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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人们总是从恢复实践权威从而引发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来理解。其实，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还在于重新提出了理论的作用。呼唤对伟大理论的学习，研究学习在理论发展中发生作用的机制，理解坚持以科学学风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真理标准的讨论呼唤对理论的学习
历史反复表明，一个重大事件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往往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被人们所真正地感受和领悟。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例外。
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个历史功绩，就在于把被颠倒了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从而恢复了实践的最高权威。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拉开了全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序幕。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很容易使人想起黑格尔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引发的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评价：“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35页。）。真理标准讨论对我国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一次更加辉煌的“日出”。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所迈开的每一步都与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对此，邓小平曾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并列，成为邓小平理论中最富特色的精髓。离开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不可能有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已成为共识。
问题在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另一层意义的理解上：不少人在强调解放思想的同时很少去思考这场讨论给理论留下了多少地盘和活动空间；更无法理解它对理论的强烈呼唤和渴求。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恢复实践的权威就意味着理论退居一旁静观实践发挥作用。以为解放思想可以脱离理论指导的观点，是建立在以下两个错误判断之上的：（一）思想解放就是摆脱一切观念约束的“自由”状态。其实，它不了解或不承认破除任何思想观念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精神力量，而真正的精神自由决非思想的“真空”状态。（二）实践可以自动或自发地检验思想路线。其实，任何实践总是有思想指导的，而能检验思想路线的实践，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则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
真理标准讨论在事实上重新提出了理论的作用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人们批判“两个凡是”的主要“武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思想在这场讨论中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因此，真理标准讨论本身就体现了理论的能动作用。（二）通过真理标准讨论，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邓小平理论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时代需要理论的体现。邓小平在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时指出，“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因此，真理标准讨论通过对于实践与理论作用的重新审视，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似乎充当了双重的角色：它既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力量，是真理标准讨论所要恢复和坚持的理论；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思想禁区”。诚然，我们可以在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界限的基础上，把后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剔除出来，但是这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这是因为，这几十年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许多混乱，甚至连什么是社会主义之类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并大声疾呼：“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搞清楚”或“理解”也就是学习。这就向全党提出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与重新审视实践与理论的作用，从而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党历史上，革命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形成自觉性，总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历史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写下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专门写了有关学习的一节，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的著名论断；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整风期间，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都向全党提出了新的学习任务。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尔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郑重提出“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学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3页。）。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中国革命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无产阶级的领袖总是及时地向全党提出学习任务，否则党就没有思想武装，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第二，决不能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狭义地理解为只是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无产阶级的领袖总是把学习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时隔20年，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真理标准讨论的另一个历史功绩，这就是向全党提出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全党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学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介
恩格斯在1887年给一位美国女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第584页。）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本质特征就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会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反映和指导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的，而学习则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下面分别就理论反映实践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学习与理论发展的关系作些说明。
其一，学习在理论反映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与理论的发展。
理论反映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主体认识世界的过程。认识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产物，但就具体主体而言，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在当下实践中自发产生的，而是首先通过学习得来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全党各级干部需要抽出时间学习，以“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不能抽象地理解对理论的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决不可能脱离理论反映实践的过程。学习马克思主义，“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3页。）。学习是为了能够使理论反映实践，理论反映了实践，即说明了实践问题，才算真正地理解了理论、“精通”了理论。因此，学习与理论反映实践的过程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同一的。理论说明了实践问题，就是用具体丰富了普遍、个别充实了一般，理论正是在理论反映实践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的。由于需要说明的实际问题层出不穷，理论在反映实践的过程中也就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反映实践中发展，也就是在与反映实践相联系的学习中发展。
其二，学习在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与理论的发展。
理论能够说明实践问题，就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从主体方面来分析，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类”活动需要两个规定：一是目的。目的是实践得以发动的动力和进行的方向，它“作为规律决定着实践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二是方法。方法是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主观手段。目的是主体对客体评价的“应如此”观念与对事物的现实发展可能性的认知的统一，是在认识（评价和认知）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形成的。方法是主体在目的的指导下对关于客观规律性的认知进行“反思”而形成的关于目的客观化的途径、计划和手段的观念，也是在认识（评价和认知）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形成的（注：关于目的和方法在认识中的形成，详见拙著：《论认识中的认知——评价结构》，《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因此理论指导实践就必然把理论反映实践及对其成果的思维加工包括在内。马克思主义者为要指导实践，必须形成合理的实践目的和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为此，就必须在理论反映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思维加工，而对理论反映实践的成果进行思维加工，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理论不仅在于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实践问题，更在于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践问题。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实践，解决了实际问题，才算真正地理解了理论。因此，学习与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同样不仅是统一的，而且也是同一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经受检验，使自身得到修正、丰富和发展。由于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层出不穷，理论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就不断地经受检验，不断地得到修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的发展，也就是在与指导实践相联系的学习中的发展。
理论反映实践的过程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学习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中介。中介是相对于直接性而言的，是在两极之间起着居间联系的环节。列宁认为，“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理论与实践通过学习而联成一体。理论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内涵着实践，但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转化现实的理论反映实践的过程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学习作为中介，“它把自己的他物包括在自身之内”，成为“它本身建立起来的辩证法的矛盾”（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2页。）。正是由于学习的中介作用中的“辩证法的矛盾”，使得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表现为一个自身旋绕的圆圈”（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51页。）。从而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必须紧紧地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这一作为中介的学习环节，由此才能使自身不断地保持现实的属性，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自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邓小平理论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我党紧紧抓住学习环节，从而使理论在反映实践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获得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号召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也就意味着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三、科学学风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必然涉及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从根本上说，它也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因而，如毛泽东所说，“就是第一重要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1页。）。
应当承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学风。教条主义是其中危害最大的学风。教条主义表面上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反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反对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考茨基是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国际的主要领袖。他“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却教条主义地“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形而上学的天真态度”（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446页。）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革命发展史上，王明、博古曾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导致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博古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检讨中，就反省自己在那段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循，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的“两个凡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从50年代后期起，一直存在着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我们曾经教条主义地理解，“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把公有制与国有制等同起来，并且竭力排斥其他一切非公有制形式；我们曾经形而上学地对待，“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绝缘。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两个凡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凡是”式地僵化理解，表明了教条主义学风的严重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或科学学风？邓小平有过一句很精辟的话，这就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学马列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所谓“精”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新认识和新概括。学马列不是为学而学，而是“要管用”，也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反映实践和指导实践。这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途径。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创立的学说，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方法来看待和运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们曾郑重地指出，《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针对有人认为只要把马克思的书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的观点，恩格斯不无讽刺地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充分说明了什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学风。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体现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样对于邓小平理论也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学风问题，他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最近，江泽民又把学风问题提到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根本标志的高度。他说，“一个党委、一个领导干部，能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根本标志”（注：《光明日报》1998年6月3日，第16版。）。学风不正，就不能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不能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因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就不能算是成熟的。学风问题的再次提出，要求全党进一步端正学风，批判各种不良风气。坚持科学学风，在当代中国就是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正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
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时说：“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又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分析。
其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其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真正的坚持总是在发展中的坚持，真正的发展总是把坚持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体现着这种坚持和发展的完满统一。这种完满统一离开了理论反映实践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无法理解的，也是与反映实践和指导实践相联系的学习过程分不开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与邓小平理论联系在一起。20年前，邓小平提出了什么是对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真高举”问题。认真学习、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用以反映和指导实践，并用在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