》之类作品。这样的分析本来似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因为文学作品确有其非作者主观限定的自在意义。然而，一味地苛求作者和随意地拔高作品的含义都有悖于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而我，更愿意把比昂逊看成19世纪遍及欧洲的以人道主义为基本出发点的那类作家，他们或倾向浪漫主义，或青睐现实主义，但都瑕瑜互见。当人们称托尔斯泰为“俄国的良心”、称罗曼.罗兰为“西欧的良心”时，实在也应该称比昂逊为挪威或北欧的良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2页。
（2）A·C·Ward:Longman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Third Edition,P72.
（3）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74页；杨周翰等：《欧洲文学2》下卷，第278页。
（4）（5）（8）陈映真《诺贝尔文学奖金集》3，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9月，第7、8、5页。
（6）莎士比亚：《理查三世》，见《莎士比亚全集》（六），方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365页。
（7）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