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FDI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收入差距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2001年至2009年期间，我国的GDP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5%。与此同时，我国由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当中，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在快速增长。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29 727.61万美元，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206.4万美元的144倍，我国引进FDI总额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10年已达1 057.35亿美元。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有关，而其中贸易自由化和FDI自由化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使我国的生产要素、科技要素得以加速流动和优化配置，对外贸易环境和外商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是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细化的趋势下高速增长。
2009年，我国面对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企业效益下滑，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在党中央、国务院“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决策部署之下，全国各地认真贯彻，通过全面落实一揽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计划，确保了国民经济增长企稳向好，全国居民收入水平继续稳步提高。在加快对外开放进程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中国1995年的总体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其中的一半以上。王洪亮、徐翔(2006)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从比较静态角度考察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结果表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平均占总收入不平等的60%以上，是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力量，且与总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同步性最强；其次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占不足25%。①
不少研究的结果表明，造成我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因素很多②，但是由于这种收入不平等是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扩大的③，因此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呢？
根据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国际贸易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由H-O理论发展而来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Stolper and Samulson，1941)证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或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即一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时，其相对丰裕的要素价格会逐步提高，而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价格会逐步降低，最终达到各国同质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消除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并且会改变一国国内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格局。贸易自由化将使发展中国家熟练技术工人和非熟练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现实情况似乎与S-S定理的结论是相矛盾的。在现实中，对外贸易并没有导致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完全相同，但不少学者认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阻碍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因素越来越少，有理由认为收入问题会接近S-S定理所描述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会逐渐改善，因此，对外贸易与收入分配之间是不是也存在倒U形关系？到目前为止，不少研究者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找到证据证明国际贸易对收入不平等是恶化还是改善的作用，但尚未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
国内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不少的实证研究。戴枫(2005)的实证分析表明，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④。万广华等(2005)在研究全球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时认为，对外贸易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且其重要性在随着时间不断增长⑤。姜凌、左萌(2010)研究我国加入WTO对劳工收入影响，其计量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加入WTO这一贸易自由化措施是加剧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⑥。文娟、孙楚仁(2009)的计量检验结论则是：贸易扩大总体上对中国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改善的效果，但具体分析进口、出口和制成品行业时，发现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为复杂⑦。胡超(2008)根据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1955)，即西蒙·库兹涅茨在分析美国、英国、德国等的历史数据后认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即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曲线的关系。据此利用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发现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为倒U形，2004年之后对外贸易开始缩小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⑧。
FDI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比较完善和深入。根据何枫、徐桂林(2009)的总结⑨，主要有两派观点，一个是“发展/现代化”学派，以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为代表，认为资本，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并让整个社会从中受益。因此，即使FDI最初只会促使一些最主要的或者享受到其利益程度比较高的部门增长，但最终它会推动更加平衡的收入分配。而另一学派为“世界体系/依附”学派，坚持认为FDI对收入分配存在恶化效应，因为生产的社会支配体制影响了收入分配，而不是常认为的GDP和财富。
在我国FDI和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不少国内学者做了一些重要的实证性研究。张昊光、姜秀兰(2004)对FDI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FDI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⑩。韩琪、尹铉哲(2006)对FDI结构与中国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揭示出，FDI的流入对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者的影响迥异，拥有良好的教育程度的熟练劳动力本来具有较高的收入，而非熟练劳动力则主要由教育层次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构成，其收入水平本来就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FDI又加剧了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贫富差距(11)。王少瑾(2007)跨省面板数据检验结果认为FDI占GDP比重的提高导致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赵伟、赵晓霞(2008)通过季度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FDI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会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分化程度的降低。何枫、徐桂林(2009)基于库兹涅茨基本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仍将继续增大。
由于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同时对外开放进程也在不断加深，本文试图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所得结果做出相应的解释。
城乡收入分配现状
1.居民收入在城乡间的分配比例及其变化
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0)》一书中的测算，从名义收入角度来看，2009年我国居民名义收入总量142 452.5亿元中，城镇居民收入总量105 498.2亿元，占74.1%；农民收入36 954.4亿元，占25.9%。与2008年相比，城镇居民所占比重上升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
根据图1所示，从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居民收入总量在城乡间分配比例变化的总趋势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持续下降。2009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居民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35.7%上升到2009年的74.1%，上升了38.4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64.3%下降到2009年的25.9%，下降了38.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基本上是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图1 我国居民名义收入的城乡构成比例
如果剔除价格因素，考虑实际收入的话，2009年居民实际收入总量27 132.6亿元(按1978年价格计算)中，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总量为18 887.4亿元，占69.6%，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总量为8245.1亿元，占30.4%，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
根据图2所示，1978年以来，居民实际收入的总量在城乡间分配比例变化的总趋势是，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在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持续下降。2009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比例从1978年的35.7%上升到2009年的69.6%，上升33.9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占居民实际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4.3%下降到2009年的30.4%，下降了33.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1个百分点。可见，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基本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图2 我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城乡构成比例
报告中指出了居民收入总量分配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全国居民收入总量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长；虽然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止跌回升，但回升势头难以持续；居民收入在城乡间分配不合理；农村居民收入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政府对居民收入调节力度仍有限。
2.各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各地区居民收入虽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明显变缓。整体而言，地区间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格局未变，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而从相对差距来看，地区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2008年有所缩小，但地区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比上年略有扩大。
从绝对差距角度来看，2009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 837.8元，比上年增加2 162.9元，增长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是甘肃，为11 929.8元，比上年增加960.4元，增长8.8%。2009年，收入最高的和最低的绝对差距为16 908.0元，比2008年增加1 202.5元，但增加额小于2008年的2 095.1元。从各地区的增加额来看，最高的北京为2 162.9元，最低的新疆为825.4元，增加额高低相差1 337.5元，比2008年减少770.6元。从各地区的增速来看，只有天津和江苏两个地区的增速超过了10%。增速最快的天津为10.2%，而增速最慢的山西为6.7%，增速快慢之比为1.52∶1。
以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作为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化较为严重，这一现实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担忧，也得到了政府部门、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针对引起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因素，已有不少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针对我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是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扩大这一现状，试图分析对外贸易、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实证分析
1.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时间序列和截面性质，能将所有地区不同时期的数据放到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同时更好地解决不同截面之间的异质性问题，进而便于找出各个地区之间的共同规律。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的问题，本文采用1993-2008年中国大陆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共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下面简称省)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9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4-2009年)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统计年鉴(1994-2009年)，以及商务部和中经网等网站的相关数据。
表1对各个主要变量做了描述性统计，主要显示的参数为其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其余的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为考察对外贸易、FDI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对外贸易、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如胡超(2008)和何枫、徐桂林(2009)所得到的倒U形关系，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方程：
其中，城乡收入差距(INC)指标用各省的城镇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实际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贸易开放度(TRD)和外资开放度(FDI)指标则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习惯，用各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GRP)的比重和实际利用FDI额占当年GRP 比重来刻画；资本投入(CPT)用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当年GRP的比值来刻画；教育扩展程度(EDU)用普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市场化程度(MAR)用非国有经济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2.回归模型形式确立
为确定面板数据下，城乡收入差距、贸易依存度、外资依存度、资本投入、教育扩展程度以及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建立面板序列数据的混合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或个体随机效应模型，选择模型的方法有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两种。其中，似然比检验一般用来区分混合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则用来区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本研究面板数据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
查F分布表，由于各个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给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混合模型。查χ[2]分布表，由于各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检验结果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要更优。因此，综合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各个模型均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利用EViews 6.0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对外贸易、FDI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根据方程1回归结果，变量TRD、TRD的系数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调整后的R[2]为0.888，F统计量的p值为0，表示方程拟合的程度较好。可以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对外贸易在最初与收入差距是正相关关系，随着贸易的扩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当对外贸易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两者又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对外贸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在对外贸易发展程度最落后和最发达的省份内，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较小，而那些对外贸易依存度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最大。目前，我国的TRD整体均值在0.269的水平上，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对外贸易仍将拉大我国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
在方程2中，引入了投资、教育扩展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这三个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TRD和EDU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CPT和MAR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TRD[2]的系数不再显著，调整后的R[2]为0.921，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合理，且比方程1的解释程度更高。从各个变量的符号来看，TRD和TRD[2]的符号仍为一正一负，与方程1得到的倒U形关系结论一致，但由于二次项的系数不再显著，能否出现拐点使得对外贸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值得商榷的。CPT的系数为正，说明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资本的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EDU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教育程度的扩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即教育程度的扩展反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这违背了库兹涅茨(1955)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国民收入越平等”的观点和大多数实证研究的结论(文娟、孙楚仁，2009)，这可能与我国目前教育水平整体仍然较低，高学历人才相对匮乏的现状有关。尽管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大量增加，但另一方面，其中的技术性劳动力却相对缺乏，这些稀缺的技术性劳动力的收入要比非技术性的劳动力收入高出很多，因此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王小鲁、樊纲(2005)通过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证明，目前我国的教育机会分配是不平等的，MAR的系数为负，说明市场化改革程度的加深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化的过程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有序的竞争，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考虑FDI与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方程3中，FDI和FDI[2]的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调整后的R2为0.894，方程拟合的效果较为理想。可以认为，FDI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着倒U形关系，在一开始，FDI与收入差距是正相关关系，随着引入外资的扩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当外资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两者又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外资的流入能缩小收入差距。同样可知，在FDI发展水平最落后和最发达的省份内，城乡收入差距较小，而那些人均FDI额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最大。在引入了变量CPT和EDU的方程4中，CPT和EDU的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与方程2相同，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而FDI的二次项系数不再显著，因此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形关系也是不确定的。
本文以我国1993-2008年的跨省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外贸易、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已有理论研究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所得实证结果表明，以往文献中讨论的有关我国对外贸易、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的结论是不确定的。就现阶段而言，随着对外贸易、FDI规模的不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仍将进一步扩大。
对外贸易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工资就业等途径对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的是由点到面的区域发展战略，按照从四个经济特区到沿江港口城市、内陆城市，继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的顺序，政策具有倾斜性，不同地区的贸易开放先后顺序不一致，城市地区的开放也相对优先于农村地区，因此导致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之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后果，东部沿海城市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内陆地区、农村地区则由于在区位、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制约而落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改变，对技术性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而对非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制度改革而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为非技术性劳动力，因此进一步加剧了非技术性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FDI通过区位性选择以及影响就业来影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外商来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我国相对廉价优质的劳动力要素，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对于投资选址一定会有所选择，在产业选择上，我国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很少，在区位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城镇地区，在农村地区的投资相对较少，这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逐步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后，跨国公司大量涌入，跨国并购案例频频发生，这种影响将更为显著。同时，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我国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中，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使得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吸收了不少劳动力，其中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规模较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和农村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难以做出简单的判断。
可见，在现阶段，对外贸易和FDI均扩大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的对外开放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现象而否定对外开放。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形成的巨大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随着今后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要使在不断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能逐步缩小，需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使得对外贸易、吸引FDI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完善，进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
一方面，需要在发展对外贸易、引导外资方面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促使中西部地区积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还要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引导外商向中西部地区和第一产业领域投资，以减少对外贸易发展、外资分布的不均衡而对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发展对外贸易、吸引FDI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因此，需要调整相关的投资管理政策，促进投资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倾斜，以改善城乡间、地区间的投资不平衡的现状，缩小收入差距。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不断促进教育的公平性，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培养更多适应对外开放需求的人才，提高中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能力，逐步缩小因开放而导致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注释：
①王洪亮，徐翔.收入不平等孰甚：地区间抑或城乡间[J].管理世界，2006(11)：41-50
②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10)：24-36
③赵玉香.对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反思[J].现代经济探讨，2010(9)
④戴枫.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39-46
⑤万广华，陆铭，陈钊.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5(3)：17-26
⑥姜凌，左萌.加入WTO对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3)：20-27
⑦文娟，孙楚仁.贸易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计量检验[J].财贸研究，2009(1)：47-54
⑧胡超.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基于我国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3)：22-27
⑨何枫，徐桂林.FDI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89-96
⑩张昊光，姜秀兰.必须防止外资拉大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J].财经科学，2004(2)：82-86
(11)韩琪，尹铉哲.在华外企薪酬水平的国际比较[J].中国外资，2006(11)：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