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影响实证分析
□文/卢阳星 高志英
（湖北大学商学院 湖北·武汉）
［提要］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居民健康受到威胁。为研究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本文以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为基础，纳入空气污染因素，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09～2016年面板数据，验证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带来负面影响，即空气污染每增加1%时，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为0.0241%，当加入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教育等因素后，该影响会在一定程度出现下降趋势，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从0.0477下降到0.0241，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关键词： 空气污染；健康人力资本；健康生产函数
一、引言
世卫组织认为，在2019年面临的十大健康威胁中，空气污染是最大的环境威胁，同时也指出“世界上十个人中有九个每天在呼吸受污染的空气。”目前我国存在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等一系列行为，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一定区域内健康人力资本要素积累水平的高低分别由环境污染状况和居民健康衡量，二者均在经济协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由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健康问题会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由空气污染所引发的疾病健康问题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在不同的程度上阻碍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生态文明”，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必须坚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的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发展的大力推进，环境问题的着力解决为“健康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健康自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为了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中国整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体现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对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探求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据此推进“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建设。与此同时，环境污染治理也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就迫切要求从理论机制上设计出合理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增长机制，从而有助于缓解当前我国总体生态环境恶化，提高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本文以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为研究切入点，研究空气污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健康人力资本，在什么条件下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作用会下降，为提高居民总体健康水平和改善空气质量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我记忆中最早出现的老虎，都被武松、孙悟空打死了。与其说它们是弱者，不如说它们顶起了人类的英雄人物。没人把拍死蟑螂拿来炫耀。
2.境内外利差（LC）：目前，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到广泛运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因此选取上海银行间市场1年期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国内利率的代理指标，选取市场化水平高的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1年期同业拆借利率（LIBOR）作为国际利率的代理指标。境内外利差（LC）=SHIBOR-LIBOR。
二、文献综述
健康一词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频率比较高，关于健康的定义不同学者作出了相应的解释。Bauer（1955）将健康定义为“人体作为一个有机体的一种状态，它会让人感受到自己活得更成功或更幸福”。Dolfman（1973）则将健康定义为一种没有疾病的状态或环境。美国国家健康中心指出“真正的健康是个体在身体、精神、智力、情绪和社会等五个方面都达到健康的状态”。舒尔茨（1990）指出健康人力资本是初始健康状态的一种延伸，“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会通过健康服务等方式来发挥自身的作用”。王曲、刘民权（2005）指出健康作为一种最为基本的可行能力，人只有健康并且活着，其一切活动才能得到实现。
关于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Grossman（1972）认为，个人对医疗卫生的需求是健康本身，因而，在加强医疗卫生投入的同时，需要对影响健康的各方面因素进行改进，以此达到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和满足居民的健康需求。从个人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Fuchs（1974）指出影响健康状况的最大因素应该是个人行为，如生活习惯或饮食习惯等。从公共物品的视角，王弟海等（2008）认为，公共物品的消费数量与质量有助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因此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是改善个体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从教育水平的视角，邓曲恒（2010）在研究城镇地区健康差异时发现，除收入因素外，教育、年龄也会导致健康状况存在差异。Grossman（1972）认为教育对人们健康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个受过良好健康教育的人将有效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从物理环境的角度来看，一般情况下，日常生活环境的人口密度、道路环境清洁度、居住条件等物理环境都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模型检验。为了得到恰当的参数估计，本文利用Stata 14.0软件，运用各种检验方法以确定采取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三同”即“推动地方立法工作与实践同发展”。其要义在于：只有在地方立法工作的实践中立足于地方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地方立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法治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被解释变量为健康人力资本（H）。目前，有许多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标，如人口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和可获得性，本文以人口死亡率作为衡量健康状况的关键变量。由于人口死亡率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健康状况，因此它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可和使用，例如王俊、昌忠泽（2007）使用人口死亡率来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健康状况。
三、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模型构建
基于云平台的洛溪大桥健康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李真兴，王身宁（6-129）
为了消除异方差，我们对方程（4）等式两边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一个新的函数式（5）。
王俊、昌忠泽（2007）将式（2）用标量的形式表示为式（3），同时通过相关运算将方程（3）转化为更加明确的形式即方程（4）：
把式（1）中的向量X所代表的影响个人健康状况的向量转换成一组代表环境（P）、经济（S）、社会（Y）、卫生（E）和教育（Z）的变量，健康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P、S、Y、E、Z 是分别代表着环境、经济、医疗、教育和其他影响健康的因素，Ω是社会初始健康的估计值。本文在进行分析时，将（5）式这个新的函数可以看作是本文健康生产函数，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目的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各个变量进行选取。
（一）模型设定。现代医学模式指出环境、生活方式和行为、生物遗传和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人群疾病和健康的主要原因。本文以Grossman模型为依据，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从宏观视角构建健康生产函数来研究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健康生产函数的抽象形式为：
③为避免大坝中部面板（受压区）破坏，选择10条面板受压缝采用沥青杉板嵌缝充填，以嵌缝沥青杉板变形吸收挤压力，防止面板破坏。
2、核心解释变量为空气污染。相比于其他环境污染要素，空气污染的外溢性更强，居民更容易暴露在空气环境中，在宏观尺度上，污染物和健康的剂量反应关系也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来。因此，本文选取二氧化硫排放量排放作为环境变量。
3、控制变量。主要从经济发展、公共卫生、教育水平、物理环境视角这四个方面来反映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选择人均GDP来代表经济发展指标；选择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作为公共卫生变量；选择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教育水平变量；选择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人口密度代表物理环境变量，以此反映居民生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统计性描述。本文收集了中国2009～2016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平台等。由表1可知，每一年的人口死亡率平均为1.78‰，最大值为1.98‰，最小值为1.44‰，通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各个省之间的人口死亡率的差距较小。空气污染指标使用二氧化硫排放量来代表的，其均值为3.91（万吨）。暴露于污染风险中的概率越大，健康危害就会越大，城市人口密度均值为7.85（人/平方公里），可以看出人口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可侧面反映目前中国居民居住环境状况。变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较大，而lngdpit、lnedit、lndocit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异较小，这说明各个省之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差距较大，各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差距较小。（表1）
基于Grossman个体健康需求函数和健康生产函数，本文结合我国二氧化硫污染的实际情况，通过参数估计和实证检验分析空气污染对中国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得出相应的结论。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空气污染、经济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变量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为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提供相应的建议。
四、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分析
关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研究，Grossman开创的健康生产函数理论是这项研究的起点。健康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健康生产投入与健康产出之间的关系。同时，该函数表明，个人生活方式、遗传因素、卫生保健、年龄等都会对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空气污染对不同人群产生健康风险的研究上，Chay和Greenstone（2003）通过研究空气污染对婴幼儿健康的影响指出，二氧化硫的增加会通过降低新生儿出生时的体重而导致其死亡率上升。我国南北方不同的供暖政策导致空气污染程度也存在差异，Yuyu Chen等（2013）采用断点回归方法首次系统评估我国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得到的结果是长期生活环境中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增加100微克的话，死亡率会相应的增加14%。曲卫华和颜志军（2015）基于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使用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和医疗卫生服务对不同地区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发现工业烟尘排放量对全国人口死亡率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只有在中部地区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关于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环境污染会对我们带来怎样的危害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自身健康状况的改善，不仅需要对环境污染采取措施，更加需要采取一些实际可行的措施，加大环境污染的管理力度。
首先建立混合回归模型作为本文的参照模型，混合回归的结果为F检验的P值0.0000，强烈拒绝原假设，故应该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次，进一步尝试运用LSDV法（虚拟变量法）来确定是采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由于运用LSDV法得到的个体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比例比较大，故不存在个体效应。同样运用LSVD法得到的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的比例较大，故存在时点效应，然后对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为F=16.94，P值为0.0000，因此强烈拒绝“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最后对数据进行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6，因此应该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表2是分别采用混合回归（FE1i1）、个体固定效应回归（FE2i2）、时点固定效应（FE3i3）模型的估计结果。根据各种统计检验，本文最终选择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表2）
地图的绘制包括点、线、区域的绘制，绘制的工作是在类Map_Layer中进行。绘制时，以点代表建筑，以线代表道路，以区域代表社区，在父类QgraphicsView所设置的区域内显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览表
（二）估计结果分析。模型（1）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宏观尺度上的空气污染与健康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增加1%，人口死亡率会提高0.0477%。（表3）
模型（2）中引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以及城市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后，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仍然很大，但影响系数从0.0477下降到0.0232，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程度明显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加强环境绿地设施、提高文化水平以及降低人口密度可以降低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对应于so2it的回归系数，so2it每增长1%，人口死亡率的增长率为0.0232%，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规律。与gdpit对应的回归系数表明，人均GDP每增加1%，人口死亡率的增加率为0.0607%，这与我国实情相符，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会导致污染上升，目前中国污染治理水平相对比较低，而且污染治理水平和实际可行的措施往往达不到一定的标准，环境治理效果并不太明显。edit对应的回归系数表明，平均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人口死亡率降低0.643%，这能够反映出教育水平的提升带动居民的健康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降低空气污染程度，相应的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呈现出负相关，则表明公共卫生、环境绿化的提高能够降低人口死亡率，相应的提升健康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每增加1%，人口死亡率增加0.0129%，这同样能够得出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居民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会越大，但是在模型（2）中这一变量并不显著。
模型（3）中排除城市人口密度这一变量，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增加，变量仍然显著，与本文的预期结果一致，因此排除城市人口密度这一变量。同时，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最终确定模型（3）。模型（3）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GDP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影响人口死亡率的其他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人口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绿化环境对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应的有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当排除城市人口密度这一变量时，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依然显著，但是影响系数从0.0232增加到0.0241，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程度有小幅度的上升。绿地面积与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每增加1%的城市绿地面积会导致人口死亡率相应减少0.186%，这一估计结果与环境保护和绿化设施对大气颗粒物的减尘、滞尘和阻尘作用相一致。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本文以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为基础，利用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包括空气污染因子、经济因子、卫生医疗因子、教育因子和物理环境因子，使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得到了验证。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当加入经济、教育、卫生医疗以及物理环境等因素之后，该影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空气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能够降低，此时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增长1%，人口死亡率的增长率为0.0241%。其他各控制住变量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分别是，人均GDP每增加1%，人口死亡率的增加率为0.0542%，平均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人口死亡率降低0.624%。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均呈现出负相关，即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增加1%，人口死亡率分别降低0.214%和0.186%。实证结果表明，提升教育水平、改善卫生医疗、扩大绿化面积能够降低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首先，教育水平的提升能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和环保意识，降低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且也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程度。其次，当居民健康因为环境污染受到侵害时，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于有效治疗疾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于居民预防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健康危害也是大有裨益。完善和提升环保绿化设施，也可以有效降低健康风险。
表2 空气污染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估计结果一览表
表3 空气污染与健康人力资本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一览表
（二）政策建议。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空气污染几乎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居民健康和社会福利。空气污染会加速健康人力资本的贬值过程，损害中国宝贵的人力资本。同时，治疗健康损害的大量公共开支是不可想象的。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少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通过运用强大的法律和适当的社会压力，为大众赢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生活环境。首先，要严格控制空气污染源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尤其是在特定时间上的集中排放会造成污染源的浓度过高，高浓度的大气颗粒物会增加居民健康受损的风险。其次，提高各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扩大对居民健康风险医疗救治的覆盖率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因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造成的生命损失，而且会由于疾病率的降低使得居民经济成本负担也相应地减少；改善环保绿化设施，增加绿化面积，因为园林绿地具有除尘吸附有害气体的功能，合理规划园林绿地设施建设，提高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绿化水平可以降低大气中的颗粒物浓度，这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暴露于空气污染中的可能性和风险，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整体社会福祉和公共服务水平。我国应该加强对二氧化硫排放的事前调查、事中监管及事后统计等各项监管工作的要求，在大力倡导环境保护的同时，应该摒弃“只保护，不发展”的理念，既要做到保护环境，也要发展环境。居民自身应该提高有病就治的健康意识，政府也应该加大基础医疗设施的投入，创建一套完整并且合理的医疗卫生机制，解决当前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及基层医疗机构资源闲置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凌迎兵，潘春延.江浙沪地区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的空间差异［J］.人口与社会，2018.34（5）.
［2］李妙.环境污染与人口死亡率［D］.暨南大学，2018.
［3］张慧.空气污染与健康居民就诊量的关系研究——基于stata 的面板数据分析［J］.邢台学院学报，2018.33（2）.
［4］赵秋晓.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宏观健康生产函数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25）.
［5］王瑞阳.经济发展过程中空气污染对国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7.
［6］万萍，李红艳.健康人力资本研究：文献综述与对策建议［J］.经济研究导刊，2018（23）.
［7］孙涵，聂飞飞，申俊，彭丽思，於世为.空气污染、空间外溢与公共健康——以中国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9）.
［8］孙猛，李晓巍.空气污染与公共健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7.39（5）.
［9］汪泓，张健明，吴忠，李红艳.健康人力资本指标体系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2017.39（4）.
［10］黄文斌.环境污染与公共服务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分析［D］.深圳大学，2017.
［11］王秀芝，易婷.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19（4）.
［12］刘瑞瑞.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风险的统计分析［D］.暨南大学，2016.
［13］吕娜.微观数据视角下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9）.
［14］董希望，王弟海.经济学中的“健康”：定义和度量——学科比较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
［15］徐祖辉，谭远发.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6）.
［16］杨玉萍.健康的收入效应——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研究［J］.财经科学，2014（4）.
［17］谢元博，陈娟，李巍.雾霾重污染期间北京居民对高浓度PM_（2.5）持续暴露的健康风险及其损害价值评估［J］.环境科学，2014.35（1）.
［18］Yuyu Chen et al.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J］.PNAS，2013.110（32）.
［19］吴振华.我国农村居民健康风险影响因素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2（3）.
［20］徐颖科，刘海庆.我国农村居民健康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健康生产函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33（1）.
［21］邓曲恒.中国城镇地区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5）.
［22］苗艳青，陈文晶.空气污染和健康需求：Grossan模型的应用［J］.世界经济，2010.33（6）.
［23］李亚慧，刘华.健康人力资本研究文献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20）.
［24］王弟海，龚六堂，李宏毅.健康人力资本、健康投资和经济增长——以中国跨省数据为例［J］.管理世界，2008（3）.
［25］王俊，昌忠泽.中国宏观健康生产函数：理论与实证［J］.南开经济研究，2007（2）.
［26］王曲，刘民权.健康的价值及若干决定因素：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5（4）.
［27］刘国恩，William H.Dow，傅正泓，John Akin.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4（4）.
［28］Chay，K.Y.，M.Greestone.Air Quality，Infant Mortality，and the Clean Air Act of 1970.NBERWorking Paper，2003.
中文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 A
收录日期：2019年6月27日
标签：空气污染论文; 健康人力资本论文; 健康生产函数论文; 湖北大学商学院湖北·武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