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与实例看世纪之交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德国论文,中国论文,实例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即使我们保守地把真正具有学术意味的德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端时间，定在较晚的20世 纪20年代（当时诞生了一批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德国文学史），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迄今 也已经历了将近80年的风雨。但是客观地说，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文学研 究（如日本文学、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研究）相比，在这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德国文学研究远谈不上繁荣；近年由于中外交流的增多与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局面有所 改观，但从总体上看，研究的规模与深度都还有可以大力拓展的空间。有鉴于此，笔者拟以 一组统计数据和一些相关论文实例，对近年来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作一概观性的透视，并以 此 为基础，对新世纪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前景谈一点个人粗浅的感想，以就正于学界同道。
一
本文以下提供的数据，仅限于1995年至2000年这五年间发表的德国文学研究论文，同时由 于数据来源仅限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的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 第1期至2001年第3期上转载的论文及该刊每期所附“索引”，数据统计肯定存在不完备之处 ，但人大复印资料所涉及的学术刊物面广量多，以它为基础所制的下列两表，依然可以从一 个侧面反映一些德国文学研究界的实际情形。
表一、表二显示的是1995年至2000年间发表的德国文学研究论文的分类统计。其中表一以 传 统的文学载体分类为主，同时考虑了论文主题涉及的实际情况，而将“中德文学关系或比较 ”专列一类；但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论文主题溢出上述各类，而只能再设“其他”一类。表 二则以论文所涉及的德国文学研究阶段分类，为了统计结果比较明晰，该表将德国文学的发 展分为18世纪以前、18世纪至19世纪初、19世纪和20世纪四大段，末附“不分段”一栏。需 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所涉主题分类，还是以所涉时段分类，我们统计的归属都只是大致的 ，也就是说，归类时主要考虑的是一篇论文讨论的作家、作品或中心论题的最突出的类属， 如有关歌德《浮士德》的，就归入18至19世纪初的戏剧，有关君特·格拉斯的则归入20世纪 的小说，而综合论述歌德的，则因为在主题分类中无法归入某类文学体裁，只能划入“其他 ”，等等。
从表一所列看，这五年间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在关涉的主题方面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首先是尽管小说、戏剧这两种传统体裁都受到较多关注，但对德国文学中散文一块似乎关心 不多，除了一些综论性文章兼涉散文之外，几乎没有学者专门著文讨论德国散文。表中所列 的唯一一篇相关论文，是1997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上刊登的李伯杰所撰《“断片”不 断——德国早期浪漫派断片形式评析》，李文是一篇出色的论文，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并 非专论德国散文，而是从“断片”这一特殊的文体，讨论当时德国作家的思想。其次是受19 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和同年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学界集中发表了一批相 关论文，其中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之作，但也包括了一部分一般介绍的重复之词。这也就是表 中1999年的“其他”一栏及同年的“小说”一栏数量较以前突增的主要原因（2000年的“小 说”栏中数量较大，亦与君特·格拉斯99年获奖有关）。但表一所列也有显现了学界崭新趋 向的一面，像有关中德文学关系与中德文学比较的论文，后几年明显多于前几年，有关文学 理论的论文逐年稳步递增，就都是十分令人欣慰的现象。
从表二所列看，学界的热点与冷点区分相当明显：18世纪以前的德国文学，几乎无人有兴 趣涉及；19世纪的除了海涅，别的题目似乎也很少有人关心。相比之下，以歌德、席勒为中 心的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德国文学，仍是学者们一如既往地热情追踪的课题，只是量的增加 似乎并不能与质的提高形成正比。而对20世纪德国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则是近年来德国文学 研究最为出彩的领域，不仅篇数逐年递增，且总数在各分段研究成果中独占鳌头，同时也出 现了一些有深度有见解的上乘之作。
二
除了根据上列二表统计的一些并不十分完整的数据，而得出上述也许难免带有些片面性的 结论之外，我们也通过选读一些论文，从而对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现状有了一些更为具体的 认知。
首先，近年来德国文学研究涉及面之广，选题之丰富，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一些论文在 选题的新颖与材料的发掘方面都后来居上，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上佳的示范。如《外国 文学》1999年第3期发表的曹雷雨所撰《19世纪美国文化对歌德的拒绝与接受》一文，兼涉 歌 德研究与美国文化史两个领域，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对美国19世纪接受歌德的历史作了细致 的梳理与分析。文中提出的“美国19世纪对文学民族性的高度强调是它对德国文学作出一系 列反应的强大动力，而这些反应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民族文学的形成”的论点及其相 关论证颇能引人深思；而论文提出的歌德在美国或极负盛名或受审于道德法庭的双重命运， “都与美国19世纪兴起的超验主义运动息息相关”，又为我们理解歌德及其作品的世界反响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至于文章立意于“思考当前跨文化文学接受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更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此外像前面已经提到的李伯杰的《“断片”不断——德国早期浪 漫派的断片形式评析》，以及王晓珏的《启蒙时期的德国国家小说》（刊于《外国文学评论 》1999年第2期），在选题与述论方式等方面均不乏新意，给人以学术的启示。
其次，如前所述，20世纪的德国文学已确然不移地成为近年德国文学研究的重心，诞生了 一 批高水准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有益于学界深入了解德国文学的本来面貌，更在一个崭新的 学理层次上，引导我们去思索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如李昌珂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先后发 表了两篇颇有份量的论文，一篇是《超越历史时空的“历史”——谈德国“流亡文学”中的 历史题材作品》（1995年第3期），一篇是《文人与国家——联邦德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片断》（ 1997年第4期）。前者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流亡作家转向历史题材创作现象入手，在分 析了流亡作家在特殊情境中产生“失语症”的情形后，以丰富的实例揭示了当时作家“转向 历史题材，普遍地带着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上类似现象来认识动荡、紧张和矛盾的当代 现实的愿望”这一事实，指出那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借古喻今”方法，其中同时隐含着一种 重建个体自我的热望。后者实际涉及的是文学史中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 文章回顾了二战以后联邦德国文学经历的从50年代对新生国家的冷漠，到60年代文学政治化 的趋向，由此从传统和现实两个层面深入地分析了在那一特殊时期里，西德作家的情感起伏 与焦虑心态。同类论文中还有一批论述两德统一后的德国文学论文，如邵思婵的《呼唤理解 ——论统一后的德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等，虽然分析尚未如李昌珂两 文那么深入，但提供材料切实，述论具体，为学界探讨相关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近年发表的德国文学研究论文中，也开始有一些重视概念、语词辨析与史料考订的 文章。它们所论问题虽然细小，而所影响的其实是学术品格与风气的大问题，因此值得大力 推介。如王海颖的《“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尼采“非理性”或“浪漫主义” 之辨》（《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对知识界普遍认为的尼采主张“非理性主义”之 说 提出不同看法，并从尼采本人的文本出发加以考辨；吴晓樵的《鲁迅与海涅评诗及其他》（ 《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9期），则指出20世纪40年代有关鲁迅评诗的一桩“公案”， 对鲁迅之所以喜爱海涅及其表现，从史料的角度重新作了一番梳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诚地 期待 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台阶，这类看似琐细的考辨之作是不能轻视的，因为它最 终涉及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学术规范问题。
说到学术规范，我们也发现近年发表的个别学术论文在这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如有一篇谈 布莱希特翻译4首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诗的文章，已明知布氏所译是根据阿瑟·韦利英 译本转译的，而正文中仍大谈德译与白诗原文的异同，根本不涉及英译本这个中介，这样的 中德比较究竟有多少是合乎实际跨语种翻译实况的，实在是很可怀疑。
三
以上我们从数据和实例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作了一点 粗略的透视与分析，由此出发，我们也就可以对新世纪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的前景有一些比 较切实的把握。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学术门类的成长壮大自然离不开参与者人数与学 术成果数量的增长，但现实的情形证明，简单的量的增加未必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尤其是 当这种量的增加只是由某些应景文字或重复劳动造成时）。相反地，深入的脚踏实地的研究 ，才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真正动力。就20世纪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而言，继续开展基础性 的研究仍然是本领域内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待开垦的处女地之多，亟需学者们沉下心来， 一一加以解决，这方面急功近利、赶潮头之举尤其应当避免；那些似乎已经陈旧的课题，其 实也仍然有待于学者从新的视角加以更为深入的阐释，而人云亦云之说，则愈少愈好。跨文 化、跨语言的比较研究，自是应该 大力提倡的领域，但因这一领域的研究所需各方面条件甚多，对学者个人的学术造诣方面的 要求也甚高，所以单凭一个好题目便仓促落笔的做法便不宜提倡。
我们相信，随着学界对德国文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比20世纪有更新面貌的德国文学研究 论 著，一定会层出不穷，而具有深刻见解与扎实功底的佳作，也一定会从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