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危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殊背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危机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6)11-0015-08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学术界经常用“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解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可我们知道，我们党之所以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因为“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新变化；我们党之所以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还是因为“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新变化。可见，用“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解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并不具有说服力。那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底有何特殊的背景？我们认为，我们党之所以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根本出发点在于要解决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尽管有些矛盾和冲突，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在不同国家相同社会发展阶段都有相似性，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当今中国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危机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既有不可再生的，如矿产资源；又有可以再生的，如粮食、水果、蔬菜等，但后者的增长也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是有限的，人类需求的增长必须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来进行。无限制地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恩格斯曾告诫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工业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问题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今天我们如果不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标，还有可能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从无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
对我国来说，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均占有资源少，资源约束明显、供需矛盾突出。一般讲我国地大物博，可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很低。中国的生态环境具有先天脆弱性：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面积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中国所有的资源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没有一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更没有一个在世界平均线之上。我国人均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天然气4.3%，石油11.1%，铝 7.3%，水27%，铜18%，耕地43%，铁42%，煤炭 55.4%②。由于许多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这些资源在我国的蕴藏十分有限。
第二，资源耗费惊人，能源技术依然落后、能源效率明显偏低。我国这几年经济发展得很快，GDP的增长年均在9%以上，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耗费也相当惊人。我国资源消耗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4年我国的GDP占世界4%，而我们资源消耗却大大超过这一比例。石油消耗占世界的7.4%，燃油消耗占41%，铁矿消耗占 30%，钢材消耗占21%，氧化铝消耗占25%，水泥消耗占40%。中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钢材消耗是美国的5.8倍，日本的2.7倍。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用于拉动GDP投资占10%～20%，我国为40%～45%，经济增长很快，但实惠不多。此外，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无序无度的消耗，也正透支着我们宝贵的资源。
第三，环境污染严重。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 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江河湖泊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5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发布的世界各国（地区）“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133位，全球倒数第12位。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贫乏和管理不当③。
第四，未来发展过程中资源瓶颈越来越严重。根据我国国情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我国的发展必须实施以依靠本国资源为主的发展战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需求迅速增长同国内资源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厉约束。因此，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
二、人自身心灵冲突——精神危机
人是万物之灵，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和谐社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开拓者、创造者。人的个性和谐和精神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同时，人的个体和谐又是自然与社会的产物。人自身的和谐，就是指作为个体的人要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关爱个人，集体承认个人、尊重个人、给个人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首先，社会的急剧变迁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会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在急剧变迁，由此引起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动。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多种利益群体的出现，导致多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社会成员开始出现思想困惑或混乱；各式各样的生活观念和精神文化需求，使人们很容易接受形形色色的社会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和理想造成极大困难，导致个人产生心理上的危机。
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会引起人们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会引起人们树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等；另一方面，市场本身也直接存在消极的方面，其突出的表现在：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市场价值，会越出市场的范围而造就拜金主义。实践证明，这种消极作用并不会因为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全部消失。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逐利思想的滋长，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们带来负面影响，使他们陷入困惑之中，甚至致使他们的价值观产生混乱。
第三，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及社会上的坏风气，会冲击人们的心灵。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推动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与消极、美好与丑恶、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规范与不规范等矛盾冲突，会使人们的思想、思维结构以及价值体系产生裂痕，带来困惑，使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失去平衡。与社会心理严重不平衡的同时，由于恶性竞争，人们为了得到利益往往不择手段，甚至互相欺骗，以致人际关系商品化、实用主义化和机会主义化，从而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社会诚信严重缺失，呈现出严重的伦理危机状况，这与和谐社会是极不相容的。
第四，人自身不和谐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据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2人自杀未遂。自杀造成的“后遗症”亦不容忽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一个人自杀平均会使六个家人和朋友的生活深受影响。据此测算，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承受着因家人或亲友自杀死亡所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其中大约有13.5万名小于十七岁的孩子经历过父亲或母亲死于自杀的悲剧。此外，在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还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多种精神疾病，导致人自身不和谐。
三、人与人的冲突——整合危机
人与人的和谐，主要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最有价值。人与人的和谐，要求人与人之间和而不同、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团结友爱。因此，建立完善的整合机制，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就必须担负起进行社会整合、建设有序社会的责任，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中国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凸现出来，社会发展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整合危机④。正如江泽民所说：“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⑤应该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或不及时，也可能使矛盾激化，产生冲突和对抗。而一旦出现冲突和对抗，轻则会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重则会破坏安定团结，造成社会动荡乃至酿成动乱，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
在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极为复杂，具体表现在：
第一，社会阶层分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尖锐。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经济基础的剧烈变化导致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原有的一些阶层分化了，新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分化过程中，有些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了，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这种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典型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使我们所面对的利益主体情况更为复杂，社会整合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来得艰难。同时，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别，相互之间难免会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影响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农民是党的阶级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但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弱势化的趋势，包括工人、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处于下岗失业状态、生活困难、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地位下降等，这样下去可能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基础，严重削弱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对社会安全运行也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人们获得了经济的自由和权利，国民经济发展获得了空前持续的效率和速度。但是，在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人群的分化同样也很迅速。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虽然各种媒体上报道的统计数据不一致，但不管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还是世界银行、中国官方和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都显示，自1995年以来的十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呈逐步上升趋势，目前的贫富收入差距已在世界排到前几位。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分裂更加严重。穷人社会与富人社会俨然变成了两个对立的社会，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严重失调。这种社会分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第三，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流动机制。我国现阶段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农民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农民工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制约处，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处于对立与冲突之中，突出表现在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宿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寻找更好的工作。此外，城市的从业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干部制度等，也对社会流动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第四，突发性事件增多。突发性群体事件是一种在较短时间内突然爆发的一部分群众与另一部分群众之间、一部分群众与领导部门之间、一部分群众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总体上讲，突发性群体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都是由经济利益的矛盾所引发的，即使一些矛盾的激化确因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但同极少数人旨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是有明显的区别，同少数坏人搞打砸抢烧的违法破坏活动是有区别的，参与的大多数群众同少数混水摸鱼、违法犯法的坏人也是有区别的。当前，由于不能有效化解已经激化了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增加，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安定团结。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⑥。
四、人与社会的冲突——社会危机
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两者的发展是一个双向同步发展的统一运动过程。人与社会和谐，就是个人与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社会使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个人遵守社会的各种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相适应，个人的利益与需要的满足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的现实相适应，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与社会不断进步相适应，人的能力发挥与社会公平、公正相适应。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目前中国现状来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剧烈变革的冲击下，人与社会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在：
第一，社会风险增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现代化，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它包括：人们因失业、疾病、工伤、失去劳动力、自然灾害而丧失生活来源和失去基本的生活条件，因各种原因失去家长的抚养使儿童无法获得正常生活条件、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而无法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风险几乎对每一个人都存在，尤其是城镇的弱势群体和众多的农村人口，由于没有社会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机制，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与发展机会处在更为脆弱的状态，更容易受到失业、疾病、工伤的打击，他们的子女也更容易失去平等的发展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口要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它反映出在我国缺乏可以免除社会风险保障的绝不是少数人。
第二，社会政策缺失，社会保障脆弱。为规避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风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政策，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分散和分担社会风险，从而使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并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我国历史上在城乡分隔的状态下，根据不同情况建立起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原有的农村保障体系随着集体经济的改革已基本解体；城镇中原有保障制度因其固有的种种问题，有些实行了转型，有些还未能很好地实现转型，许多劳动者还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在城市化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我国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随着大量的农村务工者进城打工，城镇中也出现了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农村进城务工者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而且连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在城里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这又造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化。由于这种分化已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因而也影响着社会下层的向上流动和社会的融合。
第三，就业压力增大。就业问题与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及其家庭息息相关，不仅是解决基本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劳动者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实现人自身和谐的主要途径。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和谐。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就业难度最大的国家。我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矛盾十分突出。一是就业供给总量不减，就业压力大。每年需要重新安置的下岗工人约1400万人，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由于宏观调控、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就业增量会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全部消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中仍有大量未就业人员；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实施政策性破产还需要安置一定数量职工；部分困难地区、困难企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依然存在；已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有些还不稳定，存在再失业的风险。三是新的就业矛盾逐步凸显。主要是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进一步突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同样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四是劳动力素质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的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甚至严重短缺，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下岗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也亟待提高，否则难以实现就业。五是农村富裕劳动力需要转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富裕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十一五”期间，每年因失地而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就超过300万。未来几年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增长，劳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第四，社会矛盾广泛存在。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引起的社会矛盾、不及时足额发放退休工人退休金引起的社会矛盾、因违背劳动法引起的劳资冲突、大量的刑事犯罪、频发的大型生产事故、非法宗教的邪教活动、恐怖主义、新型传染病、公共突发事件增多等等，这些矛盾极大危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面对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能不能按照和谐社会的目标，站在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正确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协调与和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五，公共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但相比较而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滞后，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公共管理体制建设的滞后主要集中体现在：一是管理关系不顺。诸如，党政关系、政府和企业、党与政府同第三部门的关系等还没有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理责权也没有完全理顺；二是公共管理体制不健全。譬如，在卫生管理方面，一方面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另一方面，原有的农村医疗卫生合作体制却在改革过程中流失了；在社会治安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导致各种犯罪还在高位运行；在社会事业方面，有效的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六，社会不公正现象严重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不公正严重普遍。教育投入不公平，公共卫生投入不公平。仅以卫生和教育为例，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农民人均卫生费只有12元，仅为城市的28%，约80%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23%的教育投资。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教育是社会流动中一个重要部分，现代社会强调起点平等，山区和贫穷地方的孩子与城市的孩子在起点上就不公平，以后的竞争将更难以公平。在贫困的农村已经出现极端的例子，有的孩子考上大学，父母却因无力交纳高额的学费而自觉有愧被逼走上自杀的绝路⑦。
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发展危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第一，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表面在经济发展这条腿长，社会发展这条腿短，社会事业发展迟缓。目前，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这种状况不改变，不利于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创造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更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二，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它符合中国的国情，保证了人民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但它还很不完善，党和国家现行的具体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还存在一些缺陷。这主要表现在：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出现了参与性危机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在决策中缺乏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决策随意性比较大；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
第三，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文化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一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经基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二是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文化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三是我国已经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四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文化发展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五是世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带来文化创新和传播领域的重大革命，文化发展现状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和应用的形势不相适应⑨。
第四，经济社会结构转换比较迟缓。其突出的表现：一是产业结构转换滞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偏低；二是就业结构转换滞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偏高；三是城乡结构转换滞后，乡村人口比重过高。
以上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党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执政党的职责，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本质，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六、党群干群的冲突——合法性危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同其他政党一样，也同样存在合法性危机⑩。历史经验表明，合法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危及政治的整合和政权的生存。苏东剧变的深刻根源就在于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甚至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所贯穿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就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
解决合法性危机，关键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或者说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又突出地表现为党群、干群矛盾。目前，社会上的许多不和谐现象，都与党自身存在的不和谐或多或少有关，甚至有的根源就在于党自身。对于执政党来说，不和谐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权力腐败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正遭受腐败的威胁，腐败问题成为党自身不和谐的最大噪音，反腐败斗争已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个高频话题。在 1989年时，邓小平就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11)我们党的宗旨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广大公务人员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应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不图回报、无私奉献。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在党内开始滋长蔓延，助长了党内追名逐利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泛滥。权钱交易、行贿索贿、贪污腐败、奢侈享乐的现象比较严重，开始成为人们忧虑的焦点。
第二，脱离群众现象比较普遍。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缺乏对敌斗争的强大压力，加上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商品交换原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渐渐淡薄了群众观念，滋长了脱离群众的习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等问题比较严重。突出表现在：想群众的利益少了，想个人的利益多了；想群众的疾苦少了，想个人的安逸多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少了，考虑个人的“政绩”多了；给予群众的少了，索取群众的多了；考虑同下面的关系少了，考虑同上面的关系多了；同普通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联系少了，同一些“老板”“大款”的联系多了；对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说服教育少了，采取简单方法解决多了，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危害极为严重，可以说它是我们当前所有问题和缺点的根子，是引起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增加进而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的要害所在(12)。
第三，党与政、党与非党、党与他党的关系没有理顺。党政关系是我们党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此方面作了许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在党政关系和党的工作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一方面，一些地方党委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有些地方党委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和党管一切的框框里，自觉不自觉地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同志不能自觉维护党委的权威，党委也有组织工作不到位、职能不到位、该管的没管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领导干部个人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因素，又有体制和工作机制上的问题，如果不坚决加以解决，就会影响党内团结，妨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损害党的形象，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此外，如何处理党与非党组织的关系，如何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执政党与参与党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在未来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上述矛盾和冲突，产生了上述危机，所以我们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说：“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版，第167页。
②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③《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28日。
④整合危机属政治学范畴，是指政治上的统一性发生严重的问题，地区间和群众间的冲突难以调和，民族团结出现严重困难，国家的统一受到严峻挑战。
⑤《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⑦刘喜发：《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前进》，2005年第3期。
⑧参与危机属政治学范畴，是指政治体系或体制不能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吸纳和消化新生的社会力量，民众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从而引起广泛的不满、抗议和骚乱。
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 277页。
⑩从政党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党的政治功能就在于解决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通常面临的三大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合法性危机是指执政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众的普遍支持，亦即政治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12)杨泰波：《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前沿》，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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