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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极左路线，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来，史学界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勇于争鸣，大胆突破传统定论和学术禁区，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冲淡了以往该领域研究中过浓的政治色彩，强化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传统观点的误区并未完全打破，新的误区又在探索中产生。笔者谨就此谈谈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同仁。
第一，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都严格依据、重复毛泽东《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观点，不越雷池一步，结果五四运动的研究著作成了对毛泽东的有关论断的论证和展开。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突破，但未根本改变，许多论著仍然沿袭毛泽东的说法，固守传统成说不变，论证方式是从毛泽东的论断出发，以论带史，不是从史料、史实出发，论从史出。这种态度包含一个误区，就是没有看到毛泽东上述文章对五四运动的论述，主要是从现实需要、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并非专门的史实探讨，某些论断并未做严格的具体而微的历史考证，加上受当时客观条件和毛泽东本人主观条件如历史资料掌握不充分等的限制，某些看法在今天从史学角度看便显得不十分恰当、准确。这在毛泽东是难免的、非常自然的。比如毛泽东在论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时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这里后一句话有一定道理，但前一句显然不合历史。 因为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君武、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在踏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学说，并且做了介绍[2]。以往我们抱着“凡是”的态度， 对毛泽东的论述不做考辨，依样画葫芦，以为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开始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这样写出的五四运动史难免失真。
另外，由于时间、场合、角度的不同，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历史做出一些相互不尽一致的论述，甚至于对同一件事往往就有几种不同的提法或论断，这为人们的选择去取留下了余地。如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讲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候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3]这段评述比较客观准确，符合历史实际， 但在某些历史著作里，这段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维持传统定论，仍然按照“十月革命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模式写五四运动史，忽视中国人求取马克思主义的主动努力和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逻辑。
第二，关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毛泽东提出：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五四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左翼。毛泽东的论述是正确的，但以往为论证此点，常有意无意地拔高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夸大他们的人数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五四运动时已经有大批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奠定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发动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中坚力量。在涉及到具体人物、列举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名单时，将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都罗列其中。其实，在五四运动中，他们都未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距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尚远，陈独秀仍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毛泽东、恽代英主要信仰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则在当时传入的各种新思潮中探索比较，未确定信仰。近十年来，学术界重新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和人物，实事求是地考察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人们发现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没有达到以往认为的那种思想水平，五四运动期间没有出现一批这样高水平的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于是提出了反对抬高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反对过高估计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水平的呼声。结果又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导致了新的偏颇：过低估计了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水平，放低了判别标准。把凡是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赞成社会主义、欢呼十月革命、反对资本家剥削的人都看成是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根本信仰如何。这种看法的失误在于，把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与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前的思想信仰混为一谈，把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与他们据以达到这种思想水平的某种条件、基础混为一谈，没有恰如其分地评估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没有准确把握、判定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如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必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前一般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这是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就是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只有在接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确信其为真理，以之为世界观时，至少是比较赞成、倾向马克思主义时，方才成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学说、当做学理来研究，与其他学说思潮等同看待，甚或更倾向、更看重其他学说，那就不能称其为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事实上，五四运动前中国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并未将其作为信仰。少数人如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作者更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了解。如果以接触、了解过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是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合适的，违背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概念的本义。
将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成初步共产主义者，取消初步共产主义者转变前后的思想差别，结果虽然维持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批”人数，却降低了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水平，使这一队伍流于庞杂，人虽多而质并不精。其实，初步共产主义者作为五四时期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进步力量，人数不可能很多，他们的壮大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通过降低标准以维持五四运动有“大批”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说法，既不合历史，又无此必要。严格地说，一批初步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情，是在经历了空想性的实验运动之后的1921年[4]。
第三，关于各阶级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意识和伟大力量，这一判断完全成立，但其论证却包含三个误区：
其一，认为工人罢工完全是自主自动搞起来的，没有学生或其他力量的动员组织，相反，倒是工人拒绝学生和商界人物劝阻的结果。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割裂了工人参加五四运动与学生运动、社会各界爱国情绪的互动关系，无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宣传对整个社会包括工人群众的直接间接的启蒙作用，无视学生对社会、工界直接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动员工作的积极效果，无视学生作为先锋队冲在运动的前头对工人群众的带动影响鼓舞作用。似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宣传工作与工人的思想觉悟无关，学生英勇斗争和演说鼓动没有触及工人；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启蒙，没有学生的罢课游行、宣传动员，工人也会罢工。这种逻辑是对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的否定。当然，工人阶级参加运动是自愿的，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举行罢工是有爱国觉悟的表现，也确实有少数学生、商人劝阻的事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工人罢工也是由于学生的宣传鼓动。如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于1919年6月2日在上海学联大会上主张“吾辈必竭诚劝告商工界，使与吾人主张一致。”[5]此前于5月31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追悼郭钦光大会上，天津学生代表张阳先发言主张发动罢课，同时发动罢市罢工，争取学商工各界联合斗争[6]。 尽管学生没有深入到工人中具体地组织罢工，但工人以罢工形式参加运动却离不开学生的号召。劝阻工人罢工，担心由此造成社会动乱，并不是学、商群众的主要的普遍的意向。从总体上说，学生是支持欢迎工人参加运动的，不能说广大学生、商人反对工人参加爱国运动。所以，工人罢工是由自己的爱国觉悟和学生的宣传鼓动两方面起作用的结果。认为工人罢工完全是工人自发搞起来的，与学生运动、商界斗争无关是不对的。
其二，认为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了完全独立的阶级意志和政治行动，这个说法夸大了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行动的独立程度。实际上，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主要是爱国精神、民族意识。独立的阶级意识仅仅是萌芽，工人的自我意识严格说来是职业性的，仍属于一种国民意识和市民意识。如上海求新机器厂工人罢工，就出于“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7]由于十月革命的情况尚未被中国人了解清楚， 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颇为有限，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廖廖无几，同工人群众联系不多；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范围不广，不可能深入到工人队伍中去，工人阶级处于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准备时期，很难设想工人阶级此时会有明确的真正独立的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工人群众提出的行动目标、口号、纲领基本上是对学界商界的重复和响应，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便是明证。工人群众既然没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意识，自然不能依据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决定自己的斗争目标、行动纲领，不能领导、决定运动的兴起和走向，在行动上便只能是学界商界的追随者。工人参加运动在时间上大大落后于学界，也稍落后于商界。工人罢工是对罢课和罢市的追随和响应，是学生、商人的同盟军和支援力量。如上海罢市在“六三”前已有发生，罢工则在“六三”以后。其他城市也是先罢市后罢工。当学界商界因斗争目标基本实现而陆续复课、开市之后，工人随之停止罢工。
其三，认为工人罢工对五四运动的结局起决定作用。这个论断也存在问题。工人罢工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是群众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五四运动的胜利有重要作用，但不能说只有工人阶级参加运动举行罢工才起决定作用，不能抛开罢课、罢市、罢工（以下简称“三罢”）的合力来孤立地谈罢工的作用，把其他阶级、社会力量的斗争看得无足轻重。五四运动的结局是由参加运动的各阶级各种社会力量的集合，尤其是由“三罢”的整体行动决定的，不是由哪一阶级哪一种社会力量哪一种行动方式单独决定的。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斗争并与工人罢工同时起作用，工人罢工不能单独决定运动的结局。即使说罢工有决定作用，那也是作为运动的组成部分而起的，不能不加限定地肯定罢工的决定作用。我们不能低估罢工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但也不能估计过高。否则，组织性自觉性远高于五四运动“六三”罢工的“二七”罢工的失败就不好解释了。“二七”罢工失败教训之一就是工人阶级不能单独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其他阶级共同奋斗。有人为了论证工人罢工的决定作用，举例说北洋军阀政府害怕工人罢工才妥协让步使运动达到目标。其实北洋政府的妥协是因为全民参加运动和“三罢”的整体威力，是因为工人罢工状大了运动力量，扩展了运动范围，并非是单单害怕工人阶级和罢工斗争。
与抬高工人群众的自觉和作用相联系的是，贬低商界罢市的作用，贬低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悟。传统观点认为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罢市斗争是由于学生的动员，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实现的，并非出于自觉自愿。这实际上否认了广大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爱国运动的自觉性，无视他们组织罢市的自主性、积极性，无视他们在运动中表现的良好的斗争精神及其付出的重大牺牲。比较而言，商界不象学生和工人那样义无反顾，他们投入罢市固然是由于学生的呼吁动员，是对学生运动的响应支持，同时也出于他们的民族觉悟爱国热情。广大商人、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商界上层人物，他们举行罢市，推动运动走向高潮，是他们爱国精神的表现，并非是由于被迫和压力。还应指出，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在文化知识信息反应上强于工人阶级，对学生爱国行动的理解同情也早于工人阶级，他们投入爱国运动落后于学生，却略先于工人阶级。他们与工人阶级一样作为学生的同盟军、声援者参加运动，共同成为五四运动高潮的基本力量。商界罢市对工人罢工还有一定的带动促进作用，罢市与罢工一定程度上有因果连锁关系，如上海电车工人的罢工，“鉴于本埠南北市各商店热心罢市，挽救北京学生，故亦提议罢市（工），以取一致行动。”[8]罢工到何时呢？码头工人回答， “一俟商店复市，他们即行复工。”[9] 从整个运动尤其是几个大城市来看，罢市的规模大于罢工，罢市的组织性强于罢工，罢市是同盟性的，几乎全体商人参加，罢工是连锁性的，部分工人参加。如上海产业工人20万，罢工仅6.7万，商界则是全体罢市，由商会组织。 商人罢市的积极性不亚于工人，罢市的作用也不亚于罢工。如果说罢工起决定作用，那么罢市起同样作用。如天津两次罢市，未罢工，罢市对运动起了直接作用，罢工虽有迹象而未成现实，仅起威胁作用。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建议罢免国贼，以安抚天津市民并阻止罢工发生。可见，罢工是作为运动的一部分起作用，罢工有决定性，罢市亦然。如果片面强调工人的自觉而无视商人的自觉，强调罢工的作用而轻视罢市的作用，强调学生对商人的影响而否认学生对工人的影响，实在有欠公正。
第四，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与思想基础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属于初步共产主义者，否认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和指导，这种观点盛行于极左年代，与抬高初步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水平和作用直接相关。近年来的研究否定了这种过于偏执的观点，但又出现新的分歧。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进行的，没有统一的共同接受的领导。有人认为除初步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之外，还有国民党人、立宪派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运动的领导，至于他们在领导权上的主次地位及其对运动性质的影响则未予明确回答。笔者以为，从整体上看，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领导，但就运动在各地、各阶级、各层面来看，则不能说运动全无领导，完全是自发的。如蔡元培、林长民对北京学运的诱发，邵力子对上海学运的鼓励，学界对商界罢市的呼吁，就是领导的一种表现。学生联合会对学运，商会对罢市也有一定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再如毛泽东在长沙，恽代英在武汉，周恩来在天津，都领导了当地的群众运动。另外，不同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通过召集会议、发表讲话、办报刊、出传单、发表文章，向社会提出各自的口号纲领，宣传自己的看法主张，力图影响运动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形式的领导。可见，五四运动在自发当中有某种自觉领导。从领导力量的成分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占多数，居主导地位。在上海，国民党人、商会要人、激进学生领袖对运动有很大影响。在北京，陈独秀（激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初步共产主义者）、胡适（自由主义者）对学生、对运动都有领导或影响，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其他地方的领导者如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在当时还不是初步共产主义者。可见，初步共产主义者只是参加了领导，但领导的力度、范围很有限，远未取得运动的主要领导权。这并不奇怪，领导权的取得和转移是一件大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既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努力。初步共产主义者在当时刚刚产生，人数不多，思想也不成熟，无力左右运动的发展方向，领导整个运动。
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是什么？以往根据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论断来理解这个问题，认为十月革命送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社会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思想基础，前期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是次要的。新的研究校正了这一偏颇，强调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思想基础，但对俄国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的具体性质缺乏细致分析，对新文化运动与十月革命影响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形缺乏比较。五四运动期间，一方面苏俄的真相开始显露，另一方面对苏俄革命的误解还未完全消除。大多数人是从革命的手段、范围、激烈程度等外在方面、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称其为劳农政权，推翻资本家贵族统治，实行“经济的德谟克拉西”等。也有一些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由于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很少有人上升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去认识十月革命。他们欢呼十月革命，主要是从争取人民权利、进行社会改造，实现经济平等的理想社会出发的。因为“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非中国当务之急，所以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影响是有限的，其民主主义的影响是主要的。
十月革命构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国际背景，新文化运动则构成国内的思想背景。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前基本上是旧民主主义性质，它直接准备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十月革命的崭新性质及其引发的世界革命潮流，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鼓舞着人们掀起革命运动、追赶时代潮流，它准备了五四运动的又一思想基础。比较而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具体、深刻，是主要的方面；十月革命离中国似乎很遥远陌生，其影响比较间接、模糊，是次要方面。虽然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并向新的阶段——后期新文化运动演进，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增强，当其成为主要思想基础时，已是五四运动高潮之后的事情了。
成绩总是与阙误相伴而行。五四运动研究中存在的这些误区妨碍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加以厘正，以利五四运动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 第1359 —1360页。
[2]参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李其驹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6页。
[3]《红旗》，1981年第14期。
[4]参见拙文《五四运动前并未出现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5]《新闻报》1919年6月3日。
[6]参见《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265页。
[7]《新闻报》1919年6月7日。
[8]《时报》1919年6月7日。
[9]《大陆报》1919年6月12日，转引自《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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