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正统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5）05—0080—11
一、引言：问题的由来
在从北宋钦宗靖康二年（金太宗天会五年，即公元1127年）起到南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即公元1234年）止的108年中，中国大地上曾经对峙着一南一北两个同样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封建王朝——这就是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南宋和由女真族统治者建立的金朝。可是我们的文史研究，向来都比较重视南宋，而对金朝内部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情况，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不但如此，长期以来，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与撰写中，学者们大多习惯于站在以宋朝为华夏正统的立场上，高度评价南宋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爱国主义文学作品，而视金朝为“异族”、“敌国”，甚至习惯了南宋文人对女真民族及金王朝“夷狄”、“胡虏”之类明显带有狭隘民族意识的谩骂。这就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乃至遗忘了如下几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第一，中国自周秦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女真族本就是中华大地上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而不是“异族”。第二，女真贵族军事集团虽然曾经气势汹汹地“南下而牧马”，灭辽举宋，建立了一个民族割据政权，造成了当时中国的南北分裂，但是金与南宋毕竟同属一个中国，历史地来看，在宋、金对立斗争中，虽然金朝是侵略的、非正义的一方，宋朝属于被侵略的、正义的一方，但宋、金之间这种对立和斗争基本上属于民族大家庭中兄弟民族之间互相打架，不能与近代以来纯粹的外国侵略中国和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同日而语。第三，女真民族当时其实并没有自外于中国和华夏民族，他们在灭辽举宋以后，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并自觉地推动本民族汉化，几乎是全方位地认同和继承了华夏文明，把他们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华夏文明之邦。第四，作为金王朝意识形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金代文学鲜明地表现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观念和意识，表面看来与同一时期南宋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处于对立状态，其实却是同源分流的关系，不论从思想史还是文学史的角度看，两者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于第一、二两个问题，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证，这里不来重复；唯第三、四两个问题（尤其是第四个问题）至今似还缺少专门和系统的论证。以故本人作此小文，初步探讨一下金朝内部是如何产生“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金代文学又是如何表现这种思想意识的。
二、熙宗、海陵朝：汉化的背景和政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
金王朝虽然是建立在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区域——中原地区的一个封建政权，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同样，作为金人文化心理之表现和金代社会生活之反映的金代文学，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华夏正统观念和“中国”意识的产生与强化，不但起因于金代社会内部整体性的文化转型和汉化进程，而且同金王朝先是要与南宋争正统、后又因为要保卫自己的家园而与北方新兴的蒙古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特殊的历史遭遇密切相关。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金政权建立初期的情况。
金王朝肇兴于僻处中国东北一隅的白山黑水之乡。在古代，那里虽然早就臣属于中原王朝，但却一直是远离华夏文明中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片“蛮荒之地”。女真族在建立金政权之前和刚刚建国称尊之时，内部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鲜明痕迹，基本上没有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就不用说了，直到太宗完颜晟时，暴发户似的女真贵族军事集团虽已打破汴京、灭了北宋、抢了中原，统治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地区，但其统治集团内部的情况也还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关于金太宗时女真族统治集团的原始落后状况，《三朝北盟会编》卷166引张汇《金虏节要》的一段记载道：
初，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虏主完颜晟常浴于河，牧于野，其为君草创斯可见矣。盖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粘罕之徒为臣也，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虏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伪妃后恭侍饮食。或虏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然之际，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其无间故，譬诸禽兽，情通心一，各无觊觎之意焉。
这里记载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太宗完颜晟两朝的情况。按太祖阿骨打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建元“收国”，8年后去世，太宗完颜晟继位；完颜晟在位12年，去世于金天会十三年（1135）。这两朝20年的时间，是金王朝的草创期。这一段时间，女真族内部上上下下忙于灭辽攻宋，征战之不暇，自然不可能搞什么经济、文化建设，其社会仍处于原始落后状态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中，无论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不可能产生“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我们还须知道，金初女真族尚未有自己的文字，以故太祖、太宗两朝，皆“借才异代”，纳辽、宋旧人而用之，希图借这些汉族文士之手，建构起新朝的文化—文学体系。但作为金代的第一批文学家，这些辽、宋旧人（特别是使金被留的北宋文臣宇文虚中、吴激和随父降金的蔡松年以及和宇文虚中一起被冤杀的高士谈等人）却多半是被迫仕金的。在他们受命为金朝草拟的诏令和公文中，偶尔也有将金统治者比拟为中国上古贤明帝王、将女真政权与中原王朝相提并论的词语出现，但这只是汉语言文字的习惯表达，并不能证明金朝内部已经产生了以本朝为华夏正统的观念。从这些汉族文士的心理状态来分析，他们仅仅是奉命作文，口头不得不颂美新朝，根本不可能从内心深处承认女真族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产生要奉金王朝为华夏正统的念头了。
到了金朝的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亶和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位的时候（1136—1161，共25年），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这时候金王朝已经在北部中国建立起了有效而巩固的统治，宋朝偏安江南、无力打回中原已基本成为定局，于是在金王朝内部，给本朝贴上“华夏正统”的标签以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之合法性的舆论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完颜亶、完颜亮二人，正巧都是类似于北魏孝文帝那样的不但本人被汉化了还要进一步推动全国汉化的少数民族皇帝，他们二人前后相继，有意识地加速推动金朝认同华夏文明和实行汉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代文学中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开始凸显了。
关于金熙宗向慕和学习华夏文明的情况，《三朝北盟会编》卷166 引张汇《金虏节要》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记载：
今虏主完颜亶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完颜亶）僭位以来，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之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今亶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旧大功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时莫得见，瞻望墀阶，迥分霄壤矣。
除了在政治制度、礼仪朝典、宫廷排场、服饰仪仗乃至娱乐方式诸方面尽力向中原传统的汉族政权看齐之外，金熙宗推动女真政权汉化、中原化的一个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尊孔崇儒。《金史》卷4《熙宗本纪》载：
（皇统元年二月）戊子，上（熙宗）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金熙宗祭孔，看来不是故作姿态以争取汉族人心，而是一种虔诚的思想信仰与精神皈依。《金史·文艺传序》就说：“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由上引材料可以看出，这位自小就受中原文化熏陶、活脱脱一个“汉家少年子”的女真人，登位以后更积极主动地追求汉化，很快从思想信仰到文化行为方式全面完成了从一个少数民族皇帝到中原王朝皇帝的转变。在金熙宗的心目中，他自己不仅仅是昔日那个僻处东北一隅的女真小“国”的君主，而已经是君临华夏的正统皇帝。关于这一点，单从他在选官用人问题上的宏大胸怀和通达态度就可以看出来。《金史》卷4《熙宗本纪》载：
（皇统八年）十一月……乙未，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上（熙宗）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
这里“本国人”指女真族人，“诸色人”则指金统治区域内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四海之内”按传统的理解则是指整个中国。从金熙宗对其统治区域内的人才不拘族别一律量才通用的姿态，可以看出：最初是少数民族政权的金朝，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再以“外夷”自囿，而是把自己视为整个华夏大国的当然统治者了。
金熙宗在位期间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氛围，使金王朝感觉到了为本朝在华夏大地上立足的合法性、制造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表明金政权属于华夏正统、金朝皇帝可与历史上的汉族皇帝相提并论的词语和论述。这一时期金朝廷上有过一次为时长达数年之久的“追尊祖宗谥号”的行动。这次“政府行为”的目的，显然是为新兴的金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造舆论。让我们来看看当时一些大臣写的讨论如何追尊“祖宗”谥号的文章：
天会十四年（1136）八月庚戌，尚书令、太师完颜宗磐向前一年刚即皇帝位的熙宗上《追尊祖宗谥号议》。这是一篇为金王朝树立华夏正统地位造舆论的奏议文章，它一开篇就为金朝争华夏之正统道：
伏以国家肇造区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拨乱，光启大业，太宗文烈皇帝继志卒伐，奋张皇威。原其积德累功，所由来者远矣。……[1]（中册，P1264）
请注意这里的用语。“区夏”语出《尚书·康诰》：“用肇造我区夏。”《文选》张衡《东京赋》：“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区夏矣。”薛综注：“区，区域也；夏，华夏也。”是则“区夏”指传统诸夏之地，即中国也。四征弗庭，其意原指传统中原王朝四处征伐那些敢于不来朝贡庭参的“夷狄”。作为女真皇室成员的完颜宗磐用这样的语气来说话，说明这时的金王朝已经以中原王朝自居、以华夏正统自命了。
此后，另一位皇室成员完颜宗弼于皇统五年上给熙宗的《增上太祖谥号议》[1]（中册，P1215）和《增上祖宗谥号议》[1]（中册，P1218）两篇奏议文， 也都是用这样的语气来说话。前一篇将金太祖与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相提并论，认为前者可以“与汤、武比隆，过高、光远甚”，赞扬金太祖“肇启皇图，传序正统”，“拯世利民，底宁区夏”；后一篇进而将金朝的“列圣”与中国上古帝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使传统中原王朝的“大宝终归于正统，此又比之唐虞，尤为尽善”。无论这些赞誉和比喻是否得当，仅从这些金朝臣子动辄上攀华夏正统来看，已足以证明这一时期金统治区已经萌发了鲜明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金熙宗享国的时间不长，年方31岁就被完颜亮给杀掉了，但由他主导的认同华夏文明与继承华夏正统的进程却并没有因此就停止下来，反而戏剧性地加速前进了。这是因为，弑杀熙宗而自立的海陵王完颜亮，虽是熙宗肉体的消灭者，却同时又是后者未竟之业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完颜亮不但是一个像金熙宗那样熟读中国经史、向慕中国礼乐文化的汉化程度很深的女真皇室子弟，而且还是一个比金熙宗志向更远大、一心一意要由金王朝来统一全中国的政治活动家。这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当时宋、金双方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残暴荒淫、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本文不拟讨论史书所记载的完颜亮的个人品德问题，而只想在这里顺便指出：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考察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完颜亮的政治举措和文化行为的话，那么他在推动女真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中是起过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的。
完颜亮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从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应是金代文学家中萌发并在作品中宣扬“中国”意识和以金朝为华夏正统之观念的第一人。
完颜亮的“中国”观念和华夏正统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呢？
此人自幼接受了很深的华夏文化教育，执政以后又产生了讨平南宋、实现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这两方面的因素相结合，遂使他萌生了为自己争一个“中国人”身份和为金朝争华夏正统的想法。据记载，完颜亮自幼即“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2] （卷13《海陵炀王上》），即位后更是“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2]（卷13《海陵炀王上》），“甚有尊经术、崇儒雅之意”①。他不甘于被视为“夷狄之君”，处心积虑地要争一个华夏正统的身份。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42引张棣《正隆事迹记》：
（完颜）亮以渐染中国之风，颇有意于书史。一日，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又一日，与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左参知政事蔡松年语曰：“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完颜亮十分反感人家把他视为“夷狄之君”，而是以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居的。但他心里也知道，要人家承认自己是正统，除非荡平那个举着华夏正统招牌的南宋偏安政权，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全中国的帝王。于是他频频地为自己举兵伐宋造舆论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3]（卷84《耨盌温敦思忠传》）；“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3]（卷129《李通传》）。他力排众议，迁都燕京，然后举兵伐宋，便是其大一统意识的具体实施。正隆六年（1161），完颜亮果然为实现自己统一天下、成为“正统”的理想而率兵南侵。兵次扬州时，他写下了《南征至维扬望江左》这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
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向来被视为展现完颜亮的思想个性和艺术特征的代表作，金代文学研究者们已经众口一词地称赞了它所表现的作者的“桀骜霸道之气，高远不凡之志”和“一代枭雄的心态”。我还想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篇形象化地表达完颜亮的大中国观念和华夏正统意识的诗作。试看其首句“万里车书尽会同”，诗人显然是在以扫平天下、统一中国，使“书同文，车同轨”的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自比；第二句“江南岂有别疆封”则显然与宋太祖赵匡胤意欲征讨南唐时所说的“寡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含义相同。至于后两句“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更是在设想打进宋都临安、实现全国统一的美好愿景了。诗的口气虽然十分狂妄，而且事实上他的这次军事行动很快就以惨败告终了，但联系诗人的文化心态和当时中国全境的政治格局来看，这首诗不正是完颜亮乃至金王朝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思想的生动表现吗？
三、世宗、章宗朝：汉化完成，文治成功，华夏正统意识随之高涨
完颜亮侵宋失败，被部下杀死，主张文治的金世宗完颜雍登上了皇帝宝座，金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完颜雍从完颜亮的失败中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宋、金南北分治已成定局，宋金双方谁也吞并不了谁，他所要做的是把金朝现在实际管辖的地区治理好。于是他决定与南宋罢兵讲和，转而专意在自己统治的北部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建设。完颜雍在位的29年间，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了繁荣景象，臻于以文治为主要特色的“治世”，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3]（卷8《世宗本纪赞》）金世宗死后，金章宗完颜璟延续了世宗的治国路线和方略，继续推动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建设，尤其在礼乐、朝仪、刑法、官制、科举、典章文物等属于封建国家基本政治文化体系的建设上，参酌汉、唐，确定规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史家在赞扬章宗朝“文治”的成就时，将其与世宗朝联系起来加以描述和评论道：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3]（卷12《章宗本纪赞》）
总起来说，世宗、章宗在位的将近50年中，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有意提倡和引导，加上由金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汉族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积极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于是在熙宗、海陵二朝就已全面启动的汉化运动进入了完成阶段。这就使得金朝社会发生了“质变”——演变成了一个与昔日那个东北原始部落大不相同的华夏文明社会。大定—明昌时期的金王朝，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的传统王朝没有多大的区别。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里，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空前高涨，并频频地、极其鲜明地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
这一时期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之所以呈高涨的态势，主要原因之一是被元好问《中州集》称为“国朝文派”的新一代汉族文人趁时崛起并主导了金源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方向。这一代文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国朝”——亦即金朝人。他们一来到人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他们的国家叫“金国”，而“金国”建立在华夏传统的中心区域，是华夏正统之所在。这就使得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文化家园意识与其上一代文人——亦即前面说到的“借才异代”的一批人（尤其是由宋入金的那些文人）大不相同。那一批文人多半是被迫仕金的宋朝旧臣，他们自称“南朝词臣北朝客”（刘著《月夜泛舟》），不免常常有“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园情”（高士谈《不眠》）的故国之思。以故，一方面，金人把他们称为“宋儒”，排斥在“国朝”之外[4]（卷1《蔡珪小传》）；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斩断“故园”之情而认同“北朝”，当然更不可能视金政权为华夏正统了。而“国朝文派”诸君则有异于是。在这些新生代的北方汉族文士的心目中，他们的“故园”就是黄河南北的中原大地，他们的国家就是金朝。他们几乎是与生俱来地认同了“国朝”，因而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金国即中国、金国属于华夏正统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文士的华夏正统意识有些什么内涵和时代特征呢？在这里我们仅举大定、明昌间的著名文士王寂为例就能说明问题。
王寂（1128—1194），字元老，号拙轩，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人。他出生于北宋灭亡之后的第二年，其家乡玉田属于辽国旧地，其父王础为由辽入金的汉族文士，仕金至归德府判官。所以无论从出生时间、出生地或家庭背景来看，王寂都是地地道道的金朝子民，与“故宋”没有任何瓜葛。像他这样的金朝汉族臣子，内心绝对没有对宋朝的感情牵挂和对金朝的潜在怨恨，更不会有“寄身异朝”的屈辱感，而只会由衷地认同已经高度汉化了的金王朝，并把它视为华夏正统。试看他的两首七律诗《别高丽大使二首》：
万里朝天礼告成，归途冰浒积峥嵘。相从遽作春云散，款语何妨夜月倾。
两地关河伤远别，一天风雪叹劳生。他年币玉重来日，对立罘罳眼更明。
送迓都忘百日劳，匆匆言别奈无聊。渡江相见迎桃叶，分马能忘赠柳条。
烟抹鸡林山隐隐，云横鹤野路迢迢。君侯此去应前席，为赞忠嘉事圣朝。
在这两首诗里，作者以金朝为华夏正统的思想意识表达得十分自觉和鲜明。他将高丽使者出使金朝称为“万里朝天”，这就是说：高丽是外夷，而金朝是“天朝帝国”——亦即正统的华夏王朝。不惟如此，诗中还称金朝为“圣朝”，要高丽使者回国以后，告诉其国君更好地臣服于金朝这个“圣朝”。人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每一个中原王朝的臣民，都尊称本朝为“圣朝”。王寂称金朝为“圣朝”，说明在他心目中，这个原先由女真人建立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华夏正统的资格。如果说，这样用于外交场合的诗，其中难免含有一些应酬成分的话，那么他为自己父亲祝寿的诗《上大人通奉寿三首》中也有“圣朝文物方求备，会补遗书访济南”这样的句子。这说明：在王寂的心中，视金朝为华夏正统的观念是十分明确而坚定的。
王寂的以金朝为华夏正统的意识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认定金朝统治区就是“中国”，而把本属中国的南宋王朝统治区视为化外的“蛮荒”之地。试看他贬官蔡州期间所写的这首《一剪梅·蔡州作》：
悬瓠城高百尺楼，荒烟村落，疏雨汀洲。天涯南去更无州。坐看儿童，蛮语吴讴。
过尽滨鸿过尽秋，归期杳杳，归计悠悠。阑干凭遍不胜愁，汝水多情，却解东流。
蔡州（今河南汝南）位于淮河北岸，本来是中原的腹地，而决不是什么“天涯”。可是在视金统治区为“中国”的王寂眼里，因为金、宋双方是以淮河为界，蔡州就成了充满“蛮语吴讴”的“天涯”，而根本就没有想到仅仅一水之隔的南宋统治区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除了这首词，他在蔡州所写的其他一些作品里，多次将蔡州称为“边州”、“淮西天尽头”（《思归》），“魑魅”之乡（《丁未肆眚》）等等。凡此种种，都显示了金人的“中国”意识及其华夏正统观念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王寂等这一批文人的作品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争华夏正统、自称为“华”而视对方为“夷”的悲喜剧，又在宋、金对峙时期重演了。钱锺书先生在论到历史上两个南北朝时期鲜卑人、金人先后与汉人争华夏正统的问题时曾经说：
后魏、北齐、后周，皆鲜卑族之建国立朝者，正汉人所称之“虏”、“夷”、“胡”。……汉人自称“华”而目鲜卑为“胡虏”，魏鲜卑自称“华”而目柔然为“夷虏”，先登之齐鲜卑又目晚起之周鲜卑为“夷狄”；后来南宋人之于金、金人之于蒙古，若是班乎？《中州集》卷四周昂《北行即事》第一首：“闻道昆仑北，风尘避仆窪；至今悲汉节，不合度流沙”，又《翠屏口》第二首：“玉帐初鸣鼓，金鞍半偃弓。伤心看寒水，对面隔华风。山去何时断，云来本自通。不须惊异域，曾在版图中”；金人对蒙古，俨然自命“汉节”、“华风”矣。至北齐人自称“华”而目南朝为“夷”，则金人于南宋所未有焉。[5]（第4册，P1487）
钱先生所述，与历史事实大致相符合。这里举以为例的周昂（？—1211），为世宗大定年间进士，是一位活跃于世宗、章宗两朝的著名诗人和诗论家。而世宗、章宗两朝，正是金人的华夏正统意识高涨的时期。但钱先生“至北齐人自称‘华’而目南朝为‘夷’，则金人于南宋所未有焉”云云，则属史料偶然失检导致的误判。事实上，大定、明昌之际的金人，其华夏正统意识已经膨胀到自居“华”而目南宋为“夷”了！不信请看，世宗、章宗朝的著名文学家赵秉文（1159—1232）在章宗泰和六年（1206）宋、金战争中为金军副统帅仆散揆所写的《平章左副元帅谢宣谕赐马铰具兔鹘匹段药物表》[1]（中册，P2222）就赞扬仆散揆“提虎旅之三千，破岛夷之数万”。——这是在沿用南北朝时北朝对南朝的蔑称，将南宋人目为“岛夷”。同一时期他为金军首领纳兰邦烈、史扢搭所写的《谢宣谕生擒贼将田俊迈表》[1]（中册，P2223）中又贬斥南宋军队曰：“丑虏望风而奔”，将金军俘获宋将田俊迈比拟为三国时诸葛亮生擒了“南蛮王”孟获。此外，他的《谢宣谕破寿蔡州贼赐玉靴剑玉荷莲盏一只金一百两内府缎子十疋表》蔑称南宋为“蛮方”；《平章授左副元帅谢表》[1]（中册，P2224）骂南宋为“丑虏”、“淮夷”[1]（中册，P2220—222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并非偶然出现的话语，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来源久远（从南北朝时就产生）的北方中国人的狭隘思想观念：以华夏正统自居，而将本为正宗汉人的南方人斥为“夷”、“蛮”、“虏”。赵秉文是当时公认的文坛盟主，他的思想意识实际上可以代表整整一代金源文人士大夫。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王寂所写的《瑞鹤仙·上高节度寿》一词：
辕门初射戟。看气压群雄，虹飞千尺。青云试长翮。拥牙旗金甲，掀髯横策。威行蛮貊。令万卒、纵横坐画，荡淮夷、献凯歌，来斗印，命之方伯。赫赫功名天壤，历事三朝，许身忠赤。寒陂湛碧。容卿辈、几千百。看皇家图旧，紫泥催去，莫忘尊前老客。愿年年满把黄花，寿君大白。
这不明摆着是自居“天朝”，反而把南宋视为“蛮貊”、“淮夷”了吗？
把这种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意识表现到极端的，是刘昂的一首同样作于所谓“泰和南征”（即南宋的“开禧北伐”）期间的《上平西·泰和南征作》词：
趸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
这首词的作者旗帜鲜明地崇金反宋，他可以说是把金人的“自称‘华’而目南朝为‘夷’”的思想意识推向了极端。试看词中将金统治区定位为“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亦即华夏正统）之所在，视本朝为“天朝”，称金兵为“天兵”，反指汉族王朝南宋为“妖气”。这个辱骂性的用语其实比“蛮夷”、“丑虏”、“孽宋”之类更带歧视性，因为“夷”也好，“虏”也好，毕竟都还是指“人”，“妖”则为妖魔鬼怪，非人类矣！这就难怪南宋遗民周密要斥责此作者“敢肆言无惮如此”[6]（卷20）；明人杨慎要痛骂：“此亦黠虏也！天欲戕我中国人，乃生此种，反指中国为妖气也耶”了！② 分清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斗争的是非得失和所谓“华夷之辨”谁对谁错，并非本文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引用这首词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金代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极为浓重的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思想意识，而且这种思想意识在世宗、章宗朝开始染上了十分偏狭的色彩。
四、卫绍王、宣宗、哀宗三朝：亡国危机使华夏正统意识空前强化
12世纪初，北方大沙漠的蒙古部族迅速崛起，并大举南侵。蒙古军先是攻陷金的河北、山东各州郡，逼得金宣宗仓皇南渡，迁都汴京；后又与南宋相约，南北夹击局处河南、陕西、山西一隅之地的金源末代王朝。这就使得在中原地区立国已达百年之久的金王朝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于是在金末卫绍王、宣宗、哀宗三朝的35年时间里，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在被他们视为“胡人”的蒙古和被称为“蛮貊”的南宋的双向逼迫下，不但不减弱反而更强化，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了最后一束光芒。
金代晚期文学中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之所以空前强化，主要是它的“北敌”蒙古部族给逼出来的。
蒙古铁骑的南侵实际上是从章宗后期就已开始的。他们起初只是小规模地侵扰金的北部边境，金朝一方在那时虽已逐渐感到势不相敌，但还没有产生整体性的民族危机感。到了卫绍王在位的大安—至宁年间（1209—1213），蒙古军的进攻愈演愈烈，金西北边境的守军连遭失败，消息传到国内，朝野开始感到了恐慌和不安。而这时的最高统治者卫绍王本就是一个庸懦无能、无所作为的人，面对混乱衰退的政治局面，他更是手足无措，毫无对策。这就使得朝政日非，重权完全落到了大奸臣胡沙虎（即纥石烈执中）手里。这段时间金的处境确如刘祁事后所概括的：“强敌生边，贼臣得柄，外内交病，莫敢疗理。”至宁元年（1213）八月，卫绍王被胡沙虎弑杀，金宣宗即位，改元贞祐。十月，术虎高琪杀死了弑君贼臣胡沙虎，金朝的
内忧暂告平息，而外患却更加炽烈了——正是在胡沙虎被除掉的时候，蒙古军打下了涿州；十一月攻略河间；次年（1214）正月又攻占了彰德，继而攻陷山东益都。到了四月初的时候，金朝的山东、河北各州郡相继失守，形势十分危急。此前一个月，金宣宗就遣使向蒙古请和，并把卫绍王的女儿送到了蒙古龙庭，作了成吉思汗的公主皇后。四月，蒙古姑且准许金朝请和，撤退了围城的军队。亡国危机虽暂时缓解了，金宣宗却深感恢复河北已经毫无希望，遂决定放弃中都（今北京），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五月间，宣宗率领金皇室及满朝文武大臣，从中都出发，七月抵达汴京。就这样，金朝只剩下了河南、陕西、山西一带的半壁江山，并在随后不久遭到蒙古与南宋的南北夹击，丢失了这半壁江山，终于覆灭。
在这样江河日下的恶劣政治环境中，金晚期文学家普遍有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中国”意识和捍卫金政权的华夏正统地位的思想得到了加强。以华夏正统自居的金朝自公元1115年正式建国，到卫绍王、宣宗两朝交接之际，已有百年历史；若从其入主中原的1127年算起，到这时也已有近90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金统治区的几代人，无论其为女真人还是汉人，抑或是契丹人、渤海人，都生活在一个以华夏文化为精神纽带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中。他们早就认定了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是一个华夏国家。因此，一旦有像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北敌”柔然那样的敌人——蒙古出现，则就像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金人之于蒙古”，也学“魏鲜卑自称‘华’而目柔然为‘夷虏’”，自称为“华”而目蒙古为“戎”、“胡”之类了。试看赵秉文于哀宗正大元年（1224）三月二十三日所写的《宣宗哀册》不就说：“大安失御，不厥蠲政，戎马南牧，华风不竞”[1]（中册，P2339）；而此后李俊民所写的《泽州图记》也说：“金国自大安之变，胡骑入中原，北风所向，无不摧灭者”[1]（下册，P2545）吗？由这些作品可以得知，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从卫绍王大安年间开始发生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内涵转变：更加执著地以“华”自居，而视新兴的、以后将灭金克宋统一中国的蒙古为“夷虏”、“戎狄”。
这一时期这种思想意识的典型代表者，就是钱锺书先生上面那段论述中举以为例的周昂。周昂字德卿，河北真定人。此人“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4]（卷4《周昂小传》），年24登进士第。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二月，他权行六部员外郎，被命从参知政事完颜承裕备边。当年八月，完颜承裕兵败宣平，狼狈地“跳走上谷”，这时“众欲径归，昂独不从，城陷，与其从子嗣明同死于难”。[3]（卷126《文艺下·周昂传》）由此可见，周昂是一个在金与蒙古的殊死战斗中以身殉国的节烈之士。钱先生所引证的那两组诗，应即作于这次为时半年的从军边关的过程中，所抒发的都是真情实感。需要说明的是：一、“玉帐初鸣鼓”一诗，钱先生说是“《翠屏口》第二首”，误。查《中州集》卷4及《全金诗》卷57， 此诗俱为《翠屏口七首》的第三首。二、《翠屏口七首》中，除了钱先生所举的第三首之外，还有第二首也是鲜明地表现了周昂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
地拥河山壮，营关剑甲重。马牛来细路，灯火出寒松。
刁斗方严夜，羔裘欲御冬。可怜天设险，不入汉提封。
提封者，所管辖之封疆也。《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魏晋以前， 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周昂所谓“汉提封”，确定无疑地是指华夏国家（即金朝）之封疆。和“玉帐初鸣鼓”诗一样，此诗也十足地表现了金人心中以“华”、“汉”自居、视蒙古为夷狄的思想意识。
周昂所代表的，主要是章宗晚期和卫绍王时期金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到了宣宗、哀宗时期（1213—1234），由于国家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灭亡，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但变得更加深沉执著，而且带上了强烈的悲愤绝望的感情色彩。试看元好问写于金亡国前三年——哀宗正大八年（1231）的《岐阳三首》的二、三首：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萧萧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
诗写得何其深沉悲愤，而“禹贡”、“汉家”等用语所表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又是何等鲜明而执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争遣蚩尤作五兵”的斥责，虽然语义含蓄，但熟悉典故的人都明白，这是在表明金朝作为轩辕黄帝以来华夏正统之一环的资格，而将蒙古君主比拟为上古作为外夷的九黎部落的酋长——蚩尤，将蒙古军南侵比喻为蚩尤率兵入中原作乱。这与周昂、赵秉文、李俊民他们自视为“汉”、“华”而将蒙古称为“异域”、“戎”、“胡”是同出一辙的。
金朝覆灭之后，众多的遗民诗人、词人怀念故国，在他们的作品中持续地表现了比此前更为执著、更为哀伤而绝望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以下五首诗词，以见一斑：
河山形胜图 雷渊
高峰巨堑与天连，中国关防表里全。北岸尘氛重回首，不如图上看风烟。
题裕之家山图 刘昂霄
万里神州劫火馀，九原夷甫有余辜。作诗为报元夫子，莫倚家山在画图。
家山归梦图 元好问
游骑北来尘满城，月明空照汉家营。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
出都二首（其一）元好问
汉宫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见觚棱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
神仙不到秋风客，富贵空悲春梦婆。行过卢沟重回首，凤城平日五云多。
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 段克己
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长戈袅，飞鸟绝。原厌肉，川流血。叹人生此际，动成长别。回首玉津春色早，雕栏犹挂当时月。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
在这批遗民作家中，元好问当之无愧地既是金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又是金人“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总结者和更新者。金亡之后，他在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历史意识逐渐加强。他以为：“金源氏之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又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3]（卷126《文艺下·元好问传》）这就是说，金朝不但属于华夏正统，而且比起金源之前中原王朝中最为辉煌的汉、唐二代，其政治、文化建设的成就并不逊色多少，应该为之存史，以免“一代之迹泯而不传”。金亡之初他即动手编纂本朝诗歌总集《中州集》，这是他有意识地保存“故国文献”的重大举措之一。在古汉语中，“中州”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中州”，指今河南省；或稍微扩大，泛指黄河中游地区。广义的“中州”则指全中国。《汉书·司马相如传·大人赋》：“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颜师古注曰：“中州，中国也。”元好问所取的，显然是广义。这从该集既广选“国朝”诗人之作、又专设“南冠”一类，收录那些忠于宋王朝的留金使节或官吏的作品这一有意为之的体例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无异于用选录作品的方式显示：无论金人宋人，大家都是“中州”——即“中国”人。这种编选意图，表明元好问在金亡之后痛定思痛，超越了如上文所述的金人“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那种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已经萌生了一种在当时堪称宏度伟识的大“中国”意识。《中州集》问世不久，南宋就灭亡了，因而南北两朝对立的政治局面也消失了。于是元好问的这种新的“中国”意识得到了同为中国人的南宋遗民的高度认同和赞赏。这里我们引录南宋遗民家铉翁评论《中州集》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锺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盖天为斯世而生斯人，气化之全，光岳之英，实萃于是，一方岂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于在中州者乎？……遗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节士、钜儒达官所为诗，与其平生出处，大致皆采录不遗。而宋建炎以后，衔命见留，与留而得归者，其所为诗，与其大节始终，亦复见纪。凡十卷，总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片言一善，残编佚诗，搜访惟恐其不能尽，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荦，过人远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悻下风矣。[7]
［收稿日期］2005—07—28
注释：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取士》。
② 见杨慎《词品》卷5。按，周密、杨慎皆以此词为金将军纥石烈子仁所作，但金人刘祁《归潜志》卷4作刘昂词，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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