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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1)02-0050-09
通货膨胀作为经济运行中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货膨胀的出现会扭曲市场价格，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导致实际产出增长率下降。众多学者为此对通货膨胀的成因、传导机制以及治理对策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更是围绕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等问题展开研究，希望能对通货膨胀从宏观到微观机理层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而为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正确的依据。基于此，本文通过对通货膨胀文献的梳理，将重点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四个方面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一直是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显得尤为重要。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货币功能认识的深化——从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到在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建立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从而对通货膨胀静态福利成本和直接治理成本进行定量分析——这些研究给出了宏观经济冷热胀缩效率损失的衡量标准，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贝利(Bailey)最早基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提出以逆货币需求下方面积即“福利三角形”来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1]其后，很多学者在贝利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巴罗(Barro)重点研究了贝利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他认为通货膨胀加快了支付频率，减少了货币作为支付媒介的使用次数，从而导致了更高的交易成本。为此，他重新构建了货币需求曲线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2]卢卡斯(Lucas)利用收入补偿思想，使用双对数货币需求曲线拓展了贝利的研究，试图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给出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性均衡分析。他基于美国1900-1994年的时序数据得出6%的通货膨胀率的福利成本大约为GDP的1%。[3]在贝利和卢卡斯的基础上，塞莱提斯和雅瓦里(Serletis and Yavari)通过估计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考察了7个欧盟国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显示，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当利率从10%降低到5%时，比利时、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爱尔兰和意大利7个国家实际收入分别增加了0.3%、0.45%、0.1%、0.2%、0.4%、0.5%和0.4%。这充分说明在类似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大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要远远小于那些小国的成本。[4]
很多学者认为，贝利的“福利三角形”方法属于局部均衡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而不能准确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克雷格和罗歇托(Craig and Rocheteau)指出，在考虑卖方分享交易盈余和市场参与者决定的情况下，福利三角形会低估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5]为了避免局部均衡分析的局限性，古普塔和尤威林格亚(Gupta and Uwilingiye)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内，他们基于货币的内生增长模型衡量了南非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这种方法将通货膨胀视为是时微观层面所做决定的征税。[6]
巴斯藤和海尔维格(Burstein and Hellwig)从微观的角度，利用价格调整的菜单成本模型，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估量。他们将名义刚性和持有实际货币余额的机会成本这两个因素引入模型中，分析二者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7]邱和莫里克(Chiu and Molico)引入交易摩擦和市场流动性管理等因素，建立微观模型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从而弥补福利三角形缺乏微观基础的弊端。他们基于美国的数据实证得出三点结论：一是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流动性管理活动中参与成本的增加造成的。二是固定成本会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产生影响，但对不同通货膨胀率下的福利成本影响不同。三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8]
除了以上这些分析方法外，塞莱提斯和沃克(Serletis and Virk)还运用不同的货币加总方法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研究。他们分别考察了在简单货币加总总量、迪维西亚(Divisia)加权货币总量和等值货币总量三种不同的货币加总方法下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结果发现用迪维西亚加权货币总量衡量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要小于用其他两种方法计算的成本，这说明货币的加总方法在估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会影响估算的结果。因此，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必须要选择正确的衡量方法。[9]
二、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在直接导致个人的福利损失和社会经济成本产生的同时，还存在一种不易被确认的通货膨胀成本，即经济行为主体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往往不能与实际相一致，从而产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或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产生消极影响，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行，造成经济系统信号紊乱，使政策制定变得更加复杂。纵观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凸显两个重要特征，强调通货膨胀预期和注重不确定性影响。因此，要对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首先必须确定它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理论解释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实证研究方面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因国家而异。在这方面主要存在以下4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增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以弗里德曼(Friedman)[10]和鲍尔(Ball)[11]为代表，鲍尔对弗里德曼的观点进行了模型化，因此学术界一般也把较高的通货膨胀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论断称为弗里德曼—鲍尔假说。之后，很多学者通过实证检验支持了他们的观点。佩恩(Payne)通过格兰杰检验研究了通货膨胀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增加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此外，他还运用ARIMA-GARCH模型检验了萨尔瓦多官方美元化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发现官方美元化减少了通货膨胀的波动程度。[12]常光亮和何驰伟(Chang and He)则基于机制转换的ARCH模型研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在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时，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呈现正向关联。而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通货膨胀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对增长的消极影响却很明显；在高通货膨胀率条件下，由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引起产出减少的程度是低通货膨胀水平下的两倍多。[13]
第二种观点由波格拉密和麦斯克斯(Pourgerami and Maskus)提出。他们认为，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政府、个人等经济体会使用更多的资源来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这就会减少预测误差，提高预测的精准性，从而会减少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14]之后，昂加尔和齐尔伯法布(Ungar and Zilberfarb)在模型中加入了季节虚拟变量进一步考察通货膨胀与其不确定性的关系，发现当投资的边际产品大于0时，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经济体增加投资进行预测，从而减小了预测误差，降低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这就为第二种观点提供了支持。[15]
第三种观点以库克曼和梅尔泽(Cukierman and Meltzer)为首，他们指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使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无法形成正确的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导致通货膨胀率波动更加强烈，从而得出与弗里德曼—鲍尔假说相反的结论，即高度的通货膨胀不稳定性会由于不确定性环境中中央银行行为难以意料而最终促使通货膨胀率上升。中央银行具有追求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利用公众对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运用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来刺激产出，这就使得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形成了正向关系。[16]
第四种观点是由霍兰德(Holland)提出的。他认为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反馈效应，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低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增加了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出于保持稳定的动机会采取措施降低通货膨胀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17]在此基础上，佩恩(Payne)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泰国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引致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不确定性的增加又使得通货膨胀水平下降，从而支持了第四种观点。[18]
桑顿(Thornton)以及卡拉那斯和舒曼(Karanasos and Schurer)在对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关系的实证检验中分别验证了4种观点。桑顿(Thornton)采用格兰杰检验研究了包括哥伦比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在内的1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2个国家无一例外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同时增加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这为第一种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却呈现出多样性。具体说来，在哥伦比亚、以色列、墨西哥和土耳其这几个国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与第四种观点相一致；但在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却导致了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而这又支持了第三种观点。[19]
卡拉那斯和舒曼运用ARCH模型研究了德国、荷兰和瑞典三国的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三国通货膨胀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增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这一结论再次证实了第一种观点。但他们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三国通货膨胀水平却有不同的影响。对瑞典来说，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对通货膨胀产生了负影响，印证了第四种观点；然而对德国和荷兰而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却导致了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与第三种观点一致。[20]
经济学家如此关注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预期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其直接影响到下一期工资、价格水平的决定以及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和消费决策，通货膨胀预期是实际通货膨胀的重要决定因素，降低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就成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方式之一。然而，无论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正向抑或负向相关关系，一个明显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当局应该以低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或充分就业）为主要货币政策目标。
三、通货膨胀的持续性
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会延长货币政策的滞后时间，加深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货膨胀持续性指标的度量对宏观政策和微观分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强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研究，为此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了专门研究通货膨胀持续性的机构IPN(The Inflation Persistence Network)。很多学者也对各个国家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变化情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库马和奥可莫托(Kumar and Okimoto)考察了G7国家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变化情况。研究显示，除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美国和法国的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动态变化更为相似，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下降；英国和德国的通货膨胀持续性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在1985-1995年间显著下降，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下降速度有所减缓；加拿大在1995年后通货膨胀的持续性程度有所减轻；日本通货膨胀持续性的程度一直都小于美国，但在1997-2003年，美国通货膨胀的持续性程度比较稳定，而日本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却增强了；意大利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与其他国家不同，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过去的40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并没有减轻。[21]科格利和萨金特(Cogley and Sargent)也研究了美国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变化情况，发现美国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在1983年之后显著下降了。[22]
众多学者对于影响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查尔斯等人(Carlstrom et al)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持续性下降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第一’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性的下降是导致美国通货膨胀持续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中央银行更加积极地应对通货膨胀也是造成通货膨胀持续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23]
库马尔和奥可莫托认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外竞争的加剧、信息技术的变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加完善的货币政策等，都是影响通货膨胀持续性的重要因素，都有助于解释通货膨胀持续性的下降。他们还提出，应该进一步研究其他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动态变化，评估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型国家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21]
门德斯和穆奇逊(Mendes and Murchison)以加拿大为例研究了持久性边际成本和边际成本方差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该研究着重阐述了两个要点：第一，货币政策通过影响持久性边际成本而对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产生影响。如果持久性边际成本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持续程度也会随之下降。第二，边际成本方差的减少会减轻通货膨胀的持续程度。此外，门德斯和穆奇逊还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很低，此时以价格水平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要比通货膨胀目标制更为有效。[24]在门德斯和穆奇逊研究的基础上，丹尼斯和森塞尔(Osborn and Sensier)以英国为例，研究了通货膨胀持续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减少使得利率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为迅速，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5]
让伽沙米(Rangasamy)则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和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他通过对南非通货膨胀持续性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于像南非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锚定通货膨胀预期非常重要，可以避免或减轻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持续性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二，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取决于各消费品通货膨胀的持续性程度以及各消费品在消费品市场中权重的大小。[26]
艾惕西莫等人(Altissimo et al)把通货膨胀持续性的来源主要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1)外在持续性，边际成本或产出缺口的波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持续；(2)内生持续性，通货膨胀自身带来的滞后反应；(3)基于通货膨胀预期所产生的通货膨胀持续性。通货膨胀持续性的三个来源都可以与传统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相联系。此外，货币政策响应函数也对导致通货膨胀持续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7]
使用不同的模型会对研究通货膨胀持续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考瑞努克等人(Korenok et al)就考察了不同模型在评估通货膨胀持续性程度方面的优劣。他们运用13个OECD国家的实际GDP、产出缺口等数据比较了SP(sticky price)，SI(sticky information)和SPI(sticky price with indexation)三个模型对通货膨胀持续性评估能力的优劣。结果发现，SPI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其他两个模型，因为它能更好地捕捉到通货膨胀的持续性，而其他两个模型均未能显示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但是，SPI模型又过分强调了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因而需要继续改进。[28]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的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当局通过维持对目标通货膨胀率的承诺，加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减少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等国先后采用了这种制度，通货膨胀目标制正成为货币政策的一个新趋势。很多学者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本质内涵、实施效果以及在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可行性等方面对其展开了研究。
了解通货膨胀目标制首先要明确其基本内涵。伯南克和米什金(Bernanke and Mishkin)指出，通货膨胀目标制不是一种严格的政策规则，而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它具有政策透明度和连贯性更强、弹性更大等特点。[29]在此基础上，米什金(Mishkin)进一步全面概括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1)告知公众通货膨胀的中期目标值。(2)把保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3)实施信息包容策略，即政策工具的设置要由多种因素来决定，不能仅靠货币总量或汇率来决定。(4)通过与公众交流货币政策的目标、方案及决策来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5)增加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感。[30]
在明确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内涵后，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点聚集在它的实施效果方面。然而在实施效果的评价方面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改善了经济运行情况。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伯南克和米什金指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公众仍然无法完全预期到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由此可能的结果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但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却不一定下降。[29]詹森(Johnson)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伯南克和米什金的观点，通过对若干采用与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比较，发现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中，预期通货膨胀显著下降，但平均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没有显著的降低。[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重对比考察了新兴市场国家中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除了能够降低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外，还能逆转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持续性和降低物价的波动性。米什金等人(Mishkin et al)通过对21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13个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工业化国家进行计量发现，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也取得了更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32]
里姆(Lim)指出，澳大利亚自1993年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其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且波动性减少，失业率呈下降趋势。[33]里斯等人通过研究加拿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指出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该国的通货膨胀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24]与加拿大情况相似，英国在1992年采用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也显著下降。赫鲁伯和赫尼克(Holub and Hurník)对第一个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转型经济国家捷克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1998-2007年，捷克成功地实现了反通胀的目标，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在2000-2001年和2004-2007年，不仅通货膨胀值与目标非常接近，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缺口也几乎为零，而且通货膨胀预期也趋于稳定。[34]巴尔博萨(Barbosa-Filho)考察了第一个采用这项制度的新兴市场国家巴西1999-2006年的通货膨胀情况，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帮助巴西在1999年和2002年的货币危机中抑制了通货膨胀，使汇率得以升值。[35]卡拉和奥古尼克(Kara and Ogünc)通过使用VAR模型，从汇率传递效应的角度考察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土耳其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土耳其在采用这一政策框架后，汇率传递效应明显减弱，从而使得输入性通货膨胀向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也相应减小。[36]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詹森(Johnson)在工业化国家中选取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6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在控制经济周期的影响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趋势后，发现新西兰和瑞典的通货膨胀预期迅速下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通货膨胀预期也下降，但速度更慢，幅度更小，而英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似乎对通货膨胀预期没有明显的影响。[31]鲍尔和谢里登(Ball and Sheridan)比较了7个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欧盟国家和13个没有实施的国家，发现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没有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效果。[37]米尔斯(Miles)的实证发现，加拿大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降低了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但却使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上升了。[38]蒙东卡(Mendonca)通过测算巴西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指数CI后认为，受各种因素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对巴西提升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他的研究显示，从2001年起CI快速下降，6月已彻底减小到0，2003年一整年CI都为0，2004年CI有所增长但仍不稳定。他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巴西中央银行频繁地更换通货膨胀目标及其变动区间，损害了经济主体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信任，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引导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39]可见，货币当局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尚需要寻找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
第三种观点则对通货膨胀目标制持否定态度。爱泼斯坦和耶尔丹(Epstein and Yeldan)认为，应该设计新的政策取代通货膨胀目标制。这是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平衡性和集聚性不能够产生足够的资本进行投资，也不能减少失业率。在这一大环境下，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能通过保持价格的稳定来提升就业率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需要设计新的政策代替通货膨胀目标制，从而实现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的目标。[40]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贾(Jha)认为，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国内大多数人口还处在贫困之中，控制通货膨胀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再加上印度中央银行还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因而印度还不适宜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41]巴尔博萨则指出，对巴西这样一个发生过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来说，最好的政策是继续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要对其做进一步的改进。首先，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与非对称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联合使用；其次，通货膨胀目标及其浮动区间要适度，避免让经济处在一个低增长的均衡状态。[35]
其实，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有适用条件的。阿玛托和盖拉赫(Amato and Gerlach)指出了新兴市场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先决条件：(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2)健全的财政政策；(3)弹性应对汇率和利率变化；(4)运用计量模型预测通货膨胀以及较为完善的货币传导机制。[42]
与阿玛托和盖拉赫(Amato and Gerlach)的观点类似，米什金(Mishkin)也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要想成功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对财政、金融、货币等各项制度进行改革。[43]
五、简评
面对通货膨胀，政策当局必然面临该如何判断通货膨胀和采取怎样、多大的政策措施问题，国外学者在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四个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与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甚至许多模型在中国欠缺经济运行中的相应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点进行全新的探讨。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引入国外一些新的计量模型用于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但样本数据的选用、货币政策体制、经济结构和体制转换带来的复杂性，使得对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难度增加，需要构建能够合理反映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有效计量模型。
第二，国内学者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多数还集中在通货膨胀成因及治理对策方面，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的研究相对不足。虽有一些运用不同的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进行了研究，但结论不尽相同，说明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探讨。考察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源及其对投资、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并取得较好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增强货币当局的透明度和责任度，其框架的基础是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即货币当局锚住中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能力。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成功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即不确定性，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不一致。尽管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利于改善一国经济绩效的说法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仍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得到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家的青睐。实际上，通货膨胀目标制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实施并取得成功，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财政、金融、货币制度与之相配套。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适用于中国？如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来治理通货膨胀需要完善哪些配套制度？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用更为先进的计量技术以及寻求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将是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
［收稿日期］201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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