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诗文[1]2000年在《试论泰国一九七三年十月民主运动》文中认为试论泰国一九七三年十月民主运动
布赛尔[2]1958年在《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三)》文中研究说明第二十章人口誌 印度支那由于內部不和陷于分裂狀态,因此一九四九年所能得到的人口統計就只是極其陈旧的数字。印尼和緬甸也是同样的情况:僅馬來亞,暹罗及婆罗洲曾在最近举行过人口調查。印度支那最后一次人口調查是在一九三七年,下面所列数字,卽取自此次調查。要注意这些数字同暹罗一样是指法定華侨而不是族別華侨。「一九三七-四三年中國手冊」記載:族別華侨在一九四零年的数字为四十二万七千人,而印度支那一九三七年度的人口調查則統計法定華侨总数为三十二万六千人。華侨与印度支那妇女所生之后裔,在一九二一
韩文君[3]2011年在《陈云党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术界对陈云党建思想的研究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中陈云党建思想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走过了从侧重微观研究到侧重宏观研究的过程,亦即从侧重陈云某一方面党建思想研究到侧重陈云党建思想整体研究的过程。在陈云党建思想的系统研究方面,从1992年刘开寿发表第一本试图建构陈云党建思想完整体系的专著至今已过去了将近20年。此后,只有三篇硕士论文做过相同的尝试,但均未能超越刘开寿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现有陈云党建思想研究存在着三个不足之处:对陈云某一方面思想的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陈云党建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需要深入,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本文试图重新建构陈云党建思想的完整体系并在研究中加强现有陈云党建思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本文在研究中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并综合运用了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全文由引言、正文(七章)、结论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意义,分析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第一章全面梳理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形成的条件包括个人品格条件、社会实践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影响三个方面。陈云党建思想的发展具有各个时期重点突出和各方面思想发展脉络清晰两个特点。以陈云工作重心的变化为依据并结合陈云党建思想发展各个时期重点突出的特点,本文将陈云党建思想划分为早期革命时期、主抓党建工作时期、主抓经济工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了陈云党建思想体系中的四个重要内容:领导方法、主体建设、思想方法和党风建设。第二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思想以学习为出发点,以思想方法为落脚点,以学习哲学为桥梁。陈云关于思想方法的思想中核心是实事求是,“十五字诀”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方法,正确处理真理面子问题则是实现实事求是的主观态度保证。本文还从陈云关于党建、群众、经济等工作的著作中,抽象出了陈云关于统筹处理主与次、集中与分散、战略与眼前、局部与整体、数量与质量、主动与被动、积极与稳妥、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作为陈云关于思想方法思想的一部分,这是陈云党建思想中颇具特色同时也在以前的研究中被忽略的内容。第三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提出了以党的原则为根本出发点,按照“高级干部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中央的团结——全党的团结”的路径实现党的团结的思想。在党的团结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党的团结居于主导地位,而党内斗争则是实现党的团结的手段,要从党的团结的目的出发。本文认为,陈云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在领导班子中更要强调民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更要强调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民主实现的关键在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第四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主体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思想包含党员和党员队伍两个层次。陈云关于党员队伍如何巩固的思想是陈云党建思想中易受忽视的部分,它其实是实现陈云“党员质量重于数量”著名论断的方法。本文认为,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核心是用人之道,具体标准是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本文回顾了陈云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从“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陈云德才兼备的思想与毛泽东才德兼备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本文认为,陈云基层党建设思想的重要价值在于它阐明了基层党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陈云基层党建设思想的核心。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党才是巩固的堡垒,基层党组织是深入群众的前沿阵地,是领导群众工作的核心力量。如果基层党不关心群众利益,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是不可能的。针对目前对陈云秘密党建设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本文从秘密党的地位和作用、秘密党存在的主客观条件、秘密党的党员、秘密党的组织形式、秘密党的巩固、秘密党的党外活动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陈云的秘密党建设思想。第五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本文认为,陈云领导方式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抗日战争前,陈云形成了“领导方式”的概念,论述了领导方式的实质和内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领导方式”思想。延安时期,陈云拓展了“领导方式”的内涵和外延,补充论述了关于“领导中的反馈机制”等问题。抗日战争之后,陈云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领导方式进行了抽象总结,从而也就克服了抗日战争前“领导方式”思想缺乏理论深度的局限性。本文还从领导的准备、领导的实施和领导的反馈三方面全面阐述了陈云领导方式思想的内涵。第六章集中论述了陈云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本文认为,把握陈云的党风建设思想,必须把它与精神文明建设、党的纪律、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治国战略;党风建设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关键手段,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党的纪律则是抓党风的关键一环;群众路线则是党风的根基所在。本文认为,陈云整顿党风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九个结合。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纪政纪结合起来;把利用全党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纪律和法律结合起来;把纪检部门工作和思想政治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把追求个人责任和追求党委责任结合起来;把提高党员素质和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结合起来;把批评教育和组织调动结合起来;把实事求是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本文认为,在陈云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中,做好群众工作是实现群众路线的关键。而群众工作的动力和出发点是群众利益,方法是自下而上,其过程可以归结为:深入群众——经过群众——实现利益。第七章着重论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基本体系和主要贡献。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是陈云的党建思想内在结构中两个关键支点。这两个支点是陈云党建思想的重心所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构成了陈云党建思想的体系,也规定了陈云党建思想的特色和局限性。陈云党建思想的特色包括三点:“道”与“术”的统一、理论的务实性与战略性的统一、方法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本文认为,陈云党建思想的历史贡献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二是改革开放时期为党在新时期保持革命本色和先进性、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作出了贡献。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强调思想方法,指明了实事求是的实现路径;重视学习,丰富了党的学习理论;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了党的组织路线理论;重视党风建设,推进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本文又从有助于新时期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有助于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助于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新时期提高党防腐拒变的能力、有助于新时期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五个方面阐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现实意义。结语部分集中阐述了本研究的创新见解,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4]1998年在《“奇迹”背后的幽灵(下)》文中研究表明还应该对创造“东南亚奇迹”的四个主要国家的政治轨迹进行比较考察，以估量每个国家在这场崩溃中可能的后果。这一考察以菲律宾为开端，再谈到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印度尼西亚为另一端。在“奇迹”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菲律宾看来是个可悲的例外：这个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
王秀[5]1981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连续六度执政》文中研究说明人民行动党在历次大选中的胜利新加坡是共和国,国家元首为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新加坡议会采用一院制,原名立法议会,后改为国会。现有七十五个议席。议员任期五年,由议员选举产生内阁,组成新加坡政府。国家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现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历届大选中获得席位情况介绍如下:
李诠林[6]2005年在《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文中指出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载体有汉语文言、国语(白话)、方言(客家语、闽南语、台湾少数民族语言)和日语等多种样态。本文尝试从文本创译用语的角度构建台湾现代文学史，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台湾现代文学进程中的独特的语言转换现象。 本文以语言转换为经脉，以台湾光复为界限，将台湾现代文学史分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日据时段(1923．1．1-1945．8．15)和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学(1945．8．16-1949．5．20)两个大部分(上下篇)进行论述；其中日据时段部分又分为两个小阶段(1937年6月日据当局废止台湾中文报刊及报刊汉文栏之前与其后)。并按文学本体与文学外围文化及两者的融混共生形态(主要表现为文艺论争)将两个大部分(上下篇)分别划分为文学外围书写、文学的内部考察、文学内外的纠葛缠绕三个论述角度与层次。 文学外围的社会制度等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和外围书写(如流散写作)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映摄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意涵。 文学内部的边缘书写(如女性文学、地下写作、民间写作等)、语言转换(如中——日文间的转换、文言——国语间的转换、方言——文言及方言——国语间的转换等)、文化隐喻(如叙事结构的隐喻、人物形象的隐喻、背景的隐喻等)则显示了台湾文学追求进步、坚守中华文化的韧性抗争精神。 日据时段的文艺论争与光复初期的文艺论议组成了文学外围事象与文学内部事象沟通的桥梁，实时控导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本质发展方向。 经过对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周边文化、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的全方位扫描，本文认为，边缘书写、语言转换、文化隐喻，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坚韧持守是台湾现代文学史最具规律性的文学现象。
李思语[7]2018年在《清末民初诗钟社研究》文中提出诗钟是一种诞生于道光年间并流行于清末民初的特殊文学形式,它以旧体诗歌为母体,在咸丰年间走向独立并不断完善,最终成为一种兼具文学性、娱乐性和竞争性的文体,获得了传统知识分子对其价值的认可。清末民初传统文人结诗钟社蔚然成风,诗钟社经历了道光时期的酝酿,在咸丰、同治年间由官员、名流的倡导走向全国大部分省份,最终在光绪、宣统年间达到结社高峰。本论文即选取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对诗钟社进行细致的考证和理论研究。这里的清末民初,上自道光二十年(1840),下至民国八年(1919);诗钟社的选录以创社年代为标准,从“专门的诗钟社”、“兼做诗钟的社”、“私人诗钟会”三种类型出发,考订、选录创立于1840年至1919年的诗钟社。论文分为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上编对清末民初诗歌概况、诗钟社的发展概况、结社动机和特点等做简要介绍和分析探讨;以“兴起”、“繁荣”、“持续发展”为关键词,对诗钟社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结合时代背景,对诗钟社的流变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下编对清末民初的诗钟社进行考订。具体来说,本论文又可分为七个部分进行理论阐述,分别为绪论、上编五章以及下编。绪论通过对清末民初的研究现状进行大体概括,提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同时对于考订时存在的时间段限和收录标准等问题进行说明。第一章旨在梳理诗钟的基本概念,包括其源流、格目、发展史等,以期对诗钟研究史上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下面的诗钟社研究打下基础。第二章从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旧体诗词发展状况和诗钟社结社动机三方面入手,探讨清末民初诗钟社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下文诗钟社研究做铺垫。第三章选取鹊华行馆诗钟会、张之洞幕府诗钟会、斐亭吟社、超社、寒山诗钟社等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钟社集进行重点论述,以明确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诗钟社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并探讨了近代报刊对诗钟社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对清末民初诗钟社的特点进行总结,概括出诗钟社不同于其他文人结社的四大特点——时代性、依附性、纪律性、封闭性。第五章对清末民初诗钟社的文学、文化意义予以分析评价,总结其在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地位和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文化价值。下编从“专门的诗钟社”、“兼做诗钟的社”、“私人诗钟会”三类出发,对各个诗钟社做详细考订,考订出清末民初诗钟社一百一十多个。
王强[8]2010年在《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开始由引进外智向本土化转变,注重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和管理模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的奠基者,因此,研究邓小平行政思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指导；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逻辑图式；以邓小平行政实践为现实基础；以近20多年学术界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的成果为学术支撑；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既立足全球化视野,又根植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具体国情,通过现代化对行政的外在压力和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两个视域来透视邓小平行政思想,力图勾勒出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发展脉络,冀望对邓小平行政思想有所感悟。根据系统科学“总分合”的原则,本文首先对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总体观照；然后分高效、规范、民主、廉洁四个向度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表征进行论析；最后对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再实践和发展进行论述,形成一个严密的结构体系。这样本文涵括导言、总体观照、理论主体、比较研究、尾论五个部分。导言部分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要通过中国现代化进程、世情国情、邓小平行政实践、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四个方面总体观照邓小平行政思想形成的图景。第三部分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通过高效化的目标向度、规范化的科学向度、民主化的价值向度、廉洁化的德性向度四个方面论证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主要表征；第四部分主要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使邓小平行政思想与西方行政改革和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进行对话沟通,以突显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特质和中国特色；第五部分主要对邓小平以后中国行政发展的绵延和再实践进行论述。本文认为邓小平行政思想并非妙想勃发,而是基于理性、合乎理性的产物,撮其概要,邓小平行政思想至少涵摄三重理性意蕴：一是“高效规范”的工具理性意蕴。面对“文革”后的无序状态,邓小平首先强调效率问题、秩序问题,并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的路径提高行政效率,从而赢得了效率专家的美名。二是“民主廉洁”的价值理性意蕴。在强调“高效规范”的同时,邓小平一贯坚持“人民政府人民管理”的原则,推动“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基层生活民主化”进程,推动“廉洁行政”的发展。三是“对话沟通”的交往理性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没有悬置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实现“返本开新”；从“世界公民”出发,邓小平注重学习借鉴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实现“洋为中用”；在行政实践中,邓小平还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铸”,实现“古为今用”。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西方行政学说、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对话沟通”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达到“视域交融”的境界,从而使邓小平行政思想实现了“中国特色”和“世界图景”的统一。
杨鼎献[9]2015年在《台湾现代绘画先驱—李仲生》文中研究表明台湾现代绘画的发韧,系在五十年代前后,时值白色恐怖时期。发展迄今,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和突破,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艺术形式与面貌,60年代抽象艺术在台湾风起云涌,而李仲生是台湾最早从事抽象绘画创作的画家,如果没有李仲生,台湾现代艺术的格局可能不是现在的情况。台湾美术发展,总因透过杰出的美术开拓者,在起伏变幻的时代风潮中,激荡出台湾美术崭新的篇章。早期台湾,经过不同阶段外来文化的洗礼融合如南岛文化,大陆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欧美文化在不同的时代纳入台湾,经过不断的蜕变,建构了台湾独特的文化风貌。二次大战后西方欧美前卫艺术理念透过李仲生的教学启蒙与在报纸上大量的文章发表,架构台湾接触西方前卫艺术的桥梁,也教出台湾最前卫的艺术团体"八大响马"的首批弟子,李仲生可谓是台湾现代艺术发展的先驱者当之无愧。本论文研究主要藉由被称为"台湾现代绘画之父"李仲生先生(1911至1984)的的现代艺术思想与绘画作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再藉由早期学生"八大响马"的艺术成就,透过深度访谈的方式,来印证延伸李仲老师的教学与创作理念,本研究主要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试图对其所提倡的现代绘画思想的教学理念进行探讨,并针对「反学院派」的教学理论作深刻的探讨研究,并试图从其抽象绘画作品中比对其艺术创作观及技法与现代主义艺术的关联性。论述的研究来源大多是从其撰写于专书、报章、杂志的文稿以及其学生"八大响马"口述、文字叙述中所得,再透过「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交叉比对分析整理归纳,所谓「画如其人」其中也经由对其绘画作品进行外观上的形式分析与访谈分析比对,试图找出一些李仲生老师另外的个性层面研究。当然也试图对作品画面中线条与色彩的分析与诠释,重新评价李仲生抽象艺术作品的定位。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从李仲生对现代艺术的探索历程来了解其现代艺术的思想面貌,针对其求学经历、师承以及当时代对艺术家的影响,归纳其现代艺术思想的缘由。第二部份,则是从"八大响马"口中的李仲生特殊教学方式中对照其李仲生自己的绘画作品,企图在思想观念、教学方式与作品实践中,找出李仲生追求创造性与独创性的艺术特色。第三部分,则是试图透过学生"八大响马"的艺术成就来反推左证李仲生艺术教育的社会效益,并证其李仲生教学理念在当代艺术教育的适当性与合宜性。
陶莎莎[10]2011年在《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最核心的概念,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任何国家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向外扩展,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中,绝大部分涉及普通公民在国外的切身利益与合法权益,维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职责所在。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的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和严峻,保障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状况的密切关注与重视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从国家中心主义到关注公民个人权益的战略转变,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世界人本化的进步潮流相契合,是中国外交、内政与国际环境、国际体系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国际上保护海外公民的相关理论与主要做法并对其进行评价,以为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意义。第二部分开始切入论文的写作主题。对海外中国公民相关概念和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的相关概念作出界定。第三部分,主要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角度,对晚清时期、民国、新中国至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进行了梳理,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第四部分对当前中国政府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政策提出了对策建议,使对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保护工作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与国家发展大局。论文第一章通过对海外利益中公民安全保护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阐述,从国际法、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等多维视角出发,结合国际体系的社会建构作用、国家定位和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国家利益观念的认知变化等,最终尝试为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第二章首先从公民和中国公民的概念入手,引出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界定。通过仔细区分华侨、华人等易混淆的相关概念来加深对海外中国公民这一概念的理解。其次,为了更好的突出对中国公民进行安全保护的重要性,文章一方面从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家利益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国家利益的层次构成和国家利益的性质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引申出海外中国公民在中国海外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总结海外中国公民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来源和安全风险变化,再次突出对海外公民进行安全保护的现实紧迫性与必要性,并最终归纳出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的概念。第三四章从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实行安全保护政策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方面进一步论证第二章的理论框架。主要梳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政策,重点梳理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保护政策。通过描述不同时期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实行安全保护的时代背景与特点,总结其中的外交思想、相关机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为当前中国政府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政策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论文第五章论述了中国政府当前对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的现状与特点,通过总结出国内外对中国政府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政策的评价,最终尝试为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保护政策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试论泰国一九七三年十月民主运动[D]. 林诗文. 云南师范大学. 2000
[2]. 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三)[J]. 布赛尔.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58
[3]. 陈云党建思想研究[D]. 韩文君.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4]. “奇迹”背后的幽灵(下)[J].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读书. 1998
[5].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连续六度执政[J]. 王秀. 东南亚研究资料. 1981
[6]. 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D]. 李诠林.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7]. 清末民初诗钟社研究[D]. 李思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8]. 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D]. 王强. 西北大学. 2010
[9]. 台湾现代绘画先驱—李仲生[D]. 杨鼎献. 中央美术学院. 2015
[10]. 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问题研究[D]. 陶莎莎. 中共中央党校.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