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183;略萨，无边的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斯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两篇文章均译自美洲国家组织杂志《美洲》（Américas）2004年4月号，原文标题为“Mario Vardas Llosa， Mundos sin limites”。《世界文学》2004年第4期发表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天堂在另一个街角》（选译），而这两篇主要针对这部小说所写的文章， 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及作者的一些创作思想。
凯莱布·巴赫（Caleb Bach）是《美洲》的记者。他的这篇文章集采访记、谈话录、书评于一身，不仅涉及了巴尔加斯·略萨的这部近作，还对作家的近况作了描述和报道，是一份宝贵的文学资料。
芭芭拉·穆希卡（Barbara Mujica）是《美洲》的专栏作家，几乎在每一期《美洲》上都要写一篇关于拉美文学的文章。这篇关于《天堂在另一个街角》的文章，是她为法拉尔、斯特劳斯与吉洛克斯出版社出版的该小说英语译本写的书评。(未鱼)
巴尔加斯·略萨谈他的《天堂在另一个街角》
〔美国〕凯·巴赫 白凤森 译
将近四十年前，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其《城市与狗》一书使文学界眼花缭乱，从那时起，他便不断以他非凡的想象力和新颖的叙事技巧使全世界读者着迷。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指出的，他的众多作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作、随笔和报刊文章）“已经为他确立了在当代伟大作家中的地位”。
这位秘鲁作家在利马有一处宽敞的住宅，在马德里和伦敦也有居所，但他更喜欢过周游世界的生活，因此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他。我运气不错，去年年底，他作为乔治敦大学的客座教授途经华盛顿特区。在他逗留的那幢房子的客厅里，他礼貌地中断了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谈到他辉煌的生涯中的最新计划和其他许多情况。
尽管拥有多个语种的忠实追随者，并已获得众多文学奖和荣誉称号，巴尔加斯·略萨还是总感到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的创作天才。虽然年近七旬，他仍在不知疲倦地继续努力，拒绝放慢工作节奏。他解释说：“也许是出于好奇吧。我仍像青年时一样好奇。我对事物感兴趣。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乐趣。我不认为那是工作。真正的工作意味着义务，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写作可不是这样。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觉得更好、更能保护自己抵御不幸困扰的方式。”
鉴于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大师身份，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身为记者的他所发表的作品。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为全世界的重要报纸写了成百篇文章。“目前，我每月为马德里的《国家报》写两篇文章。我不赞成那种让作家完全封闭在自己的幻想和想象中的主张。我对这类作家敬而远之，我可不想成为那种作家。不！对我来说，文学非常重要，但它应该是一种从经历中吸取营养的东西。我需要至少有一只脚站在街上，站在世界上，站在正在孕育的历史中，我认为这才是记者。所以我一直在写文章，一直在评述当前的大事。”
巴尔加斯·略萨不局限于拉丁美洲。他喜欢周游世界：他会毫不犹豫地突然乘上飞机远行，去与关键人物谈话，或者就近观察重大事件。比如去年六月，他在巴格达度过了十二天。
“之前我写了两篇反战文章，批评单边干涉，但对它们没把握。我需要实地考察，以便确定我讲得对不对，于是就去了。我也担心我们的女儿莫尔加娜，那时她正在伊拉克拍照片，同时为一个叫‘伊比利亚美洲欧洲基金会’的西班牙非政府组织工作。那是最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之一，但是当恐怖袭击加剧时，它的成员无法继续工作，只好离开了那个国家。我访问期间确实有点危险，但那时袭击仍是小规模的。我写了七篇文章，主要是讲普通人的状况。在我女儿和西班牙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会见了一些关键人物，如穆罕默德·巴基尔·阿尔—哈基姆（注：穆·巴·阿尔－哈基姆，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前领袖之一。2003年8月在一起爆炸案中遇难。），他在从流亡地回来不久就被杀害了；还有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注：塞·比·德梅洛（1948—2003），巴西人。生前历任联合国要职，辞世前任秘书长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2003年8月19日在伊拉克殉职。），他是联合国驻巴格达使团的领导者，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我有多年私交的朋友。”
巴尔加斯·略萨对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兴趣，反映在他的许多最优秀的小说中，譬如《公羊的节日》。有些读者曾担心，他在因作秘鲁总统候选人而不再写小说的那段时间可能会放松警惕。这些人很快就感到并非如此：这部小说强烈谴责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政权（注：1930至1961年统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政权，曾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并对所有暴政统治的邪恶本质作了精辟的分析。巴尔加斯·略萨一九六七年在加拉加斯（注：委内瑞拉首都。） 接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说：“文学是烈火”，现在他的笔端仍然喷射着烈火。岁月丝毫也没有减弱他那高尚的正义感。这部作品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得到评论界的褒奖，这不仅是由于它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在于其情节中包含着无数细节，而这些细节是经过对历史的细致研究才产生出来的。
巴尔加斯·略萨承认：“我一直对独裁统治有点着魔。这部作品我写了三年。很有趣，但也是沉浸在生活里最邪恶的事情中，残暴、刑讯、压迫和腐败。我觉得非常悲惨和残酷。所以，当我开始写最近那部作品时，有一种轻松感，那是充满美感和理想主义的另一番天地，它使我从写《公羊的节日》时体验的那种状况中挣脱出来。”
新作品的名称《天堂在另一个街角》取自传统游戏：游戏中，一个被蒙住眼的儿童试图找到“天堂”，但伙伴们总是对他说：“在另一个街角。”作品完美地抓住了借以逃避现实的任何乌托邦式行动的本质。情节——实际上是用交叉的章节叙述的两位探索者的两个故事——是“高贵的野人”（画家保罗·高更）和他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她曾经为劳动者的权利和妇女解放而斗争，直到一八四四年四十二岁时故去）的奔波跋涉。弗洛拉是马里亚诺·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和泰蕾丝·莱斯耐的婚生女儿。特里斯坦—莫斯科索是居住在巴黎的一位富有的秘鲁贵族，曾在家中接待过西蒙·玻利瓦尔。泰蕾丝·莱斯耐则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法国女人。弗洛拉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不得不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一对儿女。弗洛拉十七岁时嫁给印刷工人安德烈·夏扎尔，跟他一连生了三个子女。婚姻失败后，她带着子女离开家，辗转在欧洲几个城市居住，后来去了秘鲁，希望讨要她认为有权得到的遗产。努力落空后，她写了一部关于自己的奔波的令人扼腕而引人入胜的作品《一个贱民的漫游》，使她获得了可与同时代的乔治·桑媲美的名声。
从未见过外祖母的高更（高更出生前四年她就亡故了）也曾在秘鲁度过一段时间。高更一岁时，他父亲一时冲动，决定举家迁到那个年轻的共和国，打算在那里创办一份报纸。在旅途中，高更的父亲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高更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了利马，在他的舅父，秘鲁末代总督唐皮奥·特里斯坦－莫斯科索舒适的家中度过了五年。
巴尔加斯·略萨解释说：“很早以前，五十年代，我在利马圣马科斯大学读书时，就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那时我和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一起工作，他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推荐我阅读弗洛拉·特里斯坦的《一个贱民的漫游》。她对独立不久的年轻共和国的描写打动了我，她还讲到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甚至讲出了非常隐秘和敏感的事情，也打动了我。她可能没受过真正的教育，但作为自学者，她写得相当好。当时有个模糊的想法，要就她写点什么。我所有的文学计划都遵循同一个模式：亲身经历，生动的印象，还有特殊的记忆，它们必须都是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如果这些东西存留下来，变成了真正有趣的东西，并能激发想象力，我就写下去。就弗洛拉·特里斯坦来说，她对秘鲁社会，特别是对贵族家庭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因此她的小说出版后，她叔叔就把以前给她的一笔微薄的抚恤金给取消了。可是弗洛拉颇有叛逆精神，这一点让我特别喜爱。
“把高更写进去的想法，是在我已经开始动笔时产生的。在我研究弗洛拉的生平的时候，总是读到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笔下的高更，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也开始读关于他的东西。他们两人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昏头昏脑，倾向理想主义，持乌托邦思想，而且在试图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方面异常勇敢。当然两人不相同，弗洛拉有集体主义思想，希望建立没有剥削、对女性平等的社会；而高更的乌托邦是完全个人主义的，他想要建立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承认感官上的享乐是一种价值、是一种为了保持创造力的流动而令人向往和必要的东西。就是这样。由于写作计划的双重性，我决定利用一种对位写法，就是我在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中使用过的那种写法：一种使内容交替出现的结构。是呀，写起来很费劲，但我对这种内容很着迷。”
对于不熟悉高更和特里斯坦的人来说，巴尔加斯·略萨向他的读者转述了他们一生复杂历程的许多方面，甚至还揭示了他们那一贯的内心忧虑。他也抓住了两位主人公经常涉足的许多地方的本质特点。这并非出于偶然。为了对展开故事的地方有更加完整的印象，除了秘鲁、法国和英国以外，喜欢旅行的巴尔加斯·略萨决定走访塔希提岛（注：位于南太平洋，是法属波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屿。） 和马克萨斯群岛（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岛屿。）。
“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这种调查。这确实不是历史学家可能会做的那种调查，但就我而言，这可以帮助我熟悉世界，熟悉与我要虚构的那个世界有关的人物、环境和实实在在的物品。我甚至去了我本人的出生地阿雷基帕，因为弗洛拉也去过那里。许多东西都变了，但是她待过一个星期的圣卡塔丽娜修道院，就像殖民地时期的一些教堂和房子一样，实际上与她那个时代还是一模一样。她还访问过圣特蕾莎修道院，现在那里驻有一个入院修女会。我是得到特许才进去的。”
在去塔希提和马克萨斯群岛调查之前，巴尔加斯·略萨撞上了几个幸运的机会。“很奇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巧合。我正准备启程时，突然接到一位秘鲁社会学家从帕皮提（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都，坐落在塔希提岛上。） 打来的电话，他曾在法国学习，从十年前起一直在塔希提一所大学工作。自我们一起在利马读书以后，我一直没见过他，对于他住在那儿也没有印象。他对我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邀请你到塔希提来接受一个荣誉博士称号。’我说，这简直不可思议，此时此刻我正计划到塔希提去为一部关于高更的书做调查呢。于是，通过他，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大学校长特别亲切热情。她给马克萨斯群岛当局写信，为我协调了多次会议，甚至还安排我与高更的后裔（他的重孙）以及与他的朋友和故人有直接联系的人见了好几次面。这些经历为我提供了一种感性、形象、色彩和许多其他东西，而这些都丰富了我的想象力。”
巴尔加斯·略萨的波利尼西亚、秘鲁和整个欧洲之行，都有妻子帕特里西娅陪伴左右，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女儿莫尔加娜，她用相机记录了旅行中的瞬间。在马克萨斯群岛的阿图奥纳的主要镇子希瓦瓦，在巴尔加斯·略萨走访高更病重时对他实施过救助的天主教传教团时，在他拜谒一九○三年埋葬高更的墓地时，在他探访存放高更出生证的市档案馆时，女儿都为他拍了照。在走访高更在布列塔尼常去的地方时，拍了“海滨酒吧”，在那里，画家和他的伙伴曾以装饰饭厅为代价换取住宿的公寓。还拍了存放着耶稣受难像（高更从上面获取灵感，创作了名画《黄面基督》）的特雷马罗的中世纪教堂。巴尔加斯·略萨同样仔细地踏着弗洛拉·特里斯坦的足迹进行了寻访，在《一个贱民的漫游》中提到的秘鲁的某些地方，在《伦敦漫步》（这部作品是她呼吁改善伦敦工人生活条件的宣言）中提到的地方，他都为女儿提供了拍照机会。在波尔多，当巴尔加斯·略萨去给这位女权运动先锋的墓地献花时，莫尔加娜记录了父亲走访墓地的情景。
回到马德里后，巴尔加斯·略萨的女儿把一百多张最好的照片交给了他的出版商，想出版一本配有照片的随笔集，并提议叫《天堂的照片》。当出版商认可她关于以一本书配合另一本书的建议时，她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如果她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会想法劝阻她的，因为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被身边的人盯着，会很局促。不过，既然她猜出了我的反应会是怎样，也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她先提出了计划，人家同意后才告诉我。我之所以同意，是由于她一向办事谨慎，也由于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能够做到有据可查，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我无疑是个爱漫游的人。我一直厌恶边界和任何界限。我喜欢做世界公民。这个想法令我着迷。我的感觉是世界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边界正在消失，变得不太重要，不管怎么说，这都代表着一种进步。不过当然了，在十九世纪，旅行要困难得多。想想看，弗洛拉·特里斯坦花了六个月时间，才从波尔多抵达瓦尔帕莱索，高更也是，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从法国长途跋涉到塔希提，去寻找他的梦。”
《天堂在另一个街角》将近五百页，务必精心构思。“动笔写作之前，我总是对小说的结构做一种类似宏观示意图的东西。我一直认为人物的行动轨迹非常重要，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在那里结束，所以我在这方面，就是以何种方式体现人物在时间上的交叉方面，做了准备。有了这样的计划，我才开始动笔。并非总得遵循这个计划，我时常改变它。但为了避免产生无从下笔的感觉，我需要这个框架。因为总能发现设定重复出现的巧合和动机的不同方式，我便经常改动计划。当然，弗洛拉·特里斯坦的全部日记我都读了，而且以它们作为小说的开端，不过是用非常自由的方式。我对有些事情做了改动。高更的一些自传体作品，如《诺阿、诺阿》与《以前和以后》很不可信，关于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印卡人的血液，包括他作为莫克特祖马的后裔有阿兹特克人血统的所有那些东西都不可信。不管怎么说，他的确有点精神错乱，这你知道。疾病损害了他的大脑。这从他写的东西中可以看出来。他需要用这种神话来支撑自己。但是，在原始文化方面，他是位开拓者。在他之前，此类文化在欧洲受到的尊重微乎其微。他对艺术也有广泛的界定。他所涉及的一切，包括他的日记、陶器、家具、他的手杖、为他的《快乐住所》雕刻的镶板，都必然是别具一格的。他是一个认为世界应该改变，而且为了创作艺术作品必须改变事物的乌托邦主义者。法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与伟大的艺术创作是格格不入的。他确实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像通常所有的天才那样，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对这类人最好敬而远之，不能与他们相处。我认为跟弗洛拉·特里斯坦相处同样不易。那是个很难接近的人，铁石心肠。生活中，他们俩都那么极端，大概都很痛苦。”
目前，巴尔加斯·略萨正计划写一部关于维克多·雨果和《悲惨世界》的较短的作品，是随笔，想在这半年结束时完成，之后返回利马，在那里与妻子逗留两三个月，然后再返回欧洲。
“《天堂在另一个街角》完成时，我不想立刻动笔写长篇小说。在此之前的六年内，我已经写了两部长篇。可是每次写完一本书时，我都觉得内心空落落的。这样，必须在前面一件事结束前，就开始在脑海里盘算下一步，因为我厌恶这种空虚。它让我格外地神经质，使我觉得压抑。我还很年轻时就读了《悲惨世界》，它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九八三年，有人请我为新的西班牙文译本写前言。重读之后，我发现，它并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样，是写给青年人的，而是一部异常复杂和深刻的书，是十九世纪最气势恢宏的作品之一。我做过大量笔记，进行了更多的调查，可是不能把所有这些材料压缩在一篇短短的前言里，所以，我正在用这些材料写一篇关于这部小说写作方式的完整的随笔，其中还涉及维克多·雨果一生的全部经历和他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我很喜欢这个为我所用的过程，历史、文化、私生活等等，全都为我所用。巴尔扎克曾说，‘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隐秘的历史’。我喜欢这个定义。很准确。长篇小说所讲的是历史学家无法说出的东西，属于生活中非常隐秘的范畴。一个有想象力的长篇作家才能讲出来。”
出于对绘画和素描的兴趣，巴尔加斯·略萨写过他所敬佩的几位艺术家，其中有他的同胞费尔南多·西斯洛，智利出生的照片写实主义画家克劳迪奥·布拉沃，哥伦比亚讽刺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他还为这些艺术家中的一些人当过模特。比如， 博特罗就曾用他那富有特点的风格为巴尔加斯·略萨画过一幅肖像，最后登在随笔集《迎风斗浪》英文版合订本的封面上。布拉沃为他画过一幅铅笔肖像，从外貌上看，肖像更适合配在他为那位智利大师的专题著作撰写的长篇文字上一起发表，那部专题著作是由阿贝维耶出版社出版的。“有一次，我为乔治·格罗斯写了一篇长长的随笔，因为我非常喜欢他。或许哪一天我会写一本书，画是书中的主人公，它们互相交谈，揭示隐藏在画后面的过程。我一直想这么做。就高更而言，我就是以某种方式这么做的，这是从故事来自于某些关键画作这一意义上说的，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资料，因此我就得虚构，就得想象某些作品是怎样酝酿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得利用我自己写作的经验，再把它运用到绘画方面。难啊，但有意思。”
由于巴尔加斯·略萨经常搬家，对个人事物的料理未免缺乏章法。他在乔治敦的住所，饭厅就像一间办公室，桌子上堆满了信件、校样、合同和新版书，还有一台传真机和一台电脑。所有事情由他的妻子和一个勤快的助手帮他做，助手名叫罗萨里奥·M.N.德贝多亚，经常和他们夫妻在一起。作为父母，巴尔加斯·略萨夫妇同女儿和儿子保持着密切联系。两个儿子都已成人，一个叫贡萨洛，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高级办事处工作；一个叫阿尔瓦罗，是驻西班牙的资深记者。
在乔治敦大学时，作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系西班牙美洲文学和文化方向的名誉教授，巴尔加斯·略萨拥有自己的讲坛。“以前我在乔治敦大学讲过两次课，所以帕特里西娅和我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这次，我是给毕业生举办一次题目叫‘历史与虚构’的研讨会，还为高年级学生开一个讲座，讲‘短篇小说的技巧’。在‘历史与虚构’中，我们研究了我自己的历史小说中的四部，除去《世界末日之战》和《酒吧长谈》外，还有最近的两部。在‘短篇小说的技巧’中，我们分析博尔赫斯、科塔萨尔、鲁尔福、卡彭铁尔和其他作者的短篇小说。研讨和讲座用西班牙语进行，学生们很活跃，踊跃发言。我非常喜欢与他们面对面地交流，这对我大有裨益。它包含一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因为必须进行理性思考，设法运用智慧组织情感的结构、培养阅读的乐趣。我喜欢这样做。这是一种有趣的方式，使人对正常情况下凭直觉、凭本能，而不是凭纯粹推理所做的事情进行思考。在教课时，就必须把一切上升到概念的高度。人会从自己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巴尔加斯·略萨还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作过客座教授，今年将在牛津大学授课八周，用英语，他掌握那门语言。
在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他对自己涉足政治，特别是作自己国家总统候选人的冒险（关于这次冒险，他写了一部回忆录《水中鱼》）进行了反思。“现在看来，没能获胜意味着一种精神解脱，可当时真是失望极了。刺痛了我的心，因为像在竞选活动中跟我在一起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那之前我苦干了三年。不过，我是个不称职的候选人，毕竟我并非政治家。是的，我对政治感兴趣。我认为它应该使人产生兴趣，我要设法通过我的写作参与政治，但这与作职业政治家大不相同。作职业政治家得有欲望，而我从来没有过。”
真正持久的是他对自己职业的欲望。“如果一个人投身于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那他就是在用某种方式保护自己，抵制与社会脱节、颓废和好奇心的丧失。当一个人变得消极时，我认为就开始颓废了。我想重要的是不能裹足不前，而要继续做许多事情。当然，必须设法挑选，选择，不要浪费时间。在这方面我做得不太好。我出于人情做了一些事，但我的大半生是集中在写作上的，这才是带给我快乐、兴趣和热情的事。”
对《天堂在另一个街角》的评论
〔美国〕芭·穆希卡 白凤森 译
在几乎失明和即将因花柳病死去之前，保罗·高更漫步在马克萨斯群岛一所学校附近，看孩子们玩“天堂”游戏，那是一个使人联想到他在秘鲁和法国的童年时期的游戏。每个孩子轮流走到其他伙伴身边，问哪条路通往天堂，伙伴们就说在别处。这个情节抓住了整部小说的本质。这部小说是保罗·高更和他的活动家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两个人的小说体传记，而他们两人是有着共同的乌托邦视野的幻想家。
弗洛拉是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秘鲁男人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由一位叛教的教士批准的，后来被宣布无效），她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她很小就嫁了个男人，这个人虐待她，后来又强奸了她的女儿。弗洛拉带着三个儿女离家出走，到了秘鲁，希望得到父亲的部分遗产。叔叔亲切而慷慨地接待了她，但拒绝把她认为属于她合法遗产的东西给她。她咨询了几位律师，律师的说法使她确信，跟这么有权有势的人打官司不可能赢。
弗洛拉奋起反抗她的家庭和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显然是出于怨恨，而并非出于理想主义。这件事痛苦地唤起了她揭露秘鲁社会不平等之特点的意识。尽管她受的教育很少，字也写得歪七扭八，她还是写了《一个贱民的漫游》这本书，把情况揭露出来。她特别关切秘鲁妇女的地位——修女古铁雷斯就是个例子，那是一个违背自己意愿，被迫进入修道院的年轻女子。从弗洛拉的观点来看，秘鲁妇女是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决定权和发言权的愚蠢的物件——装饰品、奴隶，不过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而已。
回到法国后，弗洛拉成了社会改革家，为唤起劳动者和妇女的觉悟而斗争。她的足迹遍布全国，她与多个改革团体见面，试图组建基层抵抗组织。她哀叹，因为在法国，妇女的独立性并不比在秘鲁强，此外，劳动者的状况很悲惨，而教会又与富裕阶层结盟。在英国，她看到对妓女的蹂躏令人发指，而其中许多还是小孩子。自从婚姻失败后，她一直拒绝性，直到认识了奥林皮娅，才开始跟这位已婚的阔妇人发生关系。但是当这种关系的发展耗去她太多时间时，她就放弃了，转而继续从事她的政治活动。
使弗洛拉成为令人讨厌的主人公的原因，是她非常蔑视她口口声声要对其施以保护的劳动者。她总是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愚蠢、他们的酗酒和他们对待妇女的方式而指责他们。在各个地方，大多数劳动者都因她是女性而拒绝让她担任领袖。此外，她那易怒的火暴脾气也无助于消除关于女性情绪化的看法。弗洛拉显然缺乏政治才能。在她与教会代表会面时，她蔑视他们，责骂他们，事后又对他们拒不帮助她感到困惑。她对自己惟一幸存的女儿阿丽娜（后来成了高更的母亲）没有一点兴趣，这同样令人难以理解。
巴尔加斯·略萨在保罗·高更与他性情暴躁的外祖母之间做了一些有趣的对比。高更同弗洛拉一样，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和幻想家。他年轻时娶了丹麦的一个中产阶级女子，名叫梅特·迦德，然后开始做证券交易并获得成功。他通过朋友发现了绘画的天地，很快就迷上了艺术，于是抛弃妻子和五个子女，投身于绘画，过起了放荡不羁的生活，经常光顾酒吧，并与妓女鬼混。小说中一些最吸引人的段落描绘了十九世纪末法国艺术界的状况：他与凡·高爱恨交织的关系，他与卡米叶·毕萨罗的友谊，他对新的表现方式的探索，以及艺术界的生机与活力。
高更看法的一个基本方面，是西方艺术由于对生活整体的认识错乱而已经堕落。他和他那一代人认为，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人类生活那魔幻般的和神秘的本质。原始文化连同它的迷信及它对纯粹的性的颂扬，维护了这些因素，它们并非毫无意义的成规，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寻找“天堂”的过程中，高更在英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人们继续保持着古老的信仰——那是一种没有搀杂使假、没有虚伪的现代成规的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义；高更在法国南部也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想与梵高创建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家公社。但是欧洲的试验没有一次令他满意，最后他去了塔希提，希望在那儿找到更加地道的生活。
他在那里与一个塔希提女人同居。他特别欣赏当地土著对性的天真态度和他们对阴阳人（穿着女人服装感到很自在的男人）的认可。然而，他对常规的挑战、他的过分酗酒和放荡生活，很快使他与当局、法国开垦者及教会发生了冲突。高更想要做的是变成一个道地的塔希提人。他学习方言，改名柯克（Koke，他自己的姓在当地土语中的变音）。但不久后他又觉得不满足了。在他看来，法国人已把塔希提欧化了，于是决定移居马克萨斯群岛，希望在那里找到一种更纯净、更真实的生活方式。
高更像弗洛拉一样，显示出某些令人忧虑的矛盾。他同他的外祖母一样，对自己声称敬仰的人表现得无动于衷。虽然他在青年时期就染上了梅毒，也知道这种病极易传染，但仍继续与当地女人睡觉生孩子，全然不顾后果。他同梅特生的孩子和在塔希提搞出来的孩子，似乎都不能让他提起兴趣。只有他的那个丹麦女儿阿丽娜死去时，他才表现出一点点关注。此外，单单为了挣钱而同意与法国的一家保守派刊物（他认为这个刊物的偏见是可悲的）合作，也使理想主义者高更的形象大打折扣。
巴尔加斯·略萨带我们进入了高更那狂躁但美妙的天地，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其生活从表面看显然绝对堕落的人的幻想的纯洁性。描写高更的篇章达到了目的，因为艺术家本人就很有魅力。关于弗洛拉的篇章却不十分吸引人，里面太多地充斥着女权主义的陈词滥调和历史说明，以致有时不像小说，而像百科全书的条目。这不是巴尔加斯·略萨最好的作品。它没有《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那种叙述的娴熟，没有《情爱笔记》的那种大胆，没有《城市与狗》的那种力量，也没有《利图马在安第斯山》的那种政治视野。不过还是一本好书，因为它证明巴尔加斯·略萨仍然是拉丁美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