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殖民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王亚杰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殖民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必然走向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有效论证。黑格尔从经济角度将“需要的体系”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结构，论证其不断扩张的欲望必将自身推向海外，并最终通过贫困问题导引出殖民地，希冀以此作为市民社会困境的解决路径之一。马克思则主要从资本逻辑角度，指认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必然会突破民族界限实现普遍化，但由于资本自身的界限使其不可能通过修补的方式完成对自身困境的克服。这是二人的根本分歧之处，也体现了马克思在市民社会殖民性问题上对黑格尔的超越。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具有同步性，也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才可以得到根本解决。
关键词: 市民社会； 殖民主义； 资本； 界限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影响因素。正是在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关于市民社会最终走向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保持了一致，但关于海外殖民能否成为市民社会困境的解决路径方面出现了根本分歧，马克思对此给予的否定回答体现了他在资本主义体系批判中对黑格尔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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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黑格尔：市民社会对海外殖民的开启
对于在《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章节中，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内部矛盾与海外扩张相联系的问题，学界通常存有两种解释：其一如国内学者贺麟所言，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进行了论证，认为这是黑格尔对新兴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德国实施殖民政策、海外扩张的一种鼓励和打气；其二如国外学者艾维娜瑞、哈维所言，这是黑格尔为解决市民社会的局限性——贫困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可能性解决路径，该方案提出的最大意义在于开启了对经济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理论甚至于空间生产解决资本困境的一种研究视角。殖民事业确实是黑格尔在研究市民社会问题中所提出的一个给予肯定但又匆匆结束的话题，它由贫困问题直接导出，但在黑格尔那里又不仅仅限于解决贫困。在他对市民社会体系运行的整个分析中，“需要的体系”作为其构成的主体部分代表着巨大的市场交换体系已经暗含了殖民主义的必然走向。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主要从经济角度将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由需要和劳动为主所构建的“需要的体系”，这一体系展现了市场交换经济中普遍依赖、欲望扩张的原则。市民社会“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1]203。黑格尔认为由家庭过渡到市民社会之后，个体已经抛弃了利他原则，开始以自身为目的，将他人作为达成自己特殊目的的手段，以此方式建立起来的联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在这一联系中可以同时满足自己与他人的福利，因此，市民社会成为满足主观利己心的场域。在黑格尔看来，特殊性需要的无节制性、殊多化使得满足需要的手段和方法也纷繁复杂起来，尤其是处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交织的市场交换体系中，需要逐渐“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1]207。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刚刚接触经济学对劳动的抽象化和社会分工产生兴趣时，就曾将由特殊性欲望和满足需要的劳动分工之间所构建的巨大商品交换体系称之为“强烈的猛兽”，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再次指认个体通过对特殊性欲望的满足来肯定自身，这种需要成为殊多化和扩张的现实根源。因此，个体特殊性的满足在不断地推动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以实现无节制的需求。
除此之外，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中产业等级的分析与规定也决定了它必然被推进海外殖民之路。黑格尔根据劳动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体系而将社会成员分为三大等级，即农业等级、产业等级和普遍等级。在他的规定中，农业等级主要是以一种不需要反思和自己的意志为中介的生活方式，不追求更多的财富，而是以自然界提供的基本生活所需为满足，并不具有个体欲望扩张的特征，属于实体性等级，与其相似的是普遍性等级，但它以追求社会普遍利益为目标，并不具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与这两个等级相反的是产业等级的形成和存在，它以“对自然产物的加工制造业为其职业”[1]214，手工业等级、工业等级和商业等级的组合都通过普遍性的交换满足欲求，依靠自己获得自尊感。市场交换体系的形成更多依赖的并非农作物的交换，而是对自然产物进行加工所形成的产品，即产业等级才是交换体系中的主角，它的本性也表现为通过冒险不断地追求利润、具有无限的扩张和流动性。“对工业来说，激励它向外发展的因素是海，追求利润要通过冒险，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儿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1]246在黑格尔那里，产业等级自身中对利润的冒险追求，以及对商品交换体系的构建和壮大都推动了成熟的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殖民事业。
参考刘洪等的方法，采用P5探头对样品进行硬度测试。测试条件：测试前速度为2.0 mm/s，测试速度为2.0 mm/s，压缩量为30%，数据采集频率为200 pps，触发力为5 g。
遗憾的是，黑格尔并未在殖民主义上做过多停留，特别是针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他草草地以同业公会和国家结束了对该问题的探讨，且并未给出最终的具体解决措施，但黑格尔确实给予了殖民主义话题一定的讨论空间。他在对个体特殊性满足与普遍性权力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时，就已经暗含了主观利己心的无节制性和交换体系膨胀的猛烈性会促使享受、欲望的满足不会局限于有限的空间内，而产业等级对于利润的追逐可以有效地通过贸易方式打开市民社会的大门与他国建立有效的贸易联系，并认为这种交易是进行世界范围内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方式，最后更是通过贫困直接指认了殖民主义对于该问题解决方式的有效性。黑格尔毫不隐藏市民社会走向殖民主义的可能性，并对其进行论证。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对于黑格尔而言，他对殖民主义的论证不仅仅是针对德国海外扩张政策的鼓励，更多的是以“需要的体系”为基础对市民社会结构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且希冀于通过该措施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困境。
二、 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扩张与不可修复
在面对如何解决市民社会困境这一关键问题上，黑格尔与马克思出现了严重分歧。黑格尔在不改变现有市民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寻找修补方案并不能使马克思满意。无论黑格尔寻求海外殖民还是聚焦国家层面，他面临的困境都是显而易见的。海外殖民由于地理空间的有限性使其困境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缓解，且在黑格尔看来，殖民地的解放虽然于自身和宗主国都有积极作用，但同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冲突也会加剧。而在同业公会与国家层面，黑格尔不但没有给出进一步的措施，国家的干涉也会破坏他关于市民社会自由、独立运行的原则。因此，市民社会困境在黑格尔那里究竟有没有被解决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艾维娜瑞看来，这是黑格尔哲学中留下的唯一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从现实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构起个体间相互依赖的普遍关系，这是完成向国家过渡，实现伦理理念的重要条件，它决定了黑格尔并不会因其具有局限性而彻底推翻它；从理论层面而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对市民社会持辩证性否定的态度，代表理性的国家足以实现对市民社会的统摄，完成对市民社会不足的修复。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从未把殖民主义作为解决市民社会根本困境的路径，在他那里，市民社会由于其自身矛盾而必然走向灭亡，这是他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分歧及超越所在，也是他完成历史唯物主义论证的重要步骤。马克思主要从资本运动角度认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市民社会会不断冲破民族界限以实现资本增殖，但资本自身界限只能随着民族障碍的被打破而在更大范围内再生。《宣言》中马克思借助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论证了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会最终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流通角度认为资本在地理纬度中不断打破障碍，意味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殖民地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矛盾在更广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因此，马克思否定了殖民主义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自身矛盾，也论证了市民社会无法实现自我修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是促使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在对市民社会殖民性的论证上揭示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对黑格尔的超越。马克思是在市民社会的批判中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重构以通向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将市民社会的问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和中心线索，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一方面从历时性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最终会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体现，另一方面则从共时性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本性使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具备对资本空间生产作出解释的功能。
在《资本论》1卷的最后章节“现代殖民理论”中，马克思再次通过对两种私有制的区分揭露了资本在外建立殖民地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和孕育。马克思肯定了威克菲尔德将资本理解为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在资本由西方向殖民地转移的过程中，只有劳动者和财产的移入会遭到当地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关系的抵抗，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两种私有制方式本质上是互相矛盾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就是建立在以生产者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灭亡之上的。因此，资本向殖民地的输入证明了在殖民地这一特定空间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后一种私有制消灭的过程与结果，进而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的秘密，也论证了资本扩张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它并不会因为对地理界限的打破而消除资本的界限，资本原始积累的情景会再次发生在殖民地，两大阶级对立也会再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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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对剩余价值来看，马克思认为它主要是通过在扩大的流通领域内实现消费在量和质上的同时改观来获取。在更大范围内创造新的消费意味着新的需要的出现，即新的使用价值的产生。新的使用价值首先要求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找新的物的有用性并创造出新的需求；其次，要求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再次，要求技术的不断更新实现对自然物的新加工，以赋予其新的使用价值。这都决定了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空间会阻碍资本的增殖，而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与实现决定了资本要冲破空间界限不断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和新需求，这也推动了新生产部门的兴起。马克思对消费、新需要的论证与黑格尔在论证殖民事业可促进新需要的产生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前者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扩张不仅仅意味着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建立贸易关系，还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新空间范围内的建立。
当我们说到译者身体体验的缺失，就不得不谈及传统翻译理论观。传统翻译理论强调作者的权威性和译者的隐形，对待原文要客观、忠实，因此译者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就被压制。在西方，追求翻译的理性可以追溯到西方认知论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和笛卡尔，乔姆斯基则是语言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柏拉图认为人类的感知体验不能保证经验的正确性。而且从感知体验中得到的信息总在变化且不具可靠性。笛卡尔则通过论证人类感知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丢弃感知却重视推论的语言系统。后来，乔姆斯基吸取了笛卡尔语言学的观点，以转换生成语法和注重语言结构而闻名。
随着资本在地理纬度方面普遍化的不断实现，普遍化的生产和需要的体系也得以建立。资本一方面为获取剩余价值而在全球范围内探索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技术对自然物进行加工以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用以交换，促使新的产业部门的建立，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创造出人对新消费的需求和享受以及具有广泛需要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广泛需要的体系与普遍化的生产体系二者相适应，共同形成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3]90。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打破了前资本主义阶段对地方性发展和自然崇拜的现象，使一切自然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资本也按照自己的趋势不断打破民族偏见和民族界限，使更多的自然物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的掠夺本质上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在当地构建出一套从属于普遍化的生产和需要的体系的景观，强迫当地的生产与生活采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获取剩余价值。这一发现与论证也是黑格尔的不及之处。
资本对地理界线的打破并不意味着对自身界限的最终克服，它的每一次扩张意味着矛盾在更远的范围内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普遍性趋势要求它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运动就是在不断克服限制中展开，但并不能因为限制的暂时克服就以为“资本已经在实际上克服了它”[3]91，因为“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3]91。马克思在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关于资本界限问题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作出进一步论证，并将资本的界限最终归结为四个方面：它是蕴藏于生产领域之中，“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交换价值的限制”[3]97。因此，从商品生产的那刻起矛盾就开始产生，商品交换的过程正是这一矛盾展开的过程。马克思并未像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样，将资本限制或归于偶然性因素或寄托于法律、习惯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的方式来消除界限。在马克思那里，资本自身的界限具有天生性、必然性特征，只能是通过对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推翻来克服界限，依赖于地理扩张的方式只是将矛盾推向更广的范围，属于矛盾缓解、矛盾再生的循环过程。因此，殖民地的开拓对于马克思来讲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孕育。
贫困和市民社会的局限性直接导致黑格尔通过殖民扩张解决市民社会困境这一方案的提出。在黑格尔那里，贫困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在市民社会下降时期出现的偶然现象，也不是市民社会的副产品，而是由“需要的体系”的必然性所造成。“当市民社会处在顺利展开活动状态时……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一阶级就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1]244社会财富和个体贫困之间的矛盾性出现在市民社会的健康上升阶段，而财富和贫困适成比例的增长成为黑格尔市民社会中的最大局限性所在。黑格尔接受并肯定了市场中商品交换体系所建立的相互依赖的普遍性体系，一方面个体通过劳动和需要与他人建立起的普遍性联系满足了自身的特殊性目的，个体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自由、自尊和他人的承认，另一方面则通过普遍性联系孕育出个体的实体意识，黑格尔认为这是市民社会过渡到国家、最终形成伦理理念的必经之路，但也承认这一相互依赖的普遍性体系并不能如斯密所主张的那样：假如每个人都理性地遵从他所谓的明白的自我利益，那么就会从这些利益的冲突中形成所有人的共同善。因此，贫困甚至于贱民的出现既影响了共同善的形成，又阻碍了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个体无法通过劳动获得自由和他人的认可。在黑格尔对这一局限性问题方案的寻求中，他都以此为理由先后否定了社会救助与公共劳动的措施，并提出“由于这种事业(殖民)，市民社会使其一部分人口在新的土地上回复到家庭原则”[1]247，他设想通过海外扩张的方式来转移人口(主要是贫困或者贱民)使其在新的空间中重新接受家庭伦理的孕育，在缓解国内市民社会困境的同时又能通过创造新的需要和消费来增加宗主国的财富。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趋向是实现普遍化，这种普遍化分别在地理纬度和生产与需要的体系中表现出来。在《57-58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一节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为获取剩余价值而不断向全球扩张进行了证明。从地理维度的普遍化来看，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因为剩余价值的生产需要另一地点创造出与其顺利交换的剩余价值，因此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是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3]88，它暗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交换范围在地理空间维度的扩大，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空间内对其它生产方式的替代或者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取代以前的生产方式与创造世界市场一体两面的建构过程，它要求资本生产中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逐渐让位于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换言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除了在时间上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尽量缩短之外，还在空间上体现在资本趋向于在一切地点建立起由资本所推动的生产。
三、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歧及其对分歧的超越
在关于市民社会走向殖民主义的必然性问题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态度存在一致性。与大部分学者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认识理解为是由自我意识任意捏造的精神产品不同，本文认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之上，是在对现实问题——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的分析与解决方案探索中论证了殖民主义的必然趋势，这也符合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判定。“需要的体系”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结构，其日益膨胀的欲望在耶拿时期的黑格尔看来已经表现为“强烈的猛兽”，晚期时黑格尔继续从个体的特殊性需要、社会等级划分等角度对市民社会的殖民主义趋势进行了有效论证。在马克思那里，由《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交往形式的扩大在推动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论证了市民社会的不断殖民扩张性；而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运动规律的认识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决定了它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兼具自身难以克服的界限，在现实中表现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寻求以及自身矛盾在更广范围内的再生，它无法实现自我修复。因此，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中论证了市民社会的殖民主义趋向，在这个问题上，两人持同一态度，但是，在市民社会核心问题即市民社会能否被改良的问题上他们出现了根本分歧。这一问题的回答与探索也使马克思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在马克思那里，殖民主义不仅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成为了重要角色，它同时也是资本为实现普遍化而在全球布展的结果。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马克思十分清楚资本主义政治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之间的一致性，但依然基于资本自身的矛盾最终会走向灭亡的论据而否定了殖民主义对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社会困境的可能性。
对马克思而言，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交往范围的扩大，推动了市民社会的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这一过程伴随的是市民社会必然冲破民族界限走向横向扩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随处可见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资本在全球扩张进行的阐释。其中《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跳出一隅向外布展时与黑格尔的论述有一定相似之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市民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对扩大生产的需求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贸易联系，打破民族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历史。此时，市民社会的扩张表现为殖民主义侵略与世界历史构建的一体两面过程，马克思也基于此对市民社会的殖民主义行为持有辩证态度，这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关于英国在印度的侵略评论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曾经从思想史角度对马克思《资本论》1卷中的“现代殖民理论”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构建了理论关联，他认为“现代殖民理论”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海外扩张走向的某种回应。在哈维看来，黑格尔始终将海外殖民作为解决市民社会困境的方案令马克思感到不满，“现代殖民理论”就是马克思对这种不满的一种回应，并力求找到另外一条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解决路径，即马克思始终将重点放在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之间的矛盾上，将解决路径寄托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的这种坚持使哈维感到吊诡，因为马克思在十分清楚政治与资本主义全球动态统一性的情况下，却“没能清楚地藉由将外贸、地理扩张等问题整合到理论中来考察空间修补，而只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5]451但哈维认为被黑格尔所激活的帝国主义空间思想并未被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抛弃。19世界晚期帝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向全球转移冲突的趋势升级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内部与外部转变之间动态关系的问题。以列宁、卢森堡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跳出了马克思资本与劳动者阶级分析斗争范式，构建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解释范式以回应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现实。哈维认为，黑格尔接受了市民社会以内在和外在转变的张力作为其海外殖民理论的焦点连接了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与列宁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观点之间的裂缝[5]452。他对马克思弱化殖民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矛盾缓解重要性的作用感到不满，并对其理论局限性做出判定。但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在于其认为殖民地并非能够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这一边界终究会被撞破”[6]。哈维为自身空间修复理论所寻求的正当性如果不以此为依据，那他所构建的空间理论也就失去了解释效力。
向南的孩子呱呱坠地了，只几天，他就会冲着易非笑，易非看见那双长得像极了向南的眼睛，她没法不对他好。而且，她想，对妈好吧，就这最后一次了，这最后一次把所有的账都还清，以后决不再这么软弱了——我自己还有能力，有工作、有前途，——戴主任不是对我越来越好了吗？
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海外殖民走向的论证与判定是对其所从属时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批判与探索。黑格尔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揭示了市民社会内部固有的困境，并对市民社会的殖民主义必然趋势做出论证，展现了他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解，但其寻求殖民主义对市民社会进行修正的主张也暴露了其哲学内容的局限性。相较于黑格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批判与理解更为深入，他对资本逻辑运动规律的掌握使其明晰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必然会不断突破民族界限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化的实现，但是资本自身界限的问题决定了市民社会困境的解决不能借助于对它的修正上，这也是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必需直面与解答的时代问题。市民社会殖民主义的开启与论证证明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才能找到有效、合理的解决路径。
虽然当下正处于和黑格尔、马克思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二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线索对市民社会殖民性的研究仍具现实指导意义。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所逐渐建立起的世界格局是市民社会这一范畴在时空上的延展，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资本主义制度首次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确立并逐渐形成现代殖民主义体系，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外转移根本矛盾从而导致帝国主义之间、殖民地与宗主国冲突升级的结果。随着二战的结束、现代殖民主义体系虽然在形式上得以瓦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以及普世价值的流行标志着世界秩序已经由霸权主义时代进入后霸权主义阶段，国际规则的规定者仍由资本主义国家担当：它在政治上摆脱了霸权时代的直接经济控制与军事威胁，走向一种较为精致的控制权；经济上维持中心与边缘的依附性格局，通过“利他式”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负担弱小国家无法承担的债务，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文化上造成西方普世文明与野蛮文明史观的差异，不平等的政治格局直接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剩余价值的转移，实际上压抑了落后国家的发展空间与权利。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5 d后，两组患者发热、咽喉疼痛、脓性分泌物的具体消失时间结果见表1。治疗组发热和咽喉疼痛症状的改善更加明显（P＜0.01）。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的治愈率及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2。两组均未发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新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深以及新兴力量的兴起正逐步改变着原有霸权主义性质的世界格局，世界正走向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如何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既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不变又不被资本逻辑的隐性殖民所侵蚀和控制仍是最为根本的现实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直接应对。作为一种兼具批判与建构双重特性的世界观，从表象上看来，它只是中国所提出的外交理念或者方案，本质上是为破解资本主义全球化痼疾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它秉承着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殖民性的批判立场，构建了一种尊重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新型交往体系，同时创造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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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nialism of Civil Society :From Hegel to Marx
WANG Ya-jie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 :Hegel and Marx all proved that civil society would inevitably move towards colon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Hegel put “System der Bedürfnissen” as the main structure of civil society,proved that the desire for expansion of civil society would drive itself to overseas expansion,and hope it can solve the plight of civil society. In terms of capital logical,Marx proved that the civil society,whose core is capital logic would inevitably break country boundaries to realize the universalization. Due to the limits of capital,civil society would not solve it’s problem by means of mending. This is a fundamental division in their views,at the same time,it shows that Marx thought of civil society transcends Hegel.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colonialism; capital; limits
中图分类号: A811;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5.018
收稿日期： 2019-04-02
作者简介： 王亚杰(1989-)，女，河南许昌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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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殖民主义论文; 资本论文; 界限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