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功绩论文,错误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着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用什么标准来评价，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怎样正确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吸取历史教训，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在理论界乃至在群众中长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判断，而且“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①
本文力求在历史的长河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评析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阐明毛泽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进一步分析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及其根源，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精神素养。
一、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认识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问题
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也不能孤立地观察和判断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于领袖人物，还要正确认识领袖同阶级、群众、政党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这是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要求。邓小平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②他还对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作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③由此可见，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只有这样，才是公正地、实事求是地、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人物。
评价毛泽东，要坚持全面的观点，反对片面的观点。邓小平说过：“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④陈云也说过：“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⑤坚持全面的观点评价毛泽东，必须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不能以偏概全。不这样，就不符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⑥
评价毛泽东，要坚持科学的观点，反对感情用事。以客观的、理性的、公正的态度，而不是以主观的、偏激的态度。无论是肯定他的功绩，还是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采取科学的态度，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是在历史过程中长期锻炼出来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正如朱德所说，他“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⑦对于这样一位“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⑧必须坚持科学的观点。否则，不仅不能获得正确的判断，还会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
评价毛泽东，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有些人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用一些所谓的“历史细节”和敌对势力杜撰的“解密材料”来否定革命，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丑化、贬低党的领袖。他们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有的人甚至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不顾事实，不顾人民的根本利益，颠倒黑白，肆无忌惮地污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这种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反科学的观点，必然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和批判。
二、在历史视域下看毛泽东的功绩，他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⑨
近170多年来的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新民主主义，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一生，同中国历史性的巨变相伴。他出生在中国社会沦落的19世纪末，成长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为中国社会进步奋斗的50多个春秋的实践表明，他的确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⑩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奋斗终生，他的功绩，具有奠基性和全局性；他的影响，具有长远性和深刻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毛泽东为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贡献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青年毛泽东，耳闻目睹民族的苦难，饱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疾苦。在长沙求学时，他积极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开始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结识了被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等先进分子，还在多方面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的帮助下，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近代中国历史的思考中，逐步懂得了“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11)这个真理。1920年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相约在湖南长沙创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一般称共产主义小组)，同陈独秀等在上海、李大钊等在北京的建党活动相呼应。毛泽东不仅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而且鲜明地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2)他常以各种名义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并在长沙组建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群众性革命活动。这些实践既发展了湖南革命力量，也磨炼了毛泽东做好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本领。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除担任记录外，还介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实际活动和经验。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此后，中国革命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长期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巩固。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根据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的状况，特别强调党内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3)“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14)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党组织建设的实践，毛泽东为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起草了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极端重要性，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办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巩固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到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吸取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党中央和红军踏上了北上抗日的长征路，毛泽东紧紧依靠党和军队内部的健康力量，使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领导红军走出绝境。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做好三件大事：一是纠正抗战初期党内右倾错误的干扰，不让王明路线卷土重来。二是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5)使党得以巩固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党的基层组织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三是亲自领导延安的全党整风，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水平，使全党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取得了共识和统一，既有力地推进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前进，又使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中共中央在1994年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巩固和发展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16)
(二)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路人，也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号召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的活动中，极其精确并客观地评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毛泽东。他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周恩来特别指出，学习毛泽东有两点最重要：“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17)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路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关键是他既能指出并坚持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道路，又能百折不挠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道路而不懈努力，直到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率先开辟、艰辛坚持，直到实现最后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是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光辉标志。毛泽东有四个极为杰出的贡献。
第一，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世情的准确把握，认定在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以坚韧的意志和毅力投入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思考和指导实践之中。在理论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巨著。
这些巨著科学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8)在这个时代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
这些巨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有四：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2.“敌人的强大”；3.“红军的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20)这四个特点，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把握好这两个基本问题，才能正确认识、选择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坚持和实现中国革命道路，必须解决好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把党必须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视为“革命的根本政策”，这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科学判断。“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21)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争取他们的拥护和支持，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特别重视中国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对农民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和革命态度作过具体和深入的分析，认为贫农和半自耕农是中国农村的主体，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可靠的同盟者。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又是土地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发展主要靠工农联盟，将来从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依靠工农联盟。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2)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既为帝国主义服务，又和封建反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由于他们的主子不完全相同，大资产阶级也具有两重性，不完全是铁板一块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当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深感痛苦之时，需要革命，赞成革命，一定程度参加革命；当中国革命力量勇猛发展，使他们的发展受到威胁时，又会怀疑革命，表现出动摇甚至变节。基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共产党应当把他们团结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对他们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革命领导权，这是问题的关键。
对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肯定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必须争取和保护他们。毛泽东还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23)
毛泽东认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是在同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中成熟起来的，是在解放农民中巩固发展的，统一战线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三，坚持和实现中国革命道路，必须解决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为坚持和实现中国革命道路，引领中国革命夺取胜利，解决好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
1.创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转战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共产党对工农革命军的领导制度，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这是开始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标志。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冲破革命以攻打大城市为中心的教条，转战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抵达江西井冈山茨坪，走上以农村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正确道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队伍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一万余人，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军第四军，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基。
2.从红军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建军纲领
共产党以农村为中心建设一支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是空前艰难和史无前例的大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自转战赣南、闽西后，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严重，极端民主化、不重视军队政治建设、不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蔓延开来，对红四军的团结战斗和巩固发展极为有害。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等正确意见，遭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无理指责，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还否定了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如何克服党和军队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关系到当时革命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个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马列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也没有提供现成答案。直到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分析，亲自主持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总结经验教训并制定了建党建军的正确纲领。古田会议决议，其核心思想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加强军队和党的思想建设。决议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求军队必须服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能走国民党军队的军阀主义道路。再次申明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24)
3.总结实战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战略家。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善于运用古今中外军事家的理论和智慧，善于指挥和总结实战经验和教训，逐步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人民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中国革命各个进程中，毛泽东都有反映我军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科学著作。例如，全面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略战术原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映符合抗日战争发展规律战略战术原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的战略问题》；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将我军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作系统化的科学概括，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十大军事原则。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独创性贡献。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战争方法是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的，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正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依靠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进行的人民战争，因此，任何反人民的军队，不论你的装备多么精良，不管你的指战员多么高明，都无法利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更难以挽救反动派必然失败的命运。
第四，坚持和实现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力量，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在幼年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锻炼，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了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党积累了两次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939年，毛泽东科学概括了党18年来的基本经验：“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25)“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6)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和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来观察和推进党的建设，从着眼于党正确领导全部中国革命的高度进一步解决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极大地拓展了党的建设的实践广度和理论深度。
1.要把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大党
随着抗日战争局面的打开，1939年全党已发展到约70多万名党员。为适应长期民族解放战争，打败侵略者和建立新中国的需要，党在全国范围内，不仅要坚持在工农群众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继续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而且必须走出狭小的圈子，加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工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7)纠正了那种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军队、学校和政府中工作，并按照入党条件，将新老知识分子、各类专家和教授、爱国将领和军人、爱国青年和大学生以及各方面进步人士中的先进分子培养发展为共产党员。这对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七大时，全党拥有121万余党员。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党员超过400万名。
2.要把党建设成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只有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是完全巩固的，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坚持和实现中国革命道路直至最后胜利的根本保障。在革命年代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长期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理论思考和指导实践之中。在理论上，他撰写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和《健全党委制》，以及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或总结讲话等，不仅为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辨别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也为全党沿着正确的组织路线、不断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3.创造了在全党开展整风学习的科学方法来建设党
采取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才能实现全党思想政治组织的巩固和统一？毛泽东吸取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中犯过的“左”倾错误的教训，总结了遵义会议以后纠正党内错误倾向收效较好的经验，经过充分准备，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亲自领导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理论著作，指导延安和各解放区、革命根据地党的整风学习。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党的生命力、战斗力、号召力、凝聚力的坚实基础，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保证。整风学习的方法，推进了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成为用毛泽东建党学说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成功范例并载入史册，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
(三)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鲜明指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28)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途。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奠基性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奠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前提。
毛泽东认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和巩固人民的国家政权。他提出并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经过长期艰苦奋战，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1949年10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主要标志。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统一、各族人民大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2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人民的命根子，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前提。
第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提出和实施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个制度基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既包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还包括以公有制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推动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思路。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原理，首次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了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特点和解决矛盾的方针、方法，指出这个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个新的理论第一次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性问题提出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开启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思考的新思路。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首次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多次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为此，“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30)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毛泽东也进行了全面阐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31)这个理论也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根据。
2.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
1959年底，毛泽东在杭州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32)1961年，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又进一步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33)1964年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向全国人民提了出来。周恩来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34)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报告草稿时，增加了一段重要的话：“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35)这些都是对新中国发展的新认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先声。
3.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作过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中国工业化道路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重视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发展商品生产，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的根本出路是机械化；做好商业和财政税收工作；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打破常规，采用先进技术；重视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独创性思想：在中国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并在党章和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全党全社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讲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对人民群众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阐明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要造成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前后开始注意研究思考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个重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深刻阐述了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求全党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解决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以及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城乡各阶层的矛盾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
4.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方针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人对国际形势发展持悲观态度，担心美苏关系紧张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提出要抓住主要矛盾：“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36)这是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科学观察和判断，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战略的正确依据。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不断深化“中间地带”的理论。至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一个指亚、非、拉；另一个指欧洲，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为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日本。根据这个理论，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同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与此同时，也重视改善和发展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在这个理论指引下，更好地团结一切和平力量，利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建立起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37)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是从当时国际社会实际出发的。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由来已久，而苏联的霸权主义已经十分严重，美苏霸权主义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38)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新中国外交关系中，又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奠定了我国外交方针的基础。1955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时，提出了“和平为上”的重要方针。(39)新中国成立后，不管国际形势风云多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永不称霸，是毛泽东强调的重要思想。中国有过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苦难历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国际社会中争到平等地位。因此，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任何不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决不欺侮、压迫或控制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毛泽东鉴于苏联的教训，反复告诫不要翘尾巴，要防止我们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搞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40)1957年3月，毛泽东还预示未来的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41)现在我们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的预言成为现实。
5.执政党建设思想
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毛泽东长期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1954年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42)1957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43)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为此，毛泽东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把坚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44)作为判断政治是非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如何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特别重视学习问题。“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45)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为此他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46)在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47)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提出了具体要求：“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48)执政党要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善于学习的要求，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49)这是毛泽东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主题。这个主题，既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郑重提出的“两个务必”(50)要求的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也是毛泽东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要求。这个主题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反对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类错误倾向；这个主题，要求“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51)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反腐防变，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这些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第四，构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
面对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经过近30年的奋斗，使一个落后农业国初步奠定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一穷二白”落后面貌。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十几倍，原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特别要指出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高科技建设。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提出，我们应当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的老路，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取先进技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世纪60年代初，导弹、原子弹和氢弹试制工作上马。经过精心组织、艰苦攻关，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标志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70年4月20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随后，我国又成功地取得了运载火箭研制等尖端科技成果，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非常中肯地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52)
(四)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最大的功劳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什么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成为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论党》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53)
毛泽东高度的理论勇气和大胆的理论创新力量来自哪里？
一是来自于他同中国人民的血肉相联。毛泽东参加革命运动后，先在城市搞工人运动，深入了解工人；后来转到农村，深入了解农民。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后，他又重视研究军事。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深刻认识到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不解放农民，革命不能胜利；革命不仅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孤立蒋介石反动政权。周恩来曾概括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54)由于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因此他再三强调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一切决策主张都要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且这些决策主张“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55)显然，毛泽东的理论勇气和理论创新力量源自人民群众。
二是来自于他“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56)周恩来指出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历史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实际，善于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经验教训，思考并研究出带有规律性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周恩来特别强调“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57)正因为毛泽东同中国人民大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毫不犹豫、勇敢地反对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为了坚持真理、实现真理，毛泽东在遭受错误批判、责难、撤职等不公正待遇时，他从不屈服，从不放弃，耐心等待，说明教育，迂回斗争，最后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毛泽东在党内思想斗争中所表现的坚持性和忍耐性，如同周恩来所说：“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58)
三是来自于他坚持不懈的学习。周恩来这样说：“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59)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精。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60)毛泽东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博览群书，善于读书，独立思考，能科学地从知识海洋中汲取智慧。在这些方面，毛泽东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61)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它的基本问题来说，包括四个相联系的组成部分：一是两大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二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三是三大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政策和策略、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四是贯穿于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应当以科学态度来评价。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同科学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要严格区分开来。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上以及对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深远影响，多角度、多视角来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它的贡献。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根植于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心中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它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在历史视域下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而必须看他的一生，看他的主流。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过：“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地发动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对于这些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62)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新的成果，为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添加了新的内容。但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忽视了客观规律，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影响全局的错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大起大落。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急于求纯，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运动最大的消极作用是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共产风”这类“左”倾错误在农村泛滥，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发展。
毛泽东和党中央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现了许多问题后，组织调查研究，力求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困难问题，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并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等同志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致使“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又有新的发展，最终酿成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晚年错误，一方面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另一方面，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警醒。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下，深入思考为什么毛泽东晚年会犯这样的错误，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示，这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思想上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不符合、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以及封建思想残余影响等问题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毛泽东先后倡导的正确的思想原则。他在中国革命漫长的艰苦岁月坚持着，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初建的繁忙岁月也坚持着。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革命的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然而，党的八大以后，他在这个根本思想原则问题上不那么一贯了，出现了不少误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63)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否则就会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而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晚年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上有正确也有错误，大体上是：理论判断是正确的，指导实践是成功的；理论判断是正确的，指导实践犯了错误；理论判断是错误的，指导实践也是错误的；理论判断有对有错，指导实践也是有对有错。这反映晚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理解认识上出了问题；对社会实践情况若明若暗，也难以亲力亲为开展调查研究；有时主观臆想代替了客观实际；知和行难以做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切，既反映了我们党当时对执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在执政条件下也滋长了骄傲、个人专断等思想作风，导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因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幸和损害。
应当特别指出，因长期以来对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对社会生活、党的政治生活的影响缺乏认识、缺乏警惕，因此造成了一系列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李维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八年之久的痛苦岁月，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才回到北京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李维汉向邓小平等同志诉说了发自肺腑的诤言，他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这样，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就被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毛泽东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像对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没有用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过，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64)邓小平在1980年5月24日约见李维汉进行长谈后，同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65)
(二)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和基本国情等重大问题的判断存在着混乱和“左”的错误
理论上的混乱和偏颇，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失误。毛泽东自1957年下半年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作出错误估量后，在社会主义和国情世情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偏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错误观点。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6)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67)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到九大，正式通过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引入“左”倾错误的歧途。同时，随着一系列“左”倾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也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左”倾错误越陷越深，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他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断言：“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68)之后，苏联领导人又挑起中苏论战，致使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开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全党宁“左”勿右的倾向日益抬头，这就促成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推行并渗透到各个领域。这样，党也很难抵制和克服。
(三)组织上偏离和损害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它又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被写入宪法和党章。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执行组织制度和良好工作作风的要求，还是遵守党纪国法的大问题。
我们党长期重视坚持民主集中制。“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69)但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集中制逐步被削弱，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损害。邓小平尖锐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70)这些事件和现象，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在思想上，放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滋长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抛弃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路线所取代；在组织上，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滋长个人专断；在经济工作中，批评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被急于求成、“左”倾冒进所取代。
(四)制度上没有完全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僵化模式和党领导体制的弊端
邓小平正确提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71)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的由来是多方面的：既是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也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还要看到，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形成了一些适应战争需要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使权力过分集中。但是，全国解放后，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心任务已经不同，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而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认识，长期没有解决，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导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应当指出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实现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全国解放后，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因此，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72)
毛泽东的一生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连，同全国人民的利益相通。像邓小平所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73)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受到很多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诸如巴基斯坦前总统阿里·布托就这样评价：“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1000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为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74)
邓小平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75)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所犯错误的历史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历史借鉴。
①《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17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⑤《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3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30页。
⑧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39页。
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6页。
(17)《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4—33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8、19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2—1503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
(3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0页。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33)《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页。
(34)《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3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9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1194页。
(37)《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00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3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2页。
(4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
(4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1页。
(4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5页。
(4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
(4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
(45)《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页。
(4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4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9页。
(4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9页。
(4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页。
(5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5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53)《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337页。
(5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8—339页。
(55)(56)(57)(58)(59)(6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337，332，335，337，342，331、332页。
(6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56页。
(6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41页。
(6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64)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百年潮》1999年第5期，第5—6页。
(6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
(66)《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5页。
(67)《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01页。
(6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2页。
(69)(70)(7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330、333页。
(72)(7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344—345页。
(74)阿里·布托：《巨人中的巨人》，吴一夫、赵括主编：《外国名人政要评说中国》，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37—138页。
(7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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