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兰[1]2001年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冲突中的美学价值重构》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的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综合，而一切科学的价值都应该是一种美学价值，都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目的，以人的价值为价值。对于审美文化，在其概念已基本确定、现状已基本详述以后，需要做的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点上对之进行批判和重建。审美文化的当代勃兴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分不开的；生产科技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工业化是当代审美文化兴起的历史土壤。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并且促成了个体审美意识的普遍觉醒。这是当代文化和审美活动得以广泛开展的前提条件。作为对中国当代文化总体性特征的一个概括，审美文化大致可以表述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以及主流文化叁大块。不过，由于所基于的社会现实的不同，这叁种文化形态在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内涵所指不完全等同于传统上对它们的指称。在审美文化意义上，叁种文化形态对应的是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历史，不同于过去那一体化的社会背景。 以追寻趣味、崇尚快乐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它从客观上拓宽了人们的心灵空间，强化了人们的生存体验，为人类的感性解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感性、现实性是人作为一个完整性生命存在的重要特征，自古以来，感性觉醒与审美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感性的解放是审美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化以自身那介入和参与的特性凸显了人的身体在文化中的表达，强化了人类的视觉功能，使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模式由单一而渐趋全面。大众文化以其感性审美的特点贴近人们的日常心理和情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一种近乎狂欢化的场面。与此相对而言，精英文化的处境则显得冷清得多。这样，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就构成了审美文化冲突的第一层面：狂欢与火落。 精英文化更多的是秉承了传统的文化理念。它力图要做的是通过创作来探讨社会和人生的诸多问题，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载道意识。而大众文化更多的是表现为文化的一种生产体系，它所抱持的观点是设法“让大伙儿高兴”，在人们的高兴当中赚取丰厚的商业利润。由于大众文化沉浸于关心当下而乏于理性的关怀，狂欢的人众又普遍陷入一种孤独和焦虑的状态之中。而冷寂中的精英文化则仍然孜孜不倦地守望着人类的精神理性。这种精神理性是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在未来发展之途上的价值关怀。因此，在向未来这一更为深刻的层面，乏于理想关怀的大众文化再次与精英文化形成对立，从而构成审美文化冲突的第二层面：守望和焦虑。 美学的重建在根本上也就是人类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在当代历史文化条件下，审美价值新尺度的重铸可以从审美文化的冲突中获取灵感和启发。大众文化以感性审美为其武器，在较短的时间内挤占了精英文化的大片空间。这必有其合理的地方。粘英文化甘于寂寞，在倍受冷落的情况下仍不改其对人类理想精神的守望，进而在孤独而焦虑的大众面前表现出以退为进的坚定立场和顽强力量。这里面一定也有其合理之处。人既然是一种完整性 的生命存在，那么，在具体的文化和审美实践中，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尊重人 的感性，在感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结合。这是“美的规 律”的体现，也是焦虑所由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美的规律”指的是人在通过 实践活动改造对象世界过程中获得的一种自由规律，它所体现的是主体与其 对象的沟通和融合．焦虑则与其相反，它体现的恰好是主体与其对象的疏离 和分裂。因此，美学重建工作应该从社会现实不断变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 寻求人类认识自身、发展自身的最佳契合点，从而为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 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不断努力。
曾赛军[2]2010年在《室内软装饰的审美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室内软装饰设计是一个新的艺术设计门类,新的环境艺术设计理念与精装修房的大力推进给室内软装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与天地,从事室内软装饰设计与室内配饰工作的企业也在各地大量涌现,但室内软装饰的审美导向与价值评判标准远远跟不上软装饰本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设计在各种设计思潮、各种装饰风格、各种新兴材料的轮翻洗礼下缺少精神内涵与审美底蕴。本文以室内软装饰审美为切入点,从室内软装饰设计的审美文化角度来研究室内软装饰艺术,从历史、民族、美学、艺术多方面一体化研究探讨室内软装饰设计的审美文化影响因素。在当代审美文化冲突的美学价值重构中探索当代室内软装饰中的审美文化表达方式,从软装饰设计的微观形态、符号元素,到软装设计中审美倾向与配置方式,以及环境空间的场所精神分析,来探讨人们对室内软装饰设计中的审美要求、审美特征、审美价值等问题。对室内软装饰审美文化的的弘扬,要在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站在全球化和世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现代室内软装饰审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当前的主流艺术设计思想与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观融入审美分析。在软装饰的设计与审美过程中,要使软装配饰适应人性化与人文设计理念、适应全球化与地域化历史背景、适应信息化与科技化发展趋势、适应低碳经济时代新的生活方式探索,认识到多元化审美倾向的长期存在。从多方面对软装饰进行综合的审美考量与评价。
皇甫晓涛[3]2003年在《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再阐释与现代文化的重构》文中认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整合是中国文化重构的重大时代课题与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之道，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又促成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自觉与其跨学科整合的系统构筑与学术体系建设。本文从文化复兴与文化重构的关系入手，从影响、渊源、媒介的跨文明整合中探索俗雅文化、古今文化、中外文化原创与发展、还原与复兴中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文化发展与思想、文化线索，从文学、史学、美学、文化学、人类学多方面的跨学科综合中探索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力图在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学史史学体系、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形成比较文学的学术体系。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与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中国文学全球化的话语重构与知识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全球化影响、整合，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本文分叁大块、五个部分探讨了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关系及问题：总论与第一章提出问题，从总体上探讨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现代性与本土性文化整合的重大时代理论命题：第二、叁章纵向总结、梳理中国古代文化复兴与现代文艺复兴的文化重构及中国文学再阐释的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跨文明阐发的人文基础；第四、五章横向探讨从新文化到新人文的现代性困惑，文化复兴复线结构与新理性文明重构的文化诗学体系，并从文化转型、文化复兴到文化变异、文化重构探讨了中国文化的整合之道，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跨文明整合的方法、道路与未来抉择；第六、七、八章从理论体系到学科体系探讨中国文学再阐释的中华性跨文明阐发文化诗学体系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问题，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与学科理论问题，完成自己观点的创新体系与学术阐发;在结语中具体总结了当代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人文学科与当代文化发展的关系，探讨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学术使命与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宗旨，并就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文化反思与理论思考，从而在知识构成与知识份子道路及学者使命上阐发了人文学科的价值重构与文化复兴的内在联系。 本文把握住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的内在联系，从中寻找中国原创文化话语重构的思想、文化史过程与世界化、全球化进程，把握住本土化与现代化互动结构的矛盾体系与深刻内涵，在文化变革与文化还原中探寻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史学价值与逻辑结构。从汉儒复兴的文艺初觉到玄学复兴的人文、艺术价值及新工具意义，从诗学复兴的母语文化重构到盛唐之音中亚细亚社会诗心与人文的世俗精神觉醒，从理学复兴与宋明理学的儒家文化重构到中华性、中华理性、中华心性及中华人文体系的诞生，在上古、中古与近古叁个时代、叁大体系中梳理出中国文学原创体系的文化重构与比较文学跨文明阐发的学术、文化体系，从影响学、渊源学与媒介学的多维视角中透视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的发展，“转换升成”其现代话语结构的文化渊源与人文内涵，使之能够在古今、中外、俗雅文化的跨文明整合中更好地进入全球化的文化语义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之中，重构中国文学的阅读视野与读解价值，发掘其文化原创力的丰富人文内涵与艺术意蕴，确立比较文学的史学体系与学科建设的文化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复线结构、原创体系到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从新文化的现代性困惑、争鸣与理论自觉到其两大人文主题、叁大文化思潮、四大显学的文化重构，从现代文化诗学的比较文学体系到新理性文明重构的历史抉择，从现代文化转型的比较研究到中国文化复兴的比较研究体系，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比较研究到京派、后期浪漫派的现代文学新人文重构，都做了系统的文化、历史梳理与学术、理论探讨及比较文学学科构筑的系统整合。 本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在理论上总结了从文学人类学的叁重证据法到中国比较学派跨越的第叁堵墙，提出比较文学跨文明整合的“叁重境界”说，为古今、中外、俗雅文化的交流、融合、阐发确立了比较研究的学术前提与学科体系。 2 2.系统研究了儒学复兴、玄学复兴、理学复兴的中国叁大原创文化体系及其互动互补的相互关系;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艺术史的研究完成一系列学术创见;对中国文化重构与打开其全球化视野的生存空间及本土文化的再阐释，做了文学、美学、史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梳理与跨文明阐发:对比较文学媒介学、影响学、渊源学的发展，做出相应学术拓展与理论探索。 3.第一次较为全面地阐发了文化复兴、文化重构、文化还原、文化转型、文化变革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及与之相关的阐释学、叙述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关系，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思想，拓
刘婷[4]2015年在《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新世纪转向》文中认为文化身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后现代文化的浸润下中国电视遭遇文化身份模糊与身份焦虑等时代症候，对自身文化定位与文化价值取向存在误区和偏差，导致中国电视在新世纪伊始陷入泛娱乐化的非理性误区。论文从问题出发对中国电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转向进行深度观照，从文化身份理论的维度提取中国电视文化的特质，突破了原有电视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另外本文将目光聚焦于新世纪的时间节点，充分考虑到这段时期是中国电视发展最具特色也是最有争议的时代，具备丰富的电视文化资源可供分析和阐释，同时草根文化的兴起、娱乐大众化景观的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诉求、中国情味的复归等文化现象的崛起使当代电视文化更为复杂和多元，对文化身份的认知提出巨大的挑战。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以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问题作为引领，梳理出身份理论和文化身份理论的内涵及其对电视文化研究的启发意义。第二章运用媒介生态学理论阐释社会生态环境对电视媒体的影响，进而梳理出电视文化身份形成与转向的外部作用力，提出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技术生态是中国电视文化身份构建的预置因素，对文化身份辨识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生态系统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前电视文化身份认知的社会文化语境。第叁章以问题牵引带动文化身份的理论演绎，为全球化时代我国电视文化身份迷惘与认知困境把脉，提出新世纪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时代症候一方面源于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形态与观念的渗入导致中国电视文化失语；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电视文化自身价值观的偏移带来的电视发展的自性危机；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百年来经历的断裂与传承影响着电视文化身份的确认，同时市场逻辑的牵制也使电视陷入唯收视率至上的文化幻象之中。第四章探索我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现实路径，提出我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他者”逻辑，通过对作为“他者”的传统和西方的定位和解码，反观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差异，为中国电视文化身份认知提供参照。在“球土化”语境中，文化的流动增多，自我文化身份的界限被打破，多元文化的共融和混杂使中国电视更应该向传统文化寻求精神给养，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诉求中坚守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电视文化表情是电视文化定位与价值追求的外化表现，对其进行审美解读有助于为电视文化形象力的塑造、电视品牌认同感的形成提供微观的参考。第五章以电视文化身份的新世纪转向为基点，以现象归纳带动问题阐释，以动态分析代替静态研判，全面梳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发生的文化变异与文化自新。新世纪电视文化身份发生的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同一格局被打破，转向对个人诉求的满足。电视文化价值观念向平民性与人文性拓展，电视节目形态更趋丰富多样，传播观念与模式有很大创新，体现出文化的多元与个性特征。二、崇高感的消解与文化平民主义的兴起。在电视文化体系中崇高的美学定义被世俗生活重构，符合大众审美心理和价值认同的部分被抽取出来，体现出草根文化的逆袭与平民意识的提升。叁、泛娱乐化倾向与内容价值重构。泛娱乐化已然成为电视景观的主要表征，新闻节目、综艺节目以及电视剧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娱乐泛化的奇观盛宴，也体现出后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义的解构。这种转向对电视文化身份的认知起到干扰和影响。四、中国情味的自然回归。这是中国电视在新世纪探寻文化身份定位做出的最富有价值和意义的尝试。带有中国风格特色的、原创性的节目形态纷纷出现，本土语言符号强势回归，电视频道包装与宣传片中中国元素的登场都说明中国电视正在重拾我们的文化自信，以富有文化特质和文化意蕴的节目在西方文化的裹挟中成功突围，重构着新世纪电视文化身份的内涵。第六章将电视文化身份研究视野扩展到全媒体文化领域，新媒体文化的反拨促使中国电视发展不能固步自封，而应该主动融入全媒体语境建构的互动与竞合的格局之中，沉淀精神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将电视艺术与技术共融，体现出新世纪中国电视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担当，这便是研究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价值和意义。总之，文化身份是电视确立价值取向与文化定位的基础。本文梳理出了新世纪中国电视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文化身份的四个转向，并对其进行深度认知，为中国电视走出同质化与娱乐化的困境、开拓具有本土文化特质与广泛竞争力的电视节目内容与模式寻求有效的解决对策和途径。
姜利勇[5]2009年在《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及设计创意研究》文中认为建筑是人类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主要平台,建筑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营造活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社会经济环境需要建造各具特色、传承文明、演进历史、构筑绚丽多彩的建筑文化。20世纪摩天楼之路是实现人类通天宏愿的奇迹,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有的建筑现象和时代的里程碑;21世纪的高层建筑又进入了一个发展方兴未艾的新时代。中国高层建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宏大时空艺术,展示着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建筑活动的强度、建筑技术的高度和建筑文化的深度,它的艺术魅力、文化特质和艺术创作规律令人关注。高层建筑文化特质的建筑个性及独特的艺术语言与形式表达,包含着兼容性、开放性、适应性、创造性和独特性等方面,它根植于建筑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因而也表现出当代环境所特有的生活的生动性、多元性和渐进性特征,具有非线性时代的文化复杂性,反映了对人类情感和接受的重新重视。表达这种建筑文化特质的设计创意突出思维的创新性,即当代高层建筑艺术的审美倾向正转向“非总体性思维、非线性思维、混沌思维”模式,建筑的形式语言也倾向一种复杂科学思维的建构,这些构成了城市形态的突变。基于突变理论的建筑复杂思维再现了建筑演化轨迹将出现“分叉”,并突现多种开放的突变可能。论文从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哲学视角,重点阐释了高层建筑“同质化”、“国际式”美学价值迷失和城市文化价值的缺失现象,以及高层建筑艺术发展的混沌与精神维度的丧失,着重探讨了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失序实乃生存价值的失却;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造性思维具有动态发展的、整体的、突变的、非线性的特征;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实质是动态的信息审美观的确立;探索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实践方法和策略;进行动态、多维的高层建筑文化批评等问题。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分析了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历史与现状,论文选题的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的范围与视角、论文的创新目标、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探讨了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中的文化失序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学价值迷失、城市文化价值的忽略、艺术发展的混沌和精神维度的丧失等问题。第叁部分从立论的角度,探析了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理念,运用文化特质创意的分类表达对创作实践作历史的分析和文化观、哲学观分析,并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详解了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理论动力和规律。第四部分即论证,从创造性思维的角度阐释了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寄意追求的实践方法,在线性设计及注重理性文化特质创作传承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非线性、整体性、逆向等创新思维方式,分析了基于艺术思维层次的文化特质创造,探寻和揭示一种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物质工具与艺术审美感性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阐述了当代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创作走向,以及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批评策略;分析了文化特质创意的生态文化观、信息审美观等创新方法,提出了建立生态文化信仰的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的评价标准。论文最后得出结论:从文化特质创意角度研究高层建筑设计创作是高层建筑发展的一种创新策略,它针对当代高层建筑实践带来的美学价值混沌、城市文化价值迷失和当代社会精神信仰平庸化、大众生活维度的缺乏等现象;非线性思维、整体动态思维可以丰富高层建筑的形式语言,它互补于理性的科学思维,并通过学科群的协作同构创新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创意策略;最终建立面向未来的动态开放的信息审美观和文化生态观,并从人文价值的生态思维视角发展科学的可持续性高层建筑评价体系。
弥沙[6]2016年在《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嬗变：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多元文化运动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烙上了 "族裔性"的印迹。1982年以前的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1982年至1995年之间的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旨在发现美国亚/华裔文学集体特征和确立文学经典。1995年至今诸多文艺理论被用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如后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全球化话语、离散等等。本文旨在研究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范式的嬗变: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首先,笔者厘清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历时发展脉络,梳理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期,阐释了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文化语境。"美国华裔文学"含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族裔特征,这也为华裔文学批评的族裔性奠定了基础。其次,以"亚裔感性"为尺度判定美国华裔作家"真""伪"的标准开启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族裔性研究。族裔性批评的价值体现在:唐人街式英语的使用解构了英语的霸权地位,纠正了华裔男性的刻板形象,钩沉了华裔被遗忘的历史,华裔以反叛的主流意识声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族裔性批评的局限性体现在过分强调作品的"亚裔感性"使批评呈现单一维度,并且陷入本质主义的巢臼,致使华裔文学批评研究很难从边缘话语体系走向中心话语体系。同时,过度强调作品的"族裔性"恰恰遮蔽了文本的"文学性",即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文学性"概念的提出是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和雅各布森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它彻底改变了文学研究范式和方法。从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这个最基本的认知出发,把文本的语言组织和语言结构形式作为内在特性研究。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受到"文学性"观念的当下意义转变和文本自身族裔性内涵减弱的双重影响,批评的重心从"族裔性"向"文学性"转变,批评的内容超越了移民文学的传统模式,转向对文学本身特质的追寻。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批评成为"文学性"批评范式的核心和主旨,张敬珏、林英敏、黄秀玲等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学者均从不同角度深度挖掘文本的"文学性"特质。以"文学性"为主旨的批评维度使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逐渐挣脱了文本所附带的沉重的历史使命,进而从女性批评、心理分析、叙事策略等角度阐释华裔文学文本所体现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转向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汤亭亭和谭恩美为例,她们在创作时有意识地淡化了人物的族裔身份,以女性言说的叙事方式弱化男性叙事的强势地位,注重文学叙述技巧与策略,呈现文学作品的普世价值。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一种开放的话语体系。在全球化、"世界文学"新观念、离散、语系文学的观照下,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呈现出世界性的视野。达姆罗什的新的"世界文学"观念提倡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的文学都有权力和机会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获得一种平等地位和话语权。作为族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学也有权力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赢得一席之位。20世纪末,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带来了语言的跨界,同时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挑战。所以,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也应该具有跨界的姿态,借鉴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的批评方法与范式,融合其他国别文学的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既可以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批评研究做横向比较,借鉴有益的批评范式来丰富自己的批评理论;也可以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文学批评做纵向的对比研究,发现其与美国主流文学批评之间既从属又独立的关系。在全球性离散文化的观照下,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也呈现出超越"中国性"和"美国性"的维度,而显像出"世界性"的特征。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内容主题不再只限于追溯华裔的历史和共同经历,进而关注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命运。集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范式体现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多元话语体系,凸显了华裔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对美国传统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补充,是集理论研究与现实意义于一体的、开放式的话语体系。
马晓翔[7]2012年在《新媒体装置艺术的观念与形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装置艺术作为后现代艺术的一个主要艺术运动开始了自身的发展历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完善，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衍生了大量具有实验精神的艺术创作，新媒体装置艺术就在这一过程中孕育而生。新媒体装置艺术根植于当代艺术，包含了关于艺术的一个广泛的定义和对于艺术模糊边界的认识，在纯艺术和商业艺术、艺术与技术、艺术与科学之间不断自我完善，并取得了实践与理论上的进步。本文以新媒体装置艺术的观念与形式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四个内容的探究：一、根据对新媒体装置艺术的历史渊源回顾，综述了装置艺术的本质与特征、理论渊源、观念源头、视觉源头、实践源头、装置艺术的公共化过程，并界定了新媒体装置艺术的发源和实践范畴。二、基于对新媒体装置艺术所根植的当代艺术语境的探讨，论述了艺术媒介的转型：媒介与创作方式、空间与呈现方式，以及媒介综合的归宿：真实与虚拟、趣味与标准等问题。叁、通过对新媒体装置艺术的表象与本质的研析，提出了其观念语义与形式语言新的内涵与外延、属性与意义，归纳并论证了观念语义表达与形式语言呈现的方式；比较了艺术家与公众眼中的观念与形式：对于艺术家而言新媒体装置艺术的观念与喻意紧密相关，形式与材质彼此联系，对于受众而言新媒体装置艺术的观念与形式是通过认知与阅读从而获得与受众的交流。四、通过对新媒体装置作品的个案研究，总结了新媒体装置艺术中的观念与形式建构的一个有别于传统审美的新的审美体系，通过新媒体装置的多样艺术形态提出了多元的新的审美论域。
李有芳[8]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美学思潮研究》文中认为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建筑美学理论，以及对当代中国建筑美学体系的研究，在当前建筑界的理论探索热潮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科学价值。在建筑创作中结合建筑美学的知识体系，可以使建筑作品更重视人文特性，从而创造出全面满足人类物质与精神需要，并使其得以充分领悟自身存在价值的生活天地，具有提升中国建筑师市场竞争力的战略意义和科学价值。近年来我国研究建筑美学的热潮正在兴起，但真正意义上的建筑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初创阶段。目前我国的建筑美学研究，还主要着眼于对建筑个体的审美描述，而对美的本质以及影响美的相关因素、对建筑审美的标准等问题尚停留在探索阶段，从而离建构属于我国的完善的建筑美学理论体系还有一定的距离。本文希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美学思潮的归纳、演绎，总结出在当前这个文化错综复杂的发展时期，我国建筑理论的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以助于建立更加完善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美学理论体系。本文主要由叁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美学的背景和本体论的研究。通过对影响中国建筑美学发展的客观因素（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与审美认知）与主观因素（改革开放之前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总结；对原生形态的美学观（中国传统建筑美学思想）、次生形态的美学观（西方主流美学观的吸纳）、再生形态的美学观做全面的分析，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美学思潮的纵向研究，从时间上理清了主要美学思潮和主要建筑创作思潮的脉络，总结出建筑美学的特征。第叁部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美学思潮的横向研究。从近代建筑美学理论的影响、现代建筑美学理论的吸纳、建筑技术美学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美学理论体系这四个方面，论述了由此产生的九项建筑美学思潮，初步构架出当代中国建筑美学理论体系的模型。通过“模糊论”、“分形论”、“系统论”，对新兴的、实验性的建筑美学思潮做出了建构。
许乐[9]2016年在《论后现代绘画的艺术呈现与审美思维》文中认为后现代绘画是在工业社会极度发展时期逐渐成熟的一种绘画形式。后现代绘画具体呈现的反审美思潮,是人们对后现代绘画已认可的判断。但是,如果我们超越对后现代绘画的常识性认知,我们觉得有必要从对后现代绘画的自身反省中来突破其反审美的思潮,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上定位后现代绘画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对于后现代绘画,直接认可其一般性特质是不够的,呈现后现代绘画艺术技法的特征与本质、表征后现代绘画的人文追求与价值意蕴、挖掘后现代绘画的美学思维逻辑既是对后现代绘画的理论再现,更是把握后现代绘画的真实方式。首先,后现代绘画的素材、技法、色彩与意境都与传统与现代绘画有着显着的区别。在后现代绘画自身的创作与批判中,直接蕴涵了秉承传统与现代审美思维的人反对后现代绘画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后现代绘画艺术在创作与审美中所表现出的拒斥“给予”的艺术力量。后现代绘画艺术不再是呈现或表现给予的前定美,而是通过艺术创作表征了“美”的存在。拒斥现代绘画审美思维与审美原则的后现代绘画,贴上反审美的标签就自然而言。但我们也应该看后现代绘画的反审美思潮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后现代绘画拒斥素材的前定给予,反对作品是对象的视觉“再现”,追求作品的自由建构;另一方面,后现代绘画以抽象、拼贴、复制等“碎片”化的方式构建了一种特有的抽象力,以期待能够在创作与审美中真正打破碎片与整体的二元对立。其次,后现代绘画以反审美的方式,拒斥了前定的给予,意味着作品与对象、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审美桥梁不再对立。后现代绘画以自由创造的方式进入到对象与作品之中。后现代绘画艺术以“涂抹边缘”、“直接复制”等方式反对传统与现代美术中的二元对立美学观念,以主体与美的自由消弭了对立。对立首先意味着差异的消解,消弭对立意味着葆有差异是艺术创作的自由本性。在后现代绘画的审美思维中,不再设定创作者与体验者之间的差别,它将审美的自由直接还给作者、观者和作品。而且,后现代绘画作品直接将矛盾、否定这些对立因素直接呈现出来,并将差异感作为审美的应有之意。这些在传统和现代绘画中不可能的可能复活了差异,作品在对差异的葆有中真正获得了自由和生命力。所以,突围后现代绘画的反审美思潮,我们就必须正视后现代绘画以“拙劣”的方式珍视人的自由,以反叛的方式强调差异,以草根的方式反对精英等追求。第叁,随着对立的消解、自由的获得,后现代绘画重新理解了自我的艺术身份。后现代绘画没有再追随着“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的现代艺术观,而在“降低”艺术身份的过程中成为“非艺术”。后现代绘画特别强调艺术与生活的一体。随着生活和艺术界限的模糊,生活与艺术的交融真正完成,并以此完成后现代绘画对生活的深犁。当然,正是由于后现代绘画深犁了生活,所以才出现后现代绘画审美中的“抽象”。因此,后现代绘画的反思思潮实则是对创作主体、艺术作品、审美主体都提出了更高的美学要求。后现代绘画审美的内在要求,不再是审美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创作主体、审美主体在生活中的审美统一。突围后现代绘画的反审美思潮,就要求我们真正站在艺术与生活关系的存在论立场上,来看待后现代绘画以“生活”的方式所创作艺术的绘画风格和创作手法。最后,后现代绘画不再是传统与现代意义上的绘画艺术。其反审美思潮使后现代绘画的“非艺术”性特质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此,我们可以说,后现代绘画是从形式的感性直观中超越出来,真正面对审美的核心:自由自在的应然绘画从传统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是从重形式美、感性美、视觉美到重心灵美、生活境界之美的审美观念的转换。后现代绘画从给予中走了出来,让对立在艺术创作及作品中真正存在,并以“非艺术”的方式重构了生活的审美意义。因此,突围后现代绘画的审美思潮,其实是让我们反思后现代绘画反对的传统与现代审美思维所铸就的形而上学藩篱。表面上看,后现代绘画具有碎片化、抽象化等让人难以接受的方面,实质它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让创造者和审美体验者真正进入到审美之中。这样,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体验者都是自由的,因而也是艺术的。后现代绘画在摧毁的否定性思维中改变对美本质的态度,使绘画艺术真正面向世俗。从而形成了后现代绘画在直观与具象中,超越直观与具象的审美原则,沉溺于日常生活中去表征心灵的审美自由和认同生活。虽然后现代绘画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反美学”嫌疑,但是后现代绘画形成的审美思维作为绘画艺术的自我规定性,也在捍卫绘画艺术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存在意义。这也是突围后现代绘画反审美思潮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刘水平[10]2005年在《大众文化：意义的生成与理论的张力》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基本立场是,从来不存在一种凝固的文化事实和普遍化的美学和文化价值体系,文化因受到各种力量的不断塑造而发展变迁,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创造过程,而不是一个被动和消极接受的过程。在从精英艺术到大众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各种美学和文化理论围绕着新意义的生成和解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指引。本文的重点不在解读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的现象,而是这些解读工作背后的各种理论资源和立场,以及它们之间历史地形成的紧张关系,这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视和把握大众文化的捷径。这样做的意义在于,有史以来还没有那一种文化形态像大众文化这样成为各种理论关注和形成冲突的焦点,作为一个表意的符号系统,大众文化更像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和变迁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既是社会和文化变迁过程中各种力量塑造和斗争的结果,也是从各种理论视野进行意义阐释的凝聚。我们可以对大众文化做一个大致的经验的描述,但永远不可能对它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释,这不仅因为它处于现代文化冲突的中心,而且因为其意义仍然处于不断转换和生成的过程当中。 然而长期以来,一种静态的审美主义思维阻碍了对于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当人们总是习惯从一扇窗户去观照大众文化的时候,这扇窗户就成了遮蔽其它视角的屏障。作为文化现代性展开的重要之维,大众文化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张力之中,必须突破审美主义的静态思维方式,从多维的向度、在不同的关系中去透视和把握大众文化。这些角度包括文化精神变迁、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媒介方式、后现代审美、经济等,这些关系包括大众文化与传统精英艺术的消长、与现代主义的辩证对立、与后现代主义的暗合等。同时,大众文化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观照各种文艺现象和反思传统理论的独特视角。本文就是以美学和文艺学的基本视角对大众文化的多向理论维度和张力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希望对于改变我国大众文化研究视角单一、视域狭窄、方法简单的现状有所裨益。 作为一种必要的准备,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基本冲突,交代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被引进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逻辑,并且对西方理论话语下的大众文化作了必要的界定。文章认为,由于大众文化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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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内软装饰的审美文化研究[D]. 曾赛军. 湖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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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层建筑文化特质及设计创意研究[D]. 姜利勇. 重庆大学. 2009
[6].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嬗变：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D]. 弥沙. 黑龙江大学. 2016
[7]. 新媒体装置艺术的观念与形式研究[D]. 马晓翔. 南京艺术学院. 2012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美学思潮研究[D]. 李有芳. 天津大学. 2012
[9]. 论后现代绘画的艺术呈现与审美思维[D]. 许乐.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10]. 大众文化：意义的生成与理论的张力[D]. 刘水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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