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民族主义形成特点看纳粹独裁统治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必然性论文,德国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是思想混乱的欧洲，在这里既有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流行着共产主义思想，而且还存在着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它们竞相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由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使欧洲各国经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日渐失去民心，这就为共产主义思想和法西斯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机遇。尽管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着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也都有各种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右翼组织，例如：法国的“法兰西行动”、英国的“英国法西斯”、“帝国法西斯联盟”及后来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等法西斯组织，然而只有德国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建立了法西斯式的纳粹党独裁统治，这固然有一战失利、受英法排斥和压制以及受经济危机打击严重等因素，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德国纳粹党独裁统治的建立是与其国民性密切相关的，而其国民性是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初便确定了的，与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密不可分，所以本文试从分析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入手来分析纳粹独裁统治得以建立的原因。
一、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
在分析德国民族主义的产生特点之前，我们应当首先明确一下民族主义的含义。民族主义“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1]（P18）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2]（P121）民族主义首先产生于英法，英法的民族主义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成熟而自发形成的，是与启蒙运动相结合，伴随着人民主权的诞生而形成的。但是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德国民族主义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
由于封建割据、小邦林立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滞后于政治的发展，形成了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德国的民族主义不像英法那样一开始就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而是仅仅在思维领域进行，并出现了康德、赫尔德、莫扎特、哥德等世界级大师，使德国民族文化也仅仅是文化雄踞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德国民族主义“被局限在文化领域，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范围比较狭小的文化民族主义”。[3]
自中世纪以来，德意志便处于分裂状态，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又给政治分裂加上了宗教分歧，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和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德意志陷入更深重的分裂之中。在此情形下，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德国民族主义只能在文化领域谋求发展。马丁路德通过讲道和翻译圣经创造了现代德语，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4]（P132）面对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小邦的专制残酷统治，德国的文人学者日益沉浸在日耳曼光荣的过去中，“醉心于复兴中世纪的文化，以此来论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2]（P122）这就直接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例如历史学家克洛普施托克通过研究日耳曼史诗，挖掘日耳曼人的民歌和考察日耳曼神话来歌颂日耳曼人伟大的民族精神。费希特也认为复兴德意志的关键在于发扬民族性，用中世纪德意志经济文化的繁荣、哲学和诗歌发展的事实来论证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和优秀。
此外，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是文化民族主义形成的外因。到18世纪，随着法国的强大并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分裂割据的德意志在文化上长期落后于它的西方邻国，法国文化因此大规模侵入德意志。最明显的表现为整个德意志通行法语，法语成为官方语言，在大学里，法语成为教学语言而德语成为外语。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德国知识界的反感和抗争，克利斯蒂安·冯·沃尔夫主张用德语讲课，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用德语写作，另一位学者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则指出，德意志要从对法国文化的盲目崇拜中觉醒，要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首先要重建民族精神。
（二）德国民族主义具有反启蒙的特点，与民主主义相背离。
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干涉，民族主义思想不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自发形成的，当启蒙和救亡双重任务摆在德国人民面前时，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其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反启蒙的特点，与民主主义相背离。
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英法有着根本的不同，英法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而德国民族国家在形成中不仅受到了法国直接的军事侵略，而且受到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国的干涉。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自公元962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正式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以来，德意志就仅仅作为一个地区存在，处于深重的分裂状态。拿破仑帝国建立后，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的胁迫下寿终正寝，随着拿破仑的入侵和《拿破仑法典》在德意志西部的推行，给德国带来自由民主和民族国家的观念的同时，异族压迫带来的痛苦和屈辱也激起了德国人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渴望。而当启蒙和救亡双重任务摆在德国人民面前时，救亡压倒了启蒙，外敌入侵使民族主义难以与启蒙思想相结合。因为启蒙要求推翻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救亡则要求发动全民族的力量去驱逐异族统治者，但是当时德意志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国手中，德国人民则分散在数百个小邦国中，难以被发动起来组成一股统一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以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国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而且普鲁士在救亡中立下了首功，使其成为民族统一的希望所在，民族主义者纷纷归于麾下，这样就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大旗被保守主义者夺去”[1]（P53），民族主义与启蒙思想难以结合，并成为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敌人，这直接导致了统一以后德国的专制、集权和封建色彩浓厚。
另外，德国政治文化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是与“理性”相对立的。德国的文化思潮从古典主义时代发展到浪漫主义时代，也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从形成走向鼎盛的年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强调国家的力量和荣耀，使国家具有自己的人格和意志，甚至等同于上帝在历史中前进。例如黑格尔就将普鲁士视为“绝对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认为“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能实现其人格、自由和权利，才有生命和存在的价值”[5]（P82），实际上黑格尔是在强调国家至上主义，也是在为普鲁士的独裁、专制进行辩护，并从理论上要求人们服从普鲁士的专制统治。德国文人将这种浪漫主义的思潮带入民族主义，大大压制了启蒙思想、理性的成长和发展。
（三）德国民族主义带有普鲁士的“铁血”色彩。
由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通过普鲁士王国的三次王朝战争形成的，所以其民族主义思想难免带有普鲁士的“铁血”色彩。
拿破仑战争之后，由于英俄等国的阻挠，统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德意志继续保持分裂状态，但是统一的要求是不可遏制的。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民主主义者难以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所以实现国家统一的重担就落在掌握“民族主义大旗”的普鲁士手中，事实上也确实是普鲁士利用武力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来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从此德意志帝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主义思想渗透到整个德意志，并与德意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德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且在军国主义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德国知识分子自然也无法摆脱军国主义的影响，很多人成为战争和扩张的鼓噪者和辩护者。黑格尔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是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4]（P143）同黑格尔一样，尼采认为战争是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实现人类进化和理想的超人社会的重要手段，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瓦格纳也用其不朽的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那些战争的神祗和英雄，那流血格斗和以“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4]（P147）这些思想无疑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对其国民性的影响
德国民族主义的种种特点渐渐积累沉淀，最终溶入德意志全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国民性。以上德国民族主义的三个主要特点分别导致了德意志民族国民性中的日耳曼民族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产生。
（一）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导致了德意志民族至上论、种族优越论的出笼。
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宣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寻求民族凝聚力的同时，极易将本民族的文化凌驾于它民族之上，导致民族优越论。在这一点上，德国民族主义者也不例外。
著名诗人阿恩特在反抗法国侵略时为唤醒德意志人民共同的民族意识，创作了著名歌曲《德意志的祖国在哪里？》，但是阿恩特在抒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时，将这种情感发展到极端，演变为日耳曼民族至上论，他特别强调日耳曼人的纯正性，认为日耳曼人没有因为外来民族而变得不纯，仍保持这纯正性，所以是伟大的民族。在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中影响更大的费希特发表了震撼人心的《告德意志人民书》的演讲。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德意志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激励德国人民抵抗拿破仑侵略和推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方面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费希特通过德意志中世纪经济文化的繁荣、哲学和诗歌发展的事实来证明日耳曼民族比别的民族优秀，这样费希特就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为日耳曼民族优秀论或日耳曼民族至上论。而德国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则通过他的哲学体系阐述了欧洲中心论思想，并认为路德新教是“宗教的最高形式，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艺术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的顶峰”[5]（P32），因而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二）崇尚权威的传统使德意志民族比较容易接受独裁和专制统治
德意志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反侵略战争的经历使日耳曼民族特别注重国家利益，强调国家的力量和荣誉，宣扬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加之在德国启蒙思想发展不充分和德国人民有崇尚权威的传统，所以比较容易接受独裁和专制统治。
在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普鲁士利用其强大的军队立下了首功，使其成为德意志统一的希望所在。德意志的统一也确是在普鲁士的主导下实现的，而普鲁士则是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实行的是专制统治，在德国统一后，这种专制统治扩展到全德国境内。加之德国人尝尽了国家贫弱、异族侵略所带来的屈辱，他们宁愿接受专制统治而不愿祖国再次陷入内战频仍、外敌入侵的境况，而且德国人又有强调国家力量和荣耀的传统，所以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容易接受专制和独裁。
文化界也有人在为专制统治进行辩护，他们把德意志人对权威和领袖人物的崇拜理论化和哲学化，而且逐步发展为国家至上和极权主义思想。例如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国家理论，详尽地论述了全权政治统治，也即是强大民族政权的基本原理，从而卓越地适应了他那个时代的需要。黑格尔把新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政权，即一个独立自主和强大的政权联系到了一起，“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即国家是一个民族伦理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具体表达形式；（2）“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换言之，国家是独立自存，永恒的，绝对合理的东西，它自己就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3）“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即是说，个人如果脱离了民族国家，他就丧失了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的种种权利，当然也包括自由。[6]（P253-259）
（三）普鲁士带给德国的不只是统一，还有它的军国主义传统。
普鲁士领导德意志统一，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就是整个德意志的普鲁士化，即军国主义化。普鲁士有一种对武力崇拜的文化传统，德国统一后，这种传统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传给了整个德意志。而且如我们在分析德国民族主义特点时所述的，在这种情况下，军国主义氛围下成长的德意志知识分子自然成为战争和扩张的鼓噪者和支持者，如哲学家黑格尔、尼采，历史学家特莱奇克，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等人。德意志继承普鲁士的“铁血”传统、民族主义中的“铁血”观念直接导致了日后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使扩张政策深入人心，并使陆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的特殊地位。普鲁士军官团在国家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这一传统为统一后的德国所继承，直到纳粹时期，军官团都一直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掌握着国家的实权。
由于反启蒙导致的专制和集权，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以及德意志所继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得德国倾向于用暴力和战争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这直接导致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建立，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三、纳粹党建立独裁统治是当时德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1918年一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更不是意味着欧洲持久和平的到来，在这一点上法国和德国是有共识的，法国修建了马其诺防线并与波兰等国结成军事联盟，而德国也在谋求东山再起向法国复仇。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欧洲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欧洲各国的法西斯团体活动频繁，试图推翻现政权，建立意大利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德国建立了纳粹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固然有一战失利、受英法排斥和压制以及受经济危机打击严重等因素，但是其国民性和当时的政治体制也是导致纳粹党上台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德意志国民性中渗透着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思想，使希特勒的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和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
随着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种族优劣论思想的影响也在扩大，民众普遍接受了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的观念，这增强了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但同时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的观念也日益深入民心，加之希特勒生存空间论的出炉。生存空间论是指希特勒认为德国的生存问题是由于国土狭小、人口过多和劣等民族的过度繁衍引起的，但是他并不赞成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德国的“生存空间”。因此，排犹反犹的思想和向东扩张生存空间的理论越来越为普通百姓所接受。而这就为希特勒排犹反犹政策的实施和侵略波兰、苏联战争的进行提供了民众支持和可能。这也解释了为何纳粹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暴行没有遭到德国人民的大规模抗议和德国在没有取得对英作战胜利的情况下进攻苏联的军事冒险行为。正是由于德国国民性中渗透着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思想、民族优劣的观念，所以纳粹的政策才很容易被广大德国人民所接受和支持。
我们认为希特勒的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和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思想为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人所接受，不是偶然的，而纳粹党上台前的几次全国选举也证实了这一点。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结果显示，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个席位，从国会中位居第9的最小党一跃成为第二大党：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纳粹党一共获得了103745000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4]（P198.238）。当时的德国是民主政治，即人民支持那个党，那个党上台执政，纳粹党是国会第一大党，说明它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二）国家利益至上、崇尚权威的思想，对专制和独裁的默认和接受使纳粹独裁统治的建立成为可能。
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不成熟，即使一战战败后德国建立了民主政府，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专制主义的思想也残存在人们的心中。希特勒的独裁思想在上台之前就是公之于众的，他从来不隐瞒这一点，即纳粹党一旦控制了德国，它将扼杀德国人的个人自由[4]（P209），并且希特勒在多次对公众的演讲中都强调过这一点。在纳粹党上台后将建立独裁统治这一点上，可以说多数德国人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默认的。另外，当时德国实行的总统体制直接导致了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按照当时的德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总统有独裁专断的权力，而不需要议会的支持，[4]（P197，217）总统的独断权力本身就是与民主原则相违背的，而也正是在这种不民主的总统体制的帮助下纳粹独裁统治才得以建立的。虽然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583个席位中只占有247个席位，不足以构成多数，但是凭借兴登堡总统的任命希特勒合法地当上了德国总理。即使希特勒当上总理不久便谋划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利用国家权力通过国会纵火案和街头暴力打击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情况下举行选举，纳粹党人的选票仍然只占44％，[4]（P279）并没有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三）纳粹党的生存空间论与德国传统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不谋而合，使纳粹党得到了陆军的支持，而陆军军官团一直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生存空间论并不是纳粹党的独创，早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宣扬战争与扩张的组织“泛德意志协会”，这个协会极力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宣扬德国缺乏生存空间，极力主张对外扩张。纳粹党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更明确了扩张的方向和陆军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军官团的肯定，这对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独裁统治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希特勒不仅得到了陆军下级军官的支持和拥护，而且先后得到了鲁尔道夫将军、施莱彻尔将军、冯·勃洛姆堡将军和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等高级军官的支持，并最终在兴登堡总统和陆军的支持下当上了德国总理。希特勒明白没有陆军的支持他很难控制国内形势也赢得不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以解散了冲锋队来讨好陆军。而陆军也正需要一个像希特勒这样有野心的政治领袖，所以支持希特勒成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虽然在日后希特勒推行战争政策的过程中有少数军官认为其战争政策盲目冒进，有将德意志帝国带入灭亡的危险，阴谋策动政变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是希特勒仍然得到了大多数尤其是中下级军官的普遍支持。
我们知道，纳粹党是合法地上台的，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也是合法的，但是纳粹党并没有达到组织政府所需要的简单多数议会席位。希特勒是在陆军的支持下、依靠总统的授权建立政府的，从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34年8月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而且作了效忠宣誓。可见纳粹党上台执政是得到了陆军的支持和认可的。
综上所述，德国独特的国情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背离、并带有普鲁士的“铁血”色彩等特点；而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对其国民性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德意志民族至上论和种族优越论的出笼，崇尚权威的传统使德意志民族比较容易接受独裁和专制统治，军国主义的传统扩大至整个德国，倾向于用暴力和战争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其国民性又是导致纳粹党上台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希特勒上台是历史的选择，它适合了当时德国的国情。希特勒不是妖魔，他只是抱有一种理想的人，这种理想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他自认为找到了实现其理想的途径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只是这不符合我们的伦理观念，但他的上台是符合当时德国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所以德国人民选择了这种理想及其实现的途径。德国人民选择的不是希特勒这个个人，也不是其他的什么理想和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是要摆脱贫穷和饥饿，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国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只是历史的错误，而非希特勒个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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