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经济的分配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分配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改变为按多种要素分配的制度，即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提供资本获得利息，提供土地获得租金，提供企业家的才能获得利润。应该说，我们原先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很难容纳当前我国实行的这种按多种要素分配的制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矛盾。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是：资本获得利息或利润收入是不是剥削？关于“资本剥削”的讨论和争论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到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但是，同样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提法。提法不同，对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围绕上述问题，按照笔者的观点，更加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这样：第一，按照要素分配，包括取得资本收入，对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则肯定；相反则否定。第二，按照要素分配，包括取得资本收入，对我国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导致我国收入分配过于悬殊，以致威胁了社会的稳定，则应该考虑一定的对高收入进行有节制的再分配政策。如果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如果讨论和争论围绕着这样的提法展开，那么，讨论和争论或许会具有更多的现实性。
不过，依笔者的观察，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本剥削劳动”，而是恰好相反，即包括资本在内的参与生产的诸要素未能获得与其贡献相适应的报酬。笔者将其称为分配效应，并认为它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本文首先回顾了分配效应在传统经济中的表现，然后对其在过渡经济中的表现予以尽可能全面的描绘。
二、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情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新体制和传统公有制之间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新体制的许多问题和传统公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逼着我们必须回过头更仔细地看一看那个已成为过去的体制。
传统公有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基本问题或基本困难，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其放弃呢？今天，我们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回过头观察过去的体制，完全可以利用“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得出更加理性的认识。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传统公有制存在巨大的积极性问题，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普遍低下。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公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性低下的问题愈加尖锐。笔者认为，传统公有制的基本问题或基本困难就是缺乏积极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为什么人民群众反而缺乏积极性呢？比较普遍的解释是“产权不清晰”或“所有者缺位”。这种解释的重要缺陷是，它虽然看到法律上规定的公有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对于在实际运行中起作用的究竟是怎样的所有制或公有制，就语焉不详了。这样重要的问题是不应忽视的。
传统公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弊端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生产无政府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社会主义应当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新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方面，实践和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对应关系。
因此，“公”被抬得很高，甚至它本身已经成为判断经济状况优劣的标准：“公”就是好，“不公”就是不好。而“私”——个人——则被大大贬低。按“公”的眼光看，为了实现“公”的目标，可以损害“私”的利益，或者说，要求“私”作出任何牺牲，都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公”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实践其实很难对此深究。制度建设者只能按照他们的理解把“公”变成一定的条文或制度，然后再通过一整套方法来贯彻这样的条文或制度。至于这样的条文或制度在实践中将起怎样的作用，将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公”，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建设者所能控制的。在这里起作用的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经济规律。
那些关于“公”的条文和制度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法律上规定由国家或政府全权处理“公”的事务、贯彻“公”的要求。
“公”要求把全社会的生产置于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考虑和安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的真正败笔在于：割裂了劳动投入与其回报之间的联系。这真正是犯了经济学的大忌。
这种大规模的再分配完全取决于计划安排，它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不同行业之间，一些行业的劳动成果被无情地“剥夺”，一些行业则无偿地获得补贴；在地区之间，一些地区的劳动成果被无情地“剥夺”，一些地区则无偿获得补贴；在行业之内或地区之内，一些企业的劳动成果被无情地“剥夺”，一些企业则无偿获得补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将传统公有制的短缺现象归结为企业预算软约束。就是说，他观察到在传统公有制下，企业可以无偿获得补贴。至于企业获得的补贴是从哪儿来的呢？补贴的“出处”在什么地方？科尔内就不说什么了。这大概不是因为学术上的疏忽，而是因为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的大背景下他不愿意直接面对那个更为尖锐的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消灭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剥削农民的现象。社会主义理论家肯定没有想到：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完成了消灭这两大剥削以后，却以一种新的形式大规模地制造出劳动投入与其回报的割裂，并使之制度化，就是说，使这种割裂成为社会主义本身。
在制度建设之初，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提出来的，个中原因很简单，因为普遍的看法是：社会主义不仅消灭了旧式的剥削制度，而且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这就从根子上铲除了任何形式的剥削，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另一方面，政府天然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政府对劳动成果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正是为了实现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按照今天的眼光，上述问题应该这样认识：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样就造成了劳动投入与回报之间的割裂。但是，这种劳动投入与其回报的割裂可能有多种形式，马克思讲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第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并不能自动地保证劳动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内涵是：劳动回报与劳动投入基本一致。
第三，政府对劳动成果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是否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是取决于宣言，而是取决于劳动人民的真实感受。即使进行这种再分配的出发点的确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只要劳动人民没有切身的感受，就不能说这种政策实际上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上述劳动投入和劳动回报之间割裂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企业内部。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这个重要的分配原则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由于私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任何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报酬；(2)多劳多得。第(1)点已经做到了，第(2)点虽然在原则上很清楚，但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其基本原因正如上述马克思所揭示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表现出来。而在传统公有制中，恰恰缺乏这一评价价值的关键环节。因此，“按劳分配”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很大程度上的平均分配即“大锅饭”。这样，在一般情况下，熟练劳动者未能获得十足的回报，而非熟练劳动者却能获得超额的回报；复杂劳动者未能获得十足的回报，而简单劳动者却能获得超额的回报。
在传统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特别是1957-1977这二十年，我国劳动人民的收入几乎没有提高。就是说，那种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那么，这种大规模再分配的政策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呢？
第一，保护了简单劳动者、非熟练劳动者以及偷懒者的利益（同时也就打击了复杂劳动者、熟练劳动者以及勤奋者的利益）。
第二，保护了政府重点投资项目、重点发展行业从业人员的利益（同时也就打击了非重点投资项目、非重点发展行业从业人员的利益）。
第三，保护了“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并将其提升为从事经济管理（包括企业管理、行业管理等）的基本队伍。这一新崛起的强势阶层，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第四，保护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就损害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地区人民的某些利益）。
第五，维持了相当平均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也就失去了使国民收入更快增长的机会）。
这些由大规模再分配政策带来的利益或再分配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这种未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政策的实施居然能够长达二十年时间，从反面证明了上述再分配利益在我国曾经处于何等重要、何等主导的地位！
在近、现代的各种社会形态中，某种程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总是存在的。但在传统公有制下，却把再分配功能发展到极致，使之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调节社会资源、控制社会生产的基本力量。再分配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恐怕就是传统公有制真正的内在规定性，从而也是我们理解传统公有制的一把真正的钥匙。因此，如果有人将传统公有制称之为配额经济或分配经济，笔者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传统公有制一直被认为是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马克思非常尊重个人劳动的投入。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报酬应与劳动的投入一致，坚决反对剥削。第二，马克思非常现实地指出，即使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的个别劳动投入也不一定能够获得等值的劳动回报，因为个别劳动能够获得多少价值必须通过社会即商品交换的检验。传统公有制在这两点上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恰恰是对立的。
三、市场经济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劳动回报与劳动投入相背离的情况，其他生产要素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一般的意义上，可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分配效应，即在价值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发生价值的转移。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了发生在诸多场合的分配效应，下面作一简单的介绍：
1.对劳动需求的买方垄断
在竞争性市场中，劳动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这表示劳动投入得到了实足的评价。但在劳动市场买方垄断的情况下，企业能够压低工人工资，使其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这样就使得劳动的回报小于劳动的投入，即产生了剥削。
2.机会主义行为
在市场经济中，有的人不仅单纯地利己，而且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如利用掩盖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等方法，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一切商业欺诈、专利剽窃、偷税漏税、股市的内部交易、违约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3.外部经济效应
企业生产排放废水废气，污染了水域，污染了空气，造成其他人的生存环境变坏，直接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这种不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产生的影响，就是外部经济效应。企业通过生产获得利益，但生产的部分成本却无偿地由其他人承担，这样就产生了分配效应。
4.公共产品的供给
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由于缺乏市场的评价，公共产品的价值只能由在公共产品生产中的支出决定。实际上，由这种支出决定的只能是公共产品的名义价值。由于存在规模扩张的巨大刺激，在公共产品数量不变时，其名义价值可能增加；或者，在公共产品数量增加时，其名义价值以更大的幅度增加。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产生了分配效应。
5.寻租
在市场经济中，对市场的垄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垄断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就像任何其他资产（如土地）能为其所有者带来“租”一样，由垄断权利这种资产获得的超额利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租”。借助政府差别性的管制政策，确立或维持垄断权利的成本可以大为降低。企业谋求政府实施差别性管制政策的种种活动，就被称为“寻租”。寻租活动包括院外游说、广告宣传、资助竞选、贿赂官员等。从社会的角度看，用于寻租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它没有生产出任何新的产品，只是使私人企业把更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据为己有。
6.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就是价格水平持续上涨。价格水平上涨通常也会引起工资上涨，但工资上涨往往赶不上物价上涨，这样导致工资收入向利润收入转移，即工资收入受损、利润收入获得额外的利益。类似地，通货膨胀还导致债权人利益向债务人转移、货币收入向实物收入转移、退休收入向在职收入转移，等等。
四、过渡经济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得到了根本性纠正。从这个方面看，劳动回报与其投入的一致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回报与其投入的背离以各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变本加厉地产生离心力，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新形式的分配效应可以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可以称之为“化公为私”，包括利用“双轨制”倒卖国家资源谋取私利，利用各种审批权谋取私利、通过偷、漏、骗税谋取私利，通过走私谋取私利，通过掌握国有资源的经营权谋取私利，等等。第二类可以称之为“化私为私”，包括各级管理部门肆意收取费用却不提供相应的服务，通过股票、基金的“黑箱操作”分割广大股东的利益，通过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损害购买者的利益，等等。毋庸置疑，上述各种行为大都为现行制度所不容，属于违法行为。但是，鉴于上述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在这里不得不把它们作为现行制度实际运行中的一个内在部分加以考察。
新形势下的分配效应具有新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能完全由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加以解释。以下尽可能全面地描述这种具有新形式的分配效应的主要特征：
1.分配效应的经济依据
传统公有制的大规模再分配是从全国生产的计划安排出发的。在当时的体制下，这是光明正大的，有完全正当的经济理由。市场经济通行的原则是按照要素投入的贡献进行分配。按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也是完全合理的。而在过渡经济中这种“化公为私”的分配究竟有什么正当的经济理由呢？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掌握国有资产的行政官员和企业领导人的劳动回报低于劳动投入，因此，必须通过“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补偿。这种理由至多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可以用机会成本衡量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两部分人索取的补偿远大于他们自身的价值。
2.分配效应的经济利益
传统公有制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或制度安排是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这是在上文中已经阐述的观点。但这是事情发生几十年以后才得到的认识。而在当时，从主观上看，这种政策确实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出发点的。至少在开头的若干年，它的确起到了鼓舞人心、同心同德的作用。
过渡经济中通过“国有资产流失”进行分配，直接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损大我利小我”的行为，产生了瓦解军心、离心离德的极端恶劣影响。
3.分配效应的控制权能
在传统公有制情况下，大规模再分配是通过行政渠道进行的。再分配的控制权由经济管理官员掌握，而收益权最后总可以归属于老百姓。而在过渡经济中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分配中，经济管理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既掌握分配的控制权，又掌握分配的收益权。于是，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食利者阶层即“国有资产收益阶层”。
4.对分配效应的约束
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是通过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实现的。问题是：(1)最终的委托者——全体人民——实际上很虚，很难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2)经济管理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作为所有者的代表，要求实现国有资产的收益权；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为所有者实现国有资产的收益权。由于一身二任、两权合一，指望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约束即刻瓦解，实现国有资产收益权的职责于是演变成一种简单的但更有诱惑力的权利，即对国有资产的自由处分权和优先收益权。
5.实现分配效应的领域
在传统公有制中，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主要是对劳动收入实行大规模的再分配。在过渡经济中，所有生产要素都是有价的，因此，哪里有国有资产，哪里就存在分割国有资产的机会，如产品价格双轨制、土地批租、资产评估、企业重组、工程承包、偷漏骗税等等。
6.分配效应的规模
在过渡经济中，分配效应的规模依然很大。据测算，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是大约一天一个亿。据此，一年共流失400亿，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0.5个百分点，这是几百万劳动者一年辛苦的血汗。
7.分配效应具有分散性
在传统公有制中，大规模的再分配具有集中性。而在过渡经济中，国有资产的存在在地域上具有分散性，因此，对国有资产的分割也具有分散性。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克服前者相对比较容易，而克服后者则要困难得多。
8.分配效应的后续效应
这里的问题是，比如说，国有资产一天流失一个亿，这一个亿后来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三个可能的投向：消费、储蓄、投资。如果是用于投资，则扩大了国内需求，继而扩大了生产能力，为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应该说，这样花费总比其他的花费要好。这种情况被崔之元称为“逆取顺守”，意即虽然钱的来路不正当，但钱的花费还是正当的。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顺守”呢？从道理上说，如果“顺守”的成本小于“逆守”的成本，就会产生“顺守”的刺激。但在过渡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制度“真空”，有许多“空子”可钻。这样使得“逆守”的成本反而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逆取顺守”、而是“逆取逆守”成为更为普遍的现象。例如，利用走私和偷、漏、骗税所得的钱，送红包、盖红楼，俘虏海关关长、警察局长，然后进行更大规模的走私和偷、漏、骗税。
9.分配效应的对外开放背景
传统公有制是一个封闭经济。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虽然会导致劳动者降低有效劳动供给，但不至于使名义劳动供给减少。过渡经济就不同了，它同时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其他分配因素终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表现为劳动者收入与其投入的背离。这种分配效应会促使一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复杂劳动者流向国外，这对于急需在各方面进行创新的我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损失。
10.分配效应的非全局性
在传统公有制下，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是全局性的，因此，对效率的损害相当大。在过渡经济中，分配效应仍然存在，但是整个体制的微观基础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劳动的投入、劳动投入的方式以及劳动投入的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其他生产要素也可以依据市场条件获得收入。在这些场合，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贯彻。这样就使得国有资产流失这些分配效应仅成为一个相对局部的现象。因此，国有资产流失等分配效应虽然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没能挡住在劳动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积极性的基础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前进的步伐。
11.分配效应形成的多重性
在过渡经济中，分配效应有三种形成机制。第一种是由传统公有制在过渡经济中一定程度的延续形成的。例如，政府对水、电、气等行业的行政性垄断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分配效应。第二种产生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基础，例如由外部性产生的分配效应。我国小煤窑遍地开花。许多小煤窑的矿主不顾环境保护和矿工安全的要求，只知道拼命降低成本、扩大生产，疯狂追逐利润，结果多次造成环境破坏和人身伤亡事故。第三种产生于传统公有制的一定延续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基础的某种叠加。“国有资产流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由于传统公有制的延续，政府仍然掌握着极大量的国有资产；政府的经济职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其触角深入到生产中几乎任何一个角落。另一方面，国有资产有了价格，政府的管理职能也可以有价格；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受到了鼓励。这两种机制的叠加以一种强化的力量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等分配现象大面积爆发。
五、结语
笔者对过渡经济中的分配效应深表忧虑，并认为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由于职业的关系，只能纸上谈“经”，即希望通过本文的工作有助于提高对该问题的理性把握。
过渡经济中的问题像是要考一考经济学家似的，总是表现出复杂性，分配效应也不例外。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艰巨。第一，该问题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一种惯性，短时期内很难肃清。第二，在观念上一直把它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没有看成是严重的问题，认识上不清楚，行动上很难有所作为。第三，它是由两种机制分别起作用以及叠加作用产生的，具有强大的刺激。
但是，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今天，该问题没能阻止我国的高速发展，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但是，在全球经济中，我国不仅要和过去的自己比，而且要和其他国家比，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